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汝贤先生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文就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和创新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作挂一漏万的心路展示，以凸现叶汝贤先生几十年来在精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张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神和“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学术风范。【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唯物史观；理论创新；中国现代化；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091 06 -0001 -l
叶汝贤先生，广西合浦人，1936年10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叶先生自幼读书兴趣广泛，当时乡下书籍奇缺，没有选择余地，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几乎是看见什么读什么。比较而言，他更喜欢文学、历史和数学，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的古典小说。1956年，叶先生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李达先生时任该校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叶先生选择哲学专业有点盲目，但在李达先生讲课的影响下，他爱上了这门科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此后对唯物史观的痴迷，可谓终生未改。叶先生念书期间，曾发表过文学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为雷锋精神所感动，发表过一篇论雷锋幸福观的论文，当时颇有影响。70年代以后，是叶先生发表哲学论著的高峰期，时至其生命负重的关头，叶先生仍不停减对哲学的热爱和眷恋、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和思索，仍创作并发表学术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模式及其意义》。终其一生，叶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唯物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等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堪称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我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叶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始于“文革”的动荡年代。为求正确理解，叶先生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他们的早期著作一直读到他们的晚年著作。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从那时开始，叶先生便萌发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念头。1970年，高校开始“复课闹革命”，1973年叶先生和其他老师一起在全国率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叶先生讲的就是“唯物史观发展史”。“四人帮”倒台后，在当时中山大学副校长、哲学系系主任刘嵘教授的倡导和支持下，叶先生和高齐云、黄楠森、庄福龄、马绍孟等合作，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此后，叶先生独自陆续撰写出版了《唯物史观发展史》、《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著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等论文。
1.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旧哲学的终结。叶先生认为，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历史却并不理解。在马克思以前，不管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一踏人社会历史领域，总是用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把历史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看成是不自觉的、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的过程，于是不约而同地都陷入了唯心主义。在马克思以前，人们只是在历史科学的门前徘徊，没有科学的历史观。直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才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革命变革。对于唯物史观，叶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他说：“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项发现像唯物史观的发现那样，对人类的思维和实际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①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发现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典型的科学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过去的一切哲学家、历史学家根本不同，他们不是凭空从思想上构思一个历史观的理论体系，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材料出发，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从历史本身出发去发现历史的规律。唯物史观的创立在人类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解释和评价历史，认识和干预社会生活的科学的方法。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限定在唯物史观上，叶先生认为这种看法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并不确切，但却抓住了精髓。“没有唯物史观，也就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②过去的唯物主义者之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们在这一领域背叛了自己，没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着旧哲学的终结。 对于有学者提出的“在马克思以前就有唯物史观”的论断，叶先生认为，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以前的一些哲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在某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上表达过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是个别的、孤立的，他们的历史观整体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并没有建立起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这样一个科学体系，才能够在社会历史观的一切问题上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因而，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确立，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2．关于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一场革命，关键是提出以生产劳动为核心内容的实践范畴为其哲学观、历史观的核心范畴。叶先生在评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指出：“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中，提出并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这就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获得了全新的性质。”③“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制定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具有全局意义的范畴——社会实践的范畴。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第一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社会实践这一基本范畴作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块‘整钢’。”④过去，人们仅仅限于从认识论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把“物质”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范畴。叶先生认为，“物质”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根本范畴，这是一切唯物主义所共同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他的哲学同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承认物质概念的根本意义，而在于实践在他的哲学中的核心地位。针对当时人们不大重视实践范畴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叶先生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反映社会历史过程的规律的唯物史观，实践无疑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实践既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终点。“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一再被引用的名言，叶先生认为，这句名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 3．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何种意义上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问题。叶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发现个别原理到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叶先生非常重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包含了唯物史观思想的萌芽，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中，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部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借助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第一次试图阐明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因而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叶先生也中肯地指出，“这部手稿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种不成熟表现在它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还是属于唯物史观萌芽性质的观点，还没有形成为理论体系。而且，这许多新的思想，“往往是采用旧哲学术语来表达的”。①比如沿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类本质”、“异化”等一系列概念，这表明“它还保留着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还处在“脱毛”过程中。叶先生提出，对马克思这部早期重要著作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能忽视它的重要意义，也不应把这种重要性估计过高，不应夸大它的成熟性”。叶先生认为，对《手稿》作出正确评价的唯一方法，是将其“放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形成过程之中去考察”，用他的成熟时期的思想来评价他的早期思想，而不是相反。叶先生提出的这些研究和对待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值得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思考。
