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
【摘要】形而上学的崩塌直接冲击书写的文明，而知识和书籍的神圣性被去魅化之后，书的存在变得可疑。虽然它对于传统表达一个自明性的观念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生命的意义又总是从属性的。如果哲学意味着一种书写，那么在这一变化中，哲学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简化的方式就是：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思想？我们只能在反对“书的绝对”和不得不书写之间作辩难。
【关键词】哲学书写；辩难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3) 01-0035 -07
我今天探讨的问题是“哲学书写和书的存在论辩难”。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直在思考的，并有些亲身感受。此外，也因为有的人有一个奇怪而平常的想法，就觉得书写得越多，越证明书写得不好；他们说，“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从哲学史上看，这种想法的根据是，从苏格拉底到笛卡尔，不会觉得写书有太多的好处，理想的状态就是不去写作。我觉得，他们说得不错，但我做不到。因为大家知道，今天受这个教育制度的迫害太深重了。写书，念书，就是要名利，这拿它也没有办法。人活一世，就会被诱惑。当然，我不认为，仅仅出于这样一种动机就足以满足我们写书的渴求。我觉得，写书总还有其他的诱惑。那说不清理由的诱惑可能是：终极的自由，生命的出路，精神的躁动，探究的欲望，等等，对真理的热爱也须在其中。像卡夫卡那样，白天是个小职员，晚上在台灯下面他有一个宏阔的世界。这便是为了生命的出路，也是为了那无法抗拒的诱惑，这也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再有，今天，是一个不出书就灭亡的年头。学院里的老师没有不希望出书的。但是我心中也有数，出书并不重要，即使表面上看起来重要，实际上也不重要。如同我们到沙漠里抓一把沙子，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的著作言词的虚浮；其实，德里达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本书，即圣经。所有的书多多少少都在老调重弹。所以，写书之所以不重要，这是有哲学原因的。它有其深刻的存在论方面的根据。一方面，它是有限性和时间的标志——在时间面前，写书人从来就没有处于有利的地位。相反，甫一出书，作者便成了理性法庭中的被告，读者天然就是审判官。裁断的天平总是倾向时代和读者一边。所以，我们通常听到如此议论一部著作：“写到这里还可以，但以后就不行了”。连《存在与时间》这样的著作写半本也就不该写了。说来也难怪，我自己写书的时候觉得很过瘾。但后来我作为读者，读了更多的大师的著作，我也就有自知之明。我就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让我具有自知之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历史上追求真理的伟大的思想家未必靠写书，而且他们是用血来写作，他们也不会囿于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之内，文字原本是天上盗来的天火，有时候他们会一把火烧了自己的书。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教授们大部分不会这样做，也不愿这样做，他们个个爱惜自己的羽毛，习惯于几十年的想法和观点。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写书观。
我想问的是，问题在哪里？现在我们写书，问题在哪里？我想就此结合哲学的现状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哲学的现状与可能
如果我们鸟瞰当前哲学这个领域，它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在今日哲学向多元化发展中可以明确看到一个指向，那就是哲学研究的个性化的凸显。奇怪的是，有的人却偏偏看出，哲学死了！这种理解倒也简单：一个多世纪以来，主要的哲学传统给哲学开出了这样的宣判书二它们一致认为，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不是过去的哲学了 比方说，他们讲到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在庆贺哲学的死亡。
现在大家都会讲，这些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受过哲学的训练，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如果今天有人称他们是哲学家，那也是被别人称为哲学家，而非自称为哲学家。如果没有这一点自觉，无论如何，都听不懂哲学死了的真实意思。这样，到最后，思考问题只有一个逻辑：如果他们被当作哲学家，那么，他们认为，哲学应该就是非哲学，首先而特别是要谈谈别的东西。比如，哲学或强烈要求去发掘现实的现实性运动，或将修辞性和文学性色彩与哲学联系起来。
