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
王治河 樊美筠
【摘要】从一种尊重差异、欣赏他者的建设性的后现代立场出发，本文挑战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简单化思维，揭示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勾勒了后现代民主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与现代民主一味排斥东方智慧不同，后现代民主在根蒂上对东方智慧持一种非常积极开放性的对话态度，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对话态度使我们有可能整合吸纳一切传统智慧和当代智能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同色彩的道义民主其中既包括儒家智慧，也包括佛家和道家智慧，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民主的洞见。这是一种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一种协商民主，一种和谐民主，一种生态民主，一种全球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思想的苍穹，使我们得以换个视角重新审视民主，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不必重走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老路，不必重复西方已然犯下的错误。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具有中国色彩和道德内涵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之路。
【关键词】后现代民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道义民主；中国式民主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3) 01 - 0001 - 11
一、引言
作为启蒙运动的基本诉求之一，民主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抗专制主义的重要利器，同时也构成了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作为一面标志性的大旗，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高扬。在反抗封建专制主义、打开人们的思想禁锢、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等方面，现代民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任何个人拥有无限权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了更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决策及其实施。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归功于现代民主的涌动与张扬二
然而，在充分肯定民主的积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神化民主的倾向。今天，无论是在两方还是东方，相信西式民主是万能灵丹的人不在少数。例如，有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坚信：西式民主或现代民主制度，是消除社会腐败的“唯一途径”或“根本途径”。毫无疑问，民主有助于消除腐败，可以说是消除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工具。但将之提升到“唯一途径”似乎言过其实，也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因为这恐怕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贪污腐败更加猖獗。如号称民主社会的韩同，腐败弊案不断，从金斗焕、卢泰愚到卢武铉，三任前总统相继倒下。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第一次政党更替的我国台湾地区，就产生了世界级的巨贪——窃“国”“总统”陈水扁。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风靡东欧、非洲和亚洲，但狂欢过后，人们“对民主的失望”很快接踵而至。因为西式民主并没有像它许诺的那样带来政治和经济的繁荣，相反，它给新兴民主国家所带来的是“种族的对立、内战和腐败”。
其实，如同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现代民主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它绝非什么“万灵药”。这意味着，“民主是把双刃剑”，在有其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有其危险的一面。今天看来，西式的现代民主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因此它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也就是说，作为现代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烙有现代思维的痕迹，具有现代思维的局限。
今天，随着现代性弊端的暴露，随着对第一次启蒙的彻底反思，特别是随着由于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现代民主的局限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与五四运动中人们对民主的狂热崇拜和热情讴歌相比，今天的人们对民主的态度更趋冷静、理性与平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与民主的分手作别，而是标志着我们对民主发自内心的尊重，标志着我们的成熟。冈为“大疑才有大悟”，不疑永远不悟。对现代西方民主局限的揭露和批判，并不意味着要像当年美国游访回来的梁启超那样，由于看到了西式民主的种种弊病， “大失所望”之余就涕泪滂沱地和民主告别，从而重新拥抱“专制”。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第三条路永远是存在的。说民主是危险的，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民主，而是像福柯所提示我们的那样，意味着“我们总可以做点什么”。如何在反思现代民主的基础上，积极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民主传统，创造出一种融合中西智慧的更高级的民主，是历史摆在当代中外学者面前的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后现代民主概念——道义民主。这种从全球视野出发的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以共同福祉为旨归的民主概念是一种仁道民主，它是对现代民主的反思和超越，是东西方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西方民主的覆辙、建构和谐社会、提升人民的政治生活品质、激发人民保护环境的热情，而且有助于促进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深度理解与相互转化。
一、走向后现代的“道义民主”
所谓“道义民主”( Democracy with Dao)是一种建立在动态和谐基础上的为了共同福祉的仁道民主，它是对西方现代民主的超越，是中西智慧结合的产物。它是对压迫个性的“抽象集体主义”和漠视共同福祉的“抽象个人主义”的超越。详尽地勾勒出后现代道义民主的蓝图不是作者力所能逮的，那需要许多人的智慧的介入和许多艰苦细致的劳作，本文只是从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立场出发，结合中国的现实，大致勾勒一下这种具有中国色彩的后现代道义民主的几个主要特征，以期抛砖引玉，通过对话和思想的激荡，开出中国式民主的新局面。幼稚之处，敬乞针砭。更欢迎读者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思路。
