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凯瑟琳·林奇／著 梁长平／译 宋颖／校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3) 01 - 0054 -l l
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空想主义：八篇文章》一书中，迈斯纳将空想主义描述为卡尔·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部分。乌托邦是现代革命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考察毛泽东的空想主义对于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十分关键。虽乌托邦主题最早出现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在1919年，但他的空想主义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得最突出。之后对毛派分子来说中国似乎接近于乌托邦的边缘，他们承诺即将打破当前和过去的状态，即将进入未来的理想社会，就像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那样，在那里将不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人们可以得到全面发展。早在30年代，毛泽东的同龄人——梁漱溟——也认为中国处于乌托邦的关键时刻，即有可能打破历史和创造一个理想社会，它建立在人类基本的、良好的能力基础上。从广义上来看，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许多乌托邦观念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并不是唯一具有“乌托邦倾向”的人。
毛泽东和梁漱溟，就像大多数19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将他们的乌托邦设想聚焦于未来而不是一个世外桃源。新社会将不仅仅是一个好地方，一个乌托邦，也可能是未来的一段美好时光，即“euchronia”。吴淑贞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面临“暂时的危机”，毛泽东和梁漱溟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他们的观点。在一种新的、特别的意义下，俩人共同展示了euchronia的倾向，论证了空想主义的特殊形式，这一形式也许被看作是与现代中国截然不同的。，对于他们来说．Euchronia不只是在历史未来终点意义上的美好时光，更根本的是短暂过程意义上的美好时光，是不停地展现人类的创造性。对梁漱溟思想的研究以及将它与毛泽东的思想相比较，可以扩展我们对毛主义和现代空想主义的理解。
乌托邦的用途
乌托邦有多种含义，迈斯纳在某些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然而，在最普遍的层次上，乌托邦的核心可以描述为对一个好地方的渴望，一个乌托邦( eutopia)，而在确保这样一个好地方（之实现）的历史环境中则是outo-pia，即乌有之乡。这给鸟托邦的想象带来了一个坏名声，特别是在上个世纪，这一术语被谴责为毫无用处，不管往好处说还是往坏处说，都是有害的幻想。但就像弗兰克（Frank）和福瑞兹·迈瑞尔（Fritzie Manuel）在《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该书完成的年头与迈斯纳创作他的八篇论文的年头大体一致，乌托邦思想已经广为流传而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迈瑞尔在他的书中集中关注西方世界，而学者们频频指出中国有它自己的空想传统。沃夫冈，鲍尔(Wolfgang Bauer)在他的《中国及对幸福的追寻：中华四千年文化史中的循环主题》一书中深入研究了广义上的乌托邦主题。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书中提到空想主义贯穿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流派并存在于一些现代思想家如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中，他认为这一乌托邦传统促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空想主义：八篇论文》中，迈斯纳将中国的乌托邦传统描述为缺乏历史乐观主义，非常像西方启蒙运动前的乌托邦社会。史蒂文．C．大卫德森(Steven C．Daidson)最近回应了这一对现代和传统中国乌托邦的区分，并详细考查了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谈论早期中华帝国的空想主义的问题，与此同时，达瑞娅·贝格(Daria Berg)在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中阐明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观点，不管是田园诗式的还是都市的，是怎样在17世纪作为应对晚期中华帝国之乱局的方法出现的。
对于西方来说，迈瑞尔认为乌托邦根源于“两大王国之间的紧张”，其解决方案是根源于“世界上天堂的神话，而天堂正是空想者幻想的核心”。迈斯纳也认为乌托邦是在紧张中出现的。“乌托邦的世界观肯定会与世界冲突，因为它引起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实际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紧张。”希望和实际处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紧张，但乌托邦走得更远并努力想要解决这一紧张。迈斯纳接着说，“【乌托邦观念】同时产生了对未来的希望，因此产生了人类行动的基本前提，这一行动致力于根据所设想的应然世界来改变世界”。
现代乌托邦暗示着行动。迈瑞尔描述了西方乌托邦在17、18世纪的转变，从关于与世隔绝之地的叙事小说，包括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本身，到制定改造所有人性原则的论述性／推理性的( din-cursive)乌托邦。“在这些理性主义者看来，那些范围是整个世界的系统的乌托邦，实现乌托邦的方式从一个冒险的故事或到极乐世界的通行仪式转变为政治行动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你怎样将当前的痛苦改变成未来的幸福？”在政治和社会行动的驱使下，迈斯纳发现了“乌托邦的用途”。与只是作梦不同——尽管乌托邦也是一种作梦——现代空想观促使人们去为实现它而努力。梦想和行动交织在一起。迈斯纳写道，“人们必须在他们行动之前抱有希望，”“而且他们的希望必须固定在更好的未来的观点中，如果他们的行动不是盲目和漫无目的的话。”