特别是，在所谓反哲学史理性传统的哲学家名下不断谈到这点。比如，阿多诺谈音乐，梅洛一庞蒂谈电影，德勒兹谈绘画，德里达谈文学，海登·怀特谈历史诗学，伽达默尔谈塞兰的诗歌，凡此种种，他们都表现出了对哲学史理性传统的批判。许多人都喜欢后现代风格的名言，“哲学的地基已经坍塌”，但问题是，没有地基的哲学还怎么搞？最终，他们认定，今天的哲学书写只得在“废墟”上进行，是在“废墟”上“涂鸦”。对于哲学书写，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今天已然走向一种哲学书写的神秘状态。无人能够否认，当今哲学变成功利计算，变成依附现实的权力，与书的形式和表达胶着在一起，已经产生一种无限延异的表现行为之展现过程所以，将上面如此不同的哲学家联系起来的东西是他们与哲学书写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承认哲学死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不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我宁愿有限度地承认，哲学风格与非哲学风格（诉诸情感、想象、修辞的语言）的界限在书写中趋于模糊。当然，非哲学风格将如何影响哲学风格？这个问题早被提出。比如，尼采不仅试图以诗意和迷狂的酒神精神取代以明晰和形式感的阿波罗精神，而且要粉碎理性语言之透明性的幻想。所以，就哲学书写而论，哲学死了，其实是哲学有了新可能的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认为，应该发现哲学表达的新手段。这种手段应该同今天的电影、戏剧、音乐、媒介等发展相呼应，今天，我们正目睹着哲学改弦更张。它是我们进行哲学书写和书的存在论辩难的背景。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在何种理由上论断哲学死了？我觉得有四个理由让人们相信哲学死了。
第一个理由是，关于知识论的矛盾。它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首先，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史表明，形而上学对象总是稍纵即逝；它不像其他科学的对象那样，可以放在各种各样仪器下观察，可以用语言有条理地、准确地说出它．比如，人不足以认识上帝，科学不会谈论上帝，谈论上帝的唯一恰当的方法，就是运用隐喻、类比和谜语。其实，我们把握所不知道的事物总是应用这种方式，其方式也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人们把知识的目标定的愈高，知识对象也就愈加难以言说。分析哲学的出现，就是为了在能够言说的东西与不可能言说的东西之间划界，把不可言说的东西当作我们的幻觉和语言失常来看待，当作无意义的东西孤立出来．但是分析哲学有它的问题。我觉得分析哲学不应该把自己限死了。它不知道，因为一个透明的规则决不会是语言的存在论条件，也不会是陈述的原因。它不知道，科学语言如果把仇恨集中到非科学语言身上，它自己就会充当集合各色庸俗、超俗的狂人并成为脱离生活世界者的旗帜。它是有心这样做，还是无意而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回归生活世界，哲学必死无疑．
第二个理由是，关于哲学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形成体系？我们曾经以为凡哲学就是体系的．黑格尔说，知识只有作为智慧或者体系才是真实的，才能够被表述出来。费希特和谢林也都说过同样的话。德国唯心论都是这样设想的。那么，什么是体系呢？简单讲，就是必须将每一个概念集合在同一概念中。比如，实践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云云，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概念都集合在实践这同一概念中。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与哲学与众不同的雄心和关怀有关，这是出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雄心和关怀。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体系性的力量并不存在，除非哲学变成自创世以来的上帝认识，此其一。其二，这种力量如果存在，因而体现于生活世界，那要书籍何用？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体系所珍视的陈词滥调，无法让我们浸淫其中，也根本无力支撑我们活下去，让它死了也不足惜。其三，西方哲学的开端当时一直没有体系。虽然它们对成为体系创造了前提。而马克思、尼采、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摆在那儿，他们的写作方式是明显没有体系的，但它依然表达了某种“对世界的看法”。其四，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是谁呢？是那个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构建成的一个所谓整体马克思吗？不是！我们只能以不断重复着的带有差异的历史发展中才能见到马克思。在此意义上，我们从不怀疑，要理解马克思，需要克服文本的困难，更需要时间，需要时代条件的成熟。如果当代读者对时代处境和感受十分明晰起来，马克思哲学文本那切中时代的意义才能显豁起来。
