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冲
【摘要】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学深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党史的编撰主旨、叙事模式和编撰体例三个方面。该文本长期规范着中共对党史的理解以及党史文本的书写，给中共党史编撰、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本文拟从该文本与中共重要党史著作的横向对比和统计分析出发，旨在对其影响作简要剖析。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中共党史；编撰主旨；叙事模式；编撰体例
中图分类号：A83/D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3) 02 -0047 - 10
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极看重党史的政治作用和意识形态作用，首先是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的功能，其次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育党员、资政育人的功能。他亲自收集并下令各级党组织收集各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编辑出《六大以来》的史料集，说党书一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就要投降了。①党书应如何编？一部现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布）党史》”）为中共党史的编纂提供了新范式。《联共（布）党史》对于中共党史编纂的影响，以前许多文章已经有大量好评或批评，这里不加重复。本文主要就《联共（布）党史》对中共党史编撰方法中的一些消极影响作一剖示。
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编撰主旨的影响：以领袖活动为党史中心
《联共（布）党史》的叙事体系是以联共（布）党的领袖（前期是列宁，后期是斯大林）为所有历史活动的中心，列宁、斯大林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著述构成了《联共（布）党史》的主要内容，联共（布）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相关理论都是以二人为中心进行撰写的。具体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领袖活动史代替党史。《联共（布）党史》“导言”就将联共（布）称为“列宁斯大林党”②。按此逻辑，党的活动和历史就是列宁、斯大林的活动和历史，这从《联共（布）党史>的开篇就可见一斑。第一章第一、二节交待社会历史背景和早期革命者的活动，第三节便以“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为题叙述列宁的革命活动；第四、五节标题的五个部分内容中，有四个是以列宁活动为主题，分别是“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提出工农联盟思想”、“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列宁《火星报》的出现”。此后，列宁的实践和理论就等同于联共（布）的历史和指导思想。
二是以领袖个体活动代替领导集体活动。 《联共（布）党史》具有非常明显的“无人化”倾向，俄国三次革命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建设风起云涌，但《联共（布）党史》整篇除了介绍“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其相关典型人物外，“列宁的战友”除了斯大林，其他人被写入党史的大都是作为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对派”了。与此相反，《联共（布）党史》整篇累积出现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分别达到512次和417次，③党的领袖的个人活动代替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社会活动。
三是具有神化领袖个人的倾向。《联共（布）党史》将党的领导人写成是始终正确的，用伏罗希洛夫的话说，“哪里有斯大林，哪里就有功勋；哪里有斯大林，哪里就有胜利。”④而其他在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党的杰出人物则成为反衬领袖个人的反面材料，甚至对党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也是非常“吝啬”的。更有甚者，为凸显斯大林的历史性“在场”，把并非其本人的实践和功绩挂在他的名下。
四是连篇累牍援引列宁、斯大林的论著。《联共（布）党史》写成以“论”代“史”，所“论”多以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理论著述作为依据。据笔者统计，《联共（布）党史》引用二人的著作超过100页，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而且，《联共（布）党史》在评价和论述党史上的任何事件和史实时，都尽可能借助二人著作作为引文和理论根据。尤其是对斯大林的著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下，将其著述提至引述的首位，甚至不惜降低列宁的理论地位。
上述《联共（布）党史》的编撰原则和方法，尤其是以领袖活动为党史中心的编撰宗旨，深刻影响到中共党史的编撰。我们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影响较大的中共党史重要文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下称“《三十年》”）的统计分析中，都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史》的直接影响，下面试作分析。
（一）基于《决议》的文本分析
根据入编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附录的《决议》，在其2.7万余字的篇幅中，领袖个人名字出现了50次之多。胡乔木说这还不包括该决议1945年版本中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等所替换的，或直接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等项内容中的“毛泽东”项在内。①在对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叙述中，除了刘少奇被从正面3次提及外，周恩来以下的领导人都未正面提及。
