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三角:知识一主体一权力

作者:周 慧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周慧作者简介:周慧,(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

①Joseph Rouse. “Power and Knowledge”. In Gutting, Gar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p93.

②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13.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1972, p126-131.

③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13.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28.

【摘要】

知识、权力和主体是福柯始终关注的三个核心问题,这一“福柯三角”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关键。但这三个轴心与我们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权力与知识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所有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与作为物质性实践的权力运作紧密相连;而权力,也通过与知识的联手,即通过规训技术、坦白技术和针对“人口”的治理术,将个体塑造为客体和主体。晚期福柯从“权力的支配技术”转向“自我的伦理学”,试图发展出一种导向生存艺术的伦理学,使得个体在知识与权力的网罗中,仍有希望成为独立自由和充满创造性的审美存在。

【关键词】

知识;权力;主体;自我的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67-09

知识(真理)、权力和主体是福柯始终关注的三个核心问题。无论是探索话语实践的考古学、权力—知识政体的系谱学,还是关注自我的伦理学,福柯的思想都紧紧围绕着这三个轴心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开启福柯迷宫的钥匙,是我们在其著述中找到门径的指针。然而在福柯的语境里,这三个轴心与我们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福柯不仅悬搁了知识的有效性,颠覆了主体的先验地位,同时也改变了对权力以及它与知识的关系的一贯理解。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不仅不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现代权力对主体的控制和支配是通过与知识的联手完成的。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本文首先试图说明知识、权力和主体在福柯思想中的特定含义;其次,文章将逐一分析知识—权力的共生政体是如何通过规训技术、坦白技术和治理术来实现对主体的控制;最后,将说明福柯在晚期转向自我的伦理学的目的及其意义。

一、知识、权力、主体在福柯语境里的含义

(一)知识

在传统的人文语境里,知识是普遍客观的,是我们获得解放和自由的途径,是我们不断进步、迈向绝对真理的桥梁。而在福柯的语境里,知识脱去了“真理”的外衣,失去了救世主的光环,被还原为话语实践的产物。它是中性的、唯名论的

①。福柯想要揭示:人类为什么会把自己当作知识的对象?为了获得关于自己的客观知识,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为此,福柯改变了科学史研究的主题,将研究重心从自然科学史转向人文科学史,将研究对象从自然科学对象转向人类主体。这种探索是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来进行的。

在考古学阶段,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福柯悬搁非话语实践,抛开对现今制度和权力机制的思考,而力图在话语内部揭示话语的历史先天规则(historical a priori)

②,即在特定的时期,使得理论、观念、假说等知识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这些规则在《词与物》中被称为“知识型”(epistémè),在《知识考古学》中被表述为“档案”(archive)

。形式化的话语规则是在人们无意识层面悄然运作的“认知密码”,它们作用于人文科学话语内部,使得在既定的历史阶段,什么对象能够被严肃地说出,从而成为知识的客体;谁能够说出它们,从而成为知识的主体;以及主体在言说客体的过程中使用什么概念和主题。例如,在《词与物》里,福柯集中探讨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关于语言、生物和财富分析的三种话语,由此展示出因为知识型的变化而导致思想史上的种种转型。他认为探讨西方知识密码的关键是把握词与物的关系,围绕着这种关系,可以发现自16世纪以来的三种知识型:a、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b、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再现”;c、现代时期是“人”的时期,其特征是人的有限性为认知的可能性提供确切基础。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在考察监狱的诞生时,发现考古学进路存在很大问题。自主的话语理论从话语实践内部来探索知识的形成规则,抹杀了知识秩序与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制度、经济进程、政治事件等非话语实践为真理话语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福柯开始意识到考察人文学科必须考虑使其学说成为可能的人类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不仅不能忽略不计,而且恰恰是内在于人文学科并成为建构它们的根本。福柯最终放弃了从话语内部对知识的形成规则做纯粹考古描述的努力,而是将话语和非话语领域结合起来,转而探索权力和知识的共生关系。

转向系谱学之后,福柯追随尼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知识政体。他试图描绘权力和知识在话语中共生的图景:与其说是外在的权力将自己印刻在知识之上,不如说是权力机制的效应在科学陈述的内部循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着客观纯粹的真理,权力不仅不是知识的障碍,相反,“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包含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与此同时,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知识”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27. 。由此,在《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重新关注早期在《疯癫与文明》和《临床医学诊所》中探讨过的主题:知识在许诺给我们自由和解放的同时,到底掩藏了什么样的政治需要?分辨真假这一古老的欲望(求真意志)内含着什么样的权力策略?系统化的真理话语与被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系谱学家要探讨的不是语言的意义何以可能,而是话语的政治学:究竟是什么在统治着知识和真理的生产机制,以及“在我们这些社会里,‘真理’为什么会被赋予这种价值,从而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束缚之下”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 L.D. Kritzma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106-107. ?

