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胡靖等
【编者按】2013年11月29日至30日，“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这是继2008和2011年后，第三次以该主题举办的毛泽东研究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澳大利亚、韩国、越南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秉承思想开放和学术争鸣的精神，在多维度、多视角、多学科的思想交锋中深化了对问题的理解。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本次会议的成果，展示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动态，本刊依据会议录音整理以及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围绕“毛泽东的评价及其研究方法”、“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毛泽东与当今世界格局”等问题，对部分与会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摘编，并分上下两篇与读者共享。当然，由于篇幅限制，编者不得不有所取舍，在此对未被编入本文但同样为本次研讨会贡献真知灼见的学者表示真诚的谢意和歉意！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2-0050-10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王绍光作者简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在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有一个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就是只有领导人经过竞争式的选举产生的制度，才享受所谓的正当性和认受性（国内翻译为“合法性”），而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中国被不少学者看作是一种威权主义体制，他们将这个假设推到中国的个案，就认为中国的体制不可能享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但是有大量的实证数据、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体制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认受性或者叫合法性都是非常高的。
我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点，从需求方看，中国人总体偏好代表型民主，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实质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第二点，从中国体制的供给方来看，中国已经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和运作方式；第三点，从效果上来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够较好地回应社会的需求。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比较高，是因为中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我把它称为代表型民主。
先讲需求方，中国老百姓到底希望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我这里运用一组历年的跨国、跨地区调查数据来展示亚洲各地民众对民主的理解，包括中国大陆。我们把问卷里面的问题相匹配，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更多地偏向于实质上的理解，而不是形式上的理解，比如说看能不能办事情、能不能办好事情、能不能让社会变得比较公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讲民主，就是人民主权，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们怎么理解民主，实际上影响到民主怎么进行的方式。这是第一点：中国人的民主观。
第二点，我介绍两个概念，一个叫代议型民主，一个叫代表型民主。这两种民主侧重点非常不一样：从代表型民主的角度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是政府所作所为能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而代议型民主最关心的问题是“代议士”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在内地常常把“representative”翻译成“代表”，但这种翻译恐怕是不准确的，翻译成“代议士”更为准确。代表型民主关心政策是否反映人民的基本需求，而代议型民主关心的是选举与集团政治是否具有正当性；代表型民主关心的是政治制度是否产生诸如社会正义、良治、福利、民享等实质效果，而代议型民主关心的是政治制度是否带有诸如民权、自由、正式制度与程序等形式特征。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历代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我认为从代表型民主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它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是：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么代表。
代表谁？就是代表人民，要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呢？毛泽东在1948年的一段话讲到了他对当时什么是人民的理解，人民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也包括其他的阶级，但是他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今天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当然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人民。代表谁的问题最重要，这跟西方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辞典里面，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他们强调的是个人，所以不会有“代表人民”这些说法，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由谁代表？按照中国代表型民主的概念来看，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表，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都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这就跟授权论和问责论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讲要代表人们的偏好，但是缺乏对偏好的阶级分析。不管从哪个国家的数据，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各个阶级的偏好是不一样的。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阶级，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因为其基本需求已经解决了。而比较穷的中下层阶层， 往往表达的是客观需求，比如就业、就医、住房、就学、社会保障。需求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代表理论更强调的是人们普遍的客观需求。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行使代表责任的人要不断地跟人们互动，以了解客观需求的变化。
怎么代表？这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一般会被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亿万民众的觉醒都是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位美国学者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之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