进一步考察上述50次提名的语法结构，可以揭示《决议》文本信息背后的话语逻辑。《决议》里与名字主体相联的高频词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指出”，累积出现12次。主体所“指出”的内容，无不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与主体相连的“领（指）导”出现了10次，其基本表述为毛泽东“领导”了“江西中央区红军”、“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路线”、“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我党”、 “历次反‘围剿’战争”和“中国革命”②。“领（指）导”的范围几乎都指涉全党和中央。相关联的高频词中“代表”出现了7次，此外还有“规定”（3次）、“发展”、“解决”、“分析”、“主张”、“运用”、“应用”、“影响”、“供给”、“指示”、“采取”、“站在”、“所做”、“所说”、“批评和非难”、“没有赞成”、“纠正”：在这些关键词中，有7个直接指向党的路线。此处足见领袖个人在中共党史书写中的分量和地位。
除了正面标示领袖个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动词外，该文本也从对各种错误倾向的“否定”中，树立领袖永远正确的积极“意象”。就连被颂扬者本人也颇为清醒地向知根知底的党内同事作特别解释：“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③他也接受了《联共（布）党史》的理论逻辑——如此解释历史是涉及“党的利益”的，这就发生以后争讼不休的“科学性”与“原则性”如何处理的问题。《决议》的编撰思路因袭《联共（布）党史》的治史之道是显而易见的，这不能不说是日后个人崇拜思潮泛起的一个原因。
同时，如果考察《决议》的49条“注释”，除了7个党史人名、6个党史事件或相关理论问题的注释外，引述领袖个人著作达到27次，超过全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一半以上，所有有关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方针、斗争方法等都以此为唯一文本进行书写和诠释，而省略了其他甚至更直接的党的领导人和相关文献。《决议》系对25年党的历史发展经验的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系统总结，而全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引述为零；对列宁著作的引述，系为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轻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问题，只引述了经典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据胡乔木说，对斯大林著作的引述篇幅虽较多，但那是事后修改才加入其中，系为凸显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④刘少奇两篇文章被引述5次，以确认其为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模范”。⑤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论著引述几乎为零。《决议》中“引经据典”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另外，《决议》肯定了王明起草的并代表联共和共产国际意见的、曾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一点倒是《联共（布）党史》中不曾一见的。尽管在党的早期领导人当中，毛泽东较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和认识的确更为突出和深刻，但是不提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的作用，其后果是可以预见的。
（二）基于《三十年》的文本分析
建国后恰逢建党30周年纪念，当初以党的决议形式出现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党史文本，扩充为新的“范本”——《三十年》。其实，它原初只是胡乔木为刘少奇撰写的庆祝建党30周年纪念的报告文本。曾在毛泽东主持下参与过《决议》起草的胡乔木熟知《联共（布）党史》的编撰风格规范，报告写出后毛泽东出于某种考虑，决定不以刘少奇身份发布，而让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刊发在1951年6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作了一个降格冷处理。但这个降格处理，并未影响胡乔木文本在党内国内以及中共党史编撰规范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编撰思路、史论取舍基本延续了《联共（布）党史》和《决议》风格。
从具体统计看，在《三十年》全文4.6万余字的篇幅中，累积出现领袖个人名字126次。在具体书写过程中，领袖个人依旧是被突出的中心。从具体的叙述处理上看，在叙述中共“一大”时，排在全国50多个党员的首位的并不是被选举担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①对中共“三大”叙述上，将领袖个人“简洁明了”地定位为会议中正确意见的“坚持者”和错误意见的“反对者”；②而且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能认识到危机和不具有“在掌握马列主义上”有弱点的“少数人”；并且解决了中共“第六次大会所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③在论述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较少提及通过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八一宣言”、《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等一系列环节，以及中共对这一重大政策确立的史实和过程，而是大段援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认为它不仅“有系统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还“指出”（3次）、“痛驳”、“规定”（2次）、“提出”、“比较”、“预见”和“总结”④正反两个方面的相关问题。颇具《联共（布）党史》以“论”代“史”的编撰风格，过分突出特定人物的历史“在场”，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丰富多彩的党史，同样也弱化了党的领导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智慧与贡献。