所以，我觉得，理性传统设想的那个关于哲学的条件已不再具有普遍性，反过来说，只具有特殊性；如今哲学的条件已经变了。一种平衡的理性体系以及思想逻辑，不再是必须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各谈各的，诸子百家，体系众多且相互矛盾，这正是决定了今天哲学将每一个概念与决定变化的变项联系起来的图景。也是这种情况，海德格尔讲过，思想只能让渡给诗人。伟大的诗能够洞见哲学家的盲目。如此抬举诗歌，以至于它将逻辑的、概念的和反思的性质的哲学“将”死了。
第三个理由，关于今天为什么看好反哲学史理性传统的哲学著述？据说，在美国的一个专业版排行榜上，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著作成为世纪哲学家中最光荣的哲学书写。有人将他们叫做反哲学史理性传统的哲学。我并不赞成这种叫法。那么，这些哲学著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读他们的著作，就像是读有关哲学史敌我双方军情的谍报，它要反抗哲学史的镇压。久而久之，它使我们产生一种反常的爱好。过去，我们总认为，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到哲学史中去汲取资源。我们只有读过这一本书或那一本书，再读过关于这一本书的二手研究资料或那一本书的二手研究资料，我们才有底气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讲话。就像列宁重申的，我们得读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读懂马克思，才能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讲讲马克思。但有人今天明白，这只是沉迷于理性的一面之词，理性好比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告诉你，你要不管首先当一个人，你得首先按照学院哲学的一体化规划做事，你才能当教授、当博导。现在，你甚至要说这是理性的樊笼。它败坏了你自己的生存感受、经验、经历。因为你相信哲学有其实际的源始资料，它令你须深入到前逻辑、前概念、前反思的世界之中。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你要否定哲学史，谈论哲学史中的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第一，其实，说你在否认哲学史，这是不公平的。哲学其实逃不出哲学史。但你真实想说的意思应该是，哲学不等于哲学史，并且哲学要利用哲学史，却不能被利用。比如说，很多同学都跟我说马克思伟大。可是一讲就拿西方现代性那套概念套在马克思身上，一讲就味儿不正。第二，我明白，你的意思还有，你也不能一步登天，在这样一个脱节的时代，你还依然必须根据哲学史上的原著的证据才能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意味着，你的哲学书写总是已经受到历史理性的限制，依然难以摆脱学院哲学的气息，但这是无辜的。因为，你没有除此以外的研究手段。所以，你会一直在想，既然理性是父亲，你就不能对父亲不礼貌，更不能把他赶出家门。当然，你也知道，理性本身成为哲学之王虽然有历史合理性，但是越出知识论的范围，它的哲学之王就当不成了。
第四个理由，关于如何保持对哲学的欲望？哲学是人类的好东西，我们都是人类一分子，所以这样的好东西我们要拥有它。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保持哲学的可欲性，存在很多障碍，资本横行天下、异化交往如同洪水猛兽、反对恐怖成为制造新的恐怖恐等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力了。比如，我们常常说哲学在本质上是创造的，甚而是革命的。但这创造，今天没有走对地方，被人过度知识化了。我们也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创造。创造变成稀松平常、毫无奇特性，也无必要性了。连色情、传销都把创造这样的词汇占为己有，哪里还谈得上创造！创造几乎成为了资本主义最高思想。在它面前，哲学死了，但哲学是羞死、笑死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仁都放弃用这个词两年，如何？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么，仅就哲学的规律而言，哲学就该死。如果要继续保持哲学的可欲性，那么就不能让哲学太与这个世界相容，相反，要维持哲学所要求的断裂和距离。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与这个世界沆瀣一气。马克思早就看到这一点了。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但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不太可能。现代社会有很多东西限制你。比如，现代人有科学崇拜，却不太愿意承认那本身就是信仰。比如，我们教师原来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所谓的“拾人牙慧”！但是我想拒绝教师的这种地位，却注定不可能，要讲课，就要编教科书。再比如，我们现在的哲学学院把哲学分成了三块：中哲、西哲、马哲，也是不自由。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分？只有把它当成知识才能这样分。而且是一种“过度的知识”。甚至只有在占有知识和争夺话语权的激情支配下才可以这样分。所谓中西马打通，只是搞中、西、马的人互相客套之敷衍。哲学最终变成章句记诵之学，而且很有诱惑——哲学学院的本身不过是一个知识生产的大工厂。如果你不把玩弄词汇当做研究哲学的起点，几乎你算不上上道了。
