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摘要]毛泽东研究超越了对单纯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研究而呈现出复杂综合性理论定位的特征，加之当前国内研究因认知不足而导致难以向纵深挺进的理论困境，共同构成了提出认知性研究的主要“针对域”。所谓认知性研究就是将研究视为达成认知目的的辩证过程，即一方面研究目的在于实现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与把握，另一方面认知目的实现必须通过学术性研究才能完成。理解毛泽东研究中的认知性研究范式，需要实现对认知主体、认知对象与认知中介三者之间多元互动关系的综合把握。尽管以认知性研究为依托深化毛泽东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尝试，但它仍处于不断探索性实践之中，仍面临着如何化解认知背后的利益纠葛、如何形成共识性认知等问题的挑战。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认知性研究；综合定位；理论困境；认知因素；现实挑战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1－0048－09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深化毛泽东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议题，而且更是一项关涉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议题。因为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所具有的多元复杂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晴雨表”与“参照系”，这使得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愈发成为一种象征性存在或政治符号。正如国外有学者所言，毛泽东的持续性意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动具有灾难性影响的“文革”，而且因为他的思想改造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并且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基础性内容。①在此背景下，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也超越了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从而具备了更加广泛的现实性与政治性意蕴。如何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一直构成了国内相关研究者不断尝试进行“理论突围”的重要话题。近年来，有学者在对目前毛泽东研究困境进行“理论诊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认知性研究” 为依托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思路，②并以此为理论抓手，重新解读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空间。
本文拟就认知性研究的针对域、理论规定性以及现实挑战等问题做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期冀学界能够重视并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并最终为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新的路径支撑。
一、“针对域”：毛泽东研究的综合定位及其理论困境
认知性研究的提出，并非是单纯的学术兴趣使然，而是理论与现实发展双重需求所共同决定的。认知性研究之所以在此时被明确提出，既是国内毛泽东研究学术化路径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历史之后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进一步发展所不得不克服的理论困境，更是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受毛泽东及其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所必须加以求解的“难题”。正如徐俊忠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在毛泽东研究问题上，提出强化认知性研究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社会政治思维对立、混乱的一种反应，是对于学术界学风空疏、‘曲笔’ 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的一种表达。”③具体而言：
一方面，毛泽东研究超越了单纯历史研究或人物研究，它作为一项复杂综合性思想议题的定位，决定了必须依赖认知性研究以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共识性勾画。诚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属于某一阶段或某一点，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加以研究。
但由于毛泽东在“三大历史坐标” （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非替代性影响，使得关于他的研究从根本上区别于单纯历史人物研究，而具备了复杂历史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的综合意蕴。在此背景下，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不仅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及其争论的钥匙，而且也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走向的关键。① 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综合意蕴，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前研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呈现出的政治意蕴，无论是在国内亦或是国外，都很难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纠葛而获得其纯粹独立的学术地位。