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立的标志问题。怎样判定马克思的思想是否成熟？叶先生认为，主要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立。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唯物史观而言，它的发现，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的实质，从根本上说。就是唯物史观科学体系的确立。所谓“体系”，是各种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叶先生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相当系统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主要结论。其中一些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中虽然也曾提出过，但还不是从整体意义上论证这些结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但全面地提出并论证了这些原理，而且初步揭示了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已初步形成一个整体性结构、一个体系，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显然，叶先生把理论体系的确立看作是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因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马克思的思想就是成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是由这些思想构成的理论体系。②
叶先生进一步指出，虽然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著作在当时没有公开出版，没有发生应有的影响。在对相关历史资料——如恩格斯说：“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间世。”——进行深入分析和考察之后，叶先生明确得出结论： “也就是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的唯物史观，通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之于世，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崭新的历史观。因此，可以把《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看作是唯物史观创立阶段的完成和总结。”关于这个问题，叶先生在阐释《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中做了解释：“1848年马恩共同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分析现实问题的典范，说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问世。”④
5．关于思格斯与唯物史观。关于“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说法，叶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观点。这不只是牵涉到对恩格斯的评论，而且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完整性的理解。叶先生从多方面论证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叶先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但他们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却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当马克思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发现了唯物史观时，恩格斯也实现了这种转变并独自发现了唯物史观。”①叶先生在对比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走过的道路时指出，由于恩格斯更早接触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更早了解工人阶级状况，因而也比马克思更早发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他发表的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天才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启发了马克思，后者研究政治经济学显然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无疑这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要动因之一。此后由于观点的一致使他们走在一起，共同写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共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理论体系。此后马克思专注于《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则担负起继续阐发他们的哲学的任务。叶先生通过考察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特殊贡献是不争的事实，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和阐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叶先生研究了所谓“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论据。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张“人化自然”，强调不同人相联系的自然是“无”，恩格斯则主张自然辩证法，强调的是自在自然；马克思主张“人的哲学”，恩格斯鼓吹的是“无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叶先生指出，这是双重的曲解。这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界是否已经存在，是否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人类出现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重点回答了前一个问题，马克想的“人化自然”思想则着重回答后一个问题。恩格斯通过对自然界辩证发展韵研究，阐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怎样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解决了由无机界到有机界、由有机界到生命形态的产生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对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对自然界如何向人类社会过渡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则进一步阐明了无阶级社会如何向阶级社会过渡。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作为前提来着重阐发“人化自然”思想的，在书中他批判了黑格尔把不同人相联系的自然界视为“无”的错误（有些学者把马克思所批判黑格尔的错误观点栽到马克思头上，这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也是误读）。很明显，对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的特殊贡献在于解决了旧唯物主义无法解决的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及阶级分化问题，从而奠定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至于说恩格斯主张的是“无人的机械唯物主义”更没有根据。叶先生指出，在恩格斯和马克思合作完成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作了精彩的发挥：“他（指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②就在西方学者攻击最多的《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批判了“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认为自然界作用于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引起的，自然界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叶先生指出，恩格斯不仅对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作了精彩的发挥，而且对人的主体性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过度提出警告：人类如果不按照自然的规律去“统治”和掠夺自然界，自然界也会报复人类。从上世纪初开始，在思想界、哲学界出现一股否定自然辩证法、鼓吹“人的哲学”的思潮，直到今天我们国内还有人鼓吹这种观点。但是，现实是无情的。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缺乏远见的“统治”日益加剧，人类陷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耕地锐减、人口爆炸等困境。自然界以更无情的方式报复人类。人类生存的条件愈来愈恶劣、生存空间愈来愈小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明智的思想家和学者又想起恩格斯的警告，重新转向自然辩证法。
又如，在认识论问题上，有的西方学者攻击恩格斯的“反映论”背离马克思的“主体论”。叶先生指出，这些学者同样把两个不同角度的问题混在一起：一个是认识的结果，另一个是达到这一结果的认识活动及其过程。就认识的结果而言，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坚持认为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恩格斯也对认识过程的主体性作过许多精彩的阐述，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说：“自然科学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们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
