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
【摘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应站在民族的立场研究与评价毛泽东，这是首要的根本之点。就方法而言，我们应从历史的高度衡量毛泽东；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要抓住主流和本质，不要为支流和现象所迷惑；要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和主观主义的历史学；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复杂原因；要实事求是地、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所犯错误付出的代价。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立场；方法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7660（2013）02 - 0040 - 07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和党在建国以来的成就、错误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从总体看，决议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但该决议是争论的产物，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不同意见的分歧。今天，党内党外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仍存在着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
有的人认为，在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支配下，决议对毛泽东的问题讲得不够，因此需要修改，有的人甚至抬出子虚乌有的所谓邓小平的“谈话”作根据。有极少数人把毛泽东当作活着敌人进行攻击，妖魔化毛泽东，以至达到失去理性的地步，甚至编造说：“毛泽东坐上故宫龙椅，然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我以后要在故宫办公。皇权思想暴露无疑：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毛主席自己加的。”事实是毛泽东从未进过故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并非毛自己所加：有的研究者失去作为一个严肃学者应有的判断力，在自己的文章中不负责任地引用网上流传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肆意诽谤毛泽东，说“张闻天写的一些党内文件和文章，如张闻天与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张闻天、周恩来和林伯渠起草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成了《毛泽东选集》的伟大篇章。” 2011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就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严正申明：“这篇文章，全篇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就《毛泽东选集》的原稿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决议》对毛泽东否定多了。有些人全盘肯定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不能正视毛晚年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他们全盘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全盘肯定文革。这些人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社会矛盾凸现的今天也有相当影响。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华民族的一员，必须旗帜鲜明地为毛泽东辩护，维护毛泽东在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为毛泽东辩护，决不是为毛泽东的错误作辩护，而只是为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作辩护；为毛泽东辩护，就要推进毛泽东研究，不能搞“尊者讳”、“亲者讳”，“扬善隐恶”，不能只讲毛泽东正确的理论与实践而回避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我们应尊重历史，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一定意义上亦即是党犯的错误）如实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并全面深入地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客观与主观的、现实与历史的、国内与国际的、个人与集体的、心理与生理的等复杂因素，从中吸取教训，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取信于民，表明自己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政党，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止对毛泽东的造谣、诬蔑，还历史以真相。
下面就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立场与方法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对毛泽东的评价首先有一个立场的问题。
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而是在国内国际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是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民族英雄。不同阶级、不同党派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毛泽东本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56年11月，他在谈到达赖喇嘛有可能跑到国外骂我们时曾说过，我们共产党被人骂了35年，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他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①1965年1月，他会见斯诺。斯诺说：“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斯诺又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毛泽东回答说：“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②在林彪一伙自我爆炸后查获的《“571工程”纪要》，将毛描写成“当代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攻击现行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毛泽东把《“571工程”纪要》全文公诸于全党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来判断谁是谁非。在毛泽东看来，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我们和敌人划清了界线。如果敌人赞扬我们，我们则要警惕，是否和他们划不清界线，甚至同流合污。
毛泽东同党、国家的历史分不开，同人民分不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③，是一个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30多年前是这样，在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这样。立场不同，态度、方法就不同，结论也不同。
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不幸，也给一些个人、家庭造成不幸甚至是灾难。然而，党内外许多老同志都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决议”主持者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抵制和批评了错误的言论，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起草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党内也有人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说了些偏激的话。对此，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在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抱病发表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应有正确的态度。“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至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黄克诚讲话其中有一观点值得重视。他说： “他（毛）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④黄的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党外的梁漱溟在1953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挨过整。“文革”结束后，梁漱溟曾对到访的美国作家艾恺说，毛泽东是他佩服的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人，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胡风也曾被错打成反革命，长期监禁，但平反后始终能正确对待。有的非毛者也承认：胡风至死不反毛。
