袁洪亮
【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始终坚持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国民）的角度探求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根本道路，也即其反复强调的“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国民素质的时代性转换构成了，胡适文化思想的逻辑主线。本文阐述了胡适从“新民”到“立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转换的逻辑，揭示了胡适所试图建构的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文明主体的素质结构及其建构途径和方式。
【关键词】胡适；国民性；改造
中图分类号：D6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0) 06-0038-07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他异常丰富的学术和文化思想巾，国民性改造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胡适始终坚持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国民）的角度探求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根本道路，也即其反复强调的“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国民素质的时代性转换构成了胡适文化思想的逻辑主线。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特色在于其异常坚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和方向，始终坚持国民性改造的资本主义目标和方式。
一、留美前胡适的“新民”思想
1904年起，年仅13岁的胡适开始到上海接受教育，当时在上海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胡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宣传国民性思想的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著作，胡适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并深受其影响，“阅读严复的译著和梁启超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与政治史的论文，给他的帮助甚大。”“胡适对梁启超的论文《新民说》印象尤为深刻”，《新民说》对国民性的批判和重构在胡适的思想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胡适后来谈到，就是它把自己“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这种新眼界就是通过塑造崭新的国民来拯救国家的新思路。受此影响，1906年胡适积极参与创办了启蒙性质的白话报刊《竟业旬刊》，把“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作为报刊宗旨，胡适自始至终积极撰稿，并很快成为该报的主编。以《竟业旬刊》为阵地，胡适跟随梁启超等“新民”思想家，积极鼓吹、宣传改造国民，由此奠定了胡适整个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基础。
由于缺少足够的理论思维，胡适这一时期的“新民”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现状的简单和直观的批判。胡适批判中国人从来到人世间起所遭受的就是非人的待遇，从来不曾得到作为“人”的享受和资格，生于“绝无知识的产婆的手里”，小孩子“长大全是靠天”，衣食无着，疾病不断，只有少数男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接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在学堂念死书。”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女人的境况更是可怜和悲惨，“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髻，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1906年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文章《敬告中国的女子》揭露陋俗对女子的戕害，呼吁中国的女子不要缠脚，省下梳头、缠足、穿耳、搽粉等浪费时间而无聊的事情去多读些书。
这一时期，胡适尝试从社会心理和习俗的角度批判国民劣根性。他揭露了国人普遍的“苟且”、“依赖”等落后心理的表现和危害。在胡适看来，“苟且”就是凡事不认真，没有原则，“我想起这‘苟且’二字，在我们中国真可以算是一场大瘟疫了。这一大瘟疫，不打紧，简直把我们祖国数千年来的文明，数千年来的民族精神，都被这两个字瘟死了。”胡适看到没有主见、缺乏独立是国人糟糕的普遍社会心理，他也对民众日常生活中迷信的盛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即使在最开明的上海，即使是官员们也依旧“维持他们那不文明的旧俗”，他气愤地把迷信指斥为“恶棍的所作所为！”
胡适在1908年12月23日《竞业旬报》第37期发表《本报周年之大纪念》表达了对国民整体状况的不满，“我又回转头来看看我们祖国的同胞，唉！还不是和从前一样的无知无识吗？”社会各个阶层还是一如既往的愚昧无知和堕落，社会的各种恶习依然如故，“那鸦片烟，还不是家家吹得嗤嗤响的吗？那麻雀牌，还不是家家输得精光的吗？”
总而言之，受到当时新民派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影响，胡适从踏上文坛伊始就找到并抓住了国民性改造这一切入点，“人”的主体视角构成了胡适思考中国问题的基本角度，这对胡适整个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发展极具重要的意义。但是，毕竟缺乏理论的指导，胡适此时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更多的是对“新民”思想家国民性改造言行的简单模仿，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也不成体系。因此，恰如美国学者格里德评价的那样，“胡适年轻的时候对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事业的贡献，在其时其地并不显突出。”
二、“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人学思路
1910年到1917年，胡适留学美国，主要师从杜威攻读西方哲学，杜威的改良主义哲学对胡适影响极大，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是，格里德通过研究胡适这个时期的日记和演讲发现，“他此时的思想并未根本上背离他在上海学习期间形成的那种一般的思想倾向。”“不能不说，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胡适满怀热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格里德的分析无疑是准确的，在美国长达7年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思考并没有改变胡适早前已有的从改造国民（人）角度拯救民族的思路，只不过为他回国后从事改造国民的“立人”实践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论和方法。
胡适回国后很快承续了他留美前的“新民”救国思路，与留美前相比较，他更加坚信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国民大众才是“祖国不能亡之因”。面对民初政治糟糕的局面，他指出障碍根本就在国民素质的低下，“众愚如此，吾诚不知与谁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数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国之共和也。”国民素质得不到根本改善，没有现代的国民，就绝不会有现代的国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也不可能维持长久，“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在胡适看来，那些主张中国为了国力的强盛需要帝制的人，与那些认为共和式政府会创造出奇迹的人一样愚蠢，因为只有塑造现代国民才是“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才是现代国家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否则，“没有我说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都不能拯救中国。”胡适明确“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去‘创造新的原因’ （造因），”造因的工作就是立人，“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除此之外，“没有通向政治体面和政治效率的捷径。”“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胡适甚至提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他反复呼吁，“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具体来说，“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相比留学美国之前肤浅直观的新民思想，胡适开始用在美国学来的“那有关东西文化价值冲突的超然的‘世界主义’观点的框架”，也就是采用与西方工业文明相一致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标准以“立人”。“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信念下，围绕着“树人”的目标，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改造国民的新思路。整理国故意在打破传统对国人的种种束缚，再造文明则着眼于给国人确立一种现代的人生模式，使中国人真正过上“人”的生活，两者一破一立，凸现了胡适立意所树“人”之目标。