(二)权力

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将权力理解为某种支配形式,通常与暴力和强制相连。这种权力观预设了几个前提。第一,权力是可以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第二,在权力机制中,我们总是可以将人们分为两极:掌管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第三,权力两极之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它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其最常用的控制方式是暴力和高压。第四,由于这种权力从来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会说“不”,只会设置界限,因而它的策略是单一的,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第五,既然权力是一种危险品,由权力引发的政治问题便是权力的限度以及如何正当使用权力。由此,始于18、19世纪的现代政治思想始终是依据限度和正当性来提出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一模式下,权力和知识只能是一种对抗和否定的关系,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27. 。权力作为一种强制的手段,是无知的象征,是愚昧的同义词;它惧怕真理,总是处处阻碍真知的产生与形成。由此,权力与知识之间玩弄的只能是合法与不合法、允许与禁止、犯忌与惩罚的游戏。福柯称之为权力的司法模式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83-85. 。

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

《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1971-1972年福柯在和监狱问题具体接触时,发现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权力支配形式。福柯在去除了知识的真理性的同时,将另一个中性化的“权力”概念引入到他的分析之中。第一,福柯摒弃了权力实体论。和尼采一样,福柯将注意力从“物质/实体”转向“关系”:权力不是被君主或是统治集团掌控的财产,不是可以被占有的物品,而是某种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中,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力中心,因为权力具有某种链状结构,环环相扣,每一个个体既可以是权力的拥有者,也可以是权力的受体,而权力也从不将人分为两种,即拥有它的人和服从它的人Foucault. Two Lectures. In Gordon, C., ed. Power and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1980, p98. 。第二,福柯用肯定性和生产性的权力观替代了否定性的权力观。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权力具有压制和排斥的一面,而是说,权力的运作方式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否定性的权力确实在话语实践和求真意志的表层网络中发挥了局部作用,它或许是权力经常带着的一张面具,但决不是权力的真正面孔。第三,权力来自下层。传统人文主义者习惯于将权力视为某种“金字塔”形的构造,在塔顶总是权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越往下走,权力一层层地渗漏,到社会最底层,必然是权力最稀薄的去处。然而,在人们认为权力最薄弱的环节,福柯却看到了一种微观权力的肆虐。第四,权力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例如权力并不外在于知识,它与知识是某种共生关系。微观权力并不借用国家主权或法律手段不断地缩减话语,恰恰相反,通过某种理性化的程序和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它使得人文科学话语不断地增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渐渐地渗透和弥漫。在一整套科学话语的生产、调节、分布和流通的程序中,真理得以产生并与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在福柯看来,权力与知识之间不仅不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现代权力对主体的控制是通过与知识的联手完成其扩张的。在这一支配过程中,知识的介入使得权力不再表现为某种血淋淋的暴力征服场景,它变得温和、耐心、细致而周到,对个体的控制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实现的。真理在权力塑造主体的过程中,并不是对抗权力的主要力量,而是以自由女神的名义掩盖了主体产生的内幕,并成为了支配和统治的同谋。第五,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抵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权力的关系网络,阻力充当着权力的对手、靶子和支点。甚至可以说权力的存在取决于多样性的阻力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95.。

(三)主体

除了知识(真理)、权力外,主体是“福柯三角”的另一轴心。在传统观念中,这个主体先于历史,先于它自身的处境,权力被视为它拥有或反对的东西,而话语则是它表达自身意义的一种媒介。无论是考古学阶段对人文科学话语的描述,还是系谱学阶段对权力—知识政体的刻画,福柯总是试图颠覆赋予主体的中心位置。例如在《词与物》中,福柯考察知识型的转换和人文话语生成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探索现代意义的“人”是怎样诞生、怎样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和知识的绝对主体和客体。福柯告诉我们:不独知识,连求知的主体也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因此他从不愿意回答“主体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人”、“主体”这样的概念是如何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又是怎样运作的。