（一）后现代民主是一种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
与现代民主视竞争选举为唯一理想的民主模式不同，后现代民主概念强调民主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主张民主有多种形式，民主是多元的。在许多现代民主思想家那里，民主意味着平等，而平等则意味着“同一”。按照达尔的分析，“如果A和B有同样的投票权．A的投票权与B的投票权是一样的，那么A的权利和B的权利理论上就是可以互换的。”这里“平等”等同于了“划一”。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与多样性是相冲突的”，达尔称这为“民主的悖论”。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民主之所以与多样性有冲突，是因为现代民主对同一性思维或“划一思维”的坚执。而后现代民主则讲差异，讲多元，是一种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
这种后现代的多元民主强调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它是建立在承认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内在价值的后现代信念之上的．民主之所以是多元的，丰富多样的，是因为民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随着每代人，每年，每日，以及人们之间生活关系的变动而不断更新。
以熊彼得为代表的两方现代民主理论强调：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不二法门，是非民主国家所要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按照这一思路，没有两党或多党竞争性选举的民主，“一个国家根本不能被称之为民主”。
不难发现，正是现代同一性思维决定了现代自由主义者信奉民主具有统一不变的范式，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视作唯一的模式这种观点的霸道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尔斯就曾经批评西方自由主义者将西方的竞选民主作为其他民主都应遵守的普世价值观，认为它没有为拥有良好的但却有等级色彩的协商制度的人民“留T空间”。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不存在一种“先天的担保”，担保“我们的”就一定是对的。“他们的”就一定是错的。一定要说“我们的”是唯一正确的并强行推行，就是霸道。这就是为什么乔姆斯基要说：西方民主和启蒙已经成为霸道的借口和理由。与一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相比，亨廷顿似乎看得更清楚些：“西方赢得世界靠的不是它的理念或价值观念或宗教的优越性而是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越性。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而非西方人则永远不会忘记。”
与第一次启蒙思想家迷信“华山只有一条道”不同，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看来，华山并非一条道，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则更是多条的。导致民主多样性的原因在于文化、种族、民族、社群与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要尊重差异，就要尊重民主的多样性，肯定多元民主。
人类社会大量政治实践业已表明，不存在统一的民主模式。之所以出现民主政体的多样化现象，是因为国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各个国家在确定国家政体构架时，要考虑本国人民既有的政治传统、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既有的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本国人民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时代任务等等因素。上述这些影响到政体构架的因素，使得“即使人们共同接受民主价值观念，也不可能实行统一民主政体形式”。
其实，所谓“竞选民主”仅仅是一种政治民主，而且也仅仅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形式。除了竞选民主外，政治民主中还有直选民主、抽签民主、商谈民主、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微观民主、电子民主等。
除了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还有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和作为态度的民主。所谓“作为态度的民主”就是要摈弃“贡高我慢”，真心尊重他人。这是一切民主的思想基础。离开对他人的尊重，民主就是一句空谈的口号。所谓“正义”，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意味着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的道义民主也可称之为“他者的民主”。
后现代对差异和多样性的肯定和欣赏，不仅有助于我们将民主和启蒙从霸道中解救出来。而且有助于极大地激发创造性。因为多样性对于创造性至关重要。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创造性。
当代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著名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深刻地指出：“划一的福音”是“危险的”。国家与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对于保持高度发展的条件是必要的。“人类精神上的奥德赛必须由社会的多样化来供给材料与驱动力。习俗不同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敌人。它们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人类需要邻人们具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相异处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处以便博得敬仰”。
据此，后现代民主要求“多声部叙述”。对于后现代思想家来说，民主意味着“欣赏多样的视角，对话和质疑”，而将一种单声部叙述强加给社会并不留一丝空间给质疑则意味着“民主的毁灭”。
（二）后现代民主是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
道德责任感的匮乏是现代民主的一大致命缺陷。按照美国著名亚洲现代化问题专家艾恺( Guy Alitto)的分析：“‘失常’，道德责任感或道德确定性的匮乏是现代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也是它的代价。”在这意义上，道德责任感的匮乏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民主的宿命。而没有道德做支撑，民主实质上只是一个空壳。因为按照《高墙背后的烛光》一书作者芭芭拉·冯·德·海特的说法，“离开了道德也就没有民主”。