当然，乌托邦不只是一个“好”地方，也是理想之地。它与深远的人类价值产生共鸣。由于乌托邦的重点是通过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理想社会来解决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紧张，由乌托邦而激发的行动就是致力于改变，朝着更美好的地方的样式推进，拓展实际历史情形中已有的因素。但这些还不够。迈瑞尔将这些当前的设想与“跃进到一种新的状态区分开来，在那种状态下，当前的价值至少在一个领域内——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是关键的领域—．一被完全转变或者颠覆。”迈瑞尔写道，空想主义者有这样的洞见，“对于他们来说是作为一个跳进未来的跳板，这一未来可以是对当前的彻底否定，也可以是如此突兀的横向思维，以至于其他人乍看起来认为它是不真实的、幻想的、不可能的——简而言之，空想的。”同样地，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强调将乌托邦想象同那些与当前环境格格不入的其他观点区分开来的变革性行动。“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见中文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6页。） 怀着超越或破坏当前历史环境的想法进行有目的的政治或社会行动，现代空想家聚焦于未来。迈斯纳、迈瑞尔和曼海姆都同意将现代空想主义与在时间上的激进取向联系在一起。在《乌托邦思想》一文中，卡尔·曼海姆将他对空想主义的分析建立在对时间的认识上。“这种意愿（乌托邦成份）是这样一种组织原则：它甚至规范着我们体验时间的方式。”（见中文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13页。）曼海姆继续说，“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时代感的中心意义，我们才格外强调每一种乌托邦与相应的历史时代感之间的联系。”只是因为这一历史时间感的中心重要性，我们将特别强调存在于每一个乌托邦和相应的历史时间视角之间的联系。”（见中文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14页。）在这一点上曼海姆对暂时的目标有着广泛的兴趣，就像他对于那些能被界定为乌托邦的观念一样。
迈斯纳和迈瑞尔聚焦的范围更窄。曼海姆承认“在某些历史时期，愿望的满足是通过投入时间来达到的，而在另一些时期，它则通过投射于空间来进行”（见中文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09 - 210页。）但他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有用的区分，并且同样对于两大情形中的时间经验感兴趣，迈斯纳和迈瑞尔则恰恰对这一差别感兴趣。迈斯纳认为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引进进步观念以前，乌托邦缺乏历史乐观主义和政治积极主义。早期的乌托邦是对地方的文字性描述，在那里“肯定有更大的历史重要性……是空想主义的积极形式，它不仅展示了一种未来社会观，而且将那一观点与期待综合了起来，这一期待是指它的到来差不多是即将出现的……”
迈瑞尔界定了一种相似的转变，并发现它足以重要到要用一个新的术语来对其进行标记。他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旧词新意）“euchronia，美好时光，并将它应用于对两方乌托邦以及空想家思想的重大背离，它将发生在好的地方、好的意识状态以及好的构成都转化成一个未来的美好时光。”迈斯纳通过他对毛泽东的研究告诉我们，向带有历史乐观主义色彩的空想主义的积极形式的转变并不局限于西方。他并没有使用像euchronia这样的新词。然而，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仔细考察将表明．eu-chronla这个术语能被借用于界定出现代中国某种更为特别的和与众不同的东西。
空想社会主义
如果朝着未来的转变行动是现代乌托邦的核心的话，那么显然在空想主义和现代革命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将我们的思维转向卡尔·马克思和毛泽东，以及梁漱溟那里．，毕竟，迈斯纳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乌托邦，而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乌托邦分支。
在这里，带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迈斯纳对乌托邦这一术语的使用有细微差别，因为“马克思主义立即传递了对未来最强大的乌托邦观点以及提出了对‘空想主义’最引入注目的批评。”马克思自己是普遍意义上的空想家；然而，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Engels)特别地、轻蔑地使用这一词语来描述其他人，描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像迈斯纳告诉我们的那样，马克思和那些被他批评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一种潜在的未来观。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他们对怎样结合历史来实现未来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空想家未能理解现代历史运行的批评，既不承认历史施加的限制，也不重视历史提供的潜力。”
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关系的特征是：两者有同样的目标，以及同样的对历史的划分，迈斯纳发现这也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将毛泽东与马克思（和列宁）区分开来，以及给予毛主义‘空想’特征的不是空想目标，而是关于怎样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该目标的不同观点。”这是空想家的第二个特别的含义，迈斯纳从事的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发现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毛泽东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并且，迈斯纳补充了马克思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花名册，增加了19世纪晚期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在他们身上迈斯纳发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后代和变体。比较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范式使得迈斯纳进入到理解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和毛泽东