人文主义的“人”与“疯癫”、“性”一样,不是自然事实,而是某种历史的建构。在文艺复兴和古典知识型中,现代意义上的“人”是不在场的。他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完美的秩序,人的功能只是一个阐述者。即使在古典时期,语言符号的透明使得对事物秩序的表现成为可能,但表现出来的只是秩序,表现的这一过程、表现的行为和主体在这一时期却是隐匿的。正如委拉斯盖支的那幅《宫娥图》,作为既安排整个画面又进入画面的“人”,在古典时期的秩序表上是不存在的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31. 。福柯将现代时期定义为“人”的时期,其特征是人的“有限性”为其知识的确切性提供了基础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327-329. 。人作为劳动、有生命和说话的人,是有限的存在,但是关于主体的知识(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却被有限的人建构起来,并获得了某种普遍真理的地位,而事实的真相——这些表面上看似先于他的、外在于他的客观知识其实是内在于人之中的——却被抹去了。这种人类学控制了从康德一直到当代哲学思想的基本配置,它在三对两重性这三对两重性分别是:经验—先验、我思—未思、本源的隐退—回归。(参见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329-346.) 中将“人”建构起来。在这三对二元对立中,人被表现为:a.既是认知的主体又是被认知的客体,既是有待被研究的经验事实,又是一切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条件;b.既被无法弄清的事情(未思)所包围,又是确定的知识和一切可知性的来源;c.既是历史的产物,永远也无法知道历史的真实起源,又不断地建构着这一起源,力图揭示历史的最初形态。人作为被奴役的主人、被观察的观察者的形象诞生了,“人文科学”也由此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这三门经验学科并不是福柯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真正的人文科学是这些经验学科的衍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由它们再生出来的新学科。但是,这些经验学科的发展为后者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生物学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功能的模式,经济学为它提供了冲突及遏制冲突的规则的概念,语言学为它提供了意义和系统的概念。19世纪初以来,这几种模式一直支配着人文科学的发展。 。既然“人”的诞生是19世纪话语实践和话语规则作用的结果,那么随着这一知识型的转换和知识格局的改变,福柯断言“人的形象必将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398. 。随着二十世纪精神分析、人类学、语言学的兴起,大写的“主体”在后现代人文景观中的退场,似乎应验了福柯的预言。

在转向系谱学之后,福柯对先验主体的颠覆不但没有止步,反而比考古学的进路更为极端。福柯宣称,权力关系既是意向性的,又是无主体的。所谓意向性的,是指权力总是有着它的目的,任何权力都有其精确的计算和精心的策划,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作。所谓无主体的,是指权力并不是主体个人选择的后果。个人不是独立自主的,他只是权力链条上的一环,是权力和知识携手并进的产物。在这里,福柯彻底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主体优先于权力的传统H. Dreyfus & P.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Chicago UP, 1983, p109. 。权力作为一种实践,有着它自身的逻辑。它内含着某种意志,但它决不会受控于某个人、屈从于某一团体,它的效果总是逃脱了行为者和策划者的初始意愿。这就是权力的无主体的目的性的含义。用福柯的话来说:“人们往往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无法预料他们所做的又会做什么。”同上,p187. 由此,权力的分析不应该停留在意识的层面,即不应问“谁拥有权力,他想干什么?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而应问在权力塑造我们的身体、支配我们的姿势、规范我们的言行的过程中,主体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主体既是权力—知识考察的对象,又是这一政体自身展开的维度。一方面,福柯试图揭示主体是如何被权力—知识的复合政体建构起来并被赋予了统一姿态的秘密;另一方面,对权力—知识关系的阐述也是围绕着主体的建构展开的。在系谱学中,对先验主体的颠覆是沿着三个向度来进行的。首先,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将个体塑造为客体的规训技术;其次,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阐述了将个体塑造为主体的坦白技术;最后,在关于“治理术”的论述中,福柯分析了以“人口”为目的的总体化控制策略。由此,主体在知识和权力的包围之下,已经无处可逃——不仅在单个的意义上,而且在整体的意义上,他都已经被纳入了客体化/主体化、个体化/总体化的进程。