实际上，我刚才讲到的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么代表，暗合了林肯讲的“民有、民治、民享”。最近我们看到刘云山的讲话（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关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也正好符合我刚才的解释。
第三届“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摘编（下）
《现代哲学》2014年第2期
我想把群众路线和西方民主概念的关键词联系起来，这就是公众参与。我们可以把公众参与作一种分析。公众参与是这么一种假设，政策制定者可以关在房间里进行决策，公众可以推门进来，影响决策者。参与决策机制无非是把门打开，但是决策者不会走出去。就理想状况而言，有强势利益群体，有弱势利益群体，他们理论上都可以影响决策，但事实上弱势利益群体对决策者的影响非常之小，而强势利益群体对决策者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参与”这个词，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作阶级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是有问题的。
群众路线不太一样，有决策者，有强势利益群体，有弱势利益群体。在理论上，群众路线强调决策者要走向各个利益群体，深入他们，到群众中去；更重要的是到弱势利益群体那里去，就是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当然在实际上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决策者也走出去了，但是更多的是和老板互动，和投资者互动，招商引资，而忽略了普通民众。但是群众路线的作用是要培植群众观点，要设身处地地来了解民众的需求，同时要汲取民智。它也有缺陷，就是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有主动深入群众的意愿，以及深入哪些群体。
所以参与和群众路线是非常不一样的，但都有比较优势。公众参与的比较优势是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优势是培植群众观点，了解民情，汲取民智。在这个意义上，这两者实际上是可以互补的。又有参与，又有群众路线，这样的民主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我所说的代表型的民主。
胡靖作者简介：胡靖，（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教授。 ：毛泽东的“所有权”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基本处在生产结构转型中，而结构转型又主要表现在国家工业化诉求上面。只有工业化才能完成历史对国家、民族生存的拷问。毛泽东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烂摊子，开展了所有权的革命。
所有权革命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开出的处方。他几乎一生都在追求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最本质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其中包括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度。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所有制革命？如果我们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很容易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包括人民公社、集体化是一种疯狂的乌托邦想象。但我的研究结果表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决不是乌托邦，而是有他自身的深层逻辑。
第一，中国工业化是实现救亡的唯一路径。但在路径选择上缺乏稳固的农业基础来提供充足、稳定、持续的农产品供给，没有这个前提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要有稳固的农业基础，首先要有稳定的农业生产率。而农业生产率的稳定，需要农业生产条件具有较强的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农业基本无法抵御一般的干旱、洪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所以饥荒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而这种常态肯定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因此，中国首要任务之一，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脆弱状态，提高其生产率和抗灾害能力。但是，改造农业生产条件非常困难。因为农业生产条件地域非常广阔、复杂。在历史上，除了极少数水利工程，如四川的都江堰，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都是看天吃饭。同时，小农生产方式，对应的是分散的没有分工的生产力，而非具有明确分工的系统生产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力）。现代生产力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而小农基本上没有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奠定中国现代化基础的历史使命，就是说它无法提供一个稳固、可持续的农业基础。我们都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它说明了愚公没有超越家庭、血缘以上的集体动员能力，所以他没办法完成移山的夙愿。愚公移山这样一个故事反映了农民的合作多么困难，愚公提出要依靠子子孙孙，为什么没有想到要依靠农民的合作呢？列子把这个问题回避了，我感觉到列子应该认识到可以走这条路，但是他为什么不写进去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合作太困难，根本无法实现。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地私有产权和农业的产业缺陷导致小农之间的博弈、谈判成本巨大，根本无法达成合作的契约以形成有分工的系统的生产力，因此历史上农民自愿的合作是无法实现的。曹景清先生有一句话很精辟，说“农民善分不善合”，所以愚公移山的故事跨越数千年，一直延续到1953年的合作化运动。不是农民不愿合作，而是这种巨大的交易成本、谈判成本、博弈成本使他们没办法达成一种契约。但要形成有分工的系统的生产力，就必须促使农民合作。既然历史证明小农之间无法通过博弈，自愿形成有效的契约，就必须寻找其他的路径。这就是毛泽东开出的处方，他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对历史了解、洞察之后做出的一种判断。前人的路既然走不通，所以必须要走一条新的路。以具有一定强制性、暴力性的革命，改变小农的私有权状态，变农地私有产权为农地公有产权，这是他的一个历史突破。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一个真正明白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从1953年开始所有权革命，即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并非完全无理，它对应的是农村的集体行动单位的圈层的扩大，农民的行动能力从自然村放大到一个乡再放大到一个县。像四川的黑龙滩水库、广东的万绿湖，农民合作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乡的边界，甚至超出了县的边界。它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在30年的集体化时期基本解决了农村小到农户，大到自然村、乡、县、市、省的各个圈层的小水利、大水利的几乎全部难题，实现了水利化，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留给我们的一个遗产。我们现在的农业基本上能够抗击一般的风险，能够稳定的可持续的提供农产品，能够顺利的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没有这样的基础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面对广大的农村地区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化遗产，各级政府和主流学界都屏蔽了基本的事实，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只知道“完全否定”，而失去了起码的感恩之心。