追本溯源，现代民主的道德责任感的缺席显然与现代自由主义民主观对个人权利的过度强调有关。按照《先贤的民主》的作者，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分析，这种现代自由主义民主观，将个人的权利放到社会共同体之上，视个人权利为至高无上的、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不仅在起源上，“先于”社会权利而存在，因为社会权利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或者说是个人的授权（通称“社会契约”）；而且在品质上，个人权利也高于共同体的权利，因为社会共同体是由人格上平等的自由的个人构成的，是个体决定了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和职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达到自我完善，美好的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个人“没有义务去推动共同体的建设”。用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更为极端的说法，“严格讲来，对公民来说，不存在政治义务”。
从过程哲学的视域看，这种对个体和个人权利的过份强调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歪曲的理解。显然也是现代机械世界观的牺牲品。因为现代机械世界观将整个宇宙看作孤立存在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所存在的，只是机械的外在联系。每个人都是孤绝的存在，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狼，与其他的狼处于战争状态，社会契约只是为了人类不被毁灭而后来从外面加上去的。
而后现代启蒙则是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之上的，因此它特别注重民主的道德维度。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体是存在于关系之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跟其他事物割裂开来。一个具体的人体现在人格化了的各种角色关系之中，离开了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构成一个有机个人的东西就不存在了：没有灵魂，没有头脑，没有自我意识，甚至‘我不知什么是，什么不是’(l know not what)”。
在这种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上，后现代道义民主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从社会中来的，个人权利的实现同样有赖于社会的沟通和共识，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是在社会之中完成的。美好生活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理解与支持，共同体不是一个僵化的对个人进行窒息和封闭的团体，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开放的体系二这意味着，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自我实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任务，自私的考量实际上往往阻碍着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②与此相联系，后现代道义民主的核心原则是“担当”( accountability)，是将权利与责任联系起来。那些被赋权做出决定的人对于那些接受这些决定的人负有责任。
所谓道义民主，在后现代思想家这里就是对他者承担责任的民主。与现代民主视民主的本质为发展个体不同，后现代民主的旨归是共同体与个体的“共荣并茂”。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的道义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群主义民主”或“共同体的民主”。它强调在肯定个体独特价值的同时，强调共同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因此主张摈弃现代民主概念中的“无限制”、“无约束”的原子论的个人主义，限制个人的权利，推崇个人与共同体的共同的福祉。这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具有某种深度契合。按照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分析，“中国式的个人”是某个行为者，而不是某个身份者。“个人”就是指“具体的焦点”，家庭、社会与国家，甚至天下，都是“个人”这个“焦点”所在的“场域”。这个个人性的质素是在人的关系的“场域”中获得的。离开家庭、社会与国家，个人就是个空洞的存在，也就是不存在。这与柯布的“共同体中的个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共同体中的个人”( person in community)就是在充分肯定个体存在和积极参与的同时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并通过共同体才能实现自我，认为“强大健康，道德高尚的共同体乃是造就强大健康，道德高尚的个人的前提”。
但后现代道义民主对共同体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回到传统的集体主义，即对群体的高扬是以对个体的贬压为代价的集体主义，而是试图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开出一条新路来，让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滋养。按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奠基者之一詹姆斯的看法，“当一个人认识到他所属的集体需要他服务于它们的时候，他所有的品质也都获得了尊敬。为集体而骄傲，他自己也会倍感骄傲”。
由于以共同福祉为旨归，道义民主得以吸纳人类历史上一切“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智慧，这使它对社会的繁荣发展有一种长久的考虑，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品格。这一点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业已注意到了。如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 Frank Sieren)在《中国密码》一书中就曾写道：“毫无疑问，民主制度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制度。但在向世界推行这种制度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低估专制的优点和民主的缺点。民主制度最坏的地方是，政客们为赢得选举而只考虑眼前利益，之后却无法兑现自己的政策，并往往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稳定。专制体制最好的地方是，统治者可以制订长远的规划，并能顺利贯彻其政策。由于时刻都在担心其缺乏合法性的权力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对来自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具有敏感的嗅觉。中国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人们仍需观察。但是与中国相比，议会民主国家在道德方面显得过于夜郎自大。”