莫里斯·迈斯纳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是怎样既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与俄国民粹主义者持有一些相同的观点的。马克思将工业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历史必须的以及不断前进的先行者，一个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来揭示无产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未来方面重要作用的客观历史阶段。毛泽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民粹主义者们有相似的未来观，他们在对待资本主义和历史的态度上与马克思出现了分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反常的，远不是必须的和进步性的，如果人们的自然冲动可以通过利用他们的道德来缓解的话，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邪恶。对于毛泽东来说，就像对于俄国民粹主义者而言一样，这一空想方式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构造的。19世纪晚期的俄国和20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大国，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达的两方。作为中国民粹主义者的毛泽东。以及俄国民粹主义者们都认为这不是一个障碍，而是有利条件。民粹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声称落后的有利性。依靠构成中国和俄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传统和个性特征，民粹主义者期望避免经历令人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先于西方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未来。他们对农民抱有一种唯意志论的信念，一旦它们的积极冲动被释放——以及被引导的话，将形成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显然空想主义的这一民粹主义版本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相吻合。他早在1927年就集中关注农民作为革命的原动力，而且他将资本主义以及作为中心的城市视为是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不相容的力量。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背离了马克思认为的社会主义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以及在城市中无产阶级能积极地创造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相反，毛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革命更加困难的负担，因此它在中国的薄弱的力量反而是一个有利条件。比如，在60年代一开始，毛特别指出，
列宁说：“对于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会更加困难。”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一国的经济越落后，转变就不那么困难，对于更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深受中产阶级的影响，而且它不会很容易通过社会主义转变来实现……落后赶上了先进。
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开始用“一穷二白”来描述中国，这意味着它有动力和自由去创造一个最美好的社会。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只有在理解了历史的客观条件之后才会获得，这些条件自身包含了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毛泽东将落后视为是对历史限制的摆脱。通过农民的实践，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创造乌托邦。毛早期乌托邦设想出现于1927年，在他将革命的力量从无产阶级、甚至是从党转向农民的时候。成为革命领导人后，这一乌托邦设想在50年代后期成型，隐含在大跃进运动中，并期待一个即将到来的乌托邦。
空想社会主义和梁漱溟
尽管从对个人影响的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空想民粹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但在这一领域，毛泽东并不孤单，也有其他人在细致地研究民粹主义的相关问题。迈斯纳给我们展示了毛泽东的精神导师李大钊的民粹主义。李泽厚也特别提出民粹主义在李大钊思想中的重要性以及代表了现代中国的一种趋势。另一个中国民粹主义者，以及李大钊的密友是梁漱溟，他是文化理论家和社会主义活跃分子、30年代农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扩大对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考查，超越迈斯纳的研究将梁包括进来，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现代空想主义。 将李大钊和梁漱溟在友谊中团结起来的是共同承诺去发现美好社会的本质以及在中国实现它的道路。在他的一生中，梁关注中国的未来以及推动积极的行动去实现这一未来。正是在这一普遍意义上，梁经常带有走向乌托邦的倾向。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与毛泽东同年，他在早期岁月里确信中国必须要采纳西方社会的成就，特别是其政治形式，尽管他也批判西方社会的某些方面。这远远没有达到人们希望在一个空想家身上所见到的对激进变革的预期。1926年和1927年期间国共合作的失败成了新信念的催化剂，这一信念将梁正好置于民粹主义潮流中。自1927年以来梁漱溟的成熟思想在一般和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空想的。
与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梁漱溟将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体系视为是社会病态的根源，同时，工业化也不能免责，因其发生在西方，是个残酷的、不正常的过程。“工业化的高级文明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梁在他1937年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是残酷剥削的，它集中体现在城市里。梁不反对他声称的城市。社会需要城市作为政府、经济、教育和文化上层的中心，但这些中心需要依靠乡村。“乡村是根，城市是枝叶。乡村是最初的人类家园，城市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的。”城市可能是中心，但引力的中心必须依靠乡村。然而，现代城市完全颠覆了这一点。“如果引力的中心是一个地方的话，这是十分危险的。”乡村应该像风筝线控制风筝一样控制城市。“如果城市控制乡村，那就是少数人用武力统治多数人；这是不对的，不正常的。”