但是集体化并非没有问题。集体化的成功在生产条件领域，但问题集中在生产过程之中。集体化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的产业缺陷、干部素质等原因，生产过程更适合承包方式，而非企业管理方式和“大呼隆”的方式。在企业，工人一般上午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但在农业里面就不能这么做。因此在人民公社后期，生产效率的下降是明显的。毛泽东在晚年可能无法理解人民公社的这种困境，他提出的农业学大寨，多多少少受到了抵制。这一点可能毛泽东也比较困惑。相对于大寨，西沟比较成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完成了管理方式的分割。西沟在生产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不少生产责任制。所以我斗胆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提出的不是农业学大寨而是农业学西沟，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今天的农地改革，在对毛泽东“所有权”革命否定的同时，走到了制度的极端。农地的整体性在毛泽东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整合起来以后，又重新被破坏并细碎化，这种历史性的倒退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将会在未来慢慢明朗化。
徐俊忠作者简介：徐俊忠，（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新中国毛泽东的农治思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本次提交会议的文章很长，但似乎话还没讲完。今天借助这个机会，也只能简要报告其中的一些想法。
首先讲一下概念。时下人们比较热衷于“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但实际上，这三个概念并非同一层面的。其中，农村具有更加综合的意义。台湾自从1949年以来，用“农村复兴”去统称其农治战略的综合内容。这些年，随着涉农问题的复杂，“三农”概念已经显得过于狭窄。于是，就有人提出应该增加所谓“农企”和“农社”的“五农”概念。也有人提出还有一个“农民工”的问题，这就变成所谓的“六农”问题。但即便如此，问题仍然千疮百孔。至少在当今的涉农问题中，还有一个农民家庭生活支离破碎的问题。全国由于农民工的大流动，常年出现了成亿的体制性“鳏夫”和体制性“寡妇”，还有几千万的所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这说明除了以上的“三农”、“五农”和“六农”之外，还有一个农民的家庭生活的问题。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事关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与质量，还事关国家的未来。因为你如果让几千万农村儿童长期处于“留守”状态，中国未来就可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麻烦人群”。毛泽东对于中国涉农问题思考的视野，绝对不是这样支离破碎的。他与晏阳初、梁漱溟基本属于年龄上的同辈人。晏阳初的所谓中国农村存在着“愚、贫、弱、私”问题的说法，毛泽东是有深切同感的。对于这些问题无法以支离破碎的方案去应对。毛泽东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思维方式，也使他不可能陷入对于问题的支离破碎解决之中。事实上，至少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对于中国涉农问题的方案，就是一个涵盖生产与生活的综合性方案。这一点，从他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看，就十分清楚。它们都涉及关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和重大的问题。用所谓“三农”之类的概念根本就无法概括，甚至无法理解他这一方面的基本想法。因此，我在讨论毛泽东的涉农思想时，不愿意沿用当下流行的所谓“三农”或者“五农”、“六农”等这类概念，而是采用“农治”这一概念。
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主张应该回到毛泽东自身对于问题的理解上。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涵盖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性概念。这一概念完整地表达一种把生产与生活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能力与水平，去达致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因此，国家对于农村的治理，不仅仅在于发掘农民在国家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贡献，还应该努力帮助和引导农民改善生活条件，进而改善生活方式。真正把农民既当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当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目的。我认为，这一理解符合毛泽东对于问题的思维逻辑。甚至如果不从这一方面去理解问题，你就几乎无法理解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那个“农业发展纲要”的丰富内容，甚至会觉得那是一个几乎“文不对题”的文件，因为它在“农业发展纲要”的文件标题下，写了许多诸如改善居住条件、除四害、努力消灭疾病、保护妇女儿童，对鳏寡孤独老人实行“五保”，扫除文盲、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农村广播网、电话网和邮政网，以及发展农村交通道路等等内容。同时，这一理解也彰显了毛泽东思考当代中国涉农问题的整体性。没有这种思维的整体性，政策就会偏颇、失衡，甚至导致治理的失败。可以说，这是我之所以要使用“农治”，而不是采用人们常用的“三农”之类的概念去概括毛泽东这一方面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面，我着重讲一下毛泽东农治思想中的组织化、集体化道路问题。晏阳初说中国农民存在着“愚、贫、弱、私”的致命问题。这一判断几乎成为那个时代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它也内涵着提高农民组织化的解决思路。当然，晏阳初所致力的措施，主要是通过“平教”促推农民的合作化，而不是集体化。毛泽东则不同，他是通过合作化而引导农民不断走上集体化道路，从而使中国农民获得了高稳定状态的组织化形式。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体制的调整，毛泽东所倡导和实施的方案受到了尖锐的质疑和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方案本身就是毛泽东囿于某种极“左”教条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各种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几乎模糊、淹没甚至扭曲了毛泽东这一方案的真实内容，以至于建构起一个面目全非的毛泽东形象。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中国农村走上集体化道路，不能说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因素，但主要的还是着眼于如何尽快改变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充分挖掘农村各种生产发展的潜力，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问题。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过程中，就多次讲到中国农村总体上看是人多地少、条件恶劣、耕种粗放。因此，不论是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还是解决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都只有通过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有可能。他甚至反复强调，尤其那些人均只有三五分地的微型小农区域的农民，更应该比那些拥有较多土地区域的农民，尽快的组织起来，道理就在于微型小农比拥有更多土地的农民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这里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家“一穷二白”，根本无力以资金、机械和科技等资源去投入于农业发展，唯一可能利用于改进农村状况的资源就是农村那个巨大的人口。集体化实际上就是实现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组织方式，以使农村有可能通过对于劳动力的合理调配实现对于农业的劳动积累，从而不断改善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的状况。综合毛泽东这一方面的思想，农民的集体化被赋予的功能主要包括：
第一，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条件。通过集体化，汇集以往小农过于分散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拓荒开垦等等。这是实现劳动积累的重要形式，也是优化农业生产条件的最基本和最初始的条件保障。毛泽东时期，集体化为中国的农业留下了86万座水库、619万座塘坝，使全国农田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1亿亩提高到7亿亩，这是一笔具有长久红利的重要遗产。