（三）后现代民主是一种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译“商议式民主”、“商谈民主”、“审慎的民主”、“审议民主”]，是因着对竞选民主的不满而提出的另一种民主形式，它是对现代民主的反拨和超越，是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方案”。⑧它既是后现代民主的一种形式，又是后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质。其核心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协商和对话取得共识，有效地设计与执行公共政策，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
协商民主或商议民主是建立在对现代竞选民主或博弈式民主的反思基础之上的。按照王绍光先生的分析，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有个未加言明的基本假设，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每个人的想法和偏好都是固定的。选举就是让你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揭示你的偏好。如果你把票投给某个政客，就表明你偏向这个政客许诺给你的东西。投票的奥秘就在于此。协商民主不同意这个基本假设；在协商民主看来，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协商和商议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改变他们对自己利益、需求、偏好的认识。比如，你也许认为你应该买一辆汽车，买车仅仅是你个人的事，但经过与其他人讨论后，你认识到社会过度依赖私家车会造成严重污染，最终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这时，你可能放弃购置私家车的计划，支持发展公交体系。每时每刻，社会上都有很多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做公共选择，但这样做出的公共选择未必是个好的选择。另一种解决方式是让所有利益相关群体或他们的代表就这些问题进行商议。商议可以让人们意识到看问题还有其他角度，这样有助于拉近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们的看法趋同。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趋于一致，就不需要投票了。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仍然不一致，但差距收窄，再用投票的方式解决也不迟。因此之故，“商议式民主”鼓励开会讨论，对话协商。这能使人们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更深入一些”。
要协商，要商议，便涉及对话，“协商民主”的哲学基础是推崇“平等”、“谦逊”和“信任”的后现代的对话理论。所谓“平等”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就是强调“一视同仁”，强调对话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就是视对话的双方都是主体，不存在一个主体要使另一个成为客体的问题。更不存在不让别人讲话的问题。因为不让别人讲话是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对话的对象并不是次要的，他们的个性和境况对于任何一个肯定的结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苏格拉底用自己在《高杰亚斯》中与克利克斯的对话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注重行为的克利克斯作为对立面是特别重要的人。正是彼此观点的不一致使得他们的对抗变得更有意义，因为倘若两位在开始对话时是极对立的对话者能在谈话的主题上达成真正的一致，那么真理便更加可能得以确立，其结论本身将“不致会被隐藏的、共识的偏见所侵害，不被为最终的理性而达成一致的参加者的主观倾向所侵害”。
所谓“谦逊”，就是对话双方要虚怀若谷。保持一些国家也在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法国的“公共辩论会”可以看做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
鉴于因一些项目规划建设（高压线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而引起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法国开始决定采用“公共辩论会”的形式来预测和校正潜在或既存的冲突。该国最早的关于“公共辩论会”的法律规定是1995年2月2日颁布的，该法规定在涉及环境保护问题上应该召开公共辩论会来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公共辩论会”的目的是在一项新的公共政策未最终完全确立和执行之前，最大可能地征求可能会被新政策触及到的社会各方意见（业主、国家机关、选民代表、民间组织、专家、沿河居民、一般大众等）。国家辩论会组织委员会负责组织公共辩论会。它由地方选民代表、法官、合法民间环保组织代表、消费者代表、公共服务受众代表和一些相应专家组成“公共辩论会”需要遵守公平、论证和客观透明三项基本原则。所有的辩论会在辩论会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进行一般情况下时间最长的辩论会持续四个月，在必要的情况下，经专门辩论委员会提议，全国辩论会组织委员会可以征求相关专家的补充意见，此时辩论会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再延长两个月。辩论会结束后，国家辩论会组织委员会将在两个月之内出版辩论会总结报告，项目负责人则有三个月的时间向相关各界公布他的项目修改方案。
这种“公众辩论会”虽非万能的，但它有助于倾听环境利益相关者各个方面的声音，这为最大程度地避免冲突，减少决策失误提供了可能。
令人欣慰的是，这方面中国也一直走在探索的路上。“浙江温岭恳淡会”所创造的以“民主恳谈”、“民主听证”、“民主议事”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民主举措，可以看做协商民主在中国大地上的新探索。“浙江温岭恳谈会”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充满希望的民主形式。因为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人关于民主的经验”，而且也将我们的认识“大大加深和具体化了”。按照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评价：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把选举民主、谈判民主和协商民主这i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中国历来有协商民主的传统。所以，协商民主对中国来讲，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倒是要研究的是如何使中国更好地运用好这种形式，让更多的公民能够有序地参政，因为实行协商民主，“能把‘民主’与‘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民族和谐、界别和谐、海内外同（侨）胞和谐，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协商式的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业已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寻求中国的协商民主》一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标志。这些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社会意识到“有许多东西要从中国学”。
（四）后现代民主是一种和谐民主
以个人主义为根基和取向的现代西方民主必然要导致“竞争民主”或“对抗民主”，从一种强调有机联系的社群主义出发，后现代民主推崇和谐，因此倡导和谐民主。
