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价值诉求为核心，体现为不同层次与维度的内容。与国家、市场等相对应，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同质性与异质性，不同意识形态角逐话语的领导权成为时代的新特征。如何把握隐蔽的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成为民间社会意识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
【关键词】民间社会意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同质性；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3-0024-07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民间社会意识作为一种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表现出民众对于社会共享的话语以及情感结构，正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有时候也可能出现与主流的意识形态冲突、失范的状况。
文章从三个角度把握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核心：第一，民间社会意识是一种意识表达，价值诉求是其核心，是民间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维度利益与价值观的集中表达；第二，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逐步形成，与国家强控制结合在一起，成为强国家一强市场的联合，民间社会意识某种意义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发展的，呈现某些方面价值诉求的一致性。第三，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质性。民间社会的价值诉求与主流价值观出现了对接的困难，产生某些方面价值诉求的不同甚至对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引导和整合的路径。
一、民间社会意识的核心：价值诉求
“民间社会意识”概念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一种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大众价值观念，同时它也是民众社会心理倾向在社会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特征，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与普罗大众的社会意识如何有效促成价值共识的达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在这过程中，把握民间社会意识便显得尤为重要，而民间社会意识中最重要的是了解民众的价值诉求。“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我们必须要思考与把握的是：公众的价值诉求是什么？它与现行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什么样的张力？它在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矛盾？如何把握民间社会意识才能有的放矢地推动社会管理的前进？
价值诉求指的是社会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自身生存及发展样式等的价值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行动取向。民间社会意识存在于价值诉求中，最终体现为个体改造社会的实践行动，价值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能力及其对象化。价值诉求较容易转变为行动，因为它涉及社会主体对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以及更为高层次的生活品质享受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是一种内发的意志和信念等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及对象化的路径。民间社会意识的不同维度则体现在民间社会价值诉求的不同方面。
在《民间社会意识：概念辨析与分析进路》一文中，张杨波从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角度对民间社会意识进行界定，其中蕴涵对“复调社会”的区分与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出民间社会的一些维度。改革开放促使社会从总体性社会转变为多元化社会，个体从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隐蔽在民间话语之下的民间社会意识亦越发多元化。民间社会意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之外的私人领域中共享意向性的话语，突出民间社会意识本身的主体性——以普通人身份出现的个体，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人；也突出了民间社会意识的对象，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共享意向性的话语，日常生活的情感、认知、态度等。但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的指向可能是外部的，如指向国家的政治诉求、指向市场的经济诉求；也可能是内部的，如指向群体关系的社会诉求、指向精神价值观等的文化诉求。经济、社会维度更接近于客观的基础部分，而政治与文化维度更类似于主观的上层建筑部分，因此四个维度可用下表呈现出来：
（一）经济价值诉求。经济维度主要涉及人们的义利观、财富观等与经济运行相关的观念系统，现阶段很多社会冲突都源于经济权利分配不均等问题，如社区中围绕着物业管理费的争端、业主维权、城市拆迁的钉子户问题、土地问题等，经济价值诉求较容易转向行动，占据了公民日常生活意识中的显性部分。经济价值诉求分为两部分：私人消费与集体消费。卡斯特分析都市问题与社会运动时，则将焦点置于集体消费。
宏观层面上，民间社会意识的经济价值诉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降低贫富差距。国家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自我调节的市场逐步发展壮大，但市场的发展带来地区资源分布的失衡，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这种状况下，落后地区的人们面临着机会不平等的局面，他们在经济上的价值诉求则在于降低贫富差距，以提升自身的经济权利。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强调的“共同富裕”和“公平”是一致的，是一种平等发展权的要求。
（二）政治价值诉求。政治维度指涉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包括政治心态、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政治认知模式、政治忠诚度、公民意识等内容，强调制度公正，公民权利意识苏醒，要求参与公共事务。人们往往围绕着利益诉求而行动，而一旦利益诉求未能循着合法的渠道实现，则很容易从经济利益的诉求转向政治权利的追寻，如要求政府对自治权利的承认，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已经部分地从经济权利转向政治权利，体现了价值诉求重点的转变。
（三）社会价值诉求。社会维度涉及人们的社会观等相关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关系的意识、家庭观等诸多方面，要求对个人社会性的实现。社会维度还强调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保障权利。类似于马歇尔所提到的公民身份第三阶段——社会权利的争取，人们希望拥有“通过国家获得的自由”，使自身不至于被社会所遗弃。在城市中体现为最低生活保障的要求，在农村则体现为现阶段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的福利制度重建。
（四）文化价值诉求。文化维度指涉人们对于主流文化、流行文化、亚文化等文化因素的意识；价值观则是人们对社会好坏的评价系统、对某些观念是非的判断等。文化价值诉求要求文化的传承与共融。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对于文化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在拆迁与重建的双重过程中，体现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矛盾。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民间社会意识的重要价值诉求，如城市村落对自身文化保存、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旅游地文化的保护等。除了要求文化独立性之外，文化共融的趋势也在进行之中，体现了整体文化的发展。另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沦丧等文化价值问题纷纷出现，如“小悦悦事件”所带来的惊醒，同时也表明人们的文化价值诉求还体现在对价值观的重构上。