梁寻求将乡村和居住在那里的农民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以他们为基础，构建一个新型社会，这个新社会将与人类的基本人性一致。梁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当然不足以给农民运动指引方向。社会不得不被创造成新的，梁用俄国民粹主义的话总结道，“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发起和完成完全取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人民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知识分子能帮助农民战胜他们的惰性和不团结的缺点，而乡村义能将知识分子从毫无意义的城市生活中拯救出来。当农村运动变得成熟后，农民的作用将会扩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将会缩小。
1927年梁漱溟转向民粹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觉醒的核心是放弃他所努力寻找的为中国追随西方指出一条道路。他现在意识到，这样的努力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绝不会复制西方的模式。相反地，中国有两个选择，消失或创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的社会。
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是一根本问题，既深且远，仿佛非危迫眉睫的中国所能谈。本来一谈社会构造问题便涉理想；中国人如何有暇往理想上想呢？无奈问题已逼问到深处，欲避也不得。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
在中国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那些通常可能会被认为只是“乌托邦”的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梁漱溟总结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混乱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落后的中国绝不可能通过复制城市中心的工业化来赶上发达国家，不管是建立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竞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基础上。在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将不得不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或同家强力而从下至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梁漱溟所展望的是一个可以重新构成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加强最小化政治政府的地方合作制的扩大的网络。
合作社运动是中国危机时刻唯一实际的解决方案，但值得庆幸的是，它与创造人类理想的社会一致。这可能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新社会，一种融合了政体、经济和教育的新社会主义。在未来将不会有城市和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区分，也不会有任何作为扩展至全球的合作社式的社会结构的国际竞争。因此中国将展示出一条朝着新的全球理想社会前进的道路。那些使中国陷入现代世界灾难之中的不足，因此也将被证明是它的优势。“简而言之【中国】不能寻求来自上层的团结而是应该寻求来白下层的凝聚力。在所有事情中，短处反过来变成长处。这是常情。”因此中国能自由地避免其他现代社会的不人道暴行，反而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地方合作社，也是未来的乌托邦，将会根植于人类本性的最根本的方面。全世界的农民倾向于合作和相互尊重，合作社将是弱者的组织。新社会将允许基本的人性全面发挥作用：人的理性以客观的感觉以及渴望改进、相互尊重和沟通的愿望为基础。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中国具有所有落后的有利条件，处于被引领走向乌托邦的激进变革的边缘，这一乌托邦将最终解决中同当前的危机和人类本质的价值之间的紧张，正如梁理解它们的那样。
毛泽东和梁漱溟可以被理解为迈斯纳所认为的空想家，他们像马克思一样，都是一般意义上的空想者，电是马克思所批评的特别意义上的空想者。对于毛和梁来说，资本主义远不是一个必须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自身包含了对自己危机的解决方案，中国落后的优势在于解放积极的农民去创造一个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新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空想主义》中，迈斯纳有说服力地为空想主义概念的重要性作r辩护，他对毛的空想主义的判断是复杂的。迈斯纳在对毛的更大空想主义的评价上是积极的，但他对毛的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判断是分层的。迈斯纳指出，从毛忽视了马克思描述的历史限制这个意义来说，毛主义引来了历史衰退、政治精英主义以及个人崇拜的危险。冒着否定它的危险，毛进一步忽略了马克思对于个人潜力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核心的空想价值。而且毛派主义者从未直接面对异化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权力的问题。此外，迈斯纳对毛式空想主义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持续影响并不确定。如果迈斯纳用相似的评价来评论梁漱溟的话，梁的观点可能会被更多人接受。梁将个人潜力的自由发展视为是与社会的人类潜力的全面发展交织在一起，在梁看来，国家的权力是美好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空想主义》出版二十多年后，在《毛泽东：一个政治的和知识分子的画像》一书中，迈斯纳的风格改变了。在这一本书中，他很少写空想主义，而且当他写到的时候，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所鄙视的空想主义。
毛泽东在50年代末清除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愿望的限制为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打开了道路。不是毛的所谓的“强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要为这一灾难负责，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缺失，或更准确地说，他的“空想”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教义。
尽管迈斯纳承认空想主义来源于毛的早期思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后毛主义”由于其空想主义被迈斯纳谴责。