就国内研究而言，对毛泽东的解读始终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异域研究而言，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兴起在起源上无外乎首先是从属于“区域研究”（ArEAstudy）的范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服务于政府政策咨询的功能，这一点从作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重镇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发展史中便可窥见一斑———该中心最初成立的两笔经费分别来自美国空军与国防部。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始终不是以纯粹独立的学术性研究而出现的，它在当代中国甚至构成了政治权力话语建构与反建构争夺的核心之场。因为如何理解毛泽东、如何评价毛泽东显然已经超越了对单纯历史人物的定论，而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乎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两个三十年” 之间的逻辑关系） 以及中国的未来（以毛泽东为坐标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 “回到毛泽东”、“背离毛泽东”抑或是“发展毛泽东”）。因此，在毛泽东研究与评价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尖锐对立，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决议”中所设定的评价认识毛泽东的基本原则，不断遭受各种思潮的挑战与冲击。如徐俊忠教授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毛泽东研究以学术化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真正开启）所展开的历史之短、推进之难，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导致在毛泽东认识与评价问题上的分立态势，再加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歪曲以及对主流认识的解构与畸形化重构，构成了当前历史条件下提出认知性研究的根本依据。③
另一方面，毛泽东研究因认知性不足而导致的“理论贫困”状态，是当前提出认知性研究的直接动因。实事求是地说，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走向了理论发展的困境，但吊诡的是，这一研究领域学术化路径开启的时间却并不算太长。如何解释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何种原因导致认知性研究的缺失？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固化与思维惯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催生的方法论上的非自觉性。许多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固化结论，以标签化思维对待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直接贴上“yEs”或“no”的标签，其在本质上是极端化约主义思维的表现。这种认知方式抽空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研究者并非以一种“在场”的身份去审视、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而是一种非历史性理论臆测。倘若毛泽东研究可以超越历史认知与情感纠葛基础上实现贴标签式的“排队占位”式处理，那么如有学者所言的那样，这种研究将不过是最为无聊的事情罢了。④ 其实，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简单“正确” 或“错误” 的标签就可以衡量。毛泽东在其中蕴含的伟大战略构想与现实运行中复杂阻力之间的紧张张力关系，必须要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回到毛泽东时代，通过对丰富历史信息的真实而全面的把握，方能洞察其中所具有的长远而深刻的价值，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认知性研究。① 上述非认知模式在本质上是研究者的理论不自觉性使然，因为他们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真实历史情境展开的，而更多地是在抽象理论逻辑框架内进行理论思辨或推演的结果，并以此建构出关于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伪生长状态”，并在这种认知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理论模型的建构。诸如，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因此在评述毛泽东晚年实践时，以实事求是原则为出发点，通过列举毛泽东晚年实践违背这一原则的方面加以组合拼接，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晚年实践的基本图景———不断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断走向失误。但问题是，缘何毛泽东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在现象层面所罗列的诸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践背后，其内在本真价值诉求又究竟为何？这种价值诉求与现实实践中诸多因素之间的张力关系又究竟如何？上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历史发展情况真实而全面的把握基础之上，方能得到清晰的彰显。而这种通过抽象逻辑推演或者理论拼盘所建构出的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更多地不过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
甚至，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者基于不同立场、不同理论偏好及其利益限制，他们并不期望建构出所谓真实的毛泽东思想肖像，而更多地倾向于建构出符合自身诉求的毛泽东的形象，这就是毛泽东肖像的多元化存在。换言之，每个主体心中都存在着一个从属于他自身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毛泽东对于不同国人代表着不同意义，其多元变动的理解会催生不同的效应，这就是毛泽东形象丰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现实。②因此，正如徐俊忠教授所言，目前国内毛泽东研究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究其本质原因，在于“认知不足而难以强有力地回应各种对于毛泽东的误解、歪曲和妖魔化，也表现在由于认知的广度、深度的不足，影响了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份遗产的全面体认、估量和继承。”③