当然，《三十年》系作者一周之内的急就之作，虽经过刘少奇前后两次多达480余处的修改，却也难以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全面书写和总结中共30年历史与经验，大量援引领导人的论著，就成为梳理和阐释中共历史经验和发展历程的基本选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以论代史。就其援引领袖经典的情况，正如表2所示：
以领袖活动和著作为中心的党史编撰模式，最直接的反映了中共党史编撰中《联共（布）党史》的“影子”。斯大林之所以主持编写并赋予《联共（布）党史》以崇高权威，一统对联共（布）党史的“唯一”解释，主要方式就是凸显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的历史“在场”，此举系出自于树立个人崇拜和领袖权威的目的。因此，苏联史学的政治化，以及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和体系构建的政治宣传形式，为中共统一全党思想、确立领袖权威提供了参考。这一编撰主旨也成为建国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编辑规范，无怪乎之后的党史编撰者称其编辑思路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①。穷根究底，均系源自《联共（布）党史》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叙事模式的影响：以路线斗争为党史主线
“路线”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较少使用它。路线作为总的、带有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政治纲领之纲领，在《论联共（布）党内右倾》一文中，被斯大林赋予严重意义和特殊含意。联共（布）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预设有一条正确路线，这条正确路线贯穿整个历史的各个阶段，并且有一个一贯的路线代表，然后以人划线，又以线划人，把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斗争和革命历史，简化为一目了然、直线发展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这样一部联共（布）党史，就被演绎为正确路线及其代表不断战胜各种机会主义路线及反对派分子的路线斗争史。 《联共（布）党史》就是以路线斗争为线索诠释联共（布）党的历史的典型。
《联共（布）党史》开篇“导言”中就强调，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和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作原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②首先是反对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随后是反对“经济主义”、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主义、“新反对派”、“布哈林派”等15次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更是将联共（布）实施路线斗争的经历，“上升”为联共（布）党的第三、四条历史经验。
据笔者统计，《联共（布）党史》全文累积出现关键词“路线”达60次，涵盖联共（布）55年党史的每个重要历史时段，所涉问题既有根本性、全局性方针，如党的总路线、政治路线；也有具体的策略路线问题，如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路线、基本农民群众即中农所采取的路线等。就其主要内容和影响而言，主要反映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将联共（布）党史归类为党内外“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文中四次直接提及“两条路线”及相互间的“斗争”：一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的“两条路线讨论”。③二是“在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条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着。”④“扩展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战胜“收缩革命”和改良的方针。三是“布尔什维克在执行革命路线的时候，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⑤既反对公开反党的取消派，又反对暗中反党的所谓召回派。四是斯大林在论述民族问题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⑥从上述引述中不难发现， 《联共（布）党史》中的“路线”一词，没有被赋予严格的定义和确定的适用范围，不仅造成了滥用，而且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是将所有不同意见都视作“反对派”，而所谓“反对派”及其意见都归结为“错误路线”。但凡上纲为“错误路线”就被剥夺党内民主权利，发言权、辩护权都被取消。可见“路线斗争”的滥用，成为规避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种压制不同意见的手段。《联共（布）党史》中的15次反对“反对派”的“斗争”，都是基于所谓“路线斗争”：一是“反对派”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比如彼得堡“斗争协会”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一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等。二是“反对派”背离了联共（布）的正确路线。其典型代表者主要包括“经济派”、“召回派”、“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他们的一小撮志同道合者”、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一李可夫集团以及右倾投降主义者。实质上述所谓“反对派”及其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党内外正常的政策分歧和理论争论，而联共（布）对其所采取的态度，轻则“斥责”和“揭穿”，更多的是采用“斗争”手段。《联共（布）党史》又往往将路线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事实上在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是无法划清界限的。