二、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
民间社会意识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应，后者为统治阶级在一定阶段所推行、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包括国家与市场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其基本动机而言，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发展即在于引导人们观念意识的“合理”构建，是一种观念学的研究。曼海姆笔下的整体意识形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所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在民间社会意识中体现出来，与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同质性。
（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质性
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诉求必须置于更广泛的外部稳定情境中才能得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是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的基础，脱离了这一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是难以想象的。在宏观的社会基础上，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首先相对应于国家，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延伸，并成为国家的坚强壁垒。“市民社会”经历了资本主义长久以来的发展才得以成型，市民社会指的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独立于国家。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产生的条件之一，必须有宪法和有关法规保障的自治组织和民主运作方式的出现。在西方城市中，大量的独立社团组织充当起国家与个人之间中介机构的作用，从而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此意义上，民间社会成为个人与国家广泛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民间社会意识类似于社会心理的社会意识，作为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很多时候属于社会潜意识，潜藏于民间社会，但却能成为社会意识的“蓄水池”，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民间社会意识蕴含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很大程度的隐蔽性，但却对个体行为有着极强的指导性，能够将民间社会个体整合起来，而呈现出一种集体意向性的特征。所以，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是稳定的基本构成要素，虽然不同的社会主体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其核心前提是一致的，不然即会出现较大的混乱。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意识的统合性，在改革开放前确实发挥着巨大作用，使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开展。在改革开放后，主流意识形态则力求通过价值共识来进行社会意识与思想的整合，提出了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体制建设等，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立了协调发展、以制度建设保障公平正义、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文化等制度化的目标。在2011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思想道德基础。
和谐社会的关键词是人本、公正、民主及和谐，基本内涵为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基点、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等是党和政府一直奉行的意识形态，人本、公正、和谐、共同富裕等观念着重强调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同样的价值诉求也反映在民间社会意识中。这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的同质性，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和谐的要求。
（二）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同质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基层社会实行单位制管理，对民间社会采取强控制的方式。单位制的确立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极大的关系，鉴于经济凋敝、社会解组，经济重建、社会整合是当时政权的重要目标，计划经济体制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对应的特殊的组织形式则是单位制。单位制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在当时起到了政治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的重要成果，但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亦带来了严重后果，培育了总体性社会和人们的依赖性人格。在单位制时期，个人是单位人，单位严重缺乏竞争性，而个人亦不需要通过个人的能力去竞争，而采取与单位的人际关系结构等相适应的生存策略，以获得单位中的晋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逐步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还是保持了表面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四项基本原则，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从原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成为国家的道德展示以及经济发展。通过带动经济的发展，市场得以发展并解决了大部分国民的生活问题。市场经济的地位在中国逐步确立，人们从原先单位和户口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也逐步接受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资源的方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很多人直接下岗或离开工作岗位，而走向市场，另谋生路。高校毕业生分配方式改革，及私有经济等的发展已经完全改变了原先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思路，通过个人能力去竞争成为常态。
通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国民已经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逐步扭转了原先依赖于单位的社会心理状态。从上述民间社会意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维度来看，民间社会意识的重点更在于要求国家或市场对于“规则”的履行，对市场的要求在于通过良性的市场机制保障个人生活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提供一定的发展机会，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等。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诉求的核心是公平与正义，要求在共同的平台上机会平等、有向上流动的渠道等，它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即在于对竞争的肯定、对良性竞争保障机制的渴求等。
