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
宋婕
【摘要】文化的“革命”，是贯穿毛泽东一生思想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所要做的，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的颠覆式重构。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革命；大众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童编号：1000 - 7660( 2013) 01 - 0042 -12
一提到文化，我们马上联想到的是一个受到过相当教育的、有知识的、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并受人尊重的阶层，很少有人会将“文化”二字与贩夫走卒之类的社会底层民众相联系，即使我们理性地承认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文化”，在我们的观念中也会即刻将这些“文化”判为低俗。的确，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模式中，一直是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高度隔离为基本特征的。正由于精英文化始终占据着核心价值地位，所谓文化的权利，自然也主要为社会的“精英”所拥有。这种“自然”之义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们谈到“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却是以大众在文化领域中的“失语”为前提的；当文化精英们高呼要让大众享有文化权利的时候，所谓大众文化无非是知识精英以拯救为姿态的一种理论诉求，离真正的大众文化实践尚隔山跨水。究其根底，只要我们审视文化的视角未变，文化权利的性质就不会有变化，而所谓大众文化权利往往也会成为一纸空谈。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所要做的，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的颠覆式重构。 一、从文化权利的角度看精英文化与
大众文化的分野
我们很难给文化权利一个精确的界定。在《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文本中，通常将文化权利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享受艺术、科学进步及其所带来的成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每个人对其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享有受保护的权利。有学者将文化权利称为一种“反抗权利”，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文化常被当作是一种特权，它被社会的主流阶级或特权阶层所垄断，游离于普罗大众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众精神上的枷锁。对此鲁迅曾尖锐地评论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因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文化权利的诉求，往往反映着人们反抗文化特权、反抗统治者在文化上的压迫和限制的强烈愿望。这种文化权利上压迫与反抗的关系，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人们通常也将“精英文化”称为雅文化、上层文化或规范性文化，指的是“在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阶级当中流行的具有一定系统性、自觉性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常被称为俗文化、下层文化、民间文化或非规范性文化，指“在基层民众、大众中流行和传播的不自觉的没有系统理论形式的文化”。从权利的角度来看，这两类文化所蕴含的基本要素及其价值指向迥然有别：
其一，就权利的主体而言，精英文化的承担者是社会上流精英阶层，主要指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占有着主要的社会资源，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是自觉的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传播者。大众文化的权利主体则为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在生活和劳作中不自觉地创造或传播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其二，从权利的内容来看，精英文化主要包括“以儒家文化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之中陆续融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和佛学等各种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它具有精致的理论化外观，依靠正规的教育，通过文字、书籍等规范化形式进行传播。大众文化则主要包括反映底层民众的风俗、习惯、心理、情感的民俗文化，如传说、故事、谜语等，少有理论化加工，外表粗糙、形式简单，其传播主要是靠口头和行为来实现。 其三，从权利的性质来看，精英文化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反映着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权威地位。大众文化在社会中则处于受鄙视的地位，甚至还会不时遭受主流精英文化的扼杀。
其四，从权利产生的根源来看，精英文化奠基于古圣先贤的道德理想，在这里，“仁”是最高的道德，重义轻利、崇德贱力的价值观念占统治地位。而大众文化则源于民众的生产劳作，由此自然产生的崇勇尚力的“侠义”成为最高的道德，富贵利达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这种分野，表现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上，则是上层人琴棋书画、下层人吹拉弹唱，上层人吟诗作赋、下层人舞刀弄棒。一者为名士风流，一者难登大雅之堂。这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若从阶级的眼光来看，它反映的就是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在文化上的截然对立，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政治、经济的对立更为深刻——没落的贵族仍是贵族，而平民就是平民，文化为每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因而在毛泽东的历史观照中，最使他激动不安的就是“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但比这种压迫更为深刻的文化压迫现象”。为改变这种文化压迫现象，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以革命之手段破斥精英文化，并建构一种全新的大众文化。二、立场的转换：从“化”大众到大众化
在几千年的传统中国，贵族文化、精英文化一直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从未有人怀疑过其合理性。一直到近代以降，当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人中国，古老的中国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之后，人们才开始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化的权利问题。
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最早源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问题的思考，并由此所掀起的一场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所启蒙的直接对象就是广大底层民众。那么，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对民众的文化启蒙呢？当时首当其冲的是文化的表达方式——文字的改革。文化启蒙需要语言文字上的宣传和普及，这在中国传统主要由士大夫所掌握的文言表达系统中是难以做到的，“中国四万万之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清末维新派即已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1897年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就正式提出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明确将白话当作开启民智的工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首先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字更新人手，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通过使文化更易于普通人掌握和通过创造一种直接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大众文学来对普通人施加影响”，使得文化不再成为普遍民众无法企及的领域。这一改革可以看成是“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的初步尝试。在文字革新的基础上，平民主义的教育运动成为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大众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努力。1919年3月，由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其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学心”。“五四运动”以后，不少大、中学校普遍开办起“平民夜校”，对穷人实行免费教育，据说当时由学生联合会创办的免费普及学校遍于全国。这些措施无不体现出民众的文化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利在当时被关注的程度．