第二，实行精耕细作。在中国的农史上，使“精耕细作”成为表述农业生产状况的，据说就是形成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集体化时期。中国向来就是耕地严重不足的国度，精耕细作应该是中国农业的内在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状况的落后，中国农业生产基本属于粗放类型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人均土地不多，加上耕作粗放，这是造成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重要因素。这种状况的改变开始于农村的集体化过程。究其原因，应该是农村碎片化的生产资源通过集体化而得到整合，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和实施劳动技能教育的条件更加优越。特别是随着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发行，它所推荐的精耕细作的大量案例广泛传播，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也在集体化过程中深入人心等等。这都极大地改变农业原有粗放性发展的生产方式。
第三，推行多种经营。尽管依靠集体的力量，中国农村有效地改善了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有效地推行精耕细作，但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实在过于庞大，仅仅依靠既有的农业耕种项目，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因此，毛泽东为农民集体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从发展的战略上看，毛泽东一再指出，中国既不应该也不需要让那么多人去从事粮食生产，必须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从改善当时农民的生活困难看，随着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在种植方面基本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完成国家繁重的统购任务，农民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任何政府都不能让农民长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办？毛泽东认为，集体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出路就是“多种经营”。这样，对于农村产业发展，较为完整的表述就是“精耕细作”加“多种经营”。他认为，农村具有发展多种产业的潜在可能。随着农民组织化的实现，结束了所有农户都去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这有利于解放大批劳动力。因此，各地只要能够因地制宜，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发挥民间智慧，就能够把多种经营发展起来。他曾经以广东顺德由一个养蚕能手，带动一群社员，发展蚕桑业的例子，强调农村多种经营的现实可能性。最近，我阅读了大量毛泽东的言论和相关文件，印象最深之一就是他关于农村必须借助集体力量，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不论是经济的顺境还是逆境，他的这一思想都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写信，反复做出批示，亲自树立典型，并不惜批评甚至斥责那些对此不热心、有抵制的部门干部。后来，这一思路进一步发展为力倡“社队企业”，并认定这不仅是农村集体经济“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也是国家实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通过农工并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中国的广大农村就有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在地转移”，避免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大批劳动力向城市“盲目流动”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条“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市化”的道路探索。在历经农民工大举进城所导致的乡村凋敝、城市拥挤不堪、城乡生活动荡混乱的今天，这种探索的意义就显得更加夺目和引人深思！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这种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发展并不平坦。尤其发展“多种经营”，长期以来都十分艰难，通过“社队企业”而实现农村“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市化”的道路，更是走得一波三折。因为在1958年大办社队工业出现乱子以后，社队工业受到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组织受到了“去工业化”的处理。后来，毛泽东虽然借助所谓的“五七指示”，以及第一次全国学大寨会议召开的特殊时机，通过批转人民来信的方式等，锲而不舍地坚守着这一主张，但它也远未成为党内决策高层的共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决策高层仍然不断有人高调批评发展“社队企业”，质疑毛泽东关于社队企业是“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的论断。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的农村集体化主张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地贯彻。因此，在对于毛泽东农治思想中的农村集体化道路进行评价时，就必须防止以所谓实践的失败而否定其理论的探索意义与价值，更必须反对以背离毛泽东主张的实践上的失败而建构出一个失败的毛泽东形象！
成谨济作者简介：成谨济，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教授。：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我们可以说，每个思想的发展脉络当中，应该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解释家。比如说孔子可以称为一个作家的话，那么孟子就是伟大的解释家；马克思可以说是一个作家的话，列宁就是伟大的解释家。不过特别遗憾的是，我还没找到对毛泽东的比较好的解释家。在中国的历史叙事当中，有很多种类的“毛泽东思想”概念，这些概念复杂而且模糊。在这些“毛泽东思想”概念中，最有影响力的解释版本是邓小平的“毛泽东思想”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概念。邓小平的解释，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邓小平的“毛泽东主义”主要是由两个文本来组成的，一个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是《毛泽东选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很多作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有全集，鲁迅有全集，但毛泽东没有全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没出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的文章？到底有什么问题？最起码，这个选集的问题就是删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的逻辑，就是50年代后期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当中被删掉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在《决议》中，邓小平明确地说，50年代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就是完全对的，没有错误。可是世界上有这种思想么？不会的。邓小平的“毛泽东思想”概念（是一种）政治化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结果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我更感兴趣的“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毛的错误、矛盾、可能性，是比较复杂的、活泼的一种“毛泽东思想”。