又如，在历史观上，针对有些学者批评恩格斯主张的是“无人的历史观”，叶先生指出，恩格斯强调房史规律的客观性，但他同马克思一样强调人类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早在《神圣家族》中，恩格斯就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叶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根本原则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是在根本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差别，所以，这种差别就构成他们相互补充的关系。叶先生指出，“马恩对立论”的鼓吹者不是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思想上的偏见、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僵化，是产生这种“对立论”的认识论根源。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观理应首先纳入研究者的思考视域。叶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的伟大革命，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具有在本质上与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的鲜明特质。④， 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叶先生就专门著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性质。他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深刻阐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就已经使哲学获得了革命性的、全新的性质。“由于实践范畴的确立，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贯彻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观点。”“社会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⑤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叶先生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得出的结论，在当时是具有理论深度的挖掘与阐述，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除了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叶先生还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当时理论界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着重指出不能把抽象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结论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⑥鉴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在对人的理解上，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家具有根本的异质性。马克思彻底告别了过去哲学家所谈论的抽象的人而专注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并据此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 2．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八十年代学界讨论比较多的热点问题，叶先生在不同时期写的论文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叶先生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一个雏形。”⑧“马克思由于发现了社会实践在人们社会生活和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因而找到了一条由辩证唯物主义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的杠杆。”①在叶先生看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范畴，这对于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抽象地思考外在物质世界的旧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应该说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反驳，同时又凸显了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革命意义。因为当时学界流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板块人为努裂的倾向，强调辩证唯物主必的人认为唯物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同时把唯物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思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之采取变相的冷处理。针对上述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叶先生认为双方都陷入了误区。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内在统一的，而且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统一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动态的统一过程，只有把这种统一放置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
列宁说过，发现唯物史观，就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有人由此得出结论：唯物史观是在社会领域，用辩证唯物主义推论得出的结果，似乎是先有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有历史唯物主义。叶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是突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并不是将二者当作不相干的、独立的两块。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世界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了其雏形，这里已包含这个理论体系中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这个统一体中的组成部分，其原理的阐发是有先后之分的。唯物史观并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论出来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生活得出的结果。由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首先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重点是要解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所以就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首先阐发，而不是首先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3．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是一个直接关乎唯物史观理论性质的重大问题，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叶先生不同意“人”是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观点，他认为这一起点应是人的生产劳动。②
叶先生认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遵循马克思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作出区分的方法。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科学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事物出发，而构建理论体系的逻辑，则是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现实的人是研究起点，而“作为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应该是一个抽象，而不是具体；既不是现实的具体，也不是思维的具体。其次，这一抽象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反映对象本质的抽象，它应该具有所谓细胞的性质”。③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在人的众多属性、关系中，唯有“生产劳动”体现人的特质。“生产劳动”既是历史的起点，又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具有所谓“细胞”的性质。所以“生产劳动”应该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叶先生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从“生产劳动”这一人的本质抽象出发，逐渐向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过渡，从生产劳动进到生产方式，又从生产方式进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揭示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和社会运动，即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阐明整个社会纷繁复杂的关系、属性和特征，这样现实的、复杂的人类社会，现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就成为唯物史观逻辑体系的终点。这一逻辑上升的过程，恰好反映了人类历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叶先生关于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观点，从理论体系上进一步阐明实践范畴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社会历史规律及其作用特点。发现历史规律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受到各种非难、曲解和否定。波普尔从否定方面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攻击唯物史观是“机械决定论”；教条主义者则从肯定的角度把唯物史观等同于一般历史哲学，同样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叶先生认为，前者的否定和后者的肯定，都是澍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的曲解。因而如何认识历史规律的性质和特点，关系到对唯物史观的本质的理解。
叶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那种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根本不同，它不是从头脑中构建历史联系。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研究现实的社会生活，从中发现存在于生活现象深层的规律。重要的不仅是支配这一现象的规律，而是这些现象发展变化，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规律。任何社会历史规律都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因此，社会历史规律具有不同层次、不同的作用范围。他着重指出：“有的规律是在所有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和起作用的，因为在所有社会形态中都存在这些规律存在和起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规律。另外一些规律只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这些规律或为几个不同社会形态所共有，或只是一个社会形态所独有…．．但是，不论是哪类性质的规律，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抽象的一般社会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
其次，叶先生认为，社会历史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其作用同样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社会历史规律又有其特殊性。在自然界，主体是物质，自然规律存在于物质的运动之中；而在社会中，主体是人，社会历史规律通过人的括动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社会历史规律则是人活动的规律。这一点决定了社会历史规律具有许多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人的意识、目的千差万别，矛盾重重。历史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变化，这决定了历史发展会有许多偶然性，历史的动因和结果之间，人的意愿、追求同社会效果之间总会有许多变数，常常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选择，特别是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选择，往往决定历史的进程。“它可以推动历史沿着原来的轨道前行，也可以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可以推动历史朝前发展，也可以导致历史的反复甚至倒退；可以加速历史进程，也可以延缓历史的脚步；可以演出历史的喜剧，也可以演出历史的悲剧，等等。”②叶先生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并不存在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之外，而就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社会历史规律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产生，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发生作用，不能否认人的意识、意志及其行为的作用，这决定历史发展会有许多变数。唯物史观就是这样解释历史变迁的，把它解释成机械决定论毫无根据。