二、知识—主体—权力政体的运作

(一)个体客体化的规训技术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展示了两种惩罚模式:1757年3月2日在巴黎教堂前的一次公开处决和八十年后巴黎少管所的一份作息时间表。前者是一幅血淋淋的、对肉体的酷刑折磨;而在后者的模式中,鞭打、肢解、火刑、示众、暴尸的公共景观消失了,代之以温和而精妙的对肉体的监管和规范化的行为控制。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是人性的进步吗?或许会有人这么认为,但福柯发现,在这种表层的进步之后,掩藏着另一种微观权力技术的兴起。尽管这种权力的对象仍是肉体,但它已从公开的酷刑表演转入了隐秘的微观控制;而它借以运作的工具不再是暴力,而是可以进行区分和裁决的科学话语。“在惩罚变得日益温和的现象背后,人们可以发现惩罚运作点的转移。通过这一转移,出现了一个新的对象领域、一个新的真理体系以及一大批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角色。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与惩罚的权力实践纠缠在一起。”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23.

福柯将这一技术称之为“规训权力”。“discipline”可以指“纪律”、“学科”,也可以指“训练”、“教育”、“惩戒”,福柯利用它的多义性暗示了知识和权力的紧密关系。福柯是从对现代监狱的分析来引入这种权力技术的,然而考察监狱的诞生和惩罚制度的变迁并不是福柯的最终目的。他的真正目的在于分析“监狱群岛”(carceral archipelago)同上,p297. 的权力运作机制。精细的规训权力不仅在监狱盛行,而且被学校、工厂、军队、医院、家庭、教养所、救济院等机构纷纷效仿并有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的趋势。由此,监狱不过是一个隐喻,只是现代社会的缩影,真正的目标是一个已经被微观权力渗透的“规训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这种权力技术注重的是作为个体的“身体”,它要在身体之上计算出最佳姿势、方式、速度和搭配。人体被某种“权力力学”重新编排、分类和操练,使其能够按照后者预定的方式和效果,“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权力的愿望”同上,p138. 。

由此,这种权力技术并不通过压制和排斥来管制个体,而是“通过一整套与正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和价值来加以管制,这套标准和价值则借助于一种公然标榜仁爱和科学的知识网络而发挥作用”Lois McNay. Foucaul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94-95. 。这些技术包括对光线、空间、时间、距离、身体小心翼翼地分割和安排,对活动的控制、层级监视、规范化的裁决以及检查的艺术等等。在这些技术中,权力总是在话语之中并借助于规范化的策略一步步推进;而话语实践又是在权力实践的支撑之下,促进了临床医学、精神病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知识的成形和完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人文学科”的共同技术母体,就是这些繁琐的规训与调查技术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226. 。与此同时,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再次强化和改进了社会控制的手段。权力和话语交织在一起,你几乎辨不出是话语整合了权力,还是权力吸纳了话语。而个体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权力的支点,成为了权力策略与人文科学共谋发展的产物。

福柯在对权力—知识的阐述中,并没有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形式进行概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知识的获取、收集、整理和利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权力必须依赖知识来完成其对个体的支配,同时,知识也必须借助于物质化的权力技术来完成其收集、调查、取证和分析的过程。即使是人文学科,越来越与某种个体的思辨和精神的愉悦脱离了关系,成为某种技术化的和功能性的需要。知识不再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它的出现是为了交换。由此,没有使用价值的人文学科(如思考人类意义的哲学、历史学、神学、文学、文化批判等)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人文学科(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遗传学、优生学等)则越来越成为可操作的、可通约的元素,与权力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步扩张。正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Lyotard, Jean-Franc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4.

通过对规训技术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福柯的理论从韦伯那里获取了灵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科层组织和理性化、精确化的生产模式,而现代性的危机便在于这一模式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整个生活逐渐屈从于科学管理、官僚主义控制和严格的纪律约束,人类的所有活动面临一种被客体化的危险。如果说韦伯只是指出了客体化的趋势,福柯则细致入微地阐述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知识政体如何将个体(肉体)客体化的运作程式。不过,在韦伯那里,这种客体化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息息相关,即合理性的全面渗透与清教主义将克制欲望、控制情感和规范生活的苦行主义奉为整个社会都要遵守的理想规范是有着必然的关联的。那么,福柯对客体化的描述可不可以看作禁欲主义从家庭转向了监狱、军营、医院和学校等领域?严格的纪律、时间和空间的划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苦行僧式的生活向社会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当然不能这么理解。一方面,福柯的“规范”不是由传统或习俗产生出来的价值体系或道德行为的方式, 不是主体有意识的某种自我约束的力量,而是为个体所不能察觉地、将其客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中,否认了性经验的压抑假设,提出了与韦伯截然不同的欲望理论。而这一对压抑假说的颠覆,是从知识和权力将个体建构为主体的另一维度来阐发的。