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就是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里面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百花齐放的模式，一个是反右的模式。反右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斯大林模式，就是要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革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的想法，就是大鸣大放的想法，才是50年代以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要更加准确地理解百花齐放运动的理念和性质，就必须关注1950年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两种倾向以及它们之间与日俱增的矛盾和对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以城市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方式已经引起农民大众的不满。而在此过程中，对于党内干部们新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做法，毛泽东的警惕已经超越了不满的程度。可以看出他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实权派官僚和干部们的哲学、世界观产生了怀疑的迹象。毛泽东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对农村经济的冷落和对大众政治的排斥，从1955年开始，一面大力推进农村合作社运动，一面着手准备开展一场针对官僚化日益严重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广泛深刻的整风运动。在此过程中，号召大众“鸣放”的运动与1957年初达到顶峰的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是一脉相承的（即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与此相关，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提出并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首次公开谈到了有关百花齐放的构思。
反映毛泽东当时立场的这种问题意识可以通过《论十大关系》再次明确。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有必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式建设方式进行全面的再检讨，并且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基本方针，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相关的十种问题。在“基本方针”里出现的“一切积极因素”是除了共产党之外，还包含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一切人民的力量”，它意味着积极引导全民总和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透过《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应该可以充分准确地类推出毛泽东对于“百花齐放”口号的理解方式。“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是他把延安时代的概念在新的范畴内进行了再次强调，是针对在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中心”（即党组织）新出现的否定因素，即逐渐臃肿硬化的党的官僚组织和官僚式的统治行为、知识文化界（针对人民的）权威主义和（倾向苏联）的奴隶式的教条主义等等做出的反应。它来自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未来不能寄托于苏联和党内官僚身上的判断。允许大众对党进行批判的“百花齐放”的构想就是这一方针的延展。它最先提出了党内官僚和教条主义知识分子的权威主义和垄断革命，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新矛盾”问题。所以，尽管1956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就其模糊性来说，存在着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它的本来意图是对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时代的传统进行延展。它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一样，都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主义的发展和变化。
我在我的文章中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革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别事件。我说的“文化革命”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问题提出的一个对待方法。文化革命主要以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权力为标的。不管在各方面它失败的是什么，这革命的最大成就就在于防止党官僚权力的加强，或者至少缓和其进行的速度。
我对中国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以后应该需要用“去政治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毛泽东的文本。这样才可能接近原来的毛泽东，包括矛盾、失败、错误，还有可能性的原来的活的毛泽东，这样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重新政治化。最近，中国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应该要从87年以后韩国的所谓“民主化历史”上得到教训。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在外面找到路，应该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寻找资源。我刚才说到了毛的矛盾、失败，以及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其实通过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由此找到一种最好的思想，一种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好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与当今世界格局
James Goodman作者简介：James Goodman，澳大利亚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教授。：帝国主义与气候危机——超越“三个世界”？英文发言略。此篇记录在钟秀梅老师现场翻译和林育川老师翻译的PPT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是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介绍给世人的，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第二世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国和低收入国家属于第三世界。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确定第三世界（中国作为其中一部分）和国际工人阶级为核心集团。作为一种替代，万隆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既不与共产主义也不与资本主义结盟，同时拒绝斯大林主义和美帝国主义。1973-1974年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联合国提出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毛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是寻求第三和第二世界的支持，将第一世界边缘化。然而随着70年代欧佩克和新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以及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第三世界出现了分歧。全球化改变了国家的地位，挖掉了民族独立主义的根基，造成了新的全球危机，以及跨国社会运动。