那么战胜这种诱惑有没有办法？有人说，他有一个办法：感性活动。哲学研究的起点是感性的活动，不是词，不是说。今天我们同样要说，我们不能把哲学的语言或心灵哲学转向当作思想的视野，而且必须扭转它。在今天，无论哲学阐释学、分析哲学或后现代风格，都太过于反映这个世界本身的面相。它们太与我们的这个世界相容了。由此，难怪人们疑问，“哲学到底还有什么用？”这种反智意味甚浓的提问，已经严重怀疑哲学会弱智（慧）化。
一、写作究竟为何事
毫无疑问，在当代哲学主流中，那种带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本体论已经过气。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传统哲学气数已尽，这是实际情况。但我从不为传统哲学死亡所触动，而对于整体，我也看好哲学的命运。因为，将来哲学无论怎么走，我们得承认，哲学的可欲性不存在于哲学史书写的香火延续中，而是存在于寻找某种书写的转向、断续中。我们看到，这之中，有一个目的，是以概念的合纵连横达成的。现在，有人看不起非哲学资源对哲学风格的影响，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哲学是研究并创造概念的，但如果概念的方式不仅仅是与逻辑的和反思的方式相关联，而是还与画面、与影像、与音乐、与诗等等相关联，那么思想会不断扩大，而这样的维度不出现在传统哲学的主要被领会为理性的维度中。但却在今天法国哲学（当然不止于此）中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伸展自如。比如，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影像”、“想象力”，就其作为某一类的表象而言，是与概念相类比的存在论事件。也就是说，当概念通过语言的抽象力来表现存在时，影像则是表达对存在的感性直观（活动）。让我们能够很具体地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语言是有声音的，形而上的语言是有画面的，简而言之，哲学犹如电影，概念犹如歌曲。此外，传统平衡的理性系统崩塌的原因，是遮蔽语言、影像具体的震撼效果。它因而也无法给不那么可能的关系以机会。今天，哲学书写的转向将会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关系。
对我们来说，哲学史并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的哲学陈述，而是驱散这种同一性。或者说，我们研究哲学史是为了摆脱哲学史禁锢。所谓哲学史，从理论上看是哲学传统的构成，从内容上看，则是历史时代精神的书写。我读哲学家的著作，就是把哲学史设想成一种哲学书写，或是哲学家写的书，二者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我写的书，不过是将被中断了的言谈重续其断裂的话题。不管对哲学史如何定义，我读哲学史，是要精神自由，起码不要成为强者对于弱者隐性权力和自由的帮凶。有许多当代哲学家都体会到，哲学应当不停地回到对于他人不幸的记忆中。所以，关于书与精神自由的关系，马克思曾经说，写书是为了让读者摆脱“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德勒兹说，书不是拿来阅读的，而是拿来干其他事情的。纪伯伦说：假如教授真是大智的，“就不会命令你进入他的智慧之堂，而要引导你到自己心灵的门口”。大家都说，哲学书写就得自己否定自己。读书、写书不是占有知识和话语权力，而是接受书的启迪。可是，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易。所以，哲学家说，写书一定是为了烧掉。
因此，关于哲学书写批判，我着重要解释它的四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标准的哲学著述的式样对哲学危机或许负有部分责任。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写书是司空见惯的事。从此，书写与精神禁锢如影随形。他们一开始写书，便踏入了一种与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不同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便变成了哲学家。哲学家很自信，书这一形式理所当然属于他们，哲学总得立下文字，文字对于大写的具有自明性的观念来说是必要的。作为一个整体，哲学家们一举占领了哲学园地。由此产生了标准的哲学著作的表意式样，这种表意式样影响了所有哲学家：哲学家必须使自己变成哲学作家，使自己的作品变成哲学家的作品。具有决定性的是哲学家对写作中修辞性与情感性因素的拒斥，因为它们不够逻辑化和科学化。在表意的偏执狂的机制中，首先存在着一种专制能指的散布。但是，有趣的是，最终，哲学家与非哲学家发生争执，不是发生在书写的边缘，哲学家写的书只是成了他们之间的中继站，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从构成对总体化的哲学和历史理性的异质性存在的批判而言，“书”原本是知识发生的原初方式——人与人相遇的媒介。