与崇拜竞争的现代民主不同，从一种有机联系的过程哲学出发，后现代民主视和谐高于竞争由于宁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生生不已的整体中，事物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和谐关系就格外的重要，凡事以和为贵如同没有和谐的自由必然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独裁一样，没有和谐的民主很容易产生多数人暴政。
所谓和谐民主，就是讲合作，就是要发展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所谓有机关系的实质，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就是一种“相互服务”，它是一种和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倾向彼此支持以成就彼此的实现”。
虽然现代“对抗式民主”也讲协商，但其核心则不是以“和谐”为灵魂的，而是以“敌埘”为灵魂的，选举时把对手视为敌人，考虑的是如何将对方打倒，因为打倒他我才能上，打不倒，无可奈何之下才办商。因此是一个以对抗为主、协商为辅的敌我关系模式，因此在本质上与协商式民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后现代和谐民主是以“和”为灵魂，遇事先视对方为朋友进行商量，使双方容易对事情有真正深入的探讨，是一个以磋商为主、对抗为辅的朋友关系模式。只有这种民主才是可持续的：因为只有“当所有主要政治力量”发现民主是他们追求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最好”制度框架的时候，民主才是“可持续的”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对话磋商才能办到。对抗是不可持续的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民主讲和谐，但并非完全否定竞争的意义。它承认竞争有其正面的意义，例如它有助于帮助我们“避免狂妄白大或懒汉心态” 但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竞争毕竟只是事物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它“既不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也不是最令人满意的”。按照《不要争：反对竞争案》一书的作者，美国国家心理学奖获得者阿尔费·科恩的研究，竞争通常堵塞成功之路。竞争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竞争导致焦虑；第二，竞争不如合作更有效率；第三，竞争将眼下的注意力转向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目标；最后，竞争可以毒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立在对竞争的迷信基础之上的现代民主注定是非建设性的。
而建立在和谐基础之上的后现代和谐民主则是建设性的。为什么和谐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和必需呢？在怀特海看来，宇宙万物只有在相互的和谐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他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举了许多例子：“一棵树单独生存就要受到幻变无常的环境不利时机的影响。风可能吹折它，温度的变化可能妨碍树叶的生长，雨可能冲刷土壤，树叶可能被吹走而不能作肥料。……在自然环境的一般情况下，树木就要联合成树林才能长得好。每一棵树可能在完满的生长方面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它们彼此互助共同保持了生长的条件。土壤被保持住了，并且有了树荫。造成肥料所必需的微生物便不会被晒死、冻死或冲走。一个树林就是标志着互相倚靠的物种组织起来以后的胜利。而危害森林的微生物也自行消灭了。”
就动物世界来说，“在世界的历史中，胜利从来不会属于以攻击或防御武器见长的物种。实际上自然最初所产生的动物都是躲在硬壳里防卫生命的灾害的。在躯体的大小上也曾有过一些尝试。但是体外没有甲胄的、热血、敏感而灵活的小动物获胜了，它们驱除了地面上那些大怪兽。同时，狮和虎也不是获胜的种类，它们惯于使用强力，有时就不能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缺点就是不能合作。每一种机体都需要一个友谊合作的环境。一方面是防御突然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供给需要。强力的福音是与社会生活不能兼容的。所谓强力就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对抗”。
因此之故，对希腊人的“和谐”概念，怀特海评价甚高，认为“和谐说”是希腊人的发现，该发现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建立在动态和谐概念基础上的后现代道义民主是在差异基础之上的统一，这是一种有机的统一。它并不将其成员归并成同一的角色，而是容许他们的内在个性的张扬与实现以成就更广大的社会和谐。这种和谐或有机综合也被称为“后现代和谐”。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息息相通。史伯说：“和实生物，同者不继。”“和”是包容性的，它允许异物的存在，因此能“生物”。“同”则是排他性的，它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事物的存在。《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这个术语在儒家思想里，意味着各种不同成分的和谐相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儒学对社会和谐追求的前提是，承认和容忍各种不同成分的存在，并力图使之和谐。孔子强调协调个人与家庭、进而协调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力图建立一个繁荣昌盛、自治的人类共同体，并将其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最重要条件。
在后现代的和谐民主中，“个体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个体的福祉得以保持，同时也被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的和谐民主是对强调个体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强调群体的“儒家民主”的整合和超越。
（五）后现代民主是一种生态民主
如果说后现代的和谐民主是追求各政治力量的和谐共荣的话，那后现代的生态民主则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茂。
尽管“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或ecocracy）在英语文献世界里被人们广泛使用，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尽管人们大都同意它是某种有别于现代民主的“另类民主模式”，应笔者的要求，《生态民主》一书的作者罗伊·莫里森2009年8月8日曾寄来了他和妻子露安娜·莫里森共同提出的对“生态民主”的定义：“生态民主是行动中的可持续性。它寻求生物圈与人类之间，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动态平衡。”
尽管这也并非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但在我们看来，它基本概括了“生态民主”的两层基本涵义：一是鼓励和推动民众和地方社区以及民间组织积极和全面参与环境决策、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茂。
