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荣
作者简介：尚荣，江苏东台人，哲学博士，（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据现代考古发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所出土的玉戈、石磬、石牛各一件上均刻有字，另一大墓中所出土的石簋断耳上，刻有12个字，此可以归为商代刻石。另外，江西清江吴城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刻文字，时间也是商代。据此，可认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石刻文字。
②“东汉的石刻，在石料外形加工，雕刻、书写技艺，文字内容、应用范围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越了秦代和西汉时期，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全新局面。特别是石刻的形制逐渐定型，而且随着使用范围与内容的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特殊形制，成为后世固定的石刻形制的先源。从此以后，石刻就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包罗万象的内容，日复一日，层出不穷地在中国大地上被制造出来，形成了一个数以万计的石刻宝库。”
（转引自赵超：《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情况（一）》，《文物春秋》1989年第21期，第35页。）
【摘要】文章以佛教刻石中的摩崖刻经为研究对象，对摩崖刻经的定义及其代表性遗存分布进行了阐述，指出摩崖刻经形成的内在原因乃在于灭佛运动的催生和末法思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典型摩崖刻经所具有的壮观和禅观的宗教功能，最后对摩崖刻经的艺术价值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关键词】摩崖刻经；宗教功能；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J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4-0116-06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有文字的石刻约为商代出土，时间在公元前13世纪①。秦国和西汉时期，石刻均甚少，存世数量零星，屈指可数。最为著名的书法文献，当属战国时秦国的《石鼓文》。及至东汉，才达到了我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②。东汉产生的诸如墓志、造像、刻经、题名等石刻形式，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勃兴和定型。其中，北魏由于佛教兴盛，传道译经活动兴起，造像和石窟广泛开凿，大大促进了石刻艺术的发展，石刻的数量、种类、艺术水平等都大大超过了东汉，成为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其后，隋唐、宋元明清在这些石刻形式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发展并逐渐衰落。本文旨在对北魏时期的佛教刻经，尤其是摩崖刻经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做典型性分析研究，对其成因和功能，以及其艺术价值做概括和总结。
一、摩崖刻经的定义及其代表性遗存
将经典文字刻于石头之上，历史可谓久远。在现存的中国刻经遗存中，石刻佛经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形式表现丰富多样，包括经版、摩崖、石窟、碑石头等。
摩崖石刻是指在天然的崖石上镌刻文字或形象等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摩崖在各类刻石形式中出现较早，例如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汉时的《石门》、《西狭》等即是摩崖石刻。摩崖刻经则是产生于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并在这一时期发展至极盛的一种佛教书法形式。这一形式成为佛教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方式，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在书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石刻经板是指佛教僧侣和信徒们将佛教经典刊刻在石板之上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佛教石板刻经大大受到儒家刻经活动的影响。儒家石经往往为官方所立，即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一则作为定本，勘正谬误；二则象征权威，匡正天下。西汉王莽曾于平帝元始元年（1）命甄丰摹《易》《书》《诗》《左传》于石上，可看做是儒家刻经之始。目前有实物存留的儒家经典就有：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主持刊刻的“熹平石经”；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间（240—249）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刻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用楷书书写刻制的“开成石经”；后蜀孟昶命母昭裔督刻的“蜀石经”；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用篆、隶二体书刻的“北宋石经”；宋高宗御书刻制的“南宋石经”；乾隆年间刊刻的“清石经”。儒家刻经的首创及其延续发展，对佛教刻经产生了积极和直接的影响。