（三）同质性的原因：价值共识的需要及可能性
民间社会意识与国家、市场意识形态的同质性蕴涵着一种价值共识的可能性，虽然社会越发多元化，但价值共识是社会整合、稳定的基础。在稳定社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更能取得话语的主导权，而其他意识形态则处于潜在、绸缪的阶段。在社会发展特定时期，价值共识是可能的，也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
在计划经济时期，价值共识是自上而下倡导的，通过单一性、指令性而达成。在转型时期，民间社会意识与国家、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中，人们对社会问题出现的诊断的一致性高于价值认同、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在不同地域间的民间社会意识也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达到了趋同的价值共识，是一种伦理和谐的状态，实现个人与民族、国家、家庭、社会诸伦理实体的和谐。社会群体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国家、市场、民间社会三者社会意识的同质性则是处于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和谐的基础，也代表着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市场、个人与其他群体和谐关系的建构。樊浩指出，伦理道德是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核心价值观不仅是诸群体伦理道德的共同话语和价值共识，而且是诸群体的价值凝聚点，所以必须在诸群体伦理道德中寻找价值共识，凝练核心价值观，以价值共识为主要出发点重新面对市场经济的“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以重建个人与国家、市场的伦理关系，这是现阶段的重要基础课题。而这种价值共识是基于一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完善，并将其付诸真正行动的实践中。
三、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质性
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但改革开放直至近年以来发生却发生着不可忽视的明显变化，统合性逐步弱化，如邵道生等人在1990年代初所分析的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社会病态心理的出现，即被视为民间社会意识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偏离的表征。民间社会、国家、市场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加大源于社会结构发生的明显变化，如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结构紧张导致的价值冲突。在后续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20年中，群体心理意识、社会心理（心态）等继续在分离，并越来越具有隐蔽性，进而呈现出了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分道扬镳的状况，体现了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质性。
（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异质性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诉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特征与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的具体性产生了张力，政府虽然一直在努力塑造公平正义的和谐环境，但文本的规则转化成现实中的规则难以一步到位，跟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诉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产生了较强的异质性。
在前述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的四个维度中，与国家相对应最重要的在于政治维度的价值诉求，民众要求实现自治、民主等权利，与国家宣传的话语相同，但在实质上却难以实现，未有制度化的手段，如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形同虚设，业委会的自治往往难产，宏观层面上的选举也尚未推行。默顿认为失范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的脱节，即合法的目标与不合法的手段之间的错位关系，在此界定中则存在共享的文化目标、制度化手段两个话语的竞争。在政治价值诉求中，目的与手段的不一致也可能导致价值失范状态，进而出现行为的失范。在此情况下，民间社会意识通过组织的生长、网络的舆论等方式表达自身的价值诉求，但并非是完全与国家相对立，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以国家的法律政策等为自己的话语，遵循规则意识而非对前者进行挑战。但人们所赖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化手段少之又少，仅有的信访、行政诉讼等制度化手段又长期处于失效状态，导致人们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手段，如堵路、自焚、爬桥等方式表达自身的要求，或者铤而走险，触犯法律，这些则是民间社会意识所谓的价值失范的表现形式。在此，价值失范更多的指民间所采取的价值实现手段的行为失范，相对于国家来说，这种手段的失范则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重要方面。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给社会提供了导向的共享价值观，但并未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化手段产生，而当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所指向的国家“规则”未能实现时，则更容易产生剧烈的冲突行为。
国家权力对于既定规则的破坏更是引起冲突的“燃点”，某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无视法律规则，而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损害民众的利益，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冲突。在一些民间价值诉求行动产生时，某些政府领导非但不以解决诉求为出发点进行安抚、疏导，而采取了压制的方式，将民众的不满压住，但这最终会导致更大不满的爆发。
（二）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异质性
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兴，使社会生活领域发生剧烈的振荡，而出现行为的选择性增强、关系的契约性突出、社会的异质性提高等社会效应，并促使人们在观念意识上由客体意识转向主体意识、由集体意识转向公共意识、由贵贱意识转向平等意识等，实现个人或群体价值诉求目标的手段越发多元化，但制度化的手段却是欠缺的，而导致了个人或群体行为的策略性、权宜性，而非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解决。民间社会意识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在于民间对竞争引入的认可，但异质性也在于市场化的竞争越发进入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阶层结构越发固化，难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
