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解释模式:权力意志Vs.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David BMyers/著李天保/译汪希达/校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3-31 阅读量:0

译者简介:李天保,(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校者简介:汪希达,(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71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2-0024-04

尼采:哲学家一般把万物整体和科学知识当作一个生命范畴来处理。我认为权力欲、统治世界的欲望,是人类生理学乃至一切生命的关键要素。或许你切中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你拒绝从中做出彻底的结论。将生命看作权力意志——看作渴望统治的驱动力,这种解释智性和社会变化的方式比经济学的方式更为根本,开个玩笑地说,也更为经济。

马克思:你的解释太泛了。无所不解的解释,也就是空洞无物。对于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演变的动力问题,它不能提出具体的解释,因此显得太粗浅浮泛。权力意志的假设确实适合于一种目的:为现存世界的合理性做辩护。你佐证了我对所有思辨哲学,即使是最具批判性的思辨哲学的本质的保守性判断。你的假设在追寻使权力矛盾永恒化的过程中,正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嗜好是提倡这样的霍布斯意识形态。因此,你的理论的旨趣是保守的。它的科学价值是零。例如,作为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的理由,这个理论只是一个不令人讨厌的假设,此外没有更大的启发性,换种说法,跟原罪说及霍布斯理论做为理由一样,都缺乏准确性。

这种权力假设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所谓权力欲不总是存在的,可用的例子是原始社会中并无此事。

你至少应该暂时把你的先验的解释放在一边,先学习刘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了解原始社会。就摩尔根及其他科学家所能窥测到的过去,有证据显示早期人类以部落的形式居住。所有权是共同的,阶级不存在——因此没有阶级矛盾。为了生存,他们发展出了交流和共享。共同生活的需要产生了语言。语言和意识一样古老;语言确实是实践的意识——和别人共享的意识。意识和语言从人类的交往需要中产生。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意识。当然,起初人类只有群体意识,他们没有从他人中区分出自己。

尼采:我们居然在这些基本点上意见一致!我也认为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生活需要的产物,交流是生存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啊,那么你承认人的原始本质是公共性?

尼采:不是。我们一致同意的是原始社会的本质——在它的形式方面——而不是当时的人的驱动力。原始社会的公共性并不证伪权力意志假设。仅仅证明在这早期阶段,个体的权力意志、统治的意志仅仅以群体中的集体行动形式才能确立和实现,并不存在原始的公共性渴望,或者权力欲的缺失。因此需要对原始社会的证据进行一个超越,需要一个解释。我假定的是,原始社会的个体无意识地利用群体作为增进个人权力的手段。后来,当人们发现战争是一个使权力最大化的更有效的手段,他们就毫无顾忌地互相牺牲和谋杀。我赞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洞察:历史是个体的屠宰台。这是对霍布斯观点的提炼,霍布斯认为原始人的关系是一场持续的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个体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以他人为代价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不是一个迎合那些脾胃虚弱和心态软弱的人的唯美学说,但这是事实,无论谁只要不把脸撇到一边都能看到。

你碰到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需要解释人是怎样丧失他原始的纯洁公共性——既然原本具有原始的合作的本能,又是怎样变得为了个人的优势而统治和剥削自己的同胞。你肩负着解释的重担,必须说明烧毁原始和平与点燃世界权力斗争火灾的火花是怎么回事,这种斗争构成了有记录的历史。

社会变革解释模式:权力意志Vs.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哲学》2014年第2期

马克思:科学地解释历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因为解释总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而是因为历史变化的科学解释需要长时间的劳累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借助于权力欲来解释是相当省事的:噫——像变戏法一样,工作在开始之前几乎就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就只是把一切都往事先建立好的不变模型里填。这种先天的模式适合思辨哲学家的研究和思想。我觉得权力假设太过幼稚和太过戏剧化——真的配不上在语文学上训练有素的人的身份。

