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
【摘要】尼采1881年8月悟出了永恒复返思想，这是尼采思想成熟的决定性标志，由此，尼采心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和超人形象才清晰起来。查拉图斯特拉，超人的先知，宣讲永恒复返学说的教师。查拉图斯特拉的宣讲是为了培养未来的高贵的人民，从这样的人民中产生出超人，尼采在旧约的远古犹太民族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人民。尼采思考的罪性问题是超人精神限度的一个根本问题，罪性就是人的有限性问题，超人要成为超人，必须面对罪性问题。
【关键词】尼采；超人；罪性；永恒复返；良心谴责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2 -0089 -07
一、超人的罪性问题
在尼采的哲学中，永恒复返( Ewigen-Wiederkunfts，Ewige Wiederkehr)思想是一个核心概念，是尼采思想成熟的决定性标志。尼采在1888年8月至1889年1月写作了自传《看这个人》(Ecce homo)，在其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章谈到，1881年8月间，他漫步穿越位于瑞士上恩加丁的席尔瓦普拉纳( Silvapla-na)的湖边林地，在离苏尔莱(Surlei)不远的一块金字塔状矗立的岩石边留步，永恒复返思想( Ewigen-Wiederkunfts Gedank)突然袭来，尼采感到自己的思想与以前最深地区别开来；尼采指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本观念( Grundconception)就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肯定性的表达形式。永恒复返思想在尼采的描述中是一种神秘的信仰体验，也就是生命( Leben)的“言成肉身”( Inkamation)。永恒复返思想表明尼采心中长期的诸神之争获得了和解，诸神之争转化为诸神和平共处，战争转化为竞赛，否定性力量转化为积极的肯定性力量。正是悟到永恒复返思想，尼采心中才出现清晰的查拉图斯特拉和超人的形象。
超人和永恒复返思想不是在1881年8月间突然出现在尼采的思考之中，而是早已出现在尼采的思想中。尼采1873年写作未完成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其中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尼采清晰的永恒复返思想和超人观念，尼采在书中如此颂扬赫拉克利特：“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无一切道德责任，在永恒的同样的无罪( Unschuld)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艺术家和儿童的游戏。如此，如同儿童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生命之火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在无罪中一永世万古自身玩着这个游戏。”这里，已存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超人和永恒复返思想的原型，1881年8月间的成熟的永恒复返思想之所以有决定性意义，主要一点就是尼采对各种文化精神的关系开始有了一种清醒的自觉意识，尼采的思想才走到自由的创造性道路上来，在此之前，尼采不能很好处理自己心中的各种文化精神的纷争问题。
尼采从永恒复返思想发展出谱系学方法，尼采的谱系学主要用来区分道德的类型，尼采的永恒复返思想和谱系学是建立在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之上的。尼采认为，道德实践是一个完整生命( Leben)个体的人格实践，尼采区分道德的谱系就是区分不同的人格生命类型。尼采主要区分了两种道德：高贵者道德与教士道德；也就是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人格生命类型。尼采认为，各种单子的道德生命只有两种存在的方式：自在自为生长或消灭；永恒复返也就是不同单子的道德生命的各自的复返。两种道德是绝对对立的，尽管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不同道德的混杂，但还是表现出不同道德之间严格的区别。尼采的高贵者道德主要指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悲剧精神和远古犹太先民的道德；教士道德主要指苏格拉底主义，保罗的犹太教士精神和基督教道德。