围绕塑造现代国民“人”这个中心，胡适对于传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于妨碍、束缚“人”的内容予以坚决的否定。他力倡“整理国故”，“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达到“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的迷惑”的目的，“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大家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整理国故就是要清除传统的糟粕，然后明确国民改造的现代目标，“国故整理家对国故所下的结论，才是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使以后的青年们能够毫无牵挂地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这就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功劳。”除了批判的一面之外，整理国故还有积极一而的工作， “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尽量在传统中挖掘有利于现代“人”的内容，胡适从《吕氏春秋》“重己”、“贵生”命题中引审出“个人主义的精义”和“健全的乐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从清代朴学的方法中讨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境界，从顾炎武等“反理学家的思想家”那里考求“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先声等等。造就现代中国之“因”，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向西方学习，“输入学理”，也就是培养“人”的现代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方式，造就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要求的崭新“人”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以此达到“再造文明”的理想追求。
三、“人”的目标模式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胡适按照资本主义国民的标准来塑造“新因”，通过“人的文学”的文学革命和倡导现代教育的方式，倡导树立个人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培植独立、自由、平等的工业文明道德伦理规范，促进国民行为方式向工业文明要求的方向转换。
1．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积极人生态度
技术推动的生产发展路径、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方式等现代工业文明的实践性特征内在性地决定了文化层面人的个体主体地位提升和确立的趋势。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猛的美国长达7年的观察和学习，使得胡适对个人本位社会价值取向的西方近代文化特征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在他看来，个人中心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是现代人的首要构成要素，是现代国民的最主要素质特征。在中国改造国民性，谋求“立人”，必须确立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坚持的首要原则。
作为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胡适强调的是个体相对于社会的优先性。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的“小我”组成的“大我”，“小我”是因，“大我”是果，正是“小我”的发展造成了“大我”突破，充分发展“小我”才是社会发达的最好的方法。“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得什么。”这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入主义。”在社会普遍缺乏秩序的的状况下，不同于当时社会多数学人国家至上的观念，胡适直白地表示，“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因为“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但显然也注意到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所以他特意表明以“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作为现代国民的首要素质。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要求个体同时必须担负起相应的责任，“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作所为都负责任。”否则，“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独立人格体现在独立的思想，然而，“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具体而言，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鼓励人们发展个性，实现自我。在《人生有何意义》一文中，胡适指出，“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胡适详尽论述了他所谓积极人生观念的内涵。积极的人生须有批评的精神。因为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有容易陷入机械的自然倾向，所以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这种追问就是一种理性的生活，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而有意思的生活就是现代人追求的新生活，“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积极的人生观也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造就有意义的新生活要敢于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拚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最后，积极的人生观需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与个体交互影响，我们应“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
与积极人生观的建构相对应，胡适坚决批判消极避世的中国传统人生观念，中国的文化观念强调“天人合一”，对自然采取无为不争的消极态度，“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中国一切文化事业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胡适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中从“无为”、“无治”、“高谈理性”、“无思无虑”、“不争不辩”等六个方面具体批判中国消极人生观不适合现代社会竞争的需要，且危害巨大，必须废除。胡适特意着重批判五四时期一度盛行的近代新村生活运动，认为这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是其历史表现形态——宗教家的极乐园、神仙生活、山林隐逸生活——的现代延续，它受人推崇却格外危险，因为其实质是“避世的，是避开现实社会的，这就是让步，是想避开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去寻那现社会外‘生活的奋斗’，这便是一大让步。”这是一种与“健全的个人主义”相悖的消极避世的生活，根本不利于个人自身的和社会的改造，胡适倡导的是积极奋斗的人生，“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理想社会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在旧社会的现有基础上加以改造实现的。
2．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批判和重建