反过来在早期的作品中，迈斯纳矛盾地认为毛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包括积极的因素，尽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管它的历史限制是什么，马克思似乎在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未来的潜力上是错误的。相对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毛泽东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空想民粹主义者接近历史，毛能够看到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的革命潜力，以及努力使中国走向更大的空想目标。并且，即使在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成功之后，毛和毛主义保持着更大的空想目标。
如果说毛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它确实创造了一种永远的革命动荡的形势，这为实现（或者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将他对世界的解释作为任何标准的话，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那么毛泽东可能最终被判断为是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列宁主义者。
梁和毛一样反对用当前来限制未来的观点。对未来可能性的开放以及致力于改变现实的强烈要求是毛和梁在空想倾向上的共有的积极因素。迈斯纳处理毛泽东问题的复杂方法中所突出的问题在于，改革的冲动是否足够，还是这一冲动必须限制在对人类经验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中。
EUCHRONIA
作为现代空想家，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空想是着眼于未来的，一个被所有人类共享的未来，而不是某个隐藏的山谷或与世隔绝的小岛。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eu-chronia，美好时光，而不只是乌托邦，好地方。然而毛和梁的euchronias还不止这些。弗兰克和迈瑞尔·福瑞兹在这一从好地方到好时光的转变中看到了新的关注点，即通向乌托邦的道路。“在早期，接近乌托邦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完美社会的本质。在整体散漫的乌托邦中，尽管很少说出这一观点，但实现理想城市的方式影响了城市本身的性质。因此完美观点要么被乌托邦道路损毁，要么被加强。”接近的模式、采取的道路对于毛和梁的乌托邦都至关重要。朝着未来的时间方向对于他们结合历史至关重要。对于他们俩人来说，不仅是某个最后的终点，最后的创造性改变过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的核心。正是在指向这一点上，及时的过程、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运动，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地或时间上的终点，“euchrorua”这个词才显得更具意义。
Euchronia和毛泽东
卡尔·曼海姆、弗兰克和福瑞兹·迈瑞尔以及迈斯纳都看重现代空想主义的积极方面，迈斯纳引用韦伯的话，“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毛泽东对不可能之事的寻觅与他对待历史时间的方式、特别与他的极端唯意志论有关系。历史对于毛来说不是一个包围的限制，而是可以被人类行动挑战和重新定向的，这些行动来自于英雄式的愿望而向前推进。迈斯纳将毛对愿望的强调——这一愿望被他视为俄国民粹主义的——与毛的“显著缺乏对历史客观力量的信仰以及他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联系在一起。这是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方向感尖锐对立的。
卡尔·马克思自己对待历史的方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有时和毛一样，提供一个行动的领域以及经常，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提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而不给积极的愿望留下任何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确定性阅读的常被引经据典的著作。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支配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广泛规则。在人类发展中，正如马克思描述的那样，上层建筑、法律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以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模式整体上限制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革命性的改变不会由于上层建筑产生，更不用说愿望了，而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里产生，当发展的物质性生产力与现有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时，当这些生产关系太牢固地压缩新的生产力时，结果就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的改变。从唯意志论到决定论，这一系列对行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作品中找到，其中也有关于通往乌托邦的道路的结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比马克思的<序言>，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待历史的看法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他们的思想源于历史时代的不同方向，但共享一个共同的eu-chronia。
毛泽东完全颠覆了马克思的《序言>。在序言中马克思声称，“所有生产力在它还有发展空间之前，社会秩序不会消亡；而且他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自己的子宫里成熟之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绝不会出现，”毛正式声称，“确切地说，生产关系的革命是通过生产力的某种程度的发展带来的，但生产力的主要发展经常发生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之后。”在毛的经验里，生产关系的革命来自于上层建筑的革命，这一革命是通过在一个新的公意中加入有意识的愿望所推动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宣传，它们帮助我们制造一个偏向革命的舆论。并且，我们只有在革命中推翻一个落后的上层建筑之后才有可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在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之后，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有了这些作为支撑，我们能够开始技术革命来发展大范围的社会生产力。