5．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叶先生认为，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和扬弃的关系。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历史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历史观。所谓性质根本不同，指前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后者是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差别。
首先是“出发点”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叶先生认为，这个“出发点”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是指研究对象、研究的起点，还是指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如果指前者，任何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都可以说是研究人（人类社会），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如果指后者，唯物史观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分歧就带有根本性质。叶先生指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非常赞赏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赞赏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的错误，叶先生认为，这种错误正是人道主义历史观的错误。人道主义认为人是自然产物，具有人的先验本质，否认人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抽象的人。唯物史观则认为，人是在劳动实践中生成的，说明人是历史的结果，人的生产劳动就成为历史起点。根据逻辑同历史一致的原则，唯物史观明确把人的劳动实践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由于出发点不同，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人历史观就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分歧。叶先生认为，人是历史的结果，不能从人出发去说明历史，而必须用历史、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阐明人，阐明人的本质，得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结论。②人道主义历史观正相反，它从抽象的人出发，看不到人存在的社会关系，因而把一种自然的、抽象的共同性当作人的本质。人道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抽象公式：人——非人——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的。③
叶先生认为，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历史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观，但两者的关系也不像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是“认识论的断裂”，实际上前者是在继承后者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既有超越性，也有连续性。叶先生在其专著《唯物史观发展史》一书中，在考察人类思想史时，把人类历史观的发展归结为三种基本形态：神学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和唯物史观。这一概括，既为人道主义历史观作出确切的历史定位，又简单明了地阐明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历史观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叶先生指出：“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革命性的一面，把人道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会混淆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的界限，就会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的革命；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继承性的一面，断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发生‘认识论断裂’，又会从另一极端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④，弄清唯物史观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与继承同样是重要的。 叶先生在其一系列论著、论文中，深刻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并不是反对人道。相反，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而抛弃人道主义的承诺，只保留人道主义虚假外衣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唯物史观真正继承和发扬了人道主义传统的伟大遗产。针对一些人攻击唯物史观是“无人”的历史观，叶先生指出这种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的生产劳动、历史规律，都是人的活动规律，虽然并不是‘口不离人’，但确实是处处讲的都关系到人。”⑤唯物史观有两个基奉观点：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两个基本观点构成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客观规律维度和作为历史创造主体人的维度。所以，只有唯物史观，才是真正关注人、真正讲人道的历史观。叶先生还对构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三、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创新问题研究
当前，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推向前进，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现代化建设几十年来中国人对现实的自觉回应与前瞻性反思。叶先生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该紧扣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从现实中提炼出问题来加以研究，而不是从书斋里讨生活，更不是刻意去营造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应把精力放在研究问题上，而不是构造体系上。哲学的创新之道应是面向现实，关注人生，捕捉和研究时代性课题。”根据送一主题，叶先生主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十卷本）丛书等著作，发表了《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题中应有之义》和《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等论文。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在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之后，人们对“十年动乱”中所发生的种种反人道、蔑视人性的行径记忆犹新，痛定思痛，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加以反思，力图恢复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应有的地位。这本来是出于一种弘扬独立人格、发扬主体精神的良好愿望，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把握的不到位，讨论中出现一种错误的倾向，不少同志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的哲学”，等同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学术碰撞。在《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中，叶先生详细考察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的种种理论表现，仔细鉴别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及理论异质点，指出人道主义历史观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形态，它滋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中，是自启蒙以来资产阶级意志的抽象表达，作为科学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道主义传统，又超越这一传统，是在更高的高度上面对和解决人道主义所面对而无法解决的社会历史问题。由于当今社会仍存在大量的反人道现象，人道主义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是直观的、表面的，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叶先生认为，像所有社会历史问题一样，“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正确解释和根本解决。
叶先生的理论澄清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这既是基础理论的探讨，又对现实中呈现出来的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此后，叶先生又把目光投向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呼吁对发展问题进行更多、更为细致、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已从不同侧面探讨这些发展规律，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如上面列举的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等等。21世纪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围绕着研究新的发展规律这一总的主题，唯物史观的研究将会开辟更多的研究领域，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主题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将会更加鲜明突出。”①叶先生还断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将是中国21世纪唯物史观的主题，发展哲学将会是中国21世纪唯物史观发展的主导的理论形态”。② 2．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创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理论界的不懈努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进到了一个颇具深度的理论地平线，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唯物史观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定位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在《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一文中，叶先生结合多年研究唯物史观的经验，高屋建瓴地谈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就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叶先生认为，“随着唯物史观愈来愈面向生活、面向实践，那种脱离群众的学风必然会改变。