关于生态民主的第一层涵义即鼓励和推动民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事实上是与协商民主息息相关的。因为生态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单纯科学技术的范围，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力的运作，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生态问题本质上属于政治问题，它需要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协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民主与协商民主具有某种亲和性 因为生态民主和协商民主都倾向于把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放在核心地位。
国内外的大量事实都表明，生态保护中民众的低参与度，非常不利于环保运动的有效展开。考虑到我国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唤醒民主的生态意识，鼓励民主的积极参与，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今日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一卜，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污染大国”。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将致使两千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九百万人失去工作能力、六十万人死亡．这些加在一起，将使中国损失I3%的CDP“环境对中国的威胁”，真如有学者所说，“早已经远远超过十几世纪的鸦片”
环境是全民行为的后果，单靠政府绝无解决的希望。生态问题如果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要避免中国的生态崩溃是不可能的 因此推动生态民主便显得至关重要，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民主的推广，也有利于民众和政府联手抵制和打击势力强大、资本雄厚的各种利益集团对环境的肆意破坏。
在推动生态民主方面，德国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德国政府在推动生态民主方面可谓相当“有作为”，它不仅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方式，充分发挥民间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和环保NCO的独立性，大众媒体和环保NCO成为民众参与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大众媒体不仅在普及环保知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在发挥媒体监督方面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生态民主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视自然为道德主体，将民主扩展到自然界。
生态民主不仅提醒人们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急迫性，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生态治理，而且提醒人们意识到人类所肩负的对自然界的生态责任．在生态民主的倡导者看来，我们时代的民主必须是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它既有益于所有国家的长久发展，义尊重和推进自然的福祉一这种致力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同福祉的民主就是生态民主。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生态维度的缺位，是现代民主的一大缺陷这与建立在霍布斯机械哲学之上的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无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经济捧上了神坛，整个社会生活就是关于经济的单声部独唱。通过对自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技术统治而进行的经济增长并将市场强加到生活和世界的一切角落，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做是文明的首要的目 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下，现代发展观眼睛只盯着CDP，对发展所带来的生态代价、环境代价殊少考虑。
相应地，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民主的核心话语是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平等、人的正义。至于自然的权利、自然的平等、自然的正义，则从不在它的考虑视野之内。罗尔斯的观点就很具有代表性。对这位现代正义理论大师来说，正义只有在两个道德对等体或两个道德主体之间才有可能。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一个基本的正义问题”，因为自然不是主体。因此之故，任何“对自然是否公正”等环境正义问题都是超出了正当的正义范围的。
相反，后现代生态民主则强调：自然也是主体，并力主将自然和我们人类社会自身都视为更大生命有机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认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有赖于自然世界的繁荣和发展这种视自然为道德主体的思想，可看作是后现代民主对现代民主的一个“核心挑战”。
这意味着，为此我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改变，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我们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酱缸中已经浸泡得太久
相应地，我们的许多语言也需要改变，以“讨论”一词为例，现在的“讨论”(discussion) -词指“理性的言说和推论”，与自然和自然王国无关。这无形之中将自然排除在讨论之外。如果自然无权参加讨论，生态民主如何可能？
再如当代民主讨沦中谈的很热烈的“协商”或“审议”一词。都具有太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站在后现代生态民主的立场所理解的“协商”应该是“一个过程，一个借此了解和懂得我们对他人和自然依赖的过程”，一个学会意识到并“尊重他者”（包括“非人的他者和将来世代”）的“过程”。
沿着同样的思路，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约翰.S.德雷泽克所提出的“生态交往”概念可看作是后现代生态民主的一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所谓“生态交往”或“生态沟通”(ecological com-munication)，就是将“交往”或“沟通”扩展到自然，扩展到自然中那些没有主体性和理性的实在。它们虽然没有哈贝马斯所要求的交往必需的“主体性和理性”，但它们的举止表现像一个“代理”( agent)，它们不仅有物质上的可靠，而且拥有令人尊敬的过程。因此我们理应倾听它们的“演讲”。按照《自然政治学》一书作者拉托的阐释，这意味着“演讲”不再是人特有的专利，至少人不再是它的“唯一拥有者”。