气候变化带来了“三个世界”的重新复活吗？这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气候危机产生了社会灾难：反发展和独裁。气候危机带来的是不平等的责任和不平等的影响，受到影响的绝大多数人是全球贫困人口。全球精英继续扩大温室气体排放，1990-2012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几乎达50%，而穷人承受的是最严重的冲击，这是一种气候不正义的表现。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产生了积累危机和资本向殖民地的转移。福斯特的研究表明，由于资本蔑视环境，商品生产造成了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代谢断裂。资本和自然之间的冲突通过气候变化制造了本地的、地区性的，以及现在是全球性的枯竭危机。有没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中的“自然的报复”，马克思则论证了“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毛泽东对人类改造自然、超越资本主义的能力是乐观的，他谈到“人类改造自然的知识和能力是无限的”。气候变化使这个问题提上日程：如何在“不增长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改造生产力？或者超越它？当前，气候变化是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界之资本主义生产”。人类气候组织在“人类世/人类纪”中（人类主导环境的新的地质年代）重制全球地质学。全球精英，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组织等等，正在谋划一个（将气温上升）4-6摄氏度的世界。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灾难”和气候帝国主义的新形式。
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气候帝国主义的形式，一种远程的、以气候为中介的帝国主义，其次序是从最大排放者到最受影响者。这是气候帝国主义的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历史上和当前的高排放者。第二世界是晚近工业化国家，当前较高且还在增长中的排放者，包括中国。第三世界是低排放者，最直接受影响者，最缺乏适应能力者。帝国主义者内部是有冲突的。第一世界国家之间为了减少责任产生了竞争。在联合国1992年减排会议上，只有34个“Annex 1”（京都议定书附录1中的国家）第一世界国家同意减少排放。美国与澳大利亚因害怕来自非“Annex1”国家的竞争而退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谈判的。”欧盟也随之尽量减少硬性排放指标。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里，第一世界国家承诺从1990-2012年减少5%的排放，但是允许以碳交易、国际贸易相抵。第一、第二世界之间也有冲突。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承认的“有差别的责任”给了工业化国家中的精英提供了一个追赶的机会。1990年后，第二世界国家的排放增加了172%，中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排放升了270%。2012年，中国的排放量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均62吨。第二世界中的精英目前在联合国形成了一个谈判集团，他们为第一世界所用。但是，他们拒绝接受硬性排放指标，除非第一世界承担其相应责任。第三世界的情况呢？第三世界七十七国集团的128个国家包括欧佩克和新发展国家。1992年，七十七国集团抵制第三世界接受硬性排放指标，因为第二世界的排放增长了，第一世界也有了不行动的借口。2013年，七十七国集团仍然反对自己的成员国接受排放指标，但内部越来越分化，岛国和非洲国家要求全部国家接受硬性指标。
除了欧佩克和新发展国家之外，低排放国家很容易遭受气候变迁的影响，但谈判力量很弱。然而，他们可以创造出突出的象征性力量。2009年，图瓦卢呼吁地球温度升幅不能超过15度、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必须达到350PPM以下，以免于本国被淹没。2010年，厄瓜多尔举办了另类的峰会“气候变化与地球母亲权利世界人民会议”。2013年，台风后的峰会上，菲律宾的代表声明以绝食表达反对立场。
气候帝国主义的跨国统治层级，反映出一种管控气候危机以及产生这种气候危机的资本/自然之间的冲突的统治结构。跨国的统治层级还反映了更宽广的国际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包括“从上而下的”和“从下而上的”。“从上而下”的霸权力量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维持“一切照旧”。反霸权力量则挑战了这种气候变化的不公正，试图改变这种现有的秩序。
分析霸权，比分析国家帝国主义能让我们更加辩证地分析跨国领域中的竞争性社会力量。从气候霸权主义的角度来看，第一世界包括企业与国家精英，他们是主要的排放者。第二世界是第一世界精英的联盟和同谋。第三世界包括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勉强糊口、收入低、从事非正式工作，排放很低，但需要承担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第一世界的跨国资产阶级（TCC）展示了其自身的力量，和其作为“自为”的阶级的自我意识。第二世界是第一世界的仰慕者和同谋，但当危机深化时，有潜力去转变自己的立场。第三世界的利益与跨国资产阶级对立，要求超越国家界限建立跨国反霸权集团。
气候行动的全球社会动力主要关注于再生产领域（即“生产条件”领域），这一领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最薄弱。那些生计直接依赖于生态环境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如妇女、农夫、农民、土著居民，他们可以一起形成一个超级产业阶级，对抗发展主义，建立一种另类的生态文明。由国家和社会力量构成的气候“第三世界”能够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已经开始探讨气候正义。这个集团的目标是争取在与第二世界国家的竞争中胜出，例如论证气候变化是无法逃脱的，我们今天遭遇的，你们也将遭遇到。它已经开始推进自己的反霸权计划，即以生态平民和反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生态文明”。2012年，在联合国“里约+20”环境和发展会议中，这种理念在“另一种未来是可能的”的宣言中被提出。它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绿色经济”的。
我的结论是，三个世界模型可以被视为分析发展策略的方法。虽然最初形成的时候，三个世界模型是以帝国主义和国家为（分析的）中心；但正如我们现在所论证的，随着资本主义危机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它能够被改变为涵盖对跨国性社会力量的分析。跨国的统治结构和跨国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在当前建构气候变化的三个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林深靖作者简介：林深靖，台湾新国际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教授。：后殖民主义理论看“第三世界”意义之流变
我们知道“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比较具体地在国际政治上开始成型应该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到1961年，南斯拉夫的铁托又召集了二十几个国家，搞了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会议，开始以一种新的国际分类诠释，来试图改变世界的格局。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大家都应该读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面提到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实“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这个解释的力量又足以改变世界。因为通过这一提法，把原来被忽视的、被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然后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形成力量。