二、理论规定：认知主体、认知对象与认知中介的多元互动
“所谓‘认知性研究’ 就是把研究作为达成对于对象认知目的的过程。”④ 这其实是一个双向可逆性过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实现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与把握；认知目的的达成必须通过学术性研究才能实现。因此，认知过程与研究过程二者在本质上是合二为一的。认知性研究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研究方式或认知范式，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过程或认知过程。进一步而言，深化对毛泽东研究中认知性研究范式的理解，可以被细化为：认知主体、认知对象与认知中介三者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具体而言：
（一）认知主体理论立场、知识结构与经验
结构构成了认知性研究必须要注意前要问题任何认知都依赖于特定认知主体的作用，认知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主体性缺场”的消极被动接纳过程。就毛泽东研究而言，认知性研究范式尤为强调认知主体在其中的显著作用。
第一，认知主体的理论立场或出发点直接影响认知过程与认知目标。作为毛泽东研究的认知主体，研究者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必然受先在理论立场或出发点的限制，有何种理论立场必然催生相应的研究目标。以毛泽东晚年研究为例，研究主体的理论立场问题至关重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对毛泽东真实原始思想肖像的认知，而是通过对于晚年失误“碎片化史料”的恣意拼接甚至夸大化、歪曲化处理，以实现最终否定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合法性基础（包括前后两个三十年）。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认知，并不是为了揭露、鞭笞以最终否定毛泽东，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开展的宝贵财富。由此可见，认知主体以何种目的或立场为指导进行认知毛泽东，就会相应地催生出符合这一目的或立场的毛泽东思想肖像。
第二，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的多元复杂性需要认知主体具有完备的知识结构。从毛泽东本人思想及其实践的复杂性角度而言，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与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使得后世研究者关于他的认知性研究需要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因为其中必然涉及到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而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学科分化趋势与学科壁垒日益严重，中国传统治学方式中强调的“文史哲不分家”研究方法很难在当前“学术化” 研究中得到体现。近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具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其所接受的专门化学术训练一方面造就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精细化”趋势，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研究视界的狭窄与单一化趋向。诸如，历史界毛泽东研究与哲学界毛泽东研究，很少有机会在同一学术会议上就某一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相关讨论。这主要不是学术交流机制问题所导致的，而是研究者的单一化、专门化学科训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此，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对研究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要求研究主体具备以交叉学科或跨学科方式进行毛泽东研究的能力。
第三，正是毛泽东及其研究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主体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结构。毛泽东本人并非是单纯从事抽象思辨活动的理论家，他首先是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实践家。因此，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从来都不可能从封闭的书房与抽象的知识演绎中得以真实展现，而必须要深刻地根植于其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毛泽东对实践的首要性的强调应当成为一种警告，即不要从它的系统表述开始研究他的政治思想。”①
这就对毛泽东研究者的经验结构提出了较高要求，即必须对毛泽东及其时代有着深刻的感性经验与体悟。这一点在老一辈毛泽东研究者那里问题不大，但对于青年学者而言确实产生了较大挑战。因为大多数70年代以后的青年学者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实践，因此，对于这一时代的理解大多数是从史料的阅读中感受到的，这种经过后天阅读中介所建构出的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存在样态———尽管研究主体努力尝试建构出真实性存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拟象化存在。正因为青年学者这种“历史在场性”的相对缺失，使得其研究在面对浩瀚复杂的史料时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甄别、切割与取舍，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研究“史感” （对毛泽东时代有着切身感性经历与理性反思是构成这种“史感”的关键要素）的力度不足，造成诸多青年学者的毛泽东研究都陷入了史料的陷阱———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的“怪圈”。
（二）关于认知对象的总体性特征及其综合定位的准确把握是达成认知性研究的关键
在认知性研究看来，认知对象作为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客观存在并且是以哲学认识论上的可知论为理论支撑，即承认认知对象的被可知性。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准确把握认知对象呢？