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唯物史观的发展，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以哲学研究为职业的人不会很多，但理解和接受哲学的人肯定会很普遍。从哲学家的圈子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同样是唯物史观发展的大趋势。”他指出，目前，中国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强大的推动力。实践在前进，理论也需要创新，唯物史观也不例外。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不是别的，就是创新。“创新是相对于传统而言；是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就唯物史观而言，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基本内涵，一方面又要意识到它是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着的传统。针对学术界就唯物史观创新所持有的三种见解，即接轨论、重构体系论和重读马克恩论，叶先生分别作了分析，认为三种见解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是创新的根本之路，根本之路在于面向社会，立足实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叶先生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研究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规律。“从全球范围看，现时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其内容与形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把所有国家卷入竞争漩涡，科技创新成了发展与竞争的主要手段。国家发展之间的竞争，控制与反控制、现代殖民与反殖民、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已成为现代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时代内涵与特征，决定现时代新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规律与特殊道路。研究这种规律和发展道路，将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主攻方向。”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规律，并贯彻到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开辟出理论与实践的新天地。这就是叶先生一再重申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的发展趋势。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叶先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世界背景下的创新价值，尤其是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性意义，是我们必须持久关注的课题。
1．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问题。叶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日益取得成功，是得益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的正确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首先就表现在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开放的体系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它的当代价值性还表现在，它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代表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指引世界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精神旗帜。①就此而言，叶先生认为，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理论和实际等多角度、多层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②。只有在这种具体实践和理论的研究中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特征。为此，叶先生自1997年以来，就以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为依托，开辟了“唯物史观与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道德建设问题”、“人的哲学与现代化”等若干研究领域和博士点研究方向，在中山大学“211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的大课题下，策划了一系列带有重大实践性的子项目课题研究工作，至今已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套系列丛书共40多种。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所遇到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和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2．关于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问题。叶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3j0年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说明“正确的价值选择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③。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建立在正确的历史选择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之上，从而确保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和可行性。④
叶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的价值选择的作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形成改革的指导思想。而这一指导思想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价值选择。所以，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中，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1)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关门”搞建设，而是要“化西”⑤；(2)改革开放的核心在于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追求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⑥；(3)改革选择中要坚持的标准和原则，就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序和创价最高代价最小等原则①。叶先生认为，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是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渐进式和市场化为途径、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战略而展开的，它涉及中国农村、国企、政府和文化等诸方面，是一个复杂的价值系统工程。
3．关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叶先生认为，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有关东方社会像印度、俄国、中国的发展性质和道路的理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最初认为，东方社会也会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通过后来的继续研究，马克思发现，由于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俄国最终没有成功。“俄国没有抓住的历史机遇，东方的另一大国——中国却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光辉实践”②。叶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思想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在《后发型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③一文中，叶先生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后发型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的现代化，这样在经济上就是一种追赶型经济。但是，中国的追赶并不是盲目地追赶，而是在政府的宏观控制下的、以市场建设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化发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种开放式的现代化，不是封闭的。针对这一点，叶先生提出，计划和市场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区别的标志，相反，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越需要社会主义本身的参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具有更高的市场调节和控制职能，从而避免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下的无序发展。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正确运用政府职能，走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但是，在这种后发型现代化的发展中，社会主义中国还必须大力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与经济的市场功能之间的关系，必须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独立发展的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叶先生还十分关注从哲学上研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中的“信用”、“企业行为合理性”、“贫富差别”、发展不平衡问题、 “农民问题”等等。他在一篇题为《在什么意义上说农民是现代化主体》的文章中，对现时代中国农民的主体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叶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却有很多人在怀疑农民是否现代化的主体，并把农民当作与现代新的知识经济不相容的阶级和阶层。这说明这些人对农民的认识还是很直观、简单的。事实上，考察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改革都离不开农村、农业的改革，而农民则是这些改革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是农村改革的倡导者，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叶先生认为，农民不仅是中国改革和中国现代化的创造者，同时也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即中国农民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造主体也应是价值主体。这才是对农民主体地位的正确规定和认识。④
叶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唯物史观情有独钟，几十年如一日，专心从事唯物史观的教学和研究。他始终认为唯物史观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新时代，对它的研究和创新即是理论的需要又是现实的必须。叶先生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和论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唯物史观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创新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