在对市场的培育过程中，民间社会并没有被培育出来，而成为国家和市场专制的对象。波兰尼认为，能动社会能够被动员以对抗市场，为保卫、扩张社会而斗争，民间社会意识与市场相对而产生。但我国市场的产生特色在于国家的大力推动，二者形成了结盟的局势，“共谋”以对付正在产生的民间社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行的改革中，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及商品化，尤其是住房商品化更是迅速地推进了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社会不平等，形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分配形式。孙立平认为，在转型期权力与资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总体性资本，占据了大部分社会资源，这也是市场过度发展并且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在此情境下，市场形成了对民间社会压倒性的优势。改革形成了低福利成本的市场运作，成为企业与工人冲突的根源，如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缺乏保障，企业未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等。在市场逐利本性的指引下，食品安全、医疗安全事故频发，工厂欠薪、农民工讨薪的现象此起彼伏，但国家及市场却缺乏保障民众合法权益及惩罚非法市场单位的有利制度手段，进而导致了企业与民众直接的行为冲突。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也产生了很多极端化的群体性事件，从隐蔽的民间社会意识转向价值诉求的显性行为，而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的冲突。
（三）异质性的原因：社会结构紧张与失范
由上可见，国家、市场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意识发生断裂，产生较强的异质性。国家、市场、民间社会是社会共同体的不同组成部分，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三者意识形态的异质性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方面。这种异质性是民间社会意识保持活力的基础，也是民间社会得以与国家、市场互动的立足点，国家应当允许不同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如果这种异质性达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则可能会导致社会失范，甚至是社会解组状况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被压制，国家和民间社会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统合性，但这种表面的异质性弱化使民间社会失去了活力，不利于整体社会的发展。而在转型时期，异质性逐步加强，民间社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但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显示出这种异质性极大的破坏力。异质性的扩大及失控源于社会的丁字型结构，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导致国家、市场与民间社会处于强大的张力之中，而社会赖以稳定的“安全阀”却未能建立起来。樊浩通过调查指出，民众对政府官员缺乏道德信任，对治理腐败缺乏信心，并由此影响到全社会对国家伦理实体的信念，而对企业家群体的态度则是矛盾而复杂，对其他群体则显得期待又忧患等，显示出民间社会意识本身的分裂性及与国家、市场的异质性。事实上，很多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发展都源于一种怨恨的产生和发展，而社会运动的指向又往往是政府或企业，表现出社会结构的紧张及国家、市场、民间社会意识三者异质性的一面。在异质性增强的转型期，更需要通过一种缓和的方式，重塑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状态。
四、引导与整合的路径
民间社会意识是与国家、市场等意识形态相对的较为隐蔽的话语形态，其核心是民间社会的价值诉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导，而市场、民间社会意识则被压抑住；但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市场意识形态及民间社会意识开始发展，各种意识形态话语踊跃，开始走向前台。转型期(不稳定时期，unsettledperiods)是意识形态竞争阶段，不同意识形态争夺话语的垄断权。主流意识形态的统合性逐步弱化，异质性的扩大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民间社会意识的发展以及引导和整合的应对思路。
转型期是价值重构及价值多元化的阶段，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依赖于此的行动逻辑。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意识不同话语的区分彰显了转型期社会不同主体行动的策略性，以各自的利益立场为主导，猜测其他各方的可能行动逻辑。如不同政府部门由于“维稳”的需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性手段，压制民间社会的价值诉求；市场采取了短期的利益行为，缺乏相应的道德行为，追求极端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而忽视社会责任；民间社会则以规则意识、权利意识等寻求自身权益的满足。民间社会意识体现的是底层的价值诉求，在转型期，这种价值诉求置于国家、市场、民间社会三方的竞争性话语体系中，忽隐忽现，而更多地是被压抑在自身的隐蔽性中。但现阶段，民间社会意识的价值诉求正在显现，并逐步发展，成为民间社会意识的核心内容。当它与国家、市场的意识形态产生冲突时，则很可能出现冲突的状况。
本文认为，民间社会意识相对于国家、市场而提出，三者处于一个价值系统中，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在共同的价值系统中力图使自身话语上升为主导的话语。国家话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设与发展，而民间社会意识则体现为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上。二者在制度目标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制度化手段不充分，导致人们寻求价值实现时出现诸多失范状况。解决该问题的途径在于，重塑目标实现的制度化手段，以此作为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的实现方式。
（一）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有资源配置和促进竞争等功能，但很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导致民间社会意识中出现“仇富”等社会心态，底层民众难以通过制度化手段去实现共享的文化目标。经济体制的改革要重视对良性竞争的规范，使市场回归正常，不同的市场主体能够参与竞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分配机制的调整，拓宽人们的就业渠道，使其安居乐业，能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制度化手段缺乏的状况下，经济利益诉求的受挫很容易将人们的不满引向政府，政府理当加强民间价值诉求的引导，加强信访、行政诉讼等合法的诉求渠道的重要性，而非通过“维稳”等方式压制人们的价值诉求。为此，政绩的评价体系、“官本位”的思想等都必须进行改革，从控制转向协调，平衡社会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
（三）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近来党和政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从统治转向共治的要求使然。民间社会意识价值失范的另外一个体现是价值诉求的分散化，以及行为的暴力化等。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可将人们吸纳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培育社会组织的力量，使其有能力进行自治，并加大价值诉求的实现可能性。
（四）文化体制的创新。文化体制创新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建立基本的道德规范，进一步统一思想。除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之外，还必须提倡自下而上的文化创新，丰富以法理型关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约束机制，使民间社会意识价值诉求在法理和文化上都有可遵守的价值规范。
（责任编辑 林 中）
本文是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阁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项目编号：lOzd＆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立项编号：GDIIYMK01)资助。
作者简介：黄晓星，（广州510275）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师资博士后（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