我国北朝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北齐统治区内的河南、河北和山东省境内，而尤以山东境内的泰山摩崖刻经最为著名。泰山的北朝摩崖刻经有经石峪与徂徕山两处，还有附近的东平洪顶山以及所谓的邹县“四山摩崖刻经”，即葛山、尖山、岗山、铁山四山。具体如经石峪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徂徕山映佛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徂徕山光华寺遗址《十八空》与《佛名》。这部分石刻堪称中国摩崖刻经的代表。
泰山经石峪刻经，为北齐时候所刻，内容为《金刚经》前部分，故而亦称《经石峪金刚经残字》，位于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1公里处山峪的自然坪坡上石坪刻面最长处52米，短处26.4米，宽32.2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经石峪所刻经本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前16分，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袛树孤独园”起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止。隶楷书，共47行，每行10—92 字不等，字径50—60厘米，按照经文应该是2998字，由于风化剥蚀，加之最后一小部分应是未刻出，近年经过清理，共得1382 字（有笔痕者皆记之）。 。
徂徕山刻经，现存山南麓映佛崖山顶映佛崖顶刻有《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刻面高1.35米，横3.40米，字径20厘米，共14行，行7字，隶真书。刻面向南，分三层，最下层为刻经，上两层在经文的右上角。最高层刻题记两行：“般若波罗蜜经主（ ）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 ）”。还有《般若波罗蜜经》主及梁父县令王子椿等题名。第二层刻4行，“普僖（ ）武平元年（ ）僧齐大众造（ ）维那慧游（ ）”等15字。 与光华寺址光华寺址石刻分为两面：南面刻面高1.33米，横宽2.02米，经文8行，加题名等共刻13行，行7字不等，隶真书，经文内容选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据石刻残迹，可辨刻于经文之后的题名为“令王子椿造/息道昇道昂/道昱道拘/道真并造”。原在《大般若经》石之左，刻有佛名“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佛”，近代被毁。在本石头东侧面还有“中正胡宾/武平元年”的题名。 的巨石刻经两处。映佛崖顶所刻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光华寺址所刻经文选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尖山大佛岭刻经，位于邹县城东6公里的尖山，分布在尖山东部1公里处，巨石上刻有“大空王佛”，所以此处俗称大佛岭。有经文2段，佛名1处，经名1处，偈语1处，题记、题名10段，共四百余字，可惜刻经和题记今皆不存，只有拓片传世。结合《山东通志·艺文志·石志》以及山东省博物馆与泰安市博物馆所藏的拓片可知，其内容有：
僧安等题记拓片长6.12米，宽0.95米，隶楷书，3行，行32字，字径25厘米。内容为：大沙门僧安与汉大丞相京兆韦贤十九世孙州主簿兼治中镇军将军胶州/长史北肆州刺史兴祖弟子深妻徐息钦之伏儿等同刊经佛于昌邑之西绎岭（山忝）山里于时天降车迹四辙地出踊泉一所故记大齐武平六年岁（ ）末六月一日。；
中国古代佛教摩崖刻经略论《现代哲学》2013年第4期徐法仙题名拓片长2.99米，宽0.48米，隶楷书，1行，共9字，字径35厘米。内容为：经主韦子深妻徐法仙。 ；
“文殊般若”题名拓片长2.28米，宽1.75米，隶楷书，2行，行2字，字径75—98厘米。 ；
《文殊般若经》拓片隶楷书，字径50厘米，原作7行，行14字，选自梁曼陀罗仙所译《文殊般若波罗蜜经》。 ；
年款题刻拓片长1.09米，宽0.57米，隶楷书，2行，行11字，右边为“十”“儿”两字，左边为“武平六年岁（ ）月（ ）（ ）日”的题款。 ；
唐邕妃等题名拓片长2.76，横1.20米，隶楷书，3行，行11字不等，字径32厘米。内容为：经主（ ）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经主（ ）( ）同陈德茂/经主（ ）（ ）（ ）德信妃董。 ；
“大空王佛”题名拓片长6米，宽1.85米，隶楷书，1行，共4字，字径175厘米。《思益梵天所问经》拓片：隶楷书，字径50厘米。原作6行，行13字，节选自鸠摩罗什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问谈品》。 ；
僧安道一等题名拓片一条长3.3米，宽0.42米。内容为：大都经佛主大沙门僧安道壹。一条长5.82米、宽0.42米，字径40厘米，内容为：佛主前大发心经主汉大丞相十八世孙韦伏儿韦钦之。；
法门等题名拓片长3.59米，宽0.45米，隶楷书，1行，15字，字径30厘米，内容为：比丘尼法门法力慧命法（纟易）罽（ ）善住。 ；