一方面，认知性研究需要全面把握认知对象的总体性特征。认知性研究是认知主体把握、感知认知客体的动态过程，是认知客体在认知主体观念中具象化呈现过程。就毛泽东研究而言，认知主体对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建构，其实就是一种认知测绘的过程，即认知主体基于自身研究背景、主观偏好、感性经历等因素对毛泽东及其形象所作出的一种理论建构。毛泽东研究中的认知性研究也遵循着认知测绘的一般逻辑进程，从点到面、从片面到全面，在不断的动态调适与修正中建构出相对丰满与符合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画像。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总体性特征问题。其实，前面已经部分涉及到这一问题，即毛泽东的多重“出场”身份。研究者因自身知识背景、理论旨趣或者主观偏好的限制，在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认知对象拉向自己的认知范围。诸如，哲学研究者更加侧重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而政治学研究者更多地希望从毛泽东的文本中解读出政治意蕴，等等。这种认知上的“路径依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可避免将毛泽东整体思想肖像细化乃至分割、撕裂化，即不同研究主体可以建构出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不同的毛泽东形象；二是研究主体基于自身的理论偏好，很可能将毛泽东打造成趋向自身学科分类的单纯学问家加以研究。“这种定位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囿于自身学科偏狭性，养成了学科的‘洞穴假象’，把一个具有一定学科知识修养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错位地当作某种学科化的学问家。”① 尽管毛泽东本人呈现出多元复杂面相增强了研究主体进行认知测绘与理论把握的难度，但研究主体仍需要厘定毛泽东的“总体性特征”，即毛泽东首先是作为一位革命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这决定了对他的研究应当区别于对单纯历史人物的研究。
另一方面，认知性研究需要准确锚定认知对象的综合定位。就把握毛泽东总体性特征而展开的认知性研究而言，需要准确锚定这一研究的综合定位。尽管我们不能将毛泽东研究简化为一种可以脱离历史与现实的抽象学术空谈，但关于毛泽东认知性研究的达成必须依靠学术化路径加以推进。对于学术化毛泽东研究，究竟应当如何定位？笔者以为，认知性研究的深入推进需要转变毛泽东研究的范式，实现从“人物” 向“问题”的转换，即密切关注毛泽东关于“社会性问题”的不断试错与艰难求索过程。② 传统“人物研究”范式主要是围绕毛泽东这一研究对象而展开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停留于叙述性话语描述层面，以研究对象的历史性活动———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为叙述线索。这一方面造成研究的视角很难触及现象背后的本质，难以透视研究背后的深层“问题式”；另一方面过分围绕研究对象而展开逻辑叙述，必然会导致研究方向的倾斜化，即视域难以摆脱研究对象的限制而实现对人物之外的具体历史情境与当下维度的把握，往往较多地停留于“就人论人”、“就事议事” 的单一性维度，而较难实现“人事结合”、“古今结合” 的拓展性解读的多元维度。③ 相反，从问题出发，研究视域就不仅仅停留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更多地关注研究对象某一理论或实践背后存在的问题域。诸如，毛泽东某一理论与实践的提出，其背后关涉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也可能与同时期党内政治家的思考存在密切关联，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发掘，可以激活上述关联性因子，从而为认知性研究打开一种无限链接的动态关联性网络。
（三）革新毛泽东研究的资料库及其运用方式构成了认知性研究的保障
认知性研究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的把握，这一目标的实现须臾离不开特定的认知中介，即对毛泽东研究资料的全面占有与多元利用。“可以说，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足够资料和文献，没有对于这些资料和文献的深入细致的耕耘与研究，所谓‘认知性研究’ 根本就不可能。”④ 基于毛泽东研究的相对特殊性，有必要对认知中介进行特定的分类处理。
1、大量存在的毛泽东本人著述、党史材料等“有形文本”，构成了认知性研究必须依靠的基础性文献。这里需要对“有形文本”作出如下几个类型的基本分类：
一者是由毛泽东本人所撰写的著述，这是反映毛泽东思想最为真实与直接的中介。就毛泽东本人的文献而言，同样需要加以区分对待。笔者曾提出需要对此进行文本学的基本分类，即划分毛泽东文本资源库中的不同类型文本并加以区分对待。第一种文本是具有完整逻辑结构与话语形态的“正式文本”，诸如，公开出版发行的各类著述，其占据了毛泽东文本资源库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对毛泽东展开认知性研究的基础性载体。
第二种文本是初步具有基本逻辑结构与话语系统的“生成性文本”，诸如信函、讲话、报告、电文等。这些文本表明作者思想或处于某种探索之中，或是针对某个问题而作的思考，它们较之于“正式文本”———侧重于对研究对象思考结果的展现，更加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理论思考之过程的揭示。第三种文本是缺乏一般文本所具有的基本逻辑结构和话语体系的“拟文本”，诸如读书笔记和批注。尽管此类文本在整体资源库中所占分量不大，但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可以细化对毛泽东的认知与理解。⑤ 关于毛泽东“一手文献”的研究，研究者需要注意正式出版的文本与原始文稿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以《毛泽东选集》为例，“选集”作为呈现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的主要文本载体，它的编辑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与专门编委会修改、润色之后的产物，原稿中的一些概念、话语甚至是观点在后来的修改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 “选集” 的受众范围主要是普通干部群众，他们的定位是“学习者”，即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基本正确的理论、观点。但对于毛泽东研究者而言，仅仅停留于学习层面是不利于勾画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及其整体性思想肖像的。因此，研究主体对于毛泽东文本的把握应当努力从文本的原初语境出发、从文本的原初状态出发，这需要在版本的收集、整理、对比等问题上花功夫。
