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洪杜丹
[摘要]尽管汉语学界对汤普森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也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是，对汤普森的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度都不够，有待学术同仁进一步努力。在未来推进汤普森研究的进程中，需要树立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的立场，强化对汤普森历史性思想的研究，加强对汤普森阶级学说、文化学说及历史研究的统一性的研究，以构建一个整体性的汤普森的哲学形象，将汤普森的哲学思想真正转化为我国哲学建设的一种有利资源，而不是仅仅增添又一个学术泡沫。
[关键词]汤普森；阶级思想；文化思想；历史性；文化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1－0024－08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汉语学界已经出现了零星地对他的译介和评述性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各执一偏的状态，没有勾勒出他的整体性轮廓，也没有对他的一些术语的含义达成共识，有鉴于此，写作一篇对于汤普森哲学思想的研究的评述性的文章，有利于推进该研究领域的规范化和深化。我们在对汤普森的大量文献进行研读后，认为可将其哲学思想大致分为阶级思想和文化思想两大部分，本文将采用这种分类方式对汉语学界对汤普森哲学思想的研究展开反思和评述。
一、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
在我们看来，直达目前，汉语学界对汤普森阶级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汤普森阶级思想的总体性质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它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二是汤普森有关阶级意识的学说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这种阶级意识学说与卢卡奇、葛兰西、列宁等人的学说有什么不同，这种学说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三是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中有关个体的工人的自觉阶级身份的选择中包含的生活经验、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等要素与意识的客观性的关系，这些要素涉及到文化发生学的问题，这种文化发生学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而是层层推进的关系，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又有赖于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认为汤普森的阶级学说最深层、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这种关于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之所以要把这三个问题分开来分析，不仅因为这三个问题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还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文献侧重点确实有所不同。
（一）围绕着汤普森阶级思想总体性质的讨论
大陆地区对汤普森阶级理论进行总体研究的文献有两篇，刘军的《E．p．汤普森的阶级理论述评》（1996） 和黄光耀的《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理论评述》（2000），台湾地区王振寰先生的论文（1990） 属于这一类。在第一篇文献中，刘军认为汤普森的阶级概念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和作为历史客体的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历史中的角色，具有能动性，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作为历史客体的阶级，只是在客观上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但却缺乏阶级意识，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而仅仅是自在的阶级，这个阶级要想成为革命的力量还必须接受革命思想的灌输，因而，这个阶级是有待被塑造的阶级①。汤普森的阶级思想特别强调如何由作为历史客体的阶级转变为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因而特别强调阶级意识的产生和灌输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和列宁具有一致之处。正因如此，汤普森的阶级思想仍然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在我们看来，刘军先生的这篇文章对大陆地区汤普森阶级思想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但是，仅仅因为汤普森的阶级思想与列宁的阶级思想有某种一致之处，就匆忙地得出结论说，汤普森的阶级思想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这未免太不严格，这里存在着三个方面论证的缺陷：一是仅靠结论来判定一种观点的理论性质，这是危险的，因为不同理论性质的观点有可能在结论上是一致的，但是前提却不同，推论的过程也不同，所以，判定一种理论的性质如何还需要考察这种理论的思想前提和推论过程；二是如果仅仅强调阶级意识完全取决于这个主体的主观选择，这样的观点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汤普森和列宁都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都强调在客观的经济条件之下，相应的阶级意识才有可能被接受和被选择，而不是任意的选择；三是判定汤普森的阶级思想在总体上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考察他的观点是否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性的原则，而在这方面刘文几乎没有触及，因此，在我们看来，虽然刘文的结论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立论却是不严谨的。
黄光耀的文章强调汤普森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补充了对某些细节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文化传统意义的强调，表现出他对阶级意识形成中历史因素的重视。”② 这种研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③ 因此，汤普森阶级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但是，此文似乎并没有对汤普森独特的阶级意识学说进行环节性的刻画，没有勾勒出汤普森阶级思想的整体。王振寰先生的论文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全面清理了汤普森阶级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和历史贡献④。王先生认为，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分析中，也许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一味强调文化因素和个体主体性选择的意义，在事实上基本上没有讨论生产关系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强调这种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虽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却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陷入到历史唯心主义之中。