因此，在这样的争执中，值得注意的是，哲学真的不是解决你懂、我懂的问题，而是解决普遍性的问题。既然哲学需要语言表达，哲学家有没有本事就看他是否开创一种普遍的言说。正如马克思说的：“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面对普鲁士专制制度，面对它培养了一批学究气十足，抱着毫无价值的琐碎的学位论文，马克思认为，一个有学术才能的哲学家不讲德语，即便是讲德语，他也是讲母语的异乡人。他本应该创造一系列不可能的事物，以至于让人家总是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的神秘。从这个观点看，你见过一个不会创造新概念的哲学家吗？你见过一个不会创造新句法的哲学家吗？没有！从来没有！
因此，眼下再有个例子，是关于《资本论》的。觉得《资本论》特别难懂吧！可是，那些觉得难懂的人，恰恰是那些最有理论修养的、被黑格尔的话语逮住的、尤其是具有分析哲学修养的人。在他们听起来，阶级剥削如同猫的呼噜声。他们说，马克思的书读不懂还是因为充满了艰涩、类似概念化的内容，还是因为他仍然在使用哲学、必然、偶然、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一类术语。于是他们将马克思牵连进入“后形而上学”这个牛圈。但是，那些懂得不多的人，那些未受过所谓学院哲学腐蚀的人倒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我认识一些所谓理论修养不高的人，他们凭他们的生活方式，凭他们的理解方式，立刻就理解了阶级、剥削。因此，有人问，《资本论》究竟写给谁看的？有人说，是写给那些所谓对资本主义有正确认识的人的？也有人说，是写给那些没有感染那种黑格尔式逻各斯，没有太多传统欧洲学问的人的？这都不对。惟一的问题在于，真理不在脑子里，而在存在着的事物本身中。
第二个含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哲学书写？有人说，我们几乎不可能再像长期以来那样写哲学书了。那么，写哲学书的条件发生什么变化了？我们发现，在当代哲学家中，书的隐藏在文字符号阴影下的沉默，总是期待着在读者的质询下，化为声音和话语。在当代哲学家中，正在生长着一种本事：化知觉隐喻于图式或融形象于概念。故此，概念大厦不再像八宝山骨灰盒那样井井有条一。概念具有节奏，句法具有亮光，这些都已为人所共知。在我看来，最为重大的后果是，对他人的敏感性，以及对“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的非语言人格学的处理。回看哲学史，两人写一本书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因为它存在着诸多困难它存在着哲学风格、结构风格和写作风格上的许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就想到了对话体。从协同性上讲，所谓对话，不同于独白，在表述的层面上，至少有两个人称，有“我”和“你”的关系。真正的语言便是一种对话，两人合著便变得完全正常，也很顺畅。但是，在哲学史上，我们分明很少见两个人以上写哲学著作的。罗素、梯里、文德尔班概莫能外。他们写的哲学史都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专著或独著。由此作品开始了被别人捧为杰作甚至以杰作自居、自以为是的危险动向。问题在于，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渭专著或独著呢？当代哲学说，没有！但以往作品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人格化处理？除非“作品是一个大写的精神、大写的自我的隐喻。这个黑格尔式的精灵使书扮演着辩证法的角色：书通过对其他书，以至对书这个范畴自身的否定而成为作品；此后，作品还将朝向一个更高的思辨阶段敞开，只是或许这个更高的阶段将需要以反对黑格尔的方式来忠实黑格尔。”事实上，“与他人真正的‘遭遇’倒是需要通过‘书写’活动才是可能的。”因而，任何一本书都是两个人以上的合著，我们千万不要太确信，他说的写作主体，他说的“我”。从根本上讲，即使是你认为是独自一个人在著书立说，你也是在与一个不可名状的另一个（或多个）人在一起写书。正如列维纳斯强调：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就是在思考中向所有的人说话。我认为，写书则像唱情歌，你只有念想着唱给你心中的情人，才能唱得动情，才能唱得好！如果一提到主体，就想到黑格尔作为绝对精神的主体，这只是表示我们没有能力消化马克思的成就。说到底，黑格尔是企图从词句中解放人。它的方式就是，“我即我们”。为自己讲话而代表他人讲话。这是全部形而上学书写的秘密。但马克思认为，若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那解放人的哲学只是空话。人的解放乃是历史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思想活动。这是哲学家前所未闻的写作。