另一位后现代生态民主的倡导者贝克福德注意到，在政治过程中我们常常通过拒绝聆听他者而令它们完全保持沉默。因此他主张后现代生态民主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必须从练习倾听他者开始。在我们聆听自然的时候，德雷泽克补充道，“我们应抱着尊敬态度，一如我们抱着尊敬的态度倾听并仔细阐释人类主体所发出的信号一样。”由于注意到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大量的超出语言的沟通（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德雷泽克坚持认为，倾听来自自然的非语言的沟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过程，一如我们倾听他人一样。他因此鼓励人们静下心来仔细倾听来自自然的信号，在倾听的过程中去与它们沟通和交流，从而成为一个生态公民。
当然，生态民主讲倾听自然，并非意指让自然在民主的对话中实际地在场——如让猫坐在国会里，让企鹅出现在议会中——而是意在拓展人们的视野，打破“人的存在和非人的存在之间的界限”，突出“平等”二字。在后现代民主的倡导者眼里，“众生平等”是后现代民主的精髓。这与流行于美国的“一块钱，一张选票”式的现代财阀民主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真正的平等，自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平等。非人的自然虽然在对话中实际不在场，但可以成为“想象的对话伙伴”。
这样一个“想象的对话伙伴”的存在，在后现代生态民主的倡导者看来，无疑有助于我们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站在他者的立场思考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做出决策时，认真考虑自然的需求和福祉。
（六）后现代民主是一种全球民主
并非什么秘密，全球化已日益将人类系连成一个“重叠的命运共同体”
( Overlapping Communities ofFate)⑥，这意味着，不管愿意与否，各国人民的命运已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形下，一国内部的地方性事件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影响，各种跨国性力量和行为体也会影响到国家内部。比如，某国在其国内乱砍滥伐森林的决定可能破坏全球环境，一国在其边界建核电站则会严重威胁到其邻国的安全。这种情况表明，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具有可渗透性，以主权国家为背景的现代民主模式正在失去效力。
对此，著名全球民主的倡导者赫尔德有过精彩的分析：“在当今时代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从非洲到东欧，从亚洲到拉丁美洲，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正在拥护民主思想之时，却正是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的有效性出现问题之时。由于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逐渐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得以组织，民主的命运，特别是独立民主的国家命运，面临着各种问题。”⑦
因此，时代呼唤一种全球性的民主。因为全球化使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成了全球问题，这些问题无不关涉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其解决又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边实现的。因此，对一种全球民主的呼唤就成为许多后现代思想家的追求，全球民主遂成为后现代民主的题内应有之义。
全球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当前的全球无政府状态的批判。这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格里芬称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国际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能够仲裁各个国家的纠纷”。在格里芬看来，当前的国际性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竞争态势，不仅刺激了帝国主义控制的不断增长，而且刺激了人口数量、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增长。格里芬强调，除非人类文明克服了其无政府状态，否则另一个世纪（更遑论另一个千年）的生存机遇就很渺茫。按照他的分析，现代无政府状态的终结，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达到：它可能通过一种帝国权力（如美帝国主义治下的和平）而强加给世界各罔人民，也可能通过世界人民共同创造一种全球民主而实现。前者无疑会导致对世界L大多数人的号制，冈而也可能诱发无尽的恐怖主义而非真正的和平后者即全球民主是解决南全球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的更为有效的办法。
所谓“全球民主”( Clobal DemocraCy)，在格里芬那里就是建立一个在每个层面都进行民主管理的“全球民主政府”。这一概念最新颖的部分是创造全球层面的民主管理体系，通过改革联合同使原有的联合国大会拥有立法权，使世界法庭具有托管的司法权，同时拥有可供支配的武装力量进行执法一由于这个变化，世界人民将有能力通过保护人权和环境的法律，克服全球性的种族隔离。
当然，格里芬也料到了他的全球民主的设想会招致批评和怀疑。其中主要有下列两种反对意见：一，全球层面的政府是不可能的；二，即使可能，也必然不受欢迎，因为那将过于危险，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不管在全球民主政府中存在什么危险，这危险都小于继续现在的体系——它将导致文明本身在本世纪内走向消亡所以，他坚持认为：“为了实现后现代转折，必须建立全球民主体系。、”他深信，只有全球民主可以帮助我们“战胜现在通往生态文明道路的障碍”。他具体论证了全球民主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益处：
首先，国家之间存在的所有争论将由世界法庭来解决。现在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钱，每年远远超过l万亿，可以被用于促进生存而不是死亡。如地球峰会提议，我们可以为环境支付6000亿美金，从而依然有剩余可用于其他事务．其次，依靠一个全球层面的民主政府，全世界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可以通过旨在减缓并且最终扭转全球变暖和其他生态危机的法律。
其次，针对“全球民主如何可能？”的问题，格里芬主要寄希望于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民间团体和组织在环境、人权、反战、反贫困、卫生、人道主义援助等不同领域广泛开展活动，或是游说、抗议、游行，或是从事跨国倡议与宣传，从而发挥了国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像大赦国际、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团体，其在道义和舆沦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格里芬尊称它们为“道德民间组织”。在他看来，如果世界各地的“道德民间组织”联合起来，结合他们的资金、专-长和人脉，他们无疑将“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注意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亲缘性，在2002年北京“中同与怀特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主题发言中，格里芬特别强调，中国在建立全球民主中可以起到独一无二的“领袖作用”。关于他为什么看好中国，他具体做了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中国的文化历来没有帝同主义的思想有一个时期，中同的文明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文明，中国有从事帝罔主义的条件，可以统治世界上所有的同家，但是它却拒绝了这个条件．