在我们看来，虽然刘军先生和黄光耀先生对汤普森阶级思想的总体性质的研究存在着论证不严格或者缺乏细节刻画等问题，但是，对汤普森阶级思想的总体性质的判断还是准确的，汤普森的阶级思想不仅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表现在汤普森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体意识要受一定历史条件的最终决定，阶级身份的选择不是纯粹主观任意的选择等方面，而且确实补充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关注的方面，比如阶级意识的个体选择，文化心理和生活经验对阶级身份选择和阶级意识的形成的作用等等，使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更强的体验基础，具有更微观的心理机制。因此，黄先生对汤普森阶级思想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强调是准确的。相反，王振寰先生对汤普森阶级思想进行了细节的刻画和历史脉络的清理，但是，可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本身的体会不够深入，导致了对汤普森阶级思想总体性质的误判，这再一次说明了，对于一个理论的研究，关于其总体性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总体性质的判断发生误判，对其细节的研究往往是得不偿失，往往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二）对汤普森阶级意识思想的讨论
在大陆地区关于汤普森阶级意识的思想的研究文献有三篇：刘建洲的《工人阶级意识：从马克思到汤普森的理论探索》、王立端的《论卢卡奇、葛兰西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和张亮的《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当代审视》。在台湾有两篇文献涉及到这个问题，分别是罗世宏先生的《新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与批判思想遗产》① 和孟冰纯先生的《没有保障的马克思主义》②，但是，这两张文章都是纪念和讨论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hAll）的文章，只是在交代霍尔的思想背景的时候才提到了汤普森的阶级意识思想，它们不是专门讨论汤普森阶级意识的思想的文章，我们在这里就不做专门的评述。刘建洲的论文主要讨论了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独特性。在刘建洲看来，“汤普森阶级意识研究的一个客观成果是有力地反击了精英主义文化偏见，证明平民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作用。”③ 在我们看来，刘文抓到了汤普森的阶级意识观点的主要特色，即阶级意识具有一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形塑功能，但是，这是否又有将阶级与民族相混淆的问题？不可否认，不同民族的工人阶级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英国工人阶级特别强调个体的主观选择，法国的工人阶级特别强调平等主义传统，而德国的工人阶级特别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强调伦理共同体的意识，从这意义上来说，刘文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在汤普森那里，民族文化传统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的，存在哪些中介性的因素？对于这些问题，刘文基本上没有触及。
王立端的文章分析了卢卡奇、葛兰西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的不同之处：在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上，卢卡奇和葛兰西遵循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要靠知识分子的培养和“灌输”这一思路，把阶级意识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外在的被动的过程，而汤普森则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内在的、历史的根源④。汤普森则把工人阶级意识看成是工人群体对自己阶级经历的一种体验和共识，在这种体验和共识中逐渐生发出卢卡奇和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总体性和使命感，使得这种阶级意识显得更加亲切。在我们看来，王文的有关卢卡奇、葛兰西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的不同之处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于我们把握到汤普森阶级意识理论的独特性，有利于我们发现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历史贡献。汤普森不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知识分子从外边强行灌输给工人阶级，而是由工人个体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自主选择的结果，这挺立了工人个体阶级意识的主体性，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汤普森在挺立这种主体性的同时，并没有丢掉马克思强调客观性和历史性原则，实现了这种文化心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连续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这种统一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涉及到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方法论问题。张亮教授的文章分析了这个问题。张亮认为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填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相关空白”⑤，因为此前没有人从个体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去分析阶级意识的产生过程，汤普森却这样做了，这实际上是英国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中的反映，具有很强的英国特色。在我们看来，汤普森的这种个体意识分析对后来于20世纪80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现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汤普森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的开路者和先驱。张亮教授的这个分析是非常到位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重要视角，具有一种方法论的定向的作用。但是，汤普森的方法论与后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否完全一致，在何种层度上二者是有区别的，在何种程度上汤普森的方法论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一致之处，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被澄清。
（三）对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讨论
这些问题在对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澄清。这方面的文献有两篇，张亮的《爱德华·p·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批判的再考察》和冯旺舟与华倩合著的《从阶级意识到阶级经历》。张文介绍了柯亨和安德森对于汤普森的批判。在柯亨和安德森看来，汤普森对工人阶级产生过程的分析，虽然涉及到个人的心理问题和文化因素，但是还过于宏观，还不够个体，他们认为应该贯彻彻底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而张亮教授却认为，汤普森没有贯彻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不是汤普森的缺点，反而是他的优点，正因如此，汤普森才仍然可以捍卫和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最终必将导致总体性视域的缺失，导致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①。