201 1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党课时也谈到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也是党的错误。”他谈到自己的母亲在1966年被打倒，遭监禁迫害，1975年出狱回家，发现精神不正常。他妹妹“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生，被批斗，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对此，俞正声说：“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肯定的态度呢？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误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应当说，党内外的大多数人都能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正确对待本人和家人所蒙受的冤屈和苦难。但也有少数人却有怨气、怨恨以至仇恨，加上受西方自由主义和国内非毛思潮的影响，称毛为“暴君”、“秦始皇”、“独裁者”，中国制度是“极权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现在不少人出回忆录，有些是好的，提供不少史料，有教育意义。但也有的人是站在个人或小宗派、小集团立场上：一是美化自己，以美遮丑；二是各为其主，美化自己的“主人”，委过于他人。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自然会受到研究者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的影响。即使是古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者，也难免有各为其主的局限。如研究孔子的对孔的优点尽量发掘、发挥，研究老子或墨子的则对老子或墨子的优点大书特书，扬此抑彼。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存在各为其主的情形。在研究历史人物要避免“各为其主”的情况的惟一办法：不能只研究一人，而是要全面涉及一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一般地说，研究通史的人，对每个人历史物的研究可能不深、不细，大而化之，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能较少偏颇，相对客观公正。
因此，评价毛泽东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而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小集团的立场。
评价毛泽东，立场是根本，但同时还有一个方法问题。
历史人物不是自封的，是历史的产物，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任务。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注意：（一）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评判，不能只看到当下的、眼前的成败得失； （二）历史纷繁复杂，要抓住主流、本质，不要为支流、现象所迷惑；（三）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以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前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一是社会现代化。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的领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奋斗、牺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它包含社会制度的革命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革命，是二位一体的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赢得了大国的地位，对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三大方面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和本质。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过程，革命政党、革命领袖是在错误中学会革命和建设的。倘若有人对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历史的进步视而不见，或不感兴趣，而专注去搜罗、发掘所犯的错误和所付出的代价，那就势必把历史描述为一片黑暗，把革命政党和领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罪恶滔天。所以站在历史高度，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一定要抓住主流和本质。
历史研究首先要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证、辨伪、整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起码要求。但一定要把求证到的历史事实放到历史的长河、总体中去认识，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为史料和实例不等于史学，更不等于历史。历史学家要从纷繁复杂的大量史料中，区分出主要的与次要的、反映历史本质的与反映历史非本质的，从中寻找出历史的规律。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偏好具体的、甚至是细小的历史事实的求证，拘泥于历史的事例，而忽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受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影响，我国有的历史学者以搜罗、挖掘错误、冤案为能事，借以否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本质、主流。
有的学者自称是“新实证主义”学者。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在论及实证主义历史学时曾说，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专爱研究特殊事实，不爱研究理论”， “推崇和偏爱”历史细节①。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评论实证主义历史学时也指出：实证主义历史学“精确地注意细节问题”，“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②就这方面看，有的著作确实体现了十分注重历史细节而无力揭示历史真实本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特点。有的学者自称“以求真求实为依归”、“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对所论历史人物，“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好恶偏向”，“力求客观公正”，而实际的作法却是在对毛泽东已有定见之后去广泛地搜罗材料的。这样的著作虽以资料丰富而著称，然而受主观定见支配，它对正面反映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大量的、基本的、可靠的史料很少采用，而是按自己已有的定见对资料进行精心的筛选、排比和解释。柯林武德认为，实证主义要求“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③。从这方面看，有的著作虽然称为新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其实贯串其中的并非是实证主义史学，而是主观主义史学。
黑格尔曾指出，由于事物的复杂性，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根据。列宁也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他的个别方面。如果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末事实只能是儿戏，或者甚至连儿也不如。”④
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客观历史的事实及本质的认识要一个过程。对当下发生的事件和当代人物的认识、评价往往带有当时的功利性、直接性而难于透视到其历史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价值则逐渐显现出来，甚至会出现“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能显现它的价值和伟大”的情况。邓小平正确指出：“重大的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⑤，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⑥
总之，对毛泽东应放在中国历史的大尺度时空中衡量。
历史地衡量毛泽东，不是不要讲毛泽东的错误，而是要把他所犯的错误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
（一）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程度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也不能轻轻一带而过。
邓小平一再告诫党内同志：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做具体分析。“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有极个别的地方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应如实承认。但第一，不能夸大减少人口的数量；第二，减少的不都是饿死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前一年减少，这是事实。说减少1000万之多，则有夸大之嫌。说三年饿死3000 - 4000万人，比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要多，更是一种浮夸。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949 - 1995中国灾情报告》一书，饿死的是103万人。这也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令人痛心，应永志不忘。但不能无限夸大，编造天文数字？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内乱，对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党本身破坏很大，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讲过“文革”是“浩劫”，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乔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没有使用“浩劫”一词，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又用了“浩劫”一词。笔者以为，“浩劫”的评价仍可商榷。如果那十年是一场浩劫、经济上处于崩溃边缘的话，尼克松、田中角荣还能来华访问？1971年中国还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是一个中国通，1932 - 1935年在北京做过四年研究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两年，体验过1942 - 1943年的重庆和1945 - 1946年的南京。1972年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他和妻子“回到我们三四十年代就熟悉的中国，访问了六个星期。”通过亲身的考查、访问老友，“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②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字不是写于1973年，而是在1983年为修改后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4版序言所写。他在书中写道：尽管问题很多，“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或7%，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③他又说：“凡是在1949年前到过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入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④费正清写此文字时，毛已去世多年，国内国际非毛之声四起，作为一个中国通、一个历史学家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肯定毛的中国，凭的是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忠于事实的良知。