可以说，“五四”前后由知识精英发起的文化启蒙运动打破了几千年来附着于“文化”上的神秘光环，文化从贵族的殿堂走了出来，成为“引车卖浆之徒、翁牑强枢之子”也能触手可及的东西。不过，尽管“所有这些活动促进了消除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读书人与劳动者之间隔阂的漫长进程”，我们仍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场面向平民的启蒙和教育运动从整体上来看还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对大众的拯救运动，所谓的“新文化”也是由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创造的，反映着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理想，并只能成为他们所理解和倡导的文化，它所遵循的仍旧是精英文化模式，它所走的是精英“化”大众的路径，这样的新文化离普罗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新文化运动没有能够切实唤起大众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普罗大众对于新文化“真正了解的少，而多半借新思潮当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符咒”，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凑热闹成了风”。
毛泽东最初也未能脱离精英文化模式的窠臼。早年的他深受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影响，在中学时的习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就将“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看成是“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的原因之一。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将开启民智、通过教育实现对民众文化上的启蒙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之一，且特别强调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对国人进行整体上的思想启蒙。在他看来，由于“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故而需要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在早期“圣人救世”的革命逻辑下，毛泽东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来观照大众、希冀大众的觉醒，呼求君子“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为开启民智，在一师期间，他积极筹办夜学，“准人随便听讲”，并从民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在招生形式及学习内容上都进行了精心的思考和设计。
然而，当毛泽东投身于火热的社会实践之后，种种社会现状促使他对精英“化”大众的启蒙模式进行了反省。他敏锐地指出： “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人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何以如此？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那么，落实到最后的新材料指什么？我们知道，当时的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精神方面的“大本大源”问题，而是社会的改造问题。他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已有成功的先例可循，那就是“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革命’的胜利”，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欣喜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见，此时毛泽东心目中的新文化，多半是指以俄罗斯为榜样的平民文化。那么，他所说的需要研究的新材料，应该“就是新文艺新文化必须依靠和反映的新对象，就是平民大众不同于士大夫、文化人的真实的生活处境，现实的理解水平，切实的理想愿望”了。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书衡一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明确称“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因为它要打破以往书院和官式大学极“严峻的程限”，使得校外学生凡有志向学者均可入学；打破书院将学术神秘化，与平民隔离的现象，将学问看成如粗茶淡饭一样可以拿来就吃；打破非有钱者不能入学之弊，尽量提供少花费的便利的研究条件，其宗旨为“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
在对新文化进行反思后，毛泽东逐渐从精英“化”大众的启蒙范式中走出来，开始自觉地以大众的立场为立场，以大众的情感为情感。1922年11月25日到12月12日，长沙铅印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复工第二天，长沙《大公报》总编即刊出一篇时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奉劝工人不要为人驱策等等。对此，毛泽东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以犀利的言辞回复道：“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放下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也劝劝你，你真是太读多了书呵！我们也要请你来试一试，和我们一同工作的滋味了。”在毛泽东加人中国共产党，完全投身于革命以后，他更是将普罗大众看成挑战旧文化的主体，就像他说的“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在他的视域中，文化启蒙的方式不再是精英们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大众，而应该是精英们依照大众需要的模式来改造自己，即从“化”大众而转变为大众化。具体说来，只有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真正感觉到“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才会变成真正的大众文化。
三、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宣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是说，由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来的新文化，当然不再是以往由知识精英所垄断和传播的文化，而是在掀翻旧文化的根底上建设起来的全新的大众文化。
1．大众文化模式的理论根基——人民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
文化的根基和历史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史是由强权者书写的圣贤文化史，这部文化史与绝大多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的民众是不相干的。对此，毛泽东愤然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他强调，历史本就是人民创造的，“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基于这种理解，毛泽东在看完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兴奋地写信给他们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文艺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时再次强调：“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做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了历史和文化的真正的创造主体——人民。