(二)个体主体化的坦白技术

所谓压抑假设,是指我们总是将17世纪理解为权力对性的压抑时代的开始。因为从这个时代起,性由于和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所有的能量都应用于生产)格格不入而被现实语境所控制。它被贴上封条,成为夫妻卧室里秘而不宣的窃窃私语,成为大人和小孩之间小心翼翼的禁忌游戏。那么,性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悄然无息呢?其实并不然。福柯认为这一关于性的压抑不应该按照韦伯的方式把它理解为世俗禁欲主义的兴起,因为对性的约束并没有导致对其兴趣的减弱,恰恰相反,围绕着性,引发了对身体的强烈关注和性话语的暴增。性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影响、后果都必须得到细致入微的考察。不仅如此,性经验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灵魂深处的每一次悸动不安,都成了拷问、审查和忏悔的对象。忏悔/坦白(confession)由一种精神修炼变成了控制手段,表面上看似禁欲的活动变成了纵欲的通道。“在语言被小心地净化,大家不再直接谈论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20. 性经验并没有成为话语的禁区,只不过是被改变了谈论的方式,成为了一种健康和规范化的理性话语。欲望也没有被压制,只不过它不再是性爱艺术所获得的快感,而是在探寻和揭示真相时所引发的愉悦。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对身体和性投入过如此多的关注,身体的方方面面、性的每个向度都成了权力和知识的主要投注对象。“这难道是对性的审查吗?毋宁说,它要建立的其实只是一种产生更多性话语的装置,性话语在其结构中运转灵活,成效显著。”同上,p23.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执着于这一假设呢?福柯认为这和个体将自己塑造为主体的过程息息相关。如果说规训是权力将个体塑造为客体的外部技术,那么坦白则是权力将个体塑造为主体的内在力量。自1215年成为天主教的七宗圣事以来,忏悔始终发挥着维护宗教秩序的核心作用。16世纪,这一仪式从纯粹宗教的领域扩展到教育机构和监狱。19世纪开始,它进入了医学的领域,而自我忏悔的技术出现了新的形式,那就是向权威——心理医生、精神病专家、教育工作者和法官——坦白。通过“坦白”,权威就赋予了坦白者以身份,而坦白者认同了这一身份并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坦白的范围虽然不断地扩展,坦白的对象却仍然集中在性这一传统而敏感的主题之上。这一真理不仅是关于性的真理,也是关于我们的真理,人们被告知关于自己的奥秘就栖息在性的真相中,即“告诉我你的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法]福柯:《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页。 。“在性这一问题上,出现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我们要求性讲真话……我们要求它将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从这一互相作用之中缓慢地形成了这一主体的知识……主体中的因果关系、主体的无意识、存在于其他了解隐秘的人身上的主体的真相,还有在他自己身上的并不为他所知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在性的话语中找到了展示自己的场所。”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70. (此句译文可参见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53页。)

然而,倘若要让权力的这一控制过程秘而不宣,坦白需要一个假设,即存在着被压抑了的关于性、关于我们的真理,而坦白是我们认识自己、靠近真理的唯一途径。坦白意味着对真相的追求,对压制的反抗,意味着探寻到了个体乃至人类最深刻的真理形式。所以在坦白的同时,主体并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反而认为这是获得解放的良机。通过对自我本性的不断反思、搜寻和吐露,个人的主体身份就确立起来了。由此看来,坦白并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压力,它深深地根植于主体之中并成为主体建构的根本。而压抑假设也不是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主体建构自我的一个必要前提。性被压抑到底是事实还是谎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一假设。由压抑燃起的求真意志最终成为了权力无孔不入、无往不胜的支柱。19世纪以来,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坦白技术扩散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父母和孩子、男人和女人、法官和罪犯、牧师和信徒、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成年人和青少年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做坦白和拷问的游戏,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59. 。