虽然巾国总是把自己当作是亚洲的领袖，但他从未意图统治全球。因为这个传统，中国在超越帝同主义体系的作用上是可靠的。第二，中国在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使中国在保护生态平衡上有了说服力。保护生态平衡是全球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在21世纪，巾同确实很有希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有一种说法是中同有一个糟糕的世纪，但现在已经过去了。随着同力和威望的恢复，还有世界对中同伟大文明的认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取得领导性的地位。第四，巾同有抵制帝同主义的丰富的第一手经验，事实上，中国之所以有一个糟糕的世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同主义的侵入。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基本道义，中国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中国在结束帝国主义、建立全球民主制度上有更多的动力。第五，中国本身的宗教思想一直由政治思想所领导。马克思主义被广为所知时，首先它就成为政治领导的指导思想，进而人类的幸福就取决于政治领导是否人性化地执行（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性化是指，以合理的命令为制度基础与人类基本的道德、道义相和谐。中国历来的宗教教义都让人们想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它基于人类的基本道义，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社会，拥有公平、和谐和人文关怀。冈为现在全球统治的形式是富豪统治的帝国主义，所以结果就完全相反——大量的不平等、大量的不和谐、大量的非人性——而中同人民的内在传统将给中国特殊的动力去超越它。这些就是中国在建立全球民主中有着独一无二地位的理。三、发展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
尽管或许有诸多不成熟之处，甚至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后现代道义民主冈其道德维度、和谐维度、生态维度和全球维度，无疑极大地挑战了因而也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民主。因此后现代道义无论如何可以看作是民主观念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创新，尽管如同一切崭新的思想一样，它一开始常常会受到普遍的抵制和拒绝。
在我们看来，后现代道义民主首先挑战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简单性思维，向我们深刻揭示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后现代道义民主有助于拓展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单一思路，揭示了民主的多样性。既然华山并非一条道，既然现代竞选式民主或博弈式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模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尝试一下其他形式的民主呢？如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约翰·伯汉姆( John Bumheim)所提出的抽签式民主( Demarchy)，就不乏参考价值。在伯汉姆看来，用抽签的方法来确定人民代表的抽签式选举远较“一人一票的普选”优胜。它是对竞争式选举的超越。较之竞争式选举，抽签选举的最大的好处是公平。竞争式选举充其量只赋予人们平等的选举权，而抽签式选举则赋予所有人平等的被选举权。竞争式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很容易被金钱和强力集团所操纵，而抽签是随机的，几乎不可能被操纵。
中国如此之大，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探索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尝试不同的民主模式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后现代的道义民主开启了一扇门，一扇通往和拥抱东方智慧之门。换句话说，后现代道义民主概念的问世，使我们得以作别“妄自菲薄”。
与现代民主一味排斥东方智慧不同（古老的东方总体上被看做是专制愚昧的代名词，是民主的敌人），从一种尊重差异、欣赏他者的后现代立场出发，后现代民主对东方智慧持一种非常积极的对话态度，努力发掘其中宝贵的民主资源，以丰富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探索的“儒家社群民主”，加拿大政治学者贝尔( Daniel Bell)关于“贤士院”的思考，都不乏宝贵的借鉴意义。
按照儒家的理想，民主必须以民智和民德为内涵，“民智通天地、民德济人心、民主有程序”应该是今天的民主理想。按照廖晓义的考察，这种东方式的民主在今日的一些贵州山村依然留有遗韵：那里既有乡村的投票箱（形式的民主）又有更为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每个乡村总有德高望重的寨老。这些寨老的一票是不一样的。多年来，人们心中认准的寨老就有更多的话语权。寨老怎么来决定村里面的事情呢？寨老自然形成，一个人如果德高望重，处理事情行，不是只为自己谋利益，能够为全村利益着想，而且有智慧，慢慢大家有事都会找他，最后就形成一个寨老的核心，决定村里的事，包括调停矛盾，包括村里整体利益的事情。
当然，也会出现寨老会议中有人腐败失去民心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村民的应对也很简单：以后村里有事村民们不找他就是了。用我们所谓学术一点的表达，“把他边缘化就是了”。个中的智慧无疑有助于我们在建构新的中国式民主时加以借鉴。
虽然我们很欣赏这些对儒家民主的可贵探索，但我们对儒家能否一力肩起民主创新的重担表示疑虑。因为如果没有佛教的“平等”观念、“尚和”观念、“觉他”观念”做底蕴和支撑，儒家的民主很可能再次演变成“为生民立命”的施舍式的精英民主或特权民主；如果没有道家的“自然无为”观念、“不争”观念做补充，儒家民主的“贤士院”很可能变成演绎肢体语言的打斗场。
因此，我们还是钟情多元民主，欣赏民众的积极参与和献计献策，喜欢通过整合吸纳一切传统智慧和当代智能而开出一个“有活力的中国式民主”出来。其中既包括儒家智慧，也包括佛家和道家智慧，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民主的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齐物论》所阐发的“万物平等意识”未尝不是一笔宝贵的民主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民重主义自然也蕴涵着许多现代民主所匮乏的宝贵资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后现代道义民主概念的提出无论如何有助于拓展我们思想的苍穹，使我们得以换个角度重新审视民主，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必重走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老路，不必重复西方已然犯下的过错。我们完全可以吸纳我们传统的优秀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的优秀资源，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之路。因此之故，让我们把敬意留给这块石头。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