第三个含义，应当重新思考概念的作用。在今天，哲学书写包含着系统性的蒙蔽。比如，现代职业考评系统和学术规范的东西限制你。你写的论文看来越来越像论文，你总是注重概念，用概念来确定一个事物是什么。什么进步啦，什么无产阶级啦。而现在我们知道，这种伟大的力量并不存在。相反，我们正目睹进步、无产阶级这些概念的崩塌。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溢出于概念和文字而回应差异或他者的维度。其实，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改变对概念的看法。传统上，哲学注重概念，在表象思维基础上形成一套固定的哲学概念机制，影响并决定着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构成了我们与事物本身之间的屏障。但是，我们关注概念，实际上是关注一个事物的状况，关注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何等等，一句话，关注感性活动本身。
比如，我们对一个温柔的女人有个概念，说一个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是悦耳的：但如果我们从世界诞生之初，就熟悉温柔的女人都会发出大象那样的低吼声，那么，我们就永远会将大象的低吼与温柔的女人联想在一块。我们对世界的内在视野，有一部分因而也会极大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概念应该用来说明事情，而不是用来确定本质。那么，用来说明事情而不确定本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指改变那种用概念确定意义的习惯。而我们知道，在当代哲学视野中，即便是“本质”也是在真实和表象之间无穷无尽的转变。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有关“本质”的话语也已经僵化。我们已习惯于用概念界定思想，而不是促人思想。于是，我们思想的故土再没有得到存在的消息。按照马克思，思想就如同潜入大海，总要将珍珠这样的东西带回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能像海豚那样刚刚潜入大海，就钻出水面。对我们来说，思想如同潜水，有狂风和波涛。语言也深似大海，远不是均衡、透明的体系。以这种方式考虑哲学表达中的一切，会使我们的思想经历危机或危如累卵，但是，哪一个伟大的思想不经历危机呢？
第四个含义，人事已尽却不能满足哲学书写。最后，我要总结一个观点：珍爱哲学，写书只是次要的。为什么？有一件事可以促发我们一些思考。在学者的学术生涯当中，出了一本书受人祝贺是常有的事，但我们自己并不满意。远的不说，苏格拉底始终相信不留书写痕迹也照样谈哲学。从近处着眼，写书其实如同驱魔法术，反倒使我们心中的恶魔不断涌现。这可以是阿尔托所说的，希伯莱式的焦虑，也可以是卡夫卡所说的摩西只可能在临终前见到希望之乡，到达迦南之地才体会到的虔诚。诚如莱布尼茨所说，在确立了这些学说之后，我总以为自己抵达了港口，但实际却发现我自己又被抛回了大海。
第二个观察是：有些因素是，可能来自更深不可及的灰心：今天资本主义公理深入人心，它已经把一个伟大作家书写的风格变成由计算机来决定了。今天是一个神道、人道都崩塌的时代，一切可能的书写可能更抑郁，更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虽然我们无法说清楚理由。但是很久以来，书的终结，书的毁灭，早已在电子语言到来之前已然悄悄发生了。在电子洪流和市场原理统治下，当我有话要说或要写的时候，乃是我的思想距我最远的时候。哲学理性主义书写的希望之破灭之后，我更加觉得，思想本身具有了很高的难度，如同高难度的体育动作具有致人死命的危险。但是人们为什么从未认真对待思想的危险呢？是我们躲到了避难所了。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写作家都是这样的避难者。我相信，最伟大的思想具有最伟大的危险。其实，说出真相从来难以规避危险。
最后，我还想说，不能再依赖那些已固定的、偶像化的、被奉为经典的书本了。最要紧的就是，从人生的角度，看得出生命，看出为什么写书？看到书写在哲学上的一个最普通的形象：除了唏嘘人的生命多么短暂，感叹形而上学目的的虚夸之外，不会有别的意义；布朗肖认为，书写，“最多不过是他者的书写，甚至是死亡的书写。”所以，爱德蒙·雅毕斯对书提出了疑问：你正在写着的书有几页是为活着，有几页为生后，几页使你与自我隔离，几页使你与书隔离并最终放弃书？想必，这不是对书的最早疑问。我以为，从写书为业者的角度，雅毕斯提供的是哲学书写的命定论，岂是“残酷”一个字了得。然而，把“残酷”当成一种向死而生的感觉是一种错误。将“残酷”与文字语言的局限混为一谈，也只是看到问题很小的一面。我说的“残酷”是指在逝去的时间中追求真理，在失去的生命中聆听真理，犹如一个追求爱情的人，在被爱的谎言驱迫下，去追求真理。它是由此而来不能避免的必然性。我想说，对于哲学写作，我有此感觉，但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哲学书写的惟一正解？也许根本不是这样的？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