三是将联共（布）党史归结为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历史。根据斯大林的观点，真理是站在“中间”的，即是“左”和“右”之间。据笔者统计，在《联共（布）党史》中，作为错误路线代表的各种错误倾向中，“机会主义”出现频次高达113次，“投降主义”、“右倾”、“妥协主义”、“修正主义”等分别出现27次、23次、23次和10次之多。一部联共（布）党史被创作为有一个预在的先验真理及其化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向着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作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历史。
《联共（布）党史》的路线斗争史观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党史及其文本书写。同样以上述两个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就其折射路线斗争史观而言，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路线斗争”相关高频词的分析
考察《决议》和《三十年》两个文本，二者都没有出现“路线斗争”四个字样。但是党史撰写隐含“路线斗争”的思维和逻辑，党内由于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和作风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和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视为“路线斗争”的。据笔者统计，就两个文本中所涉“路线斗争”的相关高频词而言，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概括而言，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具有非同一般意义的历史文本，对建国以前的党史作出了六次路线斗争的概括。由上表可见，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刘少奇、斯大林三人在两个文本中分别累计出现62次和145次，与此相对，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陈独秀等人则出现24和39次，党内其他领导人则基本未出现；另外，在所涉“路线”问题180次的关键词中，错误“倾向”高达75项（不含72次“左”倾路线）和23项，“主义”方面的错误倾向累计出现了97项和43项。在上述高频词中，基本传递了中共党史的两个“历史事实”：一是党的发展史上充满“路线斗争”，二是党的领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错误路线的坚定的反对者。如此对中共党史的概括和叙述，无异于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党的领袖与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的简史。由此形成的一套党史编撰的概念体系，与《联共（布）党史》关联甚密。而在此之中，党的领袖屡屡被证明是正确路线的制定者、实施者、领导者和捍卫者，并且在此路线的指引下是一贯正确并且胜利着。因此，强调领袖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领袖的正确指导和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①成为上述文本因袭《联共（布）党史》编撰逻辑的直观反映和基本特点。
（二）中共“路线斗争”史观消解及分析
是否党内的错误倾向都能称之为两条路线斗争呢？这里需要界定清楚。首先需要从内容上、组织上和后果上进行判断，要看其是否持有明确的政治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是否有一个形成、发展直至取得党内领导地位的过程，是否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形成严重后果。根据这一标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者的斗争，则是属于党内宗派夺权斗争，未形成全党的路线斗争；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也存有缺点，因为瞿秋白在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是有一定功绩的，缺点是表现出了调和妥协的精神，时间相对较短，之后不久中央便指出其调和错误。对此，毛泽东在总结路线斗争经验时也承认，“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②
尽管如此，将路线斗争视为中共党史发展主线，已成为党的领袖和党史编撰者的一种“客观”认识和叙述方式，这与中共以《联共（布）党史》为党的学习的“中心材料”，以及党的领导人对联共（布）这一独特文本的钟爱有密切关联。《联共（布）党史》的路线斗争史观，不仅造成了对中共党史认识问题上的偏差，也带来了实践上的戕害。发展至文革期间，中共党内进一步认定中共党史上有“十次路线斗争”。①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南巡至武汉与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称之为“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并由此引出“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的论述。②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概念便由毛泽东提出来。其间被毛泽东点名的错误路线的代表，依次有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以及参与1970年的庐山会议斗争的相关人等。两年后，周恩来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将“路线斗争”的概念公之于众，指出“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而且，“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③