二者是丰富的党史资料，它构成了认知毛泽东的重要场域。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非替代性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史都是围绕毛泽东为中心而展开的。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思考和书写都是围绕毛泽东个人传记的范式所展开的，通过毛泽东坐架中国社会主义、通过毛泽东的个体透视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中西方学界研究的固定化路径。① 就党史资料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实践的历史性记录（诸如会议记录、讲话整理等材料），对于重建毛泽东实践的历史场景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当然，也可以对党史研究资料进行分类学思考：第一类是以毛泽东为直接论述对象或叙事线索的传记、年谱，其中较为权威、参考价值较大的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与《毛泽东年谱》，传记中诸多无原文出处但标明时间细节的脚注，都是从中央原始文献档案中摘录的，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有学者明确指出读《毛泽东传》就是读党史②，这一判断其实指涉了毛泽东研究与党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联；第二类是以党内同时期重要领导人物回忆录为代表的党史材料，这类材料作者对毛泽东时代有着亲身经历甚至是高层政治实践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对于深化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当然对于回忆录应当辩证的加以看待，因为立场、情感等主观因素与时间流逝造成的记忆错位等客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回忆或记忆的可信度与可利用度，必须辩证地加以对待、有所舍取、有所参照。
2、以毛泽东时代社会历史性实践活动为代表的“无形文本”，构成了认知性研究的重要外部支撑。毛泽东认知性研究目的的实现，不仅需要依靠大量客观存在的“有形文本”，还需要对于毛泽东及其时代实践的把握，这从文本的存在形式上而言，可以称之为“无形文本”。因为对毛泽东时代历史与实践的感知，已经不再从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学范畴，它并不具有客观的物质存在形态，而是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展现出的某种感知、体悟或领会。
一方面，较之于“有形文本”的存在方式及其逻辑结构，“无形文本”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支撑意义。尽管传统研究十分注重对“有形文本”的占有与解读，但依现代主义解释学原理而言，研究主体因为自身先在理论支援背景的限定，在阅读过程中必然存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二者“视域融合”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研究的文本并不能自动彰显毛泽东的原初理论意图，毛泽东真实思想究竟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关涉研究主体如何对待毛泽东研究中的“有形文本”，即研究主体以何种方式面对并打开“有形文本”的问题。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统“经验主义”阅读模式就过分将理论注意力集中到对毛泽东文本的占有之上，误认为只要全面占有了毛泽东的文本便可以清晰完整地揭示毛泽东的原初思想肖像。但问题是，一方面，文本并不能脱离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而孤立自存，这种具体历史语境构成了文本表层符码背后深层次的“有根性”支撑；另一方面，文本并不能自动彰显作者的理论意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地位，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五次论战”，即“经验阅读”与“症候阅读” 模式之间的对立。③ 上述两个方面的争论其实都关涉了认知性研究历史场景的回归问题，即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场景之中，一方面将毛泽东研究“有形文本”置于其实践背景中，另一方面将研究主体自身置于研究对象当时的实践背景之中。
另一方面，从现实实践活动出发定位毛泽东、认知毛泽东，改变了毛泽东认知性研究的文本存在方式。尽管“有形文本”构成了毛泽东认知性研究的基础，但仅仅通过单纯文本层面的逻辑演绎或理论推演，很难真正建构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毛泽东究竟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撰写了文本，文本的理论旨趣究竟为何？这些存在于文本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并不能通过对单纯文本字面的解读就可以获得，而必须深入到文本生存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也就是说，对毛泽东的认知必须要将其置于现实的历史活动之中，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也构成了可供解读的“文本”——— “无字之书”，民间感性生活、社会史的基本材料，诸如基层档案、民间口述历史等似乎与毛泽东本人撰写的文字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材料都从更广泛意义上构成了毛泽东研究的“文本对象”。单纯侧重对毛泽东本人文献与党史文献的收集、分析、梳理，其理论聚焦更多地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展开的。然而，毛泽东时代底层民众与基层社会对于上层政策是如何接受、反应甚至是反对态度，这在“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中是很难触及的。“毛泽东与中央领导的决定有助于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其不可能清楚地阐明这些事件在基层草根层面是如何展开的。”① 并且，不同于关涉上层政治实践的中央档案大部分仍处于保密状态，各省市县级的基层档案大多可供研究者自由查询，这无疑为从社会史视角切入毛泽东及其时代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保障。
三、现实挑战：利益纠葛、共识性认知的调适