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对柯亨、安德森与汤普森观点差异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利于我们更加细致而深刻地去体会汤普森阶级思想的真正独特性和创造性。确实如张教授指出的那样，如果汤普森贯彻了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考问题以抽象的个人为基点，把个人脱离开其从属于期间的那个群体，脱离开他被抛入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只考察这个抽象的个人的主观心理的话，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更加经验化了和心理化了，好像更符合分析的精神，但是，如果这样考察个体，工人的个体产生阶级意识就完全变成了主观任意的行为，围绕着个体而产生的意见都只能是片面的和局部的意见，不可能形成对社会总体的认识，从而也就必然偏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汤普森强调个体的意识能动性，强调个体文化心理的选择，强调个体的生活经验对个体的阶级意识的影响这些方面与后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有一致之处，但是，二者在本质上却是不同的，汤普森的个体意识能动性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和社会意识的总体性的基础上的，他力图要做的工作是在个体意识的主观性与社会意识的客观性之间、在个别经验的片面性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之间建立一个桥梁，而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不知不觉就造成了这种对立，从而带来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归顺与认同。
第二篇文献主要是介绍了伍德对于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解读。伍德认为，在汤普森那里，阶级的形成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从而进一步产生了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才会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的产生，进而才会有不同的阶级意识的产生。在剩余产品出现的前提下，不同的个体之所以归属于不同的阶级，既与个体的教育程度、价值观念有关，也与个体的冒险精神和不同的生命选择有关。因此，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率的提高以及个体文化心理的能动选择是决定性的因素②。
在我们看来，伍德没有看清自己的观点与汤普森观点的差异。伍德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而汤普森很显然是拒绝这种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如果混淆二者，确实容易遮蔽汤普森阶级学说的的特性。这再次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将汤普森看作是一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毫无疑问汤普森可以被看作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是，二者确实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对于被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的人物，他们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需要认真鉴别的。我们在研究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时候，不应该不加选择地就将那些谈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否则我们的理论研究将变得非常不严格，而这一点在当下我国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汤普森的文化思想研究
在我们看来，汉语学界对于汤普森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汤普森的文化思想究竟是一种经验的社会学反思，还是一种系统的哲学反思？二是汤普森的文化史书写与传统历史学的区别是什么，这种文化史书写的基本特色是什么？三是作为汤普森文化研究和文化史书写的基础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一）对汤普森的文化思想的总体性质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包括三篇，分别是李林洁的《汤普森的文化研究》，傅光敏的《汤普森与文化研究———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文本学解读》和吴春生的《重构与拯救：E．p．汤普森的文化研究》。李林洁的文章是一篇硕士论文，对作者说来，汤普森的文化思想涉及到对文化的基本结构、基本来源和分析文化的方法论的分析，因而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文化现象的经验分析①。与此不同，傅光敏的文章却认为，汤普森的文化研究是一种经验的研究，不属于哲学的分析，因为汤普森提出了“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拒绝对文化问题进行纯粹概念的思辨，力图找到文化问题体验的基础，这与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截然对立②。而吴春生却认为虽然汤普森的文化思想虽然有经验主义的特点，但从中依然能够挖掘“阶级意识”、“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传统” 等这些哲学思想③，所以，应该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来解读汤普森的文化思想的。汤普森所做的实际上是以一种经验主义的较弱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点，通过对主体的文化心理的分析，来讨论阶级意识的形成，进而讨论阶级现象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现象会如何发生的，可以把这种意识分析叫做“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
在我们看来，傅光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哲学是多元的，具有多种工作方式和写作风格，不能因为汤普森在文化研究中反对抽象概念的纯粹思辨，也不能因为汤普森主张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就认为汤普森的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经验的社会学研究，而不是哲学研究。这是以一种狭隘的哲学观来作为判断标准的。事实上，只要对西方哲学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纯粹的概念思辨只是西方哲学典型的工作方式之一，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也是一种哲学的工作方式。所以，判断一种研究是不是哲学研究，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只要这种研究的内容是具有哲学的目的和用意，讨论的主题具有哲学性，这种研究当然是属于哲学的研究。汤普森的文化研究最终分析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是对这种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的考察，而且在他的文化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哲学术语，提出了大量的具体的哲学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有三点：一是汤普森的文化研究从总体上看不是一种经验的研究，不是对具体的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是与他的阶级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汤普森的阶级思想与文化思想不能完全分开，只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侧重点不同而已；二是连接汤普森文化思想和阶级思想的关节点恰恰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的阶级意识概念，所以，这三篇文献再一次印证了我们的看法，汤普森的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概念就是阶级意识概念；三是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可以将汤普森的哲学思想命名为“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找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意识，我们才能提纲挈领地去理解汤普森的其他具体的命题和论述。