对路线斗争史观的消解，直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才在一系列讲话明确了路线及路线斗争的用法。④由此形成的基本认识是：党内的错误倾向并不都是错误路线，错误路线是持有明确的政治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有一个形成、发展直至取得党内领导地位的过程，并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而形成严重后果。根据这一标准，罗章龙、瞿秋白、高岗、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都不属于路线问题。可见，路线斗争并非构成中共党史及其文本的叙述主线，但是路线斗争史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中共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接受心理，已经呈现了由双趋式动机冲突向趋避式动机冲突的转变，但是消解《联共（布）党史》对中共党史叙述模式的影响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编撰体例的影响：以中共党史讲义为体现
《联共（布）党史》的编撰缘起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其编撰体例。在斯大林看来，过往的党史教科书要么“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⑤，要么存在“抽象概括和公式化倾向”⑥，也即是“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流派的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结构方面和事件分期方面都有不正确的地方。”⑦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重新改造”。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党的实践经验进行揭示和总结，二是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进行诠释和运用，三是对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创新理论观点进行反映，四是要充分发挥党史教程的政治功用。如何才能做到呢？斯大林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联共（布）党史》。就其编写体例而言，主要反映在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体系结构的模式化。概括地说，《联共（布）党史》的整体编撰逻辑是前有导言，后有结束语，每章标题及其话语结构基本统一。在《联共（布）党史》全书12章的标题中，其中有4章是以“为……而斗争”做标题，另有7章以“在……时期（年代）”做标题。在具体章节中，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前部必有历史背景的介绍，以对实际做“简要的历史的说明”，每章结尾必有“简短的结论”，以对党的“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⑧，最后总结出“结束语”六条，将联共（布）党的历史加以经验化、理论化，其编撰基本结构和模式是：“历史背景+党内外斗争+理论批判+经验总结”。重论而轻史，简约而趋同，构成了它在编撰体系结构上的鲜明特点。
二是叙述内容的集中化。除去上文所述以领袖活动和著述（前期以列宁为主，后期以斯大林为主）为中心、以路线斗争为主线的编撰重心外，《联共（布）党史》的另一条叙述线索和重心就是联共（布）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具体而言，它叙述了联共（布）党的17次党代表大会，以及党代表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大量罗列列宁、斯大林在会上的政治报告、讲话以及相关论著。仅在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的五节内容中，第二节至第五节就罗列了党的第十次至第十四次等五次代表大会。而且，上述代表大会多被赋予特殊的概念意义，如1925年12月和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分别被誉为“工业化的代表大会”和“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大会”①。以领袖活动和著述为叙述重点、以阶级斗争为历史演进主线、以党的会议为历史载体，构成了《联共（布）党史》主要叙述内容选择。
三是话语体系的概念化。《联共（布）党史》“塑造”了党史话语风格：语言简练却又干巴，观点鲜明却绝对，②以书论史且又概念化。仅以论述联共（布）党的建立和准备问题而言，《联共（布）党史》认定：“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③并且，它还进一步定义，上述四本论著分别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理论基础。④不可否认，《联共（布）党史》具有通俗、简洁、概括的话语风格，但是其话语体系中武断、僵化、概念化的一面，使其在联共（布）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叙写中充满了“直线式的、单维的、霸道的”⑤思维。
综上可见，基于《联共（布）党史》在编撰主旨和叙事模式上为中共党史编撰创设的基本逻辑，那么它对中共党史编撰体例的“规范”也就“理”所当然了。可以说，建国后中共影响最大的三个党（革命）史讲义，即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⑥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均是以《联共（布）党史》为“范本”的。其“师承”关系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一）体系结构的挪用