另一美国历史学者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针对非毛、贬毛的倾向，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一章中用大量的数字证明毛时代在经济、教育、卫生、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尽管有失误和损失，“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近1倍一一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⑤与旧中国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针对苏共20大后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英国苏联历史学者E-H卡尔在结束多卷本的苏联历史著作时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引用卡尔的话后说：“卡尔的话不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中国。”⑥，
（二）错误不能完全归结为毛泽东个人。
邓小平曾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②。邓小平的话是十分公允的。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公开认错。相比之下，有些领导人却没有就自己的责任和错误讲一句话。
（三）对犯错误的原因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
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客观的与主观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个人的与社会的、认识的与心理生理的等，切不可简单化。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③。这里仅以几个例子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稍加分析。
毛泽东急于实现现代化，急于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急性病是他晚年犯错的重要原因之一。他1956年在八大上说，要是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还没有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则说我们15年赶上英国。面对中国落后的情况，．毛泽东很急，许多伟大的先行者都很急。孙中山1894年《上李鸿章书》，要求学习西方，实行新法，说20年“必能驾欧洲之上”④。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对袁世凯说，我不当大总统，搞建设，10年修20万里铁路，你10年练500万雄兵，到那时中国可与西方言国之平等。第二次护法失败，1918年在上海总结经验教训，写建国方略，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可以利用西方的外资、人才，10年之内“必能并驾欧美”，赶上他们⑤。改良派康有为也很急。1895年上书清帝称，若能变法，“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⑥1898年又向皇上《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认为欧美三百年而成，日本效欧美三十年而成，中国学日本， “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⑦可见，对现代化的艰难性认识不足，急于赶超西方，这是一个处于后进又不甘落后的民族情结。经过1958年的挫折，毛泽东认识到急了不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一百年或更多时间。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急性病，他要负主要责任。但他也是最早批高指标、浮夸风的人．而且说了许多很重的话。他在195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不要说假话，决议要单写一条不能作假。之后武昌会议又说：要压缩空气，指标不要订得太高，勿务虚名遭实祸。他严峻指出：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1900亿土石方，多了3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人一半不可，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职了吗（按：由省第一书记撤职到中央党校学习，1960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书记、后任农业部副部长）?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哪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各位同志的第二封信中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⑧他希望采取措施，避免大破坏的出现。十分遗憾的是，大破坏不仅出现了，而且比苏联更严重，教训惨痛。主因是工作问题：直接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有关，与路线、政策、体制有关，与干部的素质、作风有关。同是河南，林县不仅没有饿死人，而且还上马红旗渠工程。总之，这需要从路线、政策、体制、干部素质、工作方法、天气变化、国际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去总结，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二个方面，更不能一句所谓的“极权制度”了事。
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①。把严重自然灾害说成主因是不对的，但否认它是重要原因也是错误的，否认三年自然严重灾害这一历史事实更是错误的。还应看到1960年7-8月，苏联政府突然撕毁协定，撤走全部专家，这使中国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是雪上加霜。
（四）“制度是决定的因素”
邓小平说：“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②他又说： “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对立的，但也具有同一性。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是在空地上建立的，它必须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民主共和的形式，权力制衡机制，三权分立，党内的民主制度等。我国有专制制度的传统，无民主制度的传统。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如何吸取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避免封建专制遗毒的侵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教训深刻。
从人类历史看，任何发展都要付出代价，这是一个规律。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过程中，发生过“羊吃人”、贩买奴隶等历史性事件。从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下半叶，从非洲经大西洋输出的奴隶，包括猎捕和途中死亡的达二亿人之多，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大洋洲、非洲对当地土著人的屠杀、灭绝则难计其数，有的整个人种已消失④。澳大利亚有塔斯马尼亚岛，但已无塔斯马尼亚人，整个人种早已灭绝。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自然也要付出代价，相比之下远比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在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世界性的历史难题。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但也会犯错误，干蠢事，优越性要在曲折中逐渐显示来。有些代价是难以避免的，但有些代价是可以避免的。急性病，难以避免，但代价如此之大，大起大落，饿死数百万人，这是可以避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难以避免，但划50多万右派，是可以避免的。“文化大革命”难以避免，但发展到“全面内战”、“重建党组织”、造成长达十年的危机，这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在承认付出了不少不该付出的代价的同时，更应该看到：
(1)毛泽东的探索，总体没有成功，但避免了苏联和苏共的历史性灾难和悲剧。若1956年后不进行独立探索，跟着苏联走，不会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苏联垮台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难免崩溃，出现“世纪性的灾难”的历史大倒退，那时中国付出的代价可能比现在付出的多的多。
(2)与印度等国家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承认的。
(3)从错误、失败中找到正确的道路。没有毛泽东失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成功在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世纪性的历史难题和历史过程。毛泽东的探索和试验是这一伟大历史过程的肯定阶段，亦即辩证发展过程中正的阶段；邓小平及后继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否定阶段，即辩证发展过程中反的阶段；历史的发展将要求一个合的阶段，达到否定之否定，即在更高的基础上的前两者的辩证统一。我们要以积极的、辩证的、历史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试验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犯的错误。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