尼采从这样的道德观出发，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罪性( Schuld)问题，尼采的超人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罪性问题。尼采认为，人的罪性问题就是人的有限性( Endlichkeit)问题，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的表征就是肉身，肉身的有限性的表征就是本能，在尼采哲学中，酒神精神就是一种本能，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无罪的，其代表是赫拉克利特体现出来的精神，尼采将其定义为生存的无罪( Die Unschuld des Werdens)。这是尼采从反对教士道德的角度来肯定本能，从高贵者道德的角度看，尽管本能在没有分化的状态中是超善恶的无罪的，但酒神精神在实践中就存在罪性( Schuld)问题，酒神精神在现象界也具有积极的罪性( Schuld)。从高贵者道德的角度，赫拉克利特的酒神精神就是生存的有罪( Die Schulddes Werdens)，这是积极的罪性。在尼采的高贵者道德的人格实践中也存在怎样克服罪性的问题。尼采认为在高贵者道德实践中也存在一种善的无限性( Unendlichkeit Guten)的理想，善的无限性是克服了积极的罪性的道德的理想状态，这样的观念与黑格尔哲学有关。黑格尔从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得出一种非柏拉图彼岸世界的绝对精神的观念，也就是此岸的无限，善的无限性，也就是质的无限性，对应于善的无限性的是坏的无限性( Unendlichkeit schlechten)，黑格尔指出坏的无限性是一种量的无限性，质不能达到一种稳定性。尼采认为黑格尔主要还是在谈一种新教精神的善的无限，黑格尔以新教精神的善的观念来解决有限的无限性问题，这是一种同一性总体性哲学，尼采突破了黑格尔的同一性总体性哲学。尼采认为每种文化精神均有善的无限性，但善的无限性不应成为一种绝对律令的强制力、教士理想，而应该成为创造性的激发性力量，应该在实践中努力创造出一种善的无限性，积极的虚无主义。由于尼采认为人类解决不了有限的无限性这个矛盾问题，尼采的此岸的善的无限性也只能是一种理想，超人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善的无限性的实践者。在尼采的哲学中，超人并不具有特别清晰的现实的影像，只能说实践中最高的那个人格接近善的无限性，例如，赫拉克利特、歌德、贝多芬、莎士比亚、拉斐尔等。
尼采否定彼岸的理念、超越时空之外的不动的一，肯定此岸的有限性。尼采以酒神精神来肯定人的有限性的本能，这是尼采对人的有限性的一种神话虚构。尼采为什么要倡导本能的正当性，也就是出于人性( Menschlichkeit)的需要，尼采认为，希腊人有作为人的一切缺点，但希腊人能够以健康的眼光去反思这些有限性，在创造的实践中克服这些有限性，而不是如基督教教士理想( Priester-Ideals)将这些缺陷作为罪恶( Schuld)的依据，得救的必须。
二、基督教教士道德的罪性
查拉图斯特拉，宣讲永恒复返学说的教师，超人的先知。要想成为超人，精神必须三变：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化为狮子，狮子怎样终于变为儿童( zum Kinde)。超人首先要克服基督教教士倡导的罪性观，对应于查拉图斯特拉宣讲的超人精神的三变的第一阶段。基督教教士倡导的道德就是骆驼( Kameel)实践的道德，骆驼主要是一种“坏的良知” ( schlechtes Gewissen)的实践者，而“坏的良知”最主要心理就是“罪恶” ( Schuld)意识。尼采诊断了“罪恶”这样一种超越民族( Volk)的心理学，尼采认为“坏的良知”是宗教最肥沃的土壤，尼采认为正是基督教将西方的“坏的良知”发展到精美的高度，尼采细细剖析了基督教中“坏的良知”的精神谱系，揭示这其中潜藏着怎样的人格心理学。
德语Schuld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为罪性、罪恶、罪孽、罪、罪责，尼采文本中的Schuld与基督教的原罪(Erbsunde)直接相关；二为债、债务。尼采对债务和罪责的关系进行心理学诊断，尼采指出，“罪恶”心理就是典型的“坏的良知”( schlechtes Cewissen)，罪恶感直接与人的欠债心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欠债要还是人的一种最不可根除( unwegdenkbarsten)的古老的心理。“罪恶”引起的显著心理表现就是“良心谴责”( Gewissensbisse)，英译一般为内疚( the bite of conscience)、悔恨(remorse)、坏的良知( bad conscience)、罪的良知(guilty conscience)等。总之，“坏的良知”就是一种反向内在化的自我谴责心理，由于欠了他者的债务，认为自我有罪，于是产生了一种悲伤的心理，悲伤是快乐的反面，由于良知煎熬，悔恨等失望的痛苦情绪占住了人的良心。尼采认为这种“良心谴责”就如狗去咬石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造成心灵的痼疾。