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开篇即是导言，首先明确“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⑦。在篇章建构中，与《联共（布）党史》每章都有“简短的结论”、最后设立“结束语”不同，该讲义在第二、五、八、十一、十四章内容之后，分别做阶段性总结——“xx时期结束语”，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不同阶段分别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此举与《联共（布）党史》编撰体例虽在形式上稍有差异，但基本思路一致。1957年，该讲义经过何干之等修订后再版，在其叙写体系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内容，即是在每章的第一节，基本论述要点首先从介绍“国际时局”开始（也包括国内时局），此举与斯大林对《联共（布）党史》的写作要求和思路完全一致。具体说来，主要是“1921年至1923年的国际环境”、“1924年至1927年的国际环境”、 “1927年革命失败后国内外形势”、“1929年至1932年的国际形势”、“1933年至1935年的国际环境”、“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国际环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形势”等。⑧而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更不出其右，每章必有“结语”，以概述历史过程，概括理论要点；但斯大林所言“简要的历史说明”，该文本则更多侧重于国内形势的介绍和分析，史实叙述较前二者更为丰富，实乃难能可贵。
（二）叙述重心的因袭
以领袖活动和著述作为中共党史讲义叙述的重中之重，是上述三个文本的共同特点，此举有其积极作用。党的领导人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主导者、理论创立者，以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和胜利为纵线，以党（尤其是在党的卓越领导人）领导中国革命为横线，纵横交错，是修史方法的创新。⑨但“过分突出一个伟大人物难免给人一种比例失调的感觉，势必影响史书对党的领导集体、全党和各族人民功绩的记载，也很难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⑩前述《决议》和《三十年》已基本反映这一叙述重心，此处仅考察三个党史讲义文本，仅以列入章节标题的“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相关论著为重点，并对其分量和比重加以统计，足见其以领袖活动史代替中国革命史的偏狭。
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从其叙写的重心上看，15章内容中有12节系援引领袖活动和著述，占全书篇幅的七分之一多。尤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介绍，基本上以领袖的活动和论著为核心。编者在肯定以领袖关键时期创造论著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简练的理论概括，以使读者更好掌握精神实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论代史的治史模式。另外，
“毛泽东同志所著‘……’”的章节结构，自然纳入后续党史编撰者的话语逻辑之中。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在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全书14章内容，其中9节以关键词“毛泽东”开列，章节标题结构延续了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之风格，所述内容主要系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重要论著的发表及其理论观点的概括，其中直接“人”标题的领袖论著8篇，实际录入原文的更多。就其分量而言，领袖论著（主要部分）和革命活动占据全书内容的十分之一。胡华后又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精神进一步修订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以至突出领袖个人问题更为突出。其中，领袖个人名字被提出超过830次，援引领袖著作的篇幅有160多页，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多。①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相比《联共（布）党史》援引列宁、斯大林两位领导人的著作超过全书四分之一的比重，《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更胜一筹。就其结构布局看，平均每章至少两节内容系直接援引领袖论著和活动，直接“入”标题的领袖论著超过17篇，全书提及领袖名字更是达1000多处，引用其著作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多。基于篇幅所限，具体情况不再详列。
（三）话语方式的套用
一方面，从考察三个党史讲义的章节标题出发，就足见其对《联共（布）党史：》的因袭。三者无一例外的延续了联共（布）党“为……而斗争”的话语结构，并自然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为……而斗争”。同时还衍生了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同志所著“……”的章节结构。就其基本结构而言，如表6所示：
据上表分析，从数量上看，在三个党史讲义所有的章标题中，具有相同话语结构的均占全部章节的三分之二多，其模式化特点十分明显；从具体内容看，三个文本虽写作时间跨度和历史阶段稍有差别，但除了具体内容的增减外，所述章节标题话语和内容几无差异，甚至完全相同，《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六章标题只是“建立”与“创造”一词之差，第十四章更是只有一个结构助词“的”之别，足见三者系为一“脉”相承。不仅如此，若拿《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与《联共（布）党史》直接对比，就连章节标题的字数都相差无几，一般都较为冗长，几乎构成每个章节的内容提要。《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一节共计106个字（含标点），而《讲义》的第十二章第四节连标点在内共计104个字，其他两个文本情况类似。
另一方面，中共党史讲义中的概念化倾向相比《联共（布）党史》而言，可谓不相上下。上述三个文本因袭了《联共（布）党史》对领袖论著的界定，分别赋予党的领袖著作以指导革命实践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应价值功能和理论地位。基本情况如表7所示：
如此八股程式的编撰体例，是造成党史读物枯燥乏味的原因之一，其影响延续至今，全国高校编撰的累积上千种的党史类教科书，乏善可陈，而中国传统修史原则和方法中的积极元素则被弃置不用。如果说王朝时代修史的优势在于“后朝修前朝史”，那么司马迁难道不是修的当代史吗？我们期盼看到《史记》那样开新生面的党史著作。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