（二）对汤普森的文化史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有四篇文献，分别为大陆地区乌仁其其格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王立端的《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李曦的《E．p．汤普森的文化史观探讨》和台湾学者李长穆的《新文化史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乌文提出汤普森在文化研究中突出了人的文化心理形成过程中的能动选择问题，个体并不是被动地被文化传统所塑造，个体通过能动的选择还影响和塑造了文化传统，因而，个体的主体性被挺立起来④。王立端的文章针对一些人对汤普森的误解，强调汤普森的文化史观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因而不能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①。虽然汤普森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对工人个体进行文化心理的主体分析，包含一种较弱意义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但是，汤普森只是为总体性的历史分析找到了个体性的文化心理基础，而不是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李曦的文章在推动应用汤普森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化现实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是还不系统，还只是对汤普森个别观点的简单挪用②。李长穆的论文概括出汤普森文化史研究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不再关注精英的故事，而是关注底层人民的故事，关注thEhistoryfromBEloW；二是不再只是关注英雄的个体，而是关注底层的群体，关注这个群体的文化心态和行为传统；三是不再只是关注宏观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而是关注微观的文化心理，关注普通人的社会自我定位的文化选择③。正因如此，李先生认为汤普森的文化史是对传统历史观的一种挑战和更新，同时还更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可以被个体感知的中介，进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我们认为，以上四篇文献虽然都是在讨论汤普森的文化史观，但是第一篇文献着重强调的是把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放到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之中去理解，把文化史研究作为汤普森哲学思想的一种应用。第二篇文献着重强调的是汤普森的文化史观在凸显了个体的文化主体性选择的能动性的同时，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是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三篇文献着重强调汤普森文化史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反思的借鉴价值。第四篇文章着重强调了汤普森的文化史观对于传统历史学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凸显了新文化史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新的作用。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分别展示了把握汤普森文化史研究的四个基本点，这四个基本点对于研究汤普森的文化史思想是不可或缺的，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确实具有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的问题视域，如果脱离开这个视域，我们很容易将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仅仅看作是一种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从而发现不了它的哲学意义，这无疑是对汤普森文化史研究的误判。
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确实在凸显了个体的文化主体性选择的能动性的同时，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也确实是汤普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相较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和狭隘化的理解，这是明显的进步。对于这样的进步，我们确实应该有所借鉴，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反思中国当代的文化问题，相信会出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只可惜这四篇文章各自仅仅凸显了其中一点，这说明直到目前国内对汤普森文化史思想的研究还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那种整体性和立体性的研究还是空缺的，这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突破的方向。特别是应用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方法来反思和解决中国当代的文化问题方面，这可能既是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生长点，又是中国文化批评的一个生长点，我们期待着这样的突破。
（三）对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
汤普森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史书写是建立在他的独特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我们把这种哲学观点叫做关于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但是，一些学者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指代关于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这就是” 文化唯物主义”。在关于“文化唯物主义” 的文献中，张亮教授的《E．p．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 视野中的文化概念》和《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范式》最为典型。
在第一篇文章中张亮指出， “汤普森的文化概念始终是隐含在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威廉斯相关著作的评论以及自己的实证社会史研究中的。”④ 汤普森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具有过强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没有看到文化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也没有看到文化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多元关系。汤普森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 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威廉斯的观点虽然相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是一种进步，但是总体性有余而个体性不足，决定性过强而选择性不足，制度性约束过强而心理内化不足，客观性过强而主观性不足①。汤普森文化概念突出了这一概念内在所包含的个体性、主观性、选择性和主体性与总体性、客观性、决定性和客体性两个矛盾的维度之间的统一关系。在第二篇文章中张亮强调，由于英国第二代新左派批判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只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而忽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所以汤普森为了回应这种批判，把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 区分为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和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②。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由于针对的是对于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解从而有必要强调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能动性和选择性等维度，所以，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忽视或者否定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似的。