认知性研究在认知主体、认知对象与认知中介等方面所作出的精深理论规划，使得这一研究范式在毛泽东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可以说，以认知性研究为依托展开相关研究，正是针对当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研究中诸多不利现象的一种学术态度表达，是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理论创新。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研究领域思维固化、意识裂化、政治干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当下提出的认知性研究在现实运用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这构成了进一步推广认知性研究必须要加以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
（一）必须妥善处理认知背后存在的学术利益与政治利益纠葛问题，以开放性姿态建构毛泽东研究中的认知性研究范式
认知主体对于认知对象的认识与把握，从来都不是无目的的过程，认知背后始终存在着推动认知得以展开的内在驱动力。毛泽东研究亦是如此，研究的背后存在着多角利益因素的纠缠———政治利益与学术利益，如何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与分歧，构成了认知性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不同评价取向不单纯是学术观点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研究背后政治利益的考量，即对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不同理论规划。鉴于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政治谱系中存在的非替代性影响，毛泽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与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历史的看毛泽东研究，不难发现，人们研究毛泽东似乎总是摆脱不了某种特定的政治化的功利目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大概已经成为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特色。”② 以往对于毛泽东的研究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评价说”、左翼思潮的“全面肯定说” 与右翼思潮的“全面否定说”。上述三重不同评价倾向并非仅仅是一个理论上关于毛泽东认知判断的分歧，其实背后折射的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三重不同理论规划： “综合评价说” 坚持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整体性评价，既强调了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连续性———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在场性”，又凸显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因此，它为当代中国政治走向所设定的是一条既联系又区别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路”；“全盘肯定说” 通过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晚年）的全面肯定，甚至是在对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激励批判中，人为割裂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逻辑继承性，以前30年的发展反对后30年历史。因此，这种评价模式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所规划的是一条寄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相反， “全盘否定说” 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否定基础上，甚至将毛泽东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直接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政治、道德品质上，在这种歇斯底里式的道德鞭笞与谩骂攻击中，通过否定毛泽东从而否定前30年历史乃至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合法性，其为当代中国政治走向所预设的是一条从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异轨”从而导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另一方面，就单纯学术研究而言，因研究旨趣、研究路径以及学术流派等因素的限制，也会导致认知性研究背后存在学术利益的争议。政治利益的纠葛更多地存在于非学术化或“伪学术化”的相关研究之中，因为政治性研究更多地是居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与阐释，与单纯学术性研究之间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差异。尽管单纯学术研究力图以一种学术化方式对待毛泽东，但必须承认的是，因研究主体先在知识构架、理论旨趣的差异，或是学术流派的不同直接构成了影响认知性研究开展的学术利益纠葛问题。这种学术利益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毛泽东研究以何种方式展开，以何种态度对待毛泽东及其研究工作。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在上世纪90年代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保守主义” 解读模式与以德里克、奈特等为代表的新“左” 翼“批判性阅读”模式之间的争论。“保守主义” 解读是由费正清开启的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基本逻辑线索，期间经历了史华慈的学术性奠基、施拉姆的资料性补白与沃马克等新生代学者的创造性解读等不同发展阶段，它们秉持了内在基本延续的学术规范与理论旨趣———研究主体大都是“中国学”出身，更加侧重在中国传统的谱系内定位毛泽东；认为通过全面占有毛泽东的文本便可全面揭示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即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坚持毛泽东只存在唯一的思想肖像，并且这一思想肖像正是由这一学术理论共同体所勾画的，垄断关于毛泽东的解释权与话语权。上述学术范式及其开启的学术研究，在西方一直居于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地位。对此，新“左”翼学者提出了明确的批判，认为关于毛泽东的定位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展开，并不存在关于毛泽东的唯一排他性思想肖像，因为在阅读方法上的“症候阅读”模式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开放性空间，等等。① 可见， “保守主义” 解读模式与“批判性阅读”模式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背后学术利益之争所导致的，关涉研究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认知性研究在毛泽东研究中运用的效果究竟如果，必须要妥善处理好研究背后所涉及的学术利益问题，应当以包容的姿态面对研究中出现的不同研究范式、不同研究路径的分歧，在平等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构筑毛泽东研究的开放性空间。