尼采批判的基督教主要指由教士阶层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的教义体系，而不是对基督信仰的整体否定。1888年11月20日，尼采致信勃兰兑斯，这样写道：“当基督徒的各种价值——堕落的价值被战胜，最高教士阶层们的本能为相反的本能——生活的本能所征服时，他们竟会为此耿耿于怀。对教会实施攻击——这不过是想重建基督教。”尼采认为基督教教士有自己的完备的“教士理想” ( des Priester-Ideals)，最主要的就是，教士创造出了基督教的原罪观，这种原罪观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古老的欠债要还的心理学基础上，教士将耶酥基督上十字架转化为这样一种观念：上帝为了爱人类，不惜派他的独生子耶酥基督为人类上了十字架，无罪的上帝为有罪的人类偿还了对上帝欠下的罪债，却将债务留在了人的良知中，这个债务太大，人类永远还不了。这样教士就成了上帝的讨债人，教士利用了这个人类的欠债要还的最古老的心理。
尼采否定基督教的教士理念，认为教士利用了人的“坏的良知”这样的最古老的心理为自己的权力欲望服务。尼采在自传《看这个人》中谈到了《论道德的谱系》的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的真理是基督教心理学：基督教产生于怨恨的精神( dem Geiste des Ressentiment)，不是，如被信仰的，出于‘圣灵’( dem´ Geiste’)，——而是模仿它的本质的一次反向运动，对高贵价值的大暴动。第二篇论文给出了良知的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s Gewissens）：这同样不是，如被信仰的，‘在人内面向上帝的呼声’，——它是残忍的本能( der Instinkt der Grausamkeit)，在它不能更多向外发泄后，回头转向自我。这里第一次揭示出了残忍作为一个最古老的和最不可根除的文化根基。第三篇论文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答，禁欲主义理想( des asketischen Ideals)、教士理想( des Priester-Ideals)的巨大权力从哪里来的，虽然这个卓越的、有害的理想，是毁灭的意志，颓废的理想。答案：……因为它是迄今惟一的理想，因为它没有竞争对手。‘说到底，相比不意愿，人还是宁愿虚无’……总之，缺少一种对立的理想——直到查拉图斯特拉的来临。”
怎样克服基督教的教士道德，尼采基本的解决方案：以希腊罗马积极的罪性反基督教的原罪；以积极的馈赠的希腊罗马贵族德性反欠债要还的功利主义交换原则；以古希腊罗马的精神反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提倡肉身的神化，灵肉的完美接合，肉身有崇高的尊严。
三、希腊罗马积极的罪性
查拉图斯特拉教导的超人精神三变的第二阶段是狮子( Lowe)的道德实践，狮子是价值转换的关键阶段，狮子实践的道德之一是古希腊罗马的积极的罪性。尼采在1872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中区分：古希腊是英雄的、男人的、积极的罪性；犹太一基督教是闪族的女人的原罪，相应的对赎罪的态度就不同。尼采这样的一种思考主要是反对基督教的原罪：“一种严肃的思考，以承担罪行( Frevel)的尊严，与闪米特的原罪神话( Sundenfallmythus)罕见地区别开来，在其中，好奇，谎言欺骗，蛊惑，淫荡，总之，一系列特别是女人的情感被看作不幸的根源。雅利安观念颂扬的是积极的罪行( activen Sunde)作为独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德行的崇高观念：与此同时，悲观主义悲剧的伦理基础被发现，作为人性的不幸的辩护，甚至不仅为人的罪性( Schuld)而且为由此过失造成的苦难。……雅利安人的罪行( Frevel)被理解为男人的，闪米特人的罪过（Sunde）被理解为女人的，正如原始罪行(Ur-frevel)由男人所犯，原罪(Ursunde)由女人所犯。”
尼采区分了两种罪性，主要以古希腊罗马积极的罪性来批判基督教的原罪。尼采1881年8月悟到永恒复返思想后，产生了成熟的谱系学，以谱系学的眼光，尼采看到基督教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精神，犹太一基督教精神主要由两种教士精神融合在一起，两种教士精神表面看来成为一体，实际上是各不相关，两种教士精神利用了大众的共通的心理。从希腊精神的谱系来看，犹太一基督教就是柏拉图主义者用犹太一神论来解释柏拉图的理念论，产生了大众的柏拉图主义一基督教；从保罗犹太教士的谱系来看，保罗利用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来解释自己的犹太教士精神，产生了保罗的基督教。这两种基督教实际上是不同的，是一种外在性关系；他们共通的地方在于双方都利用了“坏的良知”这样的超越民族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将两种教士基督教精神融合在一起。