少说这些攻击的话,让我来回答你问的原始无阶级社会的瓦解问题。我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第一次产品剩余时,剩余使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其一拥有和控制这些剩余产品,另一个则生产这些剩余产品,原始共产主义就瓦解了。早期人类社会生产的具体本质由特定的资源、气候以及总人口决定。原始共产社会的一个占主要地位的经济形式是渔猎。在这种社会中,劳动分工是纯粹的、简单的、生理上的自然结果:它区分了性别,但是并不使他们处于不平等地位。男人通过打猎和捕鱼提供做饭用的材料,并制造用于捕猎的工具。女人负责家里的事务,做饭制衣、缝缝补补和照顾小孩。他们各自是其领域中的主人:男人在森林中,女人在家里。这种平等的生存模式只有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满足基本需要外还产生剩余之后才开始瓦解。例如,在农业代替捕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后,这种变化才会产生。

新的生产方式使人类劳动生产出比生存需要更多的产品。新的方式在生产上所可能导致的增长,同时增加和改变了人类的需要。新的生产方式相应地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即满足部落增长和变化的需要要求更多的劳动力。战争满足了这种需求,只要把战俘变成奴隶。战争不是权力欲的产物,而是维持和扩大地方经济的自然结果。记住,新的生产技术产生新的需要,包括对更多劳动力的需要,这已超过某一群体原有的成员独自所能供应的。冲突、扩展和奴隶制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而是社会地产生的需要的产物,当生产方式变化时,这种需要就让位给其他需要。先前生产方式的进步为生产的增加提供了可能,生产的增加催生了第一次巨大的劳动社会分化。财富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必然导致奴隶制。第一次巨大的劳动社会分化使社会首次分化成两个阶级:奴隶主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奴隶生产了剩余,奴隶主掌握和处分剩余。

其后的历史是这第一次大分化的变种。其后各个社会形式间的根本区别——例如,基于奴隶劳动的社会和基于工人劳动的社会的根本差别,只在于以不同的方式从实际生产者即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原始社会瓦解之后,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从而有记录的整个发展史都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前进的。每一个生产上的进步,同时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亦即最大多数人状况的恶化。一个阶级的解放(例如,资产阶级从封建限制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对另一阶级(无产阶级)新的压迫。只要剩余产品的生产还是有限的,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就必然会存在,因为剩余产品的稀有性使一些人必须垄断发展智力和创造的机会,而其他的大多数人则为基本生存需要而挣扎。

当生产力发展到足以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时,竞争和剥削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从此我们就进入一个合作代替剥削的时代,这时生产社会财富的人就能分享它。然而,只有当工人最终能够掌握和处理这些新的更充分的生产力时,这一切才会发生。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

尼采:这种历史阐释不是一种中性的研究,而是在对技术进步的信仰上加一层黑格尔辩证法。对立产生新的对立直到最后理性在历史中道成肉身。尽管你宣称科学客观性,但我发现你具有一种强大的冲动想把世界塑造成你认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如果这种形象是革命的,或者至少是原创的,那我并不反对把世界的形象创造成这种革命的尝试。而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基督教的世俗化——大卫·施特劳斯可能还萦绕在你的心头。我在你的历史视野里觉察到利他的爱和自我牺牲这种传统的道德价值。你声称的科学描述只不过隐藏着一个救世训令。共产主义绝不是革命的,仅仅是穿着科学伪装而宣扬一种旧道德的尝试。在科学的名义下,你要求个体服从群体,服从共同体。

马克思:你在考验行将就木的老人的耐心。共产主义者根本不宣扬旧道德。我们不向人们提出要求:“要各自相爱,不要自我主义。”相反,我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我主义,犹如自私一样在一定的处境里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想因为群体的缘故而抹杀个体。然而,我们相信保障个体得以自由发展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个合作的社会。个体和社会利益的对立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社会的、有条件的产物;既然它扎根于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它就不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状态。那种认为个人和社会利益永恒对立的信念是资产阶级的蠢话。它试图要把源自现存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社会对抗,转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在共产主义状态下,人们的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和共同体变为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共产主义不会创立一种以新的利他为基础的道德。相反,通过消除阶级冲突,共产主义铲除一切道德的基础,无论是利他的还是自我的。