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成中一开始就是扮演龙头角色，万隆会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会议，而中国在当时就起了重大的作用，我想这不用具体回溯。1961年，铁托在不结盟国家的形成中是一个领导人的角色。中苏论战之后，大家都知道，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0年代中苏交恶，1971年10月中国大陆取代台湾，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全球冷战的结构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1974年所提出的 “三个世界” 理论，接续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之后，体现了一个新的、更具体的对世界的诠释，并通过这个诠释试图找到一条推动世界改变的道路。
我想简单回溯一下，就是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卡翁达总统(Kenneth Kaunda)时，他提到：“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国家呢？毛泽东又说：“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里面他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朋友在哪里？敌人在哪里？从那时起就已经在归类了。卡翁达的回答是：“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非洲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而中国人在我们最好的朋友之列。”
我想当时卡翁达那个讲法也代表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现在在非洲、拉丁美洲做地区运动或开会的时候还常常碰到。这些国家直到今天对于中国还是有一种阳光的期待，就是希望她是一个带头者的角色，就如同她往昔在第三世界是龙头角色一样。附带谈一下，赞比亚在1964年10月24日独立，卡翁达担任首任总统。而他与毛一样，青年时都曾经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员。
同年，毛泽东还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总统布迈丁(Houari Boumediène)。当时，他除了再次提到“三个世界”的想法，又强调这个第三世界将形成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最主要力量(当时，苏联也已被归类为帝国主义霸权)。毛很清楚地告诉布迈丁，帝国主义是不能自主发展的，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倚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的掠夺和剥削之上，而这些“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是第三世界的组成。毛泽东更进一步认为，最重要的反抗的潜能也来自这里。
毛泽东有很清楚的敌我概念。敌人就是第一世界，也就是美国和苏联。从1971年开始，在中国，美、苏一方面被认为是“神圣联盟”，一方面又认为这两大阵营又是以相互对抗、相互竞争做为其特质。而苏联比美国更为危险。
其实美苏的关系当时还是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下被理解的。“在帝国主义的发展史上，两个超强的同时出现是新的现象。但是，由于发展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彼此的对抗，甚至战争。”
根据毛的三个世界理论，在外交战略上，当然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也就是团结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力量，对抗“霸权”。
在提出“三个世界”概念的前一年，即1973年，毛泽东会见了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 Pompidou)。由于蓬皮杜提到苏联在东欧的问题，毛说：“苏联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非洲。”
当时，由于中苏关系已经相当恶劣，毛的这些话，许多国际上的政治评论人不太听得进去，认为这纯粹是毛个人反对苏联的情绪。后来，197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为了取得红海和亚丁湾的战略位置，在“非洲角”(主要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代理人战争”火热化，大家才发现毛泽东果然有先见之明。这是冷战时期一个很重大的冲突。所以，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其实在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了。
如果再往前推的话，毛泽东的这种世界观不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才开始的。早在1920年，他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的信中就谈到，新民学会的宗旨是确定方针和路线，“改变中国与世界”。1920年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些语言，对于目前搞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研究的人来说，都可以说是新颖的。他说：“我们多数的会友（指新民学会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都鄙弃爱国；多数人都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之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的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那是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才刚萌芽。
于今，美国一谈到国际外交就说，一个行动的标准就是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在他们看来似乎理所当然，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管怎么做都对，当然包括反恐战争，包括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侵略在内。而毛泽东在1920年就提到了一个国家的利益不能用来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概念，跟当时许多人对于第三世界的划分不太一样。当时一般谈到第三世界的人都认为，美国和苏联，一边是资本主义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社会；一边阵营是第一世界，另一边阵营是第二世界；而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就形成第三世界的阵营。
毛泽东的观点其实比较接近 “第三世界” 初创时的概念。“第三世界”( tiers monde)这个用语最早是法国经济学家索维(Alfred Sauvy )所提出，而这个词又是根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tiers état)而来，这是当时的革命理论家席耶斯神父(abbé Sieyès)用来指称在旧体制(Ancien Régime)君权和神权联合压迫下的人民，对革命者而言，也就是可以唤醒，可以团结的对象。索维说：“毕竟，这个如同第三等级一样被忽视、被剥削、被轻蔑的第三世界，它们也想要有自己的身分。”这些被忽视、被剥削、被侵略的第三世界，它们也想要自己的身份，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也想要进入历史。
1956年，法国社会学家巴隆蒂耶(Georges Balandier) 则在一个调查报告中用“第三世界”来指称那些“低度发展”的国家。到了2003年，这位社会学家被问到，作为最早使用“第三世界”这个用语的学者，他怎么看柏林围墙倒下，苏联崩解之后的世局？
他的回答是：“对我们而言，‘第三世界’并不是要在冷战时期的两个国家集团（资本主义集团与苏维埃集团）之外，拿来定义第三个国家集团。不！这个词是从旧体制的第三等级而来，也就是这个拒绝被认定为‘什么都不是’的社会阶层，这是从大革命时期席耶斯神父在街头散发的论战手册而来。这个概念，也就是用来指认那些意图进入历史，意图在历史上也能够被记上一笔的第三等级。‘第三世界’这个用语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最近又在一些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所广泛使用，包括巴西、印度、南非等。在最近的一个国际会议中，它们都刻意使用这个名词来强化它们面对西方超强的自我认同。这不就是第三世界的再生的开端吗？”