关于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罪性问题，尼采看到，柏拉图的精神与肉身的二元论与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的言成肉身( Inkarnation)观念，均是建立在神对人类幸福的许诺的基础上，言成肉身观念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发展。柏拉图的理念和基督教的言成肉身观念就建立在双重的神秘性之上：理念论的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很神秘；犹太一基督教的言成肉身观建立在理念论上，增加了第二重神秘，解决了柏拉图留下的有限中的无限性、有缺陷的完美、有罪的无罪性问题。基督教对有罪的无罪性的追求是人性追求完善的合理表达，耶酥基督综合提升了柏拉图的理念，形成一种人格，但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一种希腊罗马式的耶酥基督的理解被教士禁闭了，这样欧洲变成了一个疯人院。但对耶酥基督的希腊罗马式的理解一直还存在于有纯洁良心的群体之中，尼采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看到了希腊罗马德性的回归。
尼采以前苏格拉底时代希腊悲剧精神来批判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承认生存的无罪，在尼采的理论表述中就是本能的无罪，本能的主要体现就是性，酒神秘仪中的性是希腊悲剧精神的真正秘密。人的本能是一种超善恶的非理性之力，尼采怎样思考本能这样一种被基督教视为原罪之根源的破坏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尼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分两个方面：首先，尼采提倡了一种积极的罪性来反对基督教的原罪。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命运的解释，是对古希腊的人的有限性的根本洞察。俄狄浦斯的罪是无意识犯下的，这直接决定了尼采对命运观的理解：智慧的俄狄浦斯背负了可怕的命运，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是神秘命运的三重奏；破解自然之谜的人，也要面临自身的瓦解，智慧之矛转向自身，智慧是对自然的犯罪，这是一种积极的罪性；希腊人并不为这种罪辩解，而是积极承担，不使罪的意识内在化。
第二个方面，尼采认为人的本能是一种超善恶的力量，尼采肯定本能的自然正当，因为这是人的有限性的表征，不能被根除。如果谁想根除本能就足消灭人白身，就是极端的非人性。关键的不是根除本能，而是引导本能；本能既可激发人的创造性，也易于产生毁火的破坏性力量。尼采在早期的文章《荷马的竞赛》中，集中思考本能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性力量。尼采怎样解决人的本能的破坏性力量？尼采提出了前荷马世界和荷马开始的世界以区分一种完全由酒神统治的世界和由阿波罗与酒神共同统治的时代：前荷马时代足一种本能不能得到引导的令人恐怖的深渊，荷马开始的时代是提倡竞赛精神的时代，本能由于经过引导成为一种创造性积极的建设性力量。
四、斯宾诺莎关于罪性的思考
在超人的精神谱系中，尼采激赏伟大的罪性，尼采的谱系中主要有两种伟大的罪性：希腊的积极的罪性和远古犹太教的罪性，尼采在《旧约》中看到了一个这样具有超善恶，能将大恶和大善表现得如此充分的伟大精神的民族。尼采之所以这样理解犹太先民，斯宾诺莎起了关键作用，尼采对犹太先民的理解主要以斯宾诺莎为原型。尼采对犹太教有一个认识过程，从1872年出版《悲剧的诞生》中可以看到尼采潜在的反犹主义立场。而1876年尼采与瓦格纳决裂的一个原因则是尼采反对瓦格纳的反犹主义，说明1876年前，尼采对德国的反犹主义已经开始批判，对斯宾诺莎的思考加深了尼采对犹太精神的认识。
尼采与斯宾诺莎存在最深的心灵相通，主要是他们对教士品行的洞察惊人相似。教士道德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利用人的“坏的良知”为自己的权力野心服务。在《权力意志》中，可以看到尼采许多的读书笔记，在1886年底至1887年春这段时期尼采读斯宾诺莎的书，有6段关于斯宾诺莎的读书笔记，其中一段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斯宾诺莎：‘我理解在良心谴责(consci．entiae morsus)之下的沮丧，由流逝事物(ver-gangenen Sache)的表象伴随，从所有期望中脱离出来。’《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十八，附释一、二，第147 - 148页。情绪定义之十七，第188页。作为快乐( gaudium)的对立面，当期待的结局没有达到和恐惧突然终止。尽管K．费舍尔是可能的，这里斯宾诺莎已经选择了这个重要(a potiori)标志：他把描绘的对象的客观核心视为良心谴责( Gewissensbisses)。他必定在他自身否定罪恶( Schuld)：对他来说‘良心谴责’( conscientiae morsus)还是什么，余下的是什么？”