韦伏儿题名拓片长1.38米，宽0.86米，隶楷书，2行，字径30厘米，内容为：经主（ ）骑伏儿/经主（ ）韦骑。 ；
《诸行无常偈》拓片长1.33米，宽0.43米，隶楷书，1行4字，字径30厘米，内容为“诸行无常”，另一张长1.1米，宽0.65米，隶楷书，3行，行2字，字径30厘米，内容为：“生灭/寂灭/韦玉”。；
长达题名长0.91米，宽0.62米，隶楷书，2行，行2字，字径30厘米，内容为：振息/长达。 ；
沙门僧安道壹题名拓片长0.98米，宽0.6米，隶楷书，3行，行2字，字径30厘米。内容为：沙门/僧安/道壹。 。
葛山刻经，位于邹城13公里大束镇葛庄村北1.2公里处，长21米，宽8.5米，隶楷书，10行，中间另空一行，行42字，字径50厘米，内容为《维摩诘经·见阿（门内众）品》，鸠摩罗什译。另有题名6行，风化严重。
铁山刻经，位于邹城城北铁山之阳摩崖石坪上，刻有经文、石颂、题名。经文为《大集经·海慧菩萨品》，刻面长53米，宽15.6米，经文17行，行57—62字，隶楷书，字径50—70厘米。石颂刻于经文下方，刻面长17米，宽3.5米，上刻“石颂”两个篆字，字径70—95厘米，隶楷书，12行，行43—52字，字径22厘米。由于文字太长在此不做录入，最有价值的是石颂最后有“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寻师宝翰，区（悬）（独）高，精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语句。另有孙洽等题名，位于经文、颂文下方，刻面长3.25米，宽3.4米，隶楷书，6行，行3—10字，字径19—30厘米，内容为“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闾长嵩”。还有李巨敖题名，现已不存，唯有拓片存世，内容为“齐任城郡功曹周/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
冈山刻经，有刻经两种，一为《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节文，一为《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节文。《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刊刻了两处，一为散刻大字，字径30—40厘米，分布在东、西两区30余块巨石上；另一块为较为集中的小字，字径10—20厘米，分布在东、西两区5块巨石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在东区“鸡咀石”上，刻东、南两面，内容连贯。东面高2.3米，宽1.4米，楷书，10行，行15字，字径11—14厘米，南面高1.3米，宽0，95米，楷书，5行，行8字，字径10—15厘米。另外还有题名、佛名。佛名中出现了“阿弥陀佛”、“大空王佛”、“一切佛”的字样泰山经石峪刻经及四山刻经的田野考察资料和数据，乃依据赖非的《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相关章节整理而成。 。
二、摩崖刻经产生的背景与成因
对于摩崖石刻，我们需要对其兴起的背景和产生的成因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一些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摩崖石刻的产生受到当时末法思想的直接影响，与北魏灭佛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北朝摩崖刻经的出现，基于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首先是末法观念的影响。《佛光大辞典》释“末法”：“正法绝灭之意。指佛法衰颓之时代。与‘末世’、‘末代’同义。乃正、像、末三时之一。教法住世有正法、像法、末法三期变迁。”即佛法分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像法时期、末法时期。正法时期一千年，像法时期一千年，末法时期一万年。现在正是末法时期，即佛法进入了微末的时期。 末法时代之思想即“末法思想”释尊入灭后，教法住世历经正法、像法时代，而修行证悟者渐次减少，终于至末法时代，从此一万年间，则仅残存教法而已，人虽有秉教，而不能修行证果。此一万年间，即称末法。，此种思想散见于经典之中。末法之思想促成教徒们开始反省与奋起，并思考和寻求解决、挽救的方法。我国文献中，此种思想最早见于北齐慧思（515—577）之南岳思禅师立誓愿文。隋代信行（540—594）提倡之三阶教，认为当时已进入末法时代。唐代道绰（562—645）、善导（613—681）等则主张与末法相应之净土教，强调忏悔、念佛等实践生活为信仰重点。北齐时末法思想兴盛，是导致石刻佛经的原因之一。
其次，两次灭佛运动是导致北朝时期刻经兴盛的直接原因。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408—452）灭佛，史称太武法难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初时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时宰相崔浩结托道士寇谦之屡于帝前诽谤佛教，适逢卢水之胡盖吴聚众谋反。帝进兵长安，入一佛寺，发现便室中藏有弓矢兵器甚多，疑沙门为非法事，大为震怒，遂下诏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七年，帝下诏普灭佛法，所有浮屠形像及一切经，皆击破焚毁，沙门无论长少悉坑杀之。，为我国佛教“三武一宗”之厄中第一武之厄。北周武帝（543—578）灭佛，史称周武法难北周武帝初重佛法，深信谶纬之学。时谶言黑衣当得天下，帝甚忌之。道士张宾指黑衣乃释氏之谓，帝遂重道轻佛，于天和四年（569）召沙门、名儒、道士、文武百僚二千余人于文德殿论三教优劣，议其废立。建德二年定三教先后为儒、道、佛。建德三年，帝因道士张宾而自升高座与法师智炫论难，被屈导致盛怒，于次日下诏并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关陇之佛法诛除殆尽。建德六年，灭北齐，复下诏悉毁齐境佛寺经像，僧尼三百余万并令还俗，北地佛教，一时声迹俱绝，史称周武法难。 。两次灭佛，佛教遭劫甚巨。这些打击导致了刻经运动的反弹。