60年代一开始，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中，毛并不想要等待一个确定性的历史和生产力的增长，而是有意识地从上层建筑开始。
如果人们仔细考查毛在《批注》里对于马克思《序言》的颠覆性观点，就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的革命的不同性质之间的边界的模糊性。毛提出了一个证据，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在生产力之前，欧洲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要先于生产关系的主要改变以及这些要先于工业革命的事实。当然，这些使得工业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而且毛认为，“尽管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这里肯定有不同……，但基本上他们是相似的。”这里更多地包含在毛的表达方式中，而不是颠倒意识、生产力和社会存在的作用。相反毛对马克思的背离将他与对待历史的更深、短暂的感觉以及方向联系起来。
将历史改变的一个过程与另一个过程混合起来，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虽然是奇怪的，但对毛泽东来说是自然的事，他不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间断的革命而是不断的改变。迈斯纳认为毛的“假设改变的恒定性的哲学世界观是既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拥有的；既是宇宙的法则，也是人类的需求，”菲德瑞克·沃克曼写道，毛“对持续的和永无止境的历史改变的承诺比马克思自己的要更加极端。”就像迈斯纳表明的那样，毛的历史变化感是广大无边的。作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词语的反应，毛写道，
“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这一无休止的没有出路的观点导致毛在60年代说，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将会消失，太阳系的太阳将会变冷。
迈斯纳将这视为是一种对野蛮未来的悲观的、反面乌托邦的预测，但对毛来说它是对某些事物将会“彻底巩固”以及停止改变的吓人的预测。“如果没有像死亡这样的事情，那是难以忍受的，”毛在1964年夏天如是说道。历史的宇宙观作为无止境的改变与行动的愿望相连。更多地像庄子的大鲲鱼和大鹏鸟的故事，它有助于从目前的境况中放松想象以及解放思想。而且，正如迈斯纳也承认的那样，“毛的反面乌托邦哲学传递了在整体上改变的必要性和合意性的信息，以及斗争的伦理价值影响当今世界的改变。”在1964年《哲学问题谈话》中，毛继续说，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
先进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绝对的价值，而且先进来源于斗争、对立方的持续辩证的矛盾。
众所周知矛盾在毛的思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迈斯纳总结如下：
对于毛来说，矛盾和斗争不是简单的阶级社会中历史改变的动机力量，而是历史和自然的普遍而又永恒的法律，它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持续存在；他们不仅标志着当前的历史时期，而且也将继续永恒。
毛认为没有矛盾和变化，人类社会的生命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宇宙将会消失。由于对立运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人类来说，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参与变化的历史在道义上是很有必要的，同时，这种愿望可以使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将过去的历史视为一种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这是人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期待看到的。通过将对立双方之间的斗争投向一个无限的未来，超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延伸至超出人类存在的时间，毛背离了马克思。我们在毛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是“基本相似的”这一观点上看到了暗示。相反，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是与所有以前的革命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最终结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马克思提出了他有关过去及其革命的脍炙人口的论断，“到目前为止所有现有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一场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他规划了一个根本不同的未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加上阶级和阶级对抗，我们应该有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一新的、乌托邦时代的联合体以及自由发展将会是一次根本性转变以及对过去的背离。在马克思眼里，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性将会战胜它的自我疏离以及最终缓解由于走向乌托邦的迫切愿望所带来的紧张。然而，对于毛来说，这里不会有冲突的解决方案。就像迈斯纳提到的那样，“实际上，毛声称冲突的永恒性以及否认任何最后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看上去毛似乎是一个进入到乌托邦中但没有预见基本紧张的未来解决方案的奇怪的空想家。
然而，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我们可以看看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来寻求一种不同的协调，这不是天堂和地球之间紧张的协调，而是手段和结果之间紧张的协调。进一步地，
毛派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不是简单地表现在毛派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的“空想”特征上，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那些手段的规范价值以及他们偏爱的最终结局的转变上。毛主义的方式本身就是毛派对未来美好社会观点的组成部分。
认为手段本身将转变为最终的结果，迈斯纳使我们更接近将毛的乌托邦定位于euchrmua.