但是，这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即使是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也只是为客观的总体的阶级意识找到可以体验的基础而已，最终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这后一点在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中就显得更加明显。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自下而上” 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这三点之上的，这三个支撑点是层层推进的关系，并且发挥了两种基本作用：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述和再创造以及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由这两种基本作用生发出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重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文化的多样性、完整性和延续性；第二部分则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传统主题，即生产方式分析方式和阶级斗争分析方式。因此，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第二代新左派对汤普森的批判是无效的。
我们认为，张教授的文章很好地回应了人们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 的理论性质的质疑，提出了一个圆融的解释系统，可以正确地厘定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 的理论性质和特色所在，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汤普森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当汤普森为了把自己的哲学学说与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的时候，也确实使用过“文化唯物主义”这个标签，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标签却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因为尽管汤普森的分析重点确实瞄准了文化领域，这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把分析的重点瞄准物质生产领域及其派生的生产关系领域确实有所不同，但是，这只是领域的不同，这个标签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汤普森的思想在文化领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为什么这是一种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朴素的、机械的或者直观的唯物主义。同样是对文化领域的反思，可能是唯心主义的，也可能是朴素的、机械的或者直观的唯物主义，因而这个名称并不能说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名称还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无疑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汤普森虽然在学理上确实有创新之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推进，但是，他给自己的这种理论创新却贴了一个不好的标签，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他的思想的种种误解。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清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汉语学界对汤普森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也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是，对汤普森的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度都不够，有待学术同仁进一步努力。既然研究汤普森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有助于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理论主旨，还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走向，以及深度分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现象，那么，推进国内的汤普森哲学研究就有了充分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国内的汤普森研究：
一是站在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的立场上，去研究汤普森对个体阶级意识的主体性选择的微观机制的分析，并将这种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分析结合起来，重构一种完整的建立在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学说，以此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新。并应用这种阶级学说来分析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现象，甚至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文化现象，开展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史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某些矛盾和困境，并积极寻求某种解决之道。这个方向既有待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进一步开掘，也有待于对《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的翻译及解释，正因如此，我们期待《理论的贫困及其他》尽快出版忠实的中译本，以推进这个方向的研究。
二是从我们已有的研究来看，汤普森这里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性思想，一种个体文化心理选择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涉及到一些基本的逻辑要素和生存要素，围绕着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汤普森实际上已经建构起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这种以个体文化心理选择的历史性为中心的历史哲学是他的阶级学说和文化学说的更深层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历史哲学，使汤普森的哲学思想可以和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大师对话。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已有的研究汤普森哲学思想的文献中，还没有一篇文献是专门研究他的以个体文化心理选择的历史性为中心的历史哲学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必须要尽快突破的方向，因为没有这种突破，汉语学界对汤普森的研究就还无法真正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找不到将汤普森的阶级学说与文化学说统一起来的基础。
三是要加强对汤普森阶级学说、文化学说及历史研究的统一性的研究，力图实现“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 与“文化唯物主义” 的统一，实现个体性、主观性、选择性和主体性的心理与文化分析与总体性、客观性、决定性和客体性的历史与阶级分析两个矛盾的维度之间的统一。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些统一，我们才能够摆脱目前的各自为政、各执一偏的状态，才有可能客观地形成对汤普森的总体判断，形成一个完整的汤普森的理论形象，进而给出公允的对汤普森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判断，才有可能使汤普森真正成为中国学术的一种有利的资源，以解决理论和现实的问题，而不是使之成为又一个昙花一现式的学术泡沫，在学术史上，这样的学术泡沫已经太多，再增加一个，实在没有必要。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