正如前文所提，铁山刻经之石颂部分，有“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寻师宝翰，区（悬）（独）高，精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语句。这明确说明了进行这项浩大摩崖石刻工程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显示了末法观念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大字摩崖刻经是佛教徒对佛教的一种保护措施。
由于末法观念的影响和北朝灭佛运动的打击，出于对佛法灭绝的恐惧，为了实现永久保存佛法的目的，广大信众广造窟像、大刻石经，力图使佛法永恒，从而催生了摩崖刻经这种佛教书法新形式，石刻佛经活动开始盛行。道宣《续高僧传》记慧思曰：“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以避此难？”这显示了末法思想带来的深深的忧虑。邹县铁山石颂上所刻的“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以及河北响堂山石窟中由北齐重臣唐邕题铭中的“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一托贞坚，未垂昭晰，天神左右，天王护卫”，就是信众们将佛经刻铭于高山贞石，使之传之后世，留存不朽，避免再有灭佛活动而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刻铭摩崖可为众人观瞻颂拜，起到了强烈的宣传作用，有强烈的弘法作用，可以观瞻、可以称诵、可以礼敬。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度灭佛的劫难之后，具有“末法”观念的佛门弟子广泛地刻经于石以求法存，更迫切地将易毁的佛经抄本转换成永恒的、难于毁坏的摩崖石刻，托以永久。
三、摩崖刻经具有的宗教功能
摩崖刻经是北朝时太武、周武两次灭佛后书法与佛法结合的新形式。摩崖有两点好处：“（一）可以永久保存，不易亡失。虽然难免遇到地震山崩，或人为的破坏，毕竟比碑刻经久。（第二）刻文字的面积大小随意，不受限制。”施蛰存：《金石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 永久保存、字体巨大这两点，可以满足佛教徒和信众永久保留和彰显佛法庄严的愿望。
北朝摩崖刻经字体巨大，颇为壮观，使得抄经从屋宇走向了自然，从纸张过渡到石材。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在传播中总要突出其神圣性、永恒性，与书法结合后，这种要求的最好体现就是在摩崖刻经。石刻浑厚肃穆，巨大的体量占据于天地之间，与自然相联系，体现永恒性和震撼力。摩崖刻经宏大而雄伟，象征佛教的威严与神圣，使人产生敬仰和膜拜之情。摩崖刻经的功用实为制造强大的宗教震慑力，以期产生强烈的“宣教作用”。摩崖刻经这种形式形象地显示了佛法的浩大庄严，具有强烈的威慑力量。此时书法的审美意趣并非是第一位的，字体的宏伟、刻石的艰难、工程的浩大其实是突出佛法的庄严和永恒，这才是这一时期佛教摩崖刻石书法的意义所在。“将佛经刻于自然的山石，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佛经，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烘托宗教环境的氛围，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如果仅仅是为了长久保存佛经，不如采取一般石板的形式，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石板刻经，把经文用小字书刻于平滑的石板，密封于坚固的洞窟，即能完整地保存经典，又便于存放，无须刻擘窠大字于山野。况且从摩崖刻经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字大如斗，一摩崖所刻经文文字有限，最多者不过千余字（经石峪）。没有将佛经全部书刻下来，说明其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保护佛经，而是出于制造宗教环境氛围的需要。”李一：《环境艺术的创造——论北朝摩崖刻经》，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北朝摩崖刻经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45页。
还有就是可以禅观。有学者认为摩崖刻经对于禅行有一定作用。禅宗初祖达摩语录《二入四行论》的“如是安心者壁观”，就是徂徕山映佛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的最好佐证。由于山顶映佛崖刻经所刻凿的位置是在一垂直的立面上，而前方正好有平石，可提供修行者坐于石上坐禅修行，一边修行一边禅观对面壁上的摩崖经文，形成绝佳的壁观场所。除了实际环境提供的佐证以外，山东摩崖所刻最多的是《般若经》，又以《文殊般若》节文最普遍。“《文殊般若经》恰是一个禅宗极为重视的经典。北宗大师神秀曾回答武则天‘依何典诰’之问，即云：‘依文殊般若经一行三昧’。神秀此言承自弘忍与道信，将《楞伽》与《文殊般若》结合起来的正是有中国禅宗四祖之称的道信。北朝禅宗还处在酝酿期，尚未形成，但是当时确有下层游僧在活动，数量大成份杂的下层僧众及北朝流民是禅宗形成的基础。以泰山刻经为代表的山东摩崖刻经 ,体现出很多重要的特征。其中既有与天然洞或禅窟相并存 ,也有适于坐禅观想的环境 ,更有《文殊般若》、《般若波罗蜜》及《金刚经》的内容。道信将《楞伽》与《般若》合一‘再敞禅门’，将禅法推至新境界，但是现从山东泰山等处刻经的实际遗存中 ,可知其趋势早已有出现。”张总：《泰山石刻的佛学价值》，《泰山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四、摩崖刻经的艺术价值