在这样的视角下，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给人讲《西厢记》的故事时，就说丫环红娘的学问要比尊贵的相国夫人强，在饱读诗书的张生无可奈何的时候，反而是普救寺里那位见义勇为的杂役僧惠明自愿杀出去送信才解了围。他反复举例证明，“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在读《初唐四杰集》时，他由王勃的少年英发而大发议论说：“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因为他们“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1958年，他还专门指示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收集资料，希望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
毛泽东何以会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读文化历史以及文化现象？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就现实的层面，与当时他准备发动一场经济战线上的“跃进”密切相关。从我们上面所引材料来看，毛泽东对于“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的论述基本上都集中在“大跃进”前后，其主要目的是要人们在思想上“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就价值理想的层面，毛泽东所要“掀起的是一场摧毁维护‘高贵者’利益的旧的文化秩序，重建‘卑贱者’文化传统的文化革命”，而旧的文化显然比旧的政治更加顽固，因而，对于文化领域上的革命，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是抱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态度来进行的，出现极端化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了。毛泽东审视文化史的新视角一方面为大众文化模式奠定了理论根基，确定了大众在文化权利上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更加严格地对立、甚至是敌对起来，用夸大一面的手法来打击另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文化的进步。
2．大众文化模式的现实指向——文化应服务于大众
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是由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的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文化是为着人民大众的，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这里所指称的人民大众，主要是从革命阵营的角度所进行的一种概括。说到文化服务的实际对象，毛泽东的论述又集中指向了工农兵：“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如果我们将工农兵看成是一个具体的而非泛化的群体，可以看到，在工农兵当中，工人的数量不但较少，而且他们的前身大都还是农民，士兵的来源主要也是农民。这样一来，现代中国的人民大众，其实主要就是农民，所以毛泽东才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文化服务的对象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在实践中，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或者说文化的施者与受者处于不同的阶层，它们在实现文化的对接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问题从五四启蒙思想家进行平民主义教育时起就已经明显存在了。对此，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反思：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日农民学校。……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看来，教育并非不能普及，只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民众也不是榆木，端在于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开启他们的智慧。也就是说，解决文化服务对象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好文化传播者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
其一，知识分子应根据民众、特别是农民的需要和愿望，来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
中国农民长期生存于社会最底层，要使他们真正成为文化的拥有者并从心理上认同乃至融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前提是了解他们，满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他们的需要，从而最终使他们自愿地接受新文化，并把这种文化当作他们自己的文化。比如在教育的内容上，主要是根据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让他们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等；在文学娱乐上，则发展农民喜闻乐见的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甚至对于农民的一些旧的文化习俗，如封建迷信等，也应抱一定的宽容态度。在谈到解放区文化的时候，毛泽东清醒地看到：
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
怎样打倒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呢？是强行去改变吗？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欲速则不达”，有效的作法应该是适当地迁就、耐心地引导，等待群众自己的觉悟和决心。具体来说：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
其二，知识分子不仅要充当大众的启蒙者、教育者，在某种意义上更应当成为被教育者，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只有做群众学生的人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知识分子何以必须当群众的学生？首先是因为在群众那里拥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譬如就文学艺术而言，“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因此，“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再者是因为知识分子必须代表群众，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要代表群众，则必须了解群众。
其三，知识分子应转变自己的认知方式和情感立场，实现与工农兵的结合。
这就需要知识分子“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是个极难解决但是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不过，让毛泽东感到高兴的是，在延安时期，经过思想上的整风，不少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地转变了他们对于工农兵的情感和态度，并在文艺作品及日常行动中表现了出来。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在看完丁铃与欧阳山撰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的两篇文章后，兴奋得当即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944年春季延安的知识分子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时，正值安塞开劳动英雄大会，当地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于是两支秧歌队一起扭了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外来知识分子与当地老百姓一起扭秧歌，说明了知识分子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如此则“天下太平矣！”