在确立了面向工业文明的社会价值取向标准之后，胡适对人的行为层面的规范标准同样做了时代性的转换。他立意打破中国旧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努力确立反映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人”的行为准则。就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言，胡适集中对当时报纸上大肆宣扬的“愚孝”、“节列”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基于现代人格平等的认识，胡适批判中国传统“孝”是不合理、不公平的等级制片面义务。中国人历来恪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道德教条，把践行孝当成了晚辈无条件的义务，胡适质疑到，“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胡适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孝”，而是期望一种建立在真实情感基础上的平等而自然的正常父子关系，这反映在他1919年8月发表的白话诗《我的儿子》中，“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脱离了感情的绝对的“孝”是不真实的，必然会走向形式化的极端，胡适在《我对丧礼的改革》中讽刺、批评了“孝”的名义下的种种荒诞无稽的陋俗，“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诸如此类的孝子完全是逢场作戏，根本没有真实的感情的内容，实在是可笑又可气的。
在批判“父为子纲”不平等的父子关系的同时，胡适对封建伦理道德关系的另一重要内容“夫为妇纲”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批判。胡适揭露中国传统男女关系不平等的实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传统道德片面强求女子的“贞操”、“节烈”“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贞操应当建立在两性相互忠诚、相亲相爱的感情基础上，是夫妻双方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中国的男子片面地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 “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对于当时社会舆论依旧大肆宣传传统的贞操观念、表彰烈女，胡适愤怒谴责这种倒行逆施的野蛮做法，“罪等于故意杀人。”中国封建社会扼杀和摧残女性的个性与才能，不能和男子共同担任社会的责任，造成了“半身不遂”的不健全社会，“半身不遂”的社会如同中风的病人，“一半失去了作用”，自然是很可怜的。
“破”是为了“立”，胡适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目的还在于帮助人们确立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新型行为规范，也就是“独立、自由、平等”的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规范，使每个中国人真正过上一种真正“人”的生活。
现代人首先要有“独立”的意识和能力，“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胡适赞同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因为平民主义的教育使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个的实地证验，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一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为自己的思想。”一个真正合格的现代人必须要做到“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胡适让自己的儿子在很小年纪的时候就到遥远的外地求学，在给儿子的信中他一再强调，“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做得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得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
自由是现代人的另一道德要求。“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其中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凡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限制的时候，学术就能进步，社会就能向上，反之则学术必要晦塞，社会必要退化。”时下的中国事事有待于建设，“对于思想应当竭力鼓励之，决不可以加以压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在‘训政’的旗帜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胡适指出，缺少自由的人决非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现代国民，国家舍此无从富强。
四、改良主义的“造因”方式：
教育和文学
胡适认定拯救国家的根本出路在“造不能亡之因”，改造国民，塑造新人。就单个人而言，从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经由心理的转化最后再外现为普遍的行为方式的根本转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就民族而言，相应价值观念和习俗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惯性，即使现代价值观念和习俗所需的工业化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制度都已经具备，观念和习俗的转变也需漫长的时日。但在当下的中国，即使是最基本的支撑现代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都还非常薄弱，国民性改造和新人塑造的任务之艰难和漫长可想而知。胡适却坚定地认为这是中国改良、走向世界的唯一出路，自始至终他都抱定“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态度来为中国造不能亡之“新因”，方法就是教育，“救国之道，端赖教育”，尚在归国之前，胡适就表态，“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秉承杜威“教育即是生活”的理念，倡导平民主义教育，希望以此切实培养人的现代品德，增强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实际能力。胡适批判中国传统教育不过是“文字教育”、“记诵教育”、“书房教育”，决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当下所谓的现代教育也因为完全脱离了教育对象的生活实际， “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所以，学堂里出来的学生，“竞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自然就是亡国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是针对生活的教育，需要培养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的行为，“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更为重要，……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的方法就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门。”胡适指出，“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勘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他呼吁国人培养科学的方法，“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试验的态度。”“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
与“人”的教育相一致，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则是“人的文学”。胡适强调，文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应该是一种描写个人隐秘趣味的私人艺术，新文学必须关注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问题，“贫穷、工人、黄包车夫、小商贩等人的生活条件，家庭制的解体和妇女的解放，新型教育和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等等。”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面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强调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的倾向，胡适却特意声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在于人的解放，“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1935年1月4日，胡适在香港大学发表《中国文艺复兴》演讲，又明确批评了把新文化运动仅仅当作一个文学运动的做法，而是指出它在给予人们一个活文学的同时创造了更重要的新人生观。到了晚年，胡适更是特别指出，新文化运动在实质上是“一种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总之，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始终坚持通过系统改造传统国民性、塑造适应工业文明需要的现代国民“人”来拯救国家，谋求人的解放和发展是这一时期胡适思想发展的主线。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