刻经往往先由书者书丹，再由刻者镌刻。书丹者多为佛教界的书法高手。从山东摩崖刻经看到的大多刻经都打上界格力求齐整，可见书丹者事先对山崖有一个规划设计，并且出于宗教的虔诚，非常慎重地看待刻经活动，充分考虑到整体效果的严整性，并非随意。目前学界认为刻经的书丹者、倡导者为僧安道壹，其书法在铁山《石颂》中被誉为“青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其书法的结体特征和用笔方法在前文已经略作交代。再看泰山摩崖石刻中的经石峪石刻《金刚经》，其所体现的整体规模以及具体到每一个字的刻写水准，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因为深藏于山中，被人们认识较晚，所以传播并不广泛。一直到了清代中期，碑学大播，经石峪摩崖《金刚经》逐渐受到追捧，也获得了书家的青睐，才声名鹊起。清代的包世臣、刘墉、俞樾、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书法大家，都受到经石峪摩崖《金刚经》或多或少的影响。清书家、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中曾有评价，将泰山经石峪大字与《瘗鹤铭》相提并论，推崇备至。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也对泰山经石峪褒奖有加，认为是“榜书之宗”。近人马宗霍认为康有为自己的书法艺术，其结构取法六朝书风，主要又在于《石门铭》，并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石刻》诸种参考融合而成。书法家刘墉在嘉庆年间所作的《经石峪跋文》中，说自己自从得了数十种北魏碑版之后，潜心学习，倾力为之，才得以像《泰山经石峪》残字，甚为欣慰。由此可见，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石书法对清代书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
“从刻经的发展来看，由纸写本经变为摩崖刻石，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由小字扩展成擘窠大字，一是由书写在纸上变为刻在自然山石。佛徒信士在接受方式上也随之变化，由端坐在寺内持卷诵经变为游动在山水之间仰视。这样一来，以汉字为表现媒介的书法艺术的视觉功能大大增加，参与了大的宗教环境艺术的创造。规模宏大的摩崖刻经，构成了宗教环境的一个基本原件，和寺庙建筑、佛教绘画、雕塑一样成为宗教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李一：《环境艺术的创造——论北朝摩崖刻经》，前揭书，第45页。 北朝摩崖石刻往往随山就势，篇章宏大，字体丰硕，气韵厚重，风格独到。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泰山经石峪》摩崖堪称北朝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其宛若低眉合掌的大佛，传达出强大的佛教精神，震慑人心。“北朝摩崖刻经不仅字迹巨大，它‘通隶楷备方圆’表现出佛教传入汉地，与中国书法结合以来最具有佛教意味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其艺术个性及艺术成就在佛教刻经史中都是最为突出的。艺术个性鲜明、形式感强，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兼收并蓄，继往开来。”①
结语
佛教刻石主要包括摩崖刻经、碑板刻经、造像题记、经幢墓志、寺塔碑铭等。佛教刻经早在北魏、北齐时就开始形成规模，至北齐、北周始盛，及至隋唐仍十分勃兴，宋辽明清渐趋衰落。这一发展历程，其间受到了诸如环境、人物、事件、技术等等多方面的影响。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佛教刻经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有始，亦有终。北朝大规模的摩崖刻经，是佛教刻经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等地。隋唐时期，以北京房山刻经为代表的碑版刻经是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刻经不仅数量繁多，工程浩大，而且分布广泛，从南至北，由西向东，遍及全国。唐以后，碑版刻经比较发达，南方的许多寺庙和杭州孤山寺等，也有镶嵌于墙壁的刻经（现已不存）。宋朝起，木刻佛经开始兴盛，石刻佛经渐少。只有房山刻经仍延续着创始人静琬的初衷，在辽金少数民族的统治下，不但没有中止，而且蓬勃发展，进入新的高潮。元、明之季，刻经进入尾声。此时僧人信徒的手写佛经，包括舌血写经，金粉、银粉写经等作为对佛教虔信和积德行善的表示，颇为流行。”②
本文选取我国摩崖石刻的典型佛教刻经遗存予以关注和研究，对其形成原因和所具备的宗教功能加以探究，对其艺术价值进行概括，旨在通过对摩崖刻经的研究梳理，进一步了解我国佛教刻石的成就和艺术风格，并从中归纳出佛教的发展演变对佛教书法艺术样式的内在影响。（责任编辑杨海文）①耿鉴：《论佛教刻经书法的流变》，《美术史论》1992年第4期。②耿鉴：《论佛教刻经书法的流变》，《美术史论》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