回到“第三世界”概念创始人的说法，毛泽东“三个世界”里所指称的第三世界，其实是比较符合索维和巴隆蒂耶的定义，也就是用来指称那些被忽视、被剥削、被轻蔑的国家，它们“想要有自己的身分”，“意图进入历史”，而且是可以唤醒，可以团结的对象，是联合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有一定的理想性、进步性。它是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用一套理论来对抗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和苏联。
这套理论在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时候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邓小平认识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国的重要遗产。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且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要用来教育子孙的。十年之后，在1984年，他又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即使发展，丰富起来了，即使有钱了，仍然是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看第三世界的国家是相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
中国这整个国际外交的脉络，如果要追溯到源头，还是在毛泽东写给蔡和森那封信里面说的“改造中国和世界”。所以改造中国跟改造世界是不能分开的。你唯有改造世界，才能改造中国。这跟一般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外交活动准则是完全不同的想象。
钟秀梅作者简介：钟秀梅，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毛泽东思想的启发：重思另类全球化运动的战术与策略
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会产生“另类全球化”的运动？主要的背景是：即使以 “全球化”为名，我们目前世界的情势还是延续既往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跟资本主义，甚至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困局。能够在新自由主义市场里享受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舒适或者是分配的人还是极少数的人，世界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奢侈品的消费，只要用一点点就可以改善世界的教育问题、卫生的问题、下水道问题、妇女的健康、人民的基本营养跟保障等问题。有人喜欢谈中国的“大饥荒”年代，但是，当今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大饥荒，每27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亡。这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1994年，有一个据说是墨西哥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忍无可忍，跑去墨西哥的原住民地区，带领当地的原住民建立基地，重新反省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很快的，在1997年，就有所谓“反全球化”的核心的队伍展开。1999年，另类实践世界论坛（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简写为WFA），还有世界一些团体，包括工会、农民、妇女、环保团体成立“另外一种达沃斯”，为后来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开启一种可能性。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就爆发了十万人聚集西雅图，反对WTO的斗争。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从我们熟悉的第一届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的开办，到目前已经第十届了。2002年墨西哥集结了500多个人，他们从以往的那种模模糊糊好像是反全球化的运动中整合出“另类全球化”，就是说我们不止是“反”，我们还要“建立”我们的未来。2006年，“另类全球化”的队伍就在首都马利创立、形成一个新的叫Bamako的宣言，针对“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发展，结合理论、实践形成分析跟行动建议，提出一个宣示性的立场。
当然，“另类全球化”运动有它的局限，华勒斯坦说它其实是1968年的延伸。事实上不然，华勒斯坦主要是欧洲中心主义。另外，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布加林则指出，这个运动没有旧的工会和左翼政党的加入，跟传统的国际主义不太一样。
我的问题是到底他们内部的争论是什么？这个运动可以跟毛泽东思想怎么展开对话？就是说，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带给这个运动一些怎样的思考？另类世界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这两个其实是合作的，只是合作里头又有斗争。我觉得他们的思考有些不同。WFA有五个方面的贡献：它对历史性质分析的角度其实是比较毛的分析的角度；它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新的分析跟差异的理解；第三点是运动策略；第四点是怎样肯定过往人民所创造的不同形式的抗争，来吸取教训跟经验。第五点是对组织形式跟运动策略的思考不同。
关于历史性质，主流观点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是战争的历史。不同于毛时代的分析，WFA认为，帝国主义的性质现在是“多数的结合”，帝国主义各中心在不断发生冲突，在某些时候冲突还很激烈、很火爆、非常复杂。第二点是他们不断的冲突不是为了霸权，而是为了分配与再分配全球体系的利益。第三点，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就是持续战争的历史，绝不是像夸张不实的论述所说的那样是市场与民主和平扩张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旧有的历史，所以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
怎样看待人类创造的过去各种各样的斗争跟组织形式呢？有些是很有创造性的，包括过往我们中国的经验，就是展开了人类史上极为鲜活、浩大的、史诗般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在人类历史进程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敌人的策略还是应该属于军国主义性质的，它的地缘、政治的策略还是希望把他设想的敌人击垮。（世界）社会论坛觉得论坛是一个空间，希望展开更大的、更高水平的集结。
我认为WFA其实是比较适合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特别是对非发达国家的多数人民的给予很大的启发。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目前很多新的能动性的创造在农村展开，包括这两天所提的“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展开的小农的团结行动，还有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他们将“性别”跟“生计”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多的可能性的组织方式。再就是说，农村的文化，包括音乐、舞蹈形式，各种各样的，其实在世界社会论坛，或各种世界集结场合，都鲜活地表达出来。特别我很惊讶的是，我参与2004年孟买的世界社会论坛，那个形式根本就是延安的文艺路线。第二个是我们对统一战线应怎么重新思考。过去在中国内部，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大概就是说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侵略作为旗帜的团结。在当今形势下，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第三点是自力更生的概念，给很多社区展开“阵地战”很重要的启发。第四点是我觉得过去世界主流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现在是不是重新思考——特别是网络成为一种很有机的很快速的联结——什么是一种新的第三世界阵营？第五点就是形式的民主。我们台湾为了选举付出太多的代价，而现实中形式民主选举的权利已经封建化了，爸爸妈妈传给儿子，财阀掌控形式民主的代表性。那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毛泽东当年关于民主的概念，其实也在另类全球化运动里头发展成所谓“参与式民主”跟“深层民主”。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