拉丁文conscientiae morsus英译一般为thebite of consclence，即良知煎熬、良心谴责、内疚等。尼采在关于斯宾诺莎的笔记中讨论的是“坏的良知”( schlechtes Gewissen)的问题，斯宾诺莎否定“坏的良知”的功用，斯宾诺莎的理性在“坏的良知”之外，类似希腊罗马善于遗忘的权力意志。斯宾诺莎否定良知煎熬、良心痛苦，在斯宾诺莎这里，“坏的良知”( schlechtes Gewissen)不能生根。斯宾诺莎否定罪恶，几乎与尼采倡导的希腊的积极的罪性相当，不令罪恶心理内在化。从尼采对斯宾诺莎的分析可以看到，斯宾诺莎使尼采更加自觉思考教士理想的根本问题在于对“罪恶”( Schuld)的利用。斯宾诺莎不承认“罪恶”，拒绝教士理想，包括基督教的原罪、犹太教的教士理想。由于与斯宾诺莎的对话，尼采对“罪恶”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深入。
尼采思考，复返占希腊积极的罪性，复返古犹太先民信仰的伟岸，但怎样能对基督教精神进行更高的提升？尼采这里借助斯宾诺莎来思考自己未来的道路。斯宾诺莎的神是超善恶的，这样的观念建立在人的有限性基础上，斯宾诺莎思考的是人的有限性怎样与神的无限性统一。斯宾诺莎这样就成了尼采精神谱系的一个最有力的谱系，在尼采心中就成了从德国先验唯心论哲学到歌德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转换性力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斯宾诺莎把尼采与远占犹太教、被犹太教士改革以前的犹太教联系起来，从而，斯宾诺莎使得尼采可以视犹太教为高贵的信仰。尼采将斯宾诺莎看作完全非希腊的精神，这一点与尼采自己的审美观有冲突：尼采不管多么强调一种综合性力量，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希腊精神。但由于斯宾诺莎能被转换成希腊精神的一种竞赛形态，所以他还是得到了尼采的重视与思考。同时，斯宾诺莎也转换了希腊精神来思考犹太教，与尼采做的是对称的工作。斯宾诺莎自己也完成了在犹太教内部批判犹太教士的工作，这也与尼采在基督教内面的工作对称。尼采就是这样既批判基督教教士，也批判犹太教向基督教发展中的犹太教士的行为。
五、伟大政治的罪性问题
查拉图斯特拉教导的超人精神的第三阶段是儿童的超善恶的艺术游戏的自由境地。应该说，尼采的这样一种超人形象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层面的现实特征，尼采倡导积极的罪性主要用于批判教士道德，儿童的无罪的游戏的艺术精神主要指一种超基督教的道德实践。将尼采的超人看作纳粹精神的来源，这是大大误解了尼采。一般将尼采的伟大政治看作纳粹政治，尼采的伟大政治和超人与纳粹的关系，是研究尼采不能回避的。尼采在最后的岁月思考了伟大政治( Die groBepolitik)问题。在《权力意志》1888年12月至1889年1月，尼采有这样关于伟大政治观念的比较完整的段落，它对理解尼采的思想比较重要，现全文抄录在下面：
伟大的政治。
我无以表达自己对欧洲诸王朝该诅咒的利益政治的蔑视，这种政治从煽动各民族相互间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情绪的过程中搞出一个原则，差不多是一种义务。并非在等级之间。因为我们并没有较高的等级，从而也《没有》较低的等级；今天在社会中高高在上者，乃是在生理学上受到谴责的，此外——这方面的一个证据——就其本能来说已经变得如此贫乏，如此不可靠了，以至于它毫不顾忌地承认了《人》的一个较高种类的相反原则。
我发动的战争穿越所有荒谬的偶然性，民族、等级、种族、职业、教育的种种偶然性：一场战争，犹如在上升与没落之间，在求生命的意志与对生命的复仇欲之间，在正派与奸诈的欺骗之间的战争……所有“较高的等级”都袒护谎言，这并不是听凭它们的——它们必须这样：人们并没有掌握住一点，就是与糟糕的本能保持距离。——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会表明“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多么贫乏：人们肯定人们是什么，人们否定人们不是什么……数字有利于“基督徒”：数字的卑劣……在人们两千年以来用生理学的荒谬对待了人类以后，衰退即本能的矛盾就必定已经达到了优势地位。难道这不是一种令人战栗的考量，即：惟在大约二十年以后，所有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营养、穿着、膳食、健康、生殖方面，才能以严格、认真和诚实的态度得到对待。
第一定律：伟大的政治把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它想创造一种权力，强大得足以把人类培养为整体和更高级者，以毫不留情的冷酷对生命的蜕化者和寄生虫，——面对腐败、毒化、诽谤、毁灭的东西……而且在生命的毁灭中看到一种更高心灵种类的标志。
第二定律：对恶习的殊死战争；任何一种反自然性都是堕落的恶习。基督教教士乃是最有恶习的堕落种类：因为他传授反自然性的学说。