尼采:无论你怎么否认,我还是嗅到一股道德的味道,至少是一种临时的道德,被用在通往希望之地的路上。这是一种基于复仇的群体道德,反对世俗的魔鬼——资本家。工人谴责、诽谤和丑化社会的本能,和驱使基督徒这样对待世界的本能是一样的。你要审判历史,要找出历史的罪人,因为你的共产主义的工人需要罪人。下层人和弱者需要妖魔化他们的主人,来给自己复仇的欲望加上合理性;他们不愿意为自己负责,他们需要把自己糟透的生命怪罪到某些人身上。他们需要一个理论——恰是你的理论,把他们的悲惨的失败的生存归罪到某一罪人身上。共产主义对资本家最后的审判是一种惬意的复仇的安慰。共产主义以弱者和平庸大众的愤恨为生命的食粮:它是平庸的未来的哲学。在你的刺激下,革命工人为伟大的彼岸而奋斗,这彼岸不是在天堂,而是在未来,然而都不过是丑化此地此时的彼岸。像基督教一样,共产主义采取了侩子手的形而上学,用罪和罚的观念来玷污生成生成(Becoming)术语来自柏拉图,指不断形成和消逝的当下世界。(编者) 的清白。共产主义就这样把人为的道德世界秩序安置到中性的历史的混沌上。

马克思:[马克思对此发怒了]这垃圾话是对共产主义观点的讽刺描述。你给我太多的废话要我反驳。首先,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类比乃是一个玩笑。基督教为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提供了合理性证明,同样如果现在需要,也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提供了辩护。基督教倡导自我轻视、自我贬低和服从——总而言之就是贱民的品性;相反,无产阶级不想做贱民,他们需要勇气、自尊、自豪和独立感。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是保守的,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

你对复仇、对采取侩子手的形而上学的指责,证明你没有读过我的书。共产主义者并不费心于评价和分摊责难,只关注改变产生阶级冲突和阻碍人类发展的条件。既然我把社会制度的进化理解成自然史过程,就绝不会要求个人为他没有有意识地创造的关系负责,而且他只是这些关系的一个产物。在我看来,社会发展是一个被规律统治着的历史过程,不仅不受人的意志、意识和智力所决定,而且事实上反而决定着这些因素。采用这种唯物主义史观的共产主义工人不仅不会责怪资本家追求高利润,也不会怪罪自己寻求高工资。这两个阶级的行动由他们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概言之,人们的行动是他们的阶级的条件产物。就我的理解,资本家如果不努力扩大利润就做不了资本家,就会被抛出生意场。就算仅仅为了保住资本,生产体系也要求他扩大资本。假如一位资本家心血来潮慈善起来,要把他的利润算作工人的高工资,那么他和工人不久就都得流浪街头乞求慈善救济。资本家必须利用利润的一大部分来改良技术——使自己的生产方式比同行资本家更有竞争力。他只是不是他写的剧本里的一个演员,出演着一个由无形的手(市场体系)控制着的角色。我既然认为一个人的行动是经济机制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只是这机制的一个小部件,那我还有必要就此责怪他吗?每个资本家都受资本主义生产扩展规律的支配。他充当被赋予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角色,因为他不具备自主的意志和意识。资本家扩展利润的行动和资本主义的崩溃,以及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一样不可避免。

[现在气氛相当紧张。马克思愤怒地说出最后一句话之后就严重地咳嗽起来。我决定结束这一场讨论,于是疲倦地用手势请求停止。那一刻我不确定是否还会有另一场会谈。尼采看起来很平静,虽然累了,但我并不担心他是否还想继续讨论;我最关注的是马克思。这场口头战争消耗了他们大量的精力。年龄和疾病降低了马克思对相反观点原本已经很低的忍耐力。他显得很疲倦,痛苦着(很可能是肝病),失控地咳嗽着,这样自然会容易发怒。鸦片的镇静效果显然已经消退了。现在回想,我当时想弄个笑话,但是没有逗得马克思发笑,他猛烈地咳嗽着站起来走出去了。尼采和我聊了几分钟,也告退了。