（二）必须妥善处理因毛泽东多元面相所形成的多元认知分歧，以构筑出相对统一的共识性认知图式
毛泽东多元化形象的呈现可以从不同维度加以把握：就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历程而言，不同历史时期其具有不同的特征与理论表现形式；就后世对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而言，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地域下，不同认知主体具有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国外学者奈特曾以“棱镜”比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即最近的过去与现在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可以折射出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棱镜，一旦棱镜转动，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②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由于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以及主体基于不同目的所展开的对毛泽东的不同理解，催生了从学术研究层面到普通大众意识层面对毛泽东思想肖像认知的多元化图景。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毛泽东的认知与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对立，即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分化。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毛泽东认识呈现出比任何历史人物认知更为复杂的格局，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在毛泽东认识问题上似乎表现出某种理论上的“无解命题”，也使得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对立的极端趋势。
那么，究竟如何处理毛泽东认知中的多元分歧以构筑出相对统一的共识性认知图景？笔者以为，应当注意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承认毛泽东认知的多元化与差异性，摒弃建构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思想肖像的理论意图。正如前面所集中探讨的那样，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具有多元复杂性，这既是由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是由研究主体的差异性所催生的，更是由研究时代背景的不同所构筑的。因此，承认不同主体对于毛泽东认知的不同路径及其所获得的不同结论，构成了研究需要承认的理论前提。任何寄希望获得关于唯一的、排他的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理论企图，都是对毛泽东整体性思想肖像的损害。
另一方面，从大的历史坐标出发定位毛泽东，可以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共识性认知。之所以在毛泽东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与差异，除了研究对象的因素之外，研究主体基于不同理论立场、情感好恶等多重因素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原因所在。以不同时代研究主体对于毛泽东的研究为例，这种内在差异性表现得尤为明显。“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与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之间存在着难以链接的鸿沟，‘毛泽东崇拜’在社会中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与模糊性共识，在这一社会中代际鸿沟使得这一崇拜的影响愈发被感受到。”①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而言，应当尽量摒弃研究主体自身主观因素对于研究所造成的影响（当然，从解释学意义上而言，不可能完全摒弃研究主体自身主观因素对于研究的影响），使得相关研究不再是围绕研究主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主观偏好、理论依赖等因素展开，以期清除因上述主观因素影响所产生的研究视域矮化或窄化。这就需要研究主体拓展研究视域、从更加宽广的时段展开对毛泽东的研究工作，从更加宏大的历史坐标定位毛泽东。因为只有超越了研究主体主观因素限制之后，从历史真实的深层维度与宏大历史坐标中定位毛泽东，才有可能获得关于毛泽东的共识性思想肖像。
概言之，如何发掘新的理论生长点构成了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着力点，而认知性研究正是针对研究所遇到困境而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它对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以及研究中介三者动态关系的系统性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当然，作为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理论突围”的一项重要尝试，认知性研究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也需要理论研究者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以期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更大的理论空间。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