第二定律：创造一种对生命的袒护，强大到足以胜任伟大的政治：这种伟大的政治使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它要把人（类）培育为整体，它对种族、民族、个体的衡量是根据他们的未来[-]，根据他们所蕴含的对于生命的保证进行的，——它无情地与所有蜕化者和寄生虫一刀两断。
第三定律。其余由此得出。
尼采在“伟大的政治”中主张了一些什么？尼采首先宣扬了一种战争观念，尼采宣扬什么样的战争？尼采宣扬的战争是不同道德实践者之间的战争，高贵者和低贱者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如纳粹这样的利益政治的种族战争。高贵者遵循的是求生命的意志，低贱者遵循的是反生命的意志，对生命复仇的意志。低贱者的典型类型，即是基督教教上道德的实践者。尼采强调战争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战争，尼采的伟大政治的目的在于培育伟大的人民，超人就在这样的人民中诞生。尼采的伟大政治就足高贵者形成的群体，伟大政治要将人类培养成整体，这个整体是尼采眼中的高贵的民族、种族或个人的结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和他的人民的关系可以看作尼采的伟大政治的一种表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伟大的人民的形象类似于《旧约》中的以色列的伟大先民，尼采认为在历史上难得找到这样伟大的人民。
尼采在大政治观念中强调了一种生理学，他这里强调的生理学主要是从基督教教士道德对肉身的毒害角度理解生理学的，福柯后来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方面就是从生理学一身体出发。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贵族的提倡，这是尼采最为露骨的人种宣扬，这样的人种宣扬与纳粹的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尼采对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的颂扬体现了尼采日耳曼精神的残余、尼采的野蛮人的冲动。霍克海默对这样的西方观念进行了追问，认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和斯巴达政制中对身体有缺陷的婴儿的灭绝行为，是西方法两斯精神的起源。尼采对种族的态度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尼采的种族主义与柏拉图接近，而绝对不是纳粹的种族主义。
尼采在《看这个人》中说过，自己的超人也许就是《君主论》中的君主的原型塞萨尔·博尔吉亚( Cesare Borgia)，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尼采将博尔吉亚艺术化了，认为博尔吉亚进行的是一种超善恶的游戏。尼采这样表白政治实践的超人精神时，并没有思考艺术精神到现实实践的必要中介，这是尼采被误解的主要原因，尼采在这里表现出童稚般的天真。
延续尼采对战争的思考，福柯认为权力之争是政治的本质。福柯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说为“政治是战争的继续”。种族主义就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形式，福柯对种族主义的反思也是从权力网络出发，认为法西斯来源于人对权力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人的本能：“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法西斯主义”，也可更深刻说：“在实体上，我们每个人都占有权力。”就广义来说，西方精神的强权文化中本来就有法西斯精神的种子，尼采也不能脱离关系。福柯从权力的总体形态出发，看到法西斯精神就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纳粹就是西方法西斯精神的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德国的纳粹种族灭绝实践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从霍克海默的总体分析看，西方的种族观念中就有法西斯精神的根源，尼采也有这样的渊源，但尼采绝对不是纳粹这样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霍克海默说，尼采的问题是弱者有罪，但可以看到，尼采的弱者主要指教士，他们是道德上的弱者，现实中的权力的支配着，尼采的伟大政治发动的战争主要是对准教士的。看看尼采倡导的大政治观念中的高贵者种族，最核心的内涵还是“更高心灵的种类”。
（责任编辑 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