令我惊讶的是,第二天马克思心情舒畅地回来了。自然睡眠(少有)明显使他恢复了,他似乎感激这一觉。可能是第一场会议使他筋疲力尽,从而睡眠来得容易;也可能和他在下午讨论之后到花岗岩山麓小丘长时间散步有关。当第二天九点见的时候,他已经好好地吃过早餐,可以开始了。尼采明显正在遭受头痛之苦,竭力掩饰着。我给他们每人提供面包因为空腹抽鸦片会导致反胃,所以要先吃面包。(RA;Anderson的脚注) 、矿泉水和鸦片。马克思不需要鸦片,尼采刚刚吃完早餐,迫不及待地吞云吐雾,并喝了一杯温热的矿泉水,这水是我从斯普鲁特温泉取回来的。第二场会议之前,我向他们提出会议应当连贯的主张;应该从尼采开始回应马克思在第一场最后的陈述。我翻阅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陈述,尼采以缓慢柔和的声音开始发言——似乎想要尽量避免头痛。]

尼采:很明显,你是一位目的论者,因为你把历史看做无意识地和无法阻挡地向一个你认为有意义的目标前进。在你看来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天意,但是却拒绝人格化的智力主宰者,这使人迷惑。离开上帝,目的论是没有意义的,是离谱的。与你不同的是,我认为历史是偶然事件的溪流——是顽皮的际遇的产物——是际遇的游戏。我坚信只有强大的人赋予未来目标,只有杰出的人控制着未来并把它纳入自己的目标轨道,它才有目标。通过足够强大的人引领着本是无意识的过程,倔强的、缺乏形式的混沌才被强行设置了目标。

马克思:你又误解我了。[马克思明显比前一天高兴多了。他说话不显得烦躁,只是想把问题澄清,说明自己真正的立场。显然,他决定不让尼采急躁或使他生气,而要利用尼采作为机遇来阐发共产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这个评论体现了Anderson的偏见。(编者) 他好像觉得自己生命无多,而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公开机会来阐发和捍卫共产主义。他显得要以最佳的态度对待一切事情。]当然,偶然事件构成历史发展总进程的一部分。我认可达尔文的一个原因,是他给自然世界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我只是试图把他的做法移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不过承认偶然在自然或者历史变化中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秩序、进步,或者否定导致从低级到高级形式的进步的选择过程。因为秩序和进步发展是内在于现象的,所以上帝是多余的。事物本身就可以解释变化,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智慧指引者。

如果世界仅仅是混沌的,那么科学和历史解释就会变得不可能。然而,科学显然是可能的:现在科学事业已经成功地揭示了秩序、准确地预测了将来。科学的目标总是发现现象里的形式,揭示运动的方向和运动的动力——无论是星球的运转、地球和动物世界的变化,还是社会的变革。你不要误解我用的“不可避免”一词。它既不是指世界历史必然向这个方向进展,也不是指离开人的参与,目标就可以达到。首先要注意的是,你不能把我对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必然崩溃的历史性描述,当做每个社会都必然经历的普遍道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而不顾该社会的历史条件。某些经济形式,比如亚细亚的,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就会停滞,而不会向更高的形式发展。其他的经济形式或者会发展一个时期就走入了死胡同。这由具体条件决定。自然进化中的物种也是同样道理。只要是无意识的力的产物,我们就不能期待社会历史会和自然历史有什么不同。

然而,社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受人的控制和引导。资本主义社会为由人支配的历史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直到现在,无意识的物质力量还控制和操纵着个体,因此人类史像物种进化史。然而正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痛苦的危机,促使受压迫的个体通过强加秩序于经济而克服其无序状态。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必然性正迫使被压迫阶级掌握他们的未来。共产主义和先前所有社会运动的不同,在于它寻求推翻所有先前的生产关系的剥削基础,并第一次使所有的社会现象成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我们致力于铲除社会的异化、客体化的表现,并让它听从联合的个体的支配。共产主义者想让由我们人类创造的经济世界不再控制我们。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把经济世界带到我们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