如果毛来自永久冲突的变化无限观对于迈斯纳来说是反面乌托邦的话，他指出这一点也将毛与对空想的主要批评之一隔离开来。通过解决所有事情，或至少那些他们认为是主要的事情，空想者呈现了一幅社会的图画，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静止之地。空想者在这里受到指责。毛肯定避免了这一点。迈斯纳写道，
毛派乌托邦观点不只是允许有变化，而且还要求有变化，同时预想未来的乌托邦仍然与斗争以及人类在当前世界所经历的悲伤联系在一起，未来仍然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它允许人类英雄主义和勇气发挥作用。
毛的乌托邦并没有陷入静止，它允许人类发展，这一点使得他在空想家中与众不同。
对于毛泽东来说，过程、历史和反对历史的革命性行动本身就是乌托邦的一部分。认为乌托邦的道路影响了它所引领的美好地方的本质的观点是毛思想的一部分，并且道路、最后的行动是和乌托邦所在地以及道路的终点同样的。菲德瑞克·沃克曼写道，“从个人的革命经历来看，从对考茨基作品的阅读来看，从杨昌济关于希望和效能的讲座来看，毛泽东学会了将社会主义认为是变动的而不是存在的。”美好社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就像沃克曼指出的那样，聚焦于变动的过程对毛来说并不暗示着强调目前状态。在历史连续性里持续地参与一个过程，以及形成美的过程必须是坚决的并以美好未来为目的的。
在毛的“不断革命论”的著名描述中，包括了对在历史连续性里有意行动的强调。
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另一个革命，革命必须不断地前进。湖南人经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在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第一，毛发现行动是必要的，不只是允许历史自然发展，就像打铁不能让铁变冷一样。其次，未来没有固定的式样，过程自身塑造了事物。人类以及超出人类的宇宙的先进性，存在于持续的创造性中。毛肯定地指出，“我们应该经常创造新事物，否则我们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创造过程没有止境，没有最终的好地方。所谓的美好是参与到历史的过程中并推动它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拥有美好的时光，即一个euchronia。
Euchronia和梁漱溟
和毛泽东一样，梁漱溟也深刻地结合了对时间和历史的理解，并且，他也按照能使他所倡导的乌托邦成为euchronia的方式去实施。当然，这不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梁漱溟。梁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早期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在1921年五四之后出版的著作，使梁漱溟获得了古典的、儒教保守派的名声。在《文化》一书中，时间对于梁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辨明了三种主要的世界文化，每一种根植于一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并将它们置于时间层序中。西方文化适合于过去和现在，而中国文化属于不久的未来，印度的文化态度则属于非常遥远的未来。然而对时间层序的兴趣经常被认为是次要的，梁自负地声称，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目前是失败的，但通过将这一优越性投向未来则要优于两方．比如，艾恺( Cuy Alitto)认为梁对中国文化即将复兴的预言有助于给予其读者以希望。在艾恺看来，梁远不是真正对历史感兴趣，梁根本就是致力于在时间之外保护中国的文化。“对梁来说，拥有的遗产不只是历史的，而且是跨越历史重要性的。”但梁对历史的兴趣，也是构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主要因素，不只是一个过去的想象。《文化》一书依靠这样一个假设，即文化在时间上存在并将改变，并且，它解决了梁穷尽一生所致力于研究的问题，该问题是中国和人类如何能够改变以及应该如何改变的问题。
除了以一种逻辑的时间层序来理解文化成功的本质外，也存在梁漱溟对时间和历史问题着迷的早期标记。《文化》一书反映了梁被章太炎关于进化的讨论所吸引，而梁的另一个早期影响者是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梁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观点之一，也许是受他阅读柏格森的启发，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和印度文化在一点上是不同的：西方和印度的哲学处理固定的事情，而中国哲学强调过程和变化。
梁对历史的关注一直是其思想的根本方面，尽管这在他1927年觉醒及之后发生了改变。之后梁避开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追循的合适阶段有一个固定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不可能折回走西方的道路。但这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梁已经在《文化》一书里，驳斥了历史唯物主义中隐含的决定论，反对它没有提及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由于中国社会的分化以及没有一个作为行动纲领的贯穿始终的历史，与上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一样的是，梁拒绝个人影响实际改变的可能性。就像他在十年后提出，
这里有一些人大胆地指定他们自己，好像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愿望、同志的