在这一过程中,坦白的范围多样化了,逐渐从宗教领域扩展到了司法、医学、教育、家庭、爱情等其它领域;坦白的内容也从性扩展到本性、行为、思想、欲念、罪恶和其它不为人知的秘密。最终,通过将坦白技术纳入科学观察的范围和程序,性科学诞生了。性成为了科学话语的一个客观对象,成为了有着隐秘本源的存在物,而医学、教育学、心理分析、精神病理学的任务便是揭示这一真理。从坦白技术到性科学的最终建立,人文学科的发展和权力技术的推进是同步进行的。坦白机制的扩展造就了真理性话语的需要,而与身体、生命、性相连接的人文科学话语既是通过坦白仪式建立起来的,又掩盖了关于性的本性和客观真理其实只是某种历史建构的秘密,为权力技术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求真意志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权力的联结,而且还掩盖了主体被它们建构起来的内幕,以及真相的展示浸透了权力关系的事实。

(三)针对“人口”的治理术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细致地刻画了局部的、以身体为目标的微观权力技术;而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的后半部分以及法兰西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探讨了权力—知识政体以“人口”为目标的总体化的宏观策略。福柯称之为“治理术”(la gouvernementalité)。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Dreyfus, H. & P.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 221. Foucault. Sécula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Paris, Gallimard, 2004,p91-113.

随着18世纪人口统计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的知识形式的出现,我们看到治理技术开始成为权力的核心功能。在中世纪,权力的两个重大功能是战争与和平,它总是高度紧张地盯着武器的垄断、法律的仲裁、罪犯的惩罚、秩序的维持和经济的繁荣等目标。而到了18世纪,新的权力技术开始了对生命、健康和长寿的深切关注。人们第一次发现,一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不仅与政权稳固及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更与人口和人口的各种变量休戚与共,例如出生率、发病率、生殖率、结婚年龄、受孕方式、避孕措施、优生优育、平均寿命以及饮食、居住方式都成了权力眷顾的对象。人口的健康开始和秩序、财富一并进入了政治经济领域,而性正处于这一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中心位置。一个国家如果想强大,就必须拥有众多数量的人口,这是自古以来的公理,但“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与其公民的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是和每个公民使用他的性的方式相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26. (此句译文亦可参见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维多利亚时代以来闪烁其辞、遮遮掩掩的性,不仅在坦白的仪式中落入了话语的掌控,而且成为了被行政管理和调控的对象。性不再只是关涉个人的隐私和欲望,而且关系到人类的福祉,后代的健康,种族的延续,它理应属于公共事务。从此,生命和性进入了政治领域,或者说,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了生命政治。“性已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问题,一个公共问题。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话语、专门知识、分析和禁令纵横交织的网络。”同上。

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和知识是互相生成的。如果要了解个体和大众的性并针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管理,知识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伦理学、法理学、教育学、遗传学、优生学等学科的建立和日渐扩散的信息化趋势,为生命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依据它们给权力提供的精确数据,才有可能对各种各样的性经验进行监控、检测、区分、鉴定、研究、诊断和治疗。借助于知识,生命权力才可能确保一个健壮的肌体和健康的性经验,才有可能让性承担起对子孙后代的责任。这也是福柯把权力称为生命权力的缘故,因为它把“生命及其机制带进了一个赤裸裸的计算领域”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143. ,使生命成为可管理的、便于操作的科学。

支配身体的物质性的权力可分成独立却是相关的两极——“规训身体和调控人口”。第一个问题侧重微观层面,与单数的身体相关,被称作身体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cs)。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规训权力的运作技术。第二个问题侧重宏观层面,指向整个人类的身体,被称作人口的“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通过性经验的布署,这两极在19世纪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总体化的,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生命权力。权力在这里紧紧盯着生命过程,因为它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都关注生命,人类的生命通过这两种技术“进入了权力和知识的秩序,进入了政治技术领域”。这两种权力技术对身体的控制是沿着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进行的,前者以生产驯良的身体为目标指向城市空间内的身体再生产,而后者以物种的健康繁殖为目标旨在约束各代人之间的再生产。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性作为政治目标如此重要,因为它是同时进入个体生命(微观)和人种生命(宏观)的通道,它位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而“一切政治技术都是围绕着这两条轴线发展起来的”同上,p145. 。