解决了文化传播者的立场问题，接下来文化服务的方式和内容问题（这在当时集中体现为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很显然，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只能根据大众的需求而定，“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文化若不能在大众中普及，自然谈不上大众的文化，更遑论大众真正享有文化的权利了。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知识精英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以及普及文化的媒介，会很自然地希望以自己所理解的“文化”来要求大众接受，以自己所欣赏的文化模式来教化大众，因而他们给予大众的往往是“阳春白雪”而非“下里巴人”，甚至还抱怨群众难以理解他们的“阳春白雪”。延安整风运动之前，鲁迅艺术学院的不少教师总是自己关在窑洞里写作，不屑与农民交往。针对文化传播者的这种心态，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工农兵的问题，是“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因而“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普及工作的任务更加迫切”。普及的方式要以通俗易懂、民众喜闻乐见为原则，内容应视大众的具体需求而定，“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进行普及，因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针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作品的接受者”的概念，认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接受者”。因而，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也就成为文艺创作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当然，文化在向大众普及之后，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而普及工作自然也就不应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是不行的。 3．大众文化模式的实现途径——教育的革命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为，民众之所以几千年来在文化上处于受压迫、受愚昧的无权状态，是因为“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受得”。且从前的教育是只培养“劳心者”的教育，“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这样造就出来的只能是精英文化模式。要改变这种文化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进行教育上的革命，在保障民众受教育权的基础上实践一套打破“劳心者”与“劳力者”鸿沟的大众教育模式。它表现在：
第一，在制度上，保障民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从人权分类的角度来看，教育权属于一种“积极人权”，要真正享有这一权利必须依赖于政府强有力的保障。当教育权完全为地主阶级所垄断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结果造成“出教育经费的是贫苦的农民，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以外的特殊阶级”的局面。因此，劳苦群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革命，掌握了政权，T农及其子女才能享有文化教育的权利。在民主革命时期，凡政权所到之处，毛泽东都特别注意在制度上给予民众受教育权的保障。
1926年，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要“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1929年，毛泽东在担任红四军党代表工作时，领导政治部发布标语，将青年T农要有受教育的机会作为口号提出。1931年Il月，在江西瑞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日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丁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1941年5月的《陕片宁边区施政纲领》（此文件绝大部分由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第14条提出，要“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
这些制度性规定，明确将受教育权赋予了劳苦大众，与以往社会精英教育的制度取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作了深刻的说明。他指出，在革命根据地内，“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第二，在教育的实施中，坚持普及优先于提高的大众教育取向。
在中国社会，劳苦大众长期未能真正享有受教育权的最显著的例证就是文盲众多。据统计，1949年全国文盲的总数占了当时总人口的80%，农村的文盲数则更为惊人。要让广大民众享受教育权的关键在于普及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提出的一项基本教育主张。而普及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广泛开展扫盲运动。
毛泽东极为重视扫盲运动的开展。在担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期间，毛泽东与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合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第17号训令。训令首先对苏维埃政府以前的教育工作提出批评，认为“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与文件中表现出，对于建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忽视。……对于扫除文盲这一极端重要的文化教育工作还没有有计划的去进行以及在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犯了“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等。”基于这种批评，训令明确了当时教育的方针与中心任务，就是“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在共产主义的精神上来创造革命的新后代，广泛的进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立刻开始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进行扫除文盲运动，要尽量的在最短时间时期内把从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留下来的最毒恶的遗产——文盲——完全消灭……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区针对不同的人群普遍开办了列宁小学、夜学、补习学校、识字班和俱乐部等，尽管当时战事频繁，条件险恶，苏区的教育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34年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学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5371人；俱乐部1656个，工作员49668人。学生的识字人数迅速增加，根据地的普及教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扫盲运动继续大规模展开。1939年3月3日，毛泽东提出号召，要求陕甘宁边区人民每个人要认会一千字。边区为此发布《关于消灭文盲及实行办法通令》，要求积极地对群众施行国防教育，大量扫除文盲。但这一时期在大众教育的实施上也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文化人与民众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问题。这个矛盾在抗日战争末期的陕甘宁边区变得极为突出。40年代初，边区的教育经历了一段“正规化”时期，边区中学由边区政府统一领导，遵守统一的标准和规定，中学的入学条件更为严格，同时还要求教师对课外活动加以限制，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课堂教学上。这一偏向后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得到了扭转。之后，从边区的实际出发，由村民自己出资、自己管理，由政府给予指导、帮助的民办学校蓬勃发展，以普及为主的大众化教育模式得以确立和发展。