三、结语: 主体的自由

——通往生存美学的伦理学

在权力和知识的包围下,主体已经无处可逃——不仅在单个的意义上,也在整体的意义上,他都已被纳入客体化/主体化、个体化/总体化的进程。尽管福柯在论述权力的时候,为个体设想了一定的自由,甚至宣称这一自由很可能作为权力行使的条件而出现H. Dreyfus & P.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221. 。然而,被权力和知识建构起来的主体进行反抗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尤其在规训技术中,福柯片面强调权力关系在身体上的物质效果,主体被理解为权力机制生产的可操纵和可驯服的身体,而不是具有活动能力的人,由此不可避免地将丰富的人类体验和内在心理生活还原成一种机械而可度量的物质效果。

在《性经验史》后两卷、法兰西学院最后三年的讲座以及《自我的技艺》等晚期作品中,福柯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权力的共生关系的阐述过多地强调了人的被动性与有限性,为有血有肉的人类生存提供了一幅过于阴暗的图景,于是从“控制的技术”转向“自我的技术”,着力于考察自我的伦理学。在这些作品中,福柯探讨了西方人如何将自己建构为道德主体的历史,同时也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哲学话语形态:一种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辨性的、论述性的话语,注重概念和逻辑分析;另一种则将哲学看作是一种生存智慧,注重精神修炼,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技艺(沉思、静修、反省、良心审查、回忆、写作、散步、阅读等),来使自我得到持续的发展和提升自我关爱的技术详见Foucault.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p39-68.。前者是思辨哲学,后者是修养哲学,两者在古希腊时期,本是相辅相成的,即“关爱自我”需要以“认识自我”为前提,而“认识自我”要以“关爱自我”为目的。虽然两者都很重要,但是福柯认为,关注修养的实践智慧更能折射出希腊罗马哲学的主要态度和基本精神。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和自我改变,希腊—拉丁文化把对自己的关爱看作是道德实践的主要内容,把有节制的满足和快感看作是个人幸福的合理目标,把锤炼理想的、自我决定的个体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从基督教开始,这两者分道扬镳,精神性的自我修炼慢慢脱离哲学,成为纯粹的宗教性事务,对自我的关照也因为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而被改写甚至是被驱逐。关爱他人和对自我的否弃慢慢发展为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和道德伦理的首要原则,而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式的个人内在灵魂的修行式伦理也逐渐演变为普适性的清规戒律。从笛卡尔开始,哲学日渐缩小为思辨和认知的场所,科学理性凌驾于一切领域之上。到了现代社会,“关爱自我”要么被贬斥,要么被曲解为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时代的消极产物

①。

系谱学家不仅想要揭示人类如何成为自身道德主体的历史成因,同时也试图寻找走出生存困境的可能方式。福柯虽然返回到“自我”,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古希腊的修炼艺术搬到当下的语境,以恢复古代的修养论,而是要探索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存美学之路②。主体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给定的实体,等着我们去发现它的隐秘本质并与之认同,而是一个通往未知和不确定的建构过程。在一个生活世界被彻底对象化和概念化的时代,即使没有办法完全冲破知识和权力之网,我们仍然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和语境抱一种反思的态度,不断改变和超越自己,成为掌控自己生活的真正主人。后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尼采意义上的强健诗人,他们相信,生命可以成为一件艺术品,因为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在于它有将潜能变成现实的无限自由,在于它是一个勇于挑战规则、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

从颠覆主体到关注自我,这一转变告诉我们,主体的问题并没有被后现代思想家的利剑所终结。先验的、大写的“主体”的死亡,恰恰是为小写的“自我”的诗意存在辟出一块空间,人类的“有限”与“自由”仍然是思想的永恒主题。表面上,福柯只是在生命临近终点时才思考主体的自由,但实质上,他终其一生都在实践着这条生存美学之路。在一次次穿越疯癫、犯罪、性经验、死亡这些思想史的无人地带,苦心挖掘人类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主体/客体的历史,并重新诠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时,他享受着超越界限的无穷快感,也体验着新的知识形式分娩时所带来的阵痛。生存美学一直是福柯人生的基调,也是他思想的原动力。他为此心醉神迷,也为此殚精竭虑。作为一个勇于冒险的先行者,福柯收获了很多常人意想不到的快乐;而作为一个孤独前行的思想者,他为自由的终极体验付出了不可言喻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责任编辑 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