这种普及优先的教育模式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的发展新教育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扫盲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不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苏联的正规化教育模式得到推崇，普及教育的措施遭至非议，被认为是“缺乏计划和远见，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盲目冒进；在扫盲工作和小学教育中，注重数量忽视质量”，要求教育“系统性”、“正规化”的呼声渐高。1953年1月举行各行政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确定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新的教育原则。对于教育正规化的这一趋势，毛泽东明显保持着自己的判断，他指出：“允许小学民办，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关于整顿小学，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好，但不要整过了头。不可能把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中心小学、不正规小学、速成小学。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上学。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他特别指出：“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将扫盲当作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批评一些地方不重视扫盲运动，提出“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为此，1956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扫除文肓的决定》，强调扫除文盲是中国文化上的一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大的任务。1957年3月，教育部进一步发出《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对扫盲工作的具体开展做出了更加具体的、合乎实际的规定，从此，“教育制度从原来苏联式的正规化转向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第三，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突出以人为本的实用型教育。
在毛泽东看来，教育是为了满足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的，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致力于打破一切陈腐死板的框架，因人、因地、因时来实施以人为本的、多样化的实用型教育。
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教育是为人民自身的教育，不是为少数人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要普及教育，就必须发动起群众自身的主动性，“必须农民能够自己办教育，然后农民才能开始接受文化；必须由农民自己举办教育，然后这种教育才是真正合于农民所需要的。否则如一般人天天所说普及教育，始终只是一句废话”。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主要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
教育应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既然文化是人民的文化，因而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在陕甘宁边区，课程的设置都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学生成份、学校的性质和形式来决定的，取消了刻板的科目表。而在教学内容上，则一方面联系生产实际，着重于当时群众最需要的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以及群众生活中的生产与卫生知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如列宁小学的《算术教科书》上这样对学生进行加法教学：“某游击队原来共有七根快枪，后来有三个白军各拖着一枝枪来投诚，现在共有几枝快枪？”在解放区内，毛泽东也要求：“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如根据农村居民点分散、劳力不足的特点，采取以民办公助为主要形式的办学模式，并开办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巡回学校等。
教育应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基于切身体会，再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之风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极为厌恶传统的注入式教育，说这种教育是以“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残，不娱快”。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曾对学校所设课程进行反省：“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他痛斥旧学校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为此，他倡导体育之功效，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建国以后，他对于教育仍沿袭常规体制非常不满，批评学校课业太多，使学生健康受损。从50年代起，他就多次指示教育部“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1964年，他在多个场合发表谈话，集中痛陈教育的弊端，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课程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因为它们“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他主张从生活实际出发，采取鲜活的、启发式的、打破一切常规的、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主的民主式教育方式，“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考试先公布题，学生自己研究，看书去做，答不全但有创见可以打100分，答全了但平平淡淡给个五六十分。总之，“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撇开后来文革中某些过激的做法不谈，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传统教育体制的批评以及他对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设想，的确称得上是造就人才的高见。
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内涵。从实现大众文化模式这一目的来看，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就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来说，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修正了传统体制下主要以书本知识的传承来打造知识精英的文化循环模式，旨在提升人民大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试图从实践中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分，从思想观念上根除几千年来形成的“有了知识就成为上等人，就不需要再劳动务农”的观念，使每个人都真正成为普通劳动者。通过这种结合，使得“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情况，消灭两方面的落后现象即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这种结合被当作“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其理想的结果是“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教育理想及其文化理念在其愈益激进的措施下不但未能得以实现，反而引起了新的社会问题，“那些当年毛泽东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仅没能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自觉地与农民融为一体，不少人反而成为今天的‘愤青’，抱怨自己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再次精英化转向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注脚，然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所折射出的“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的价值理路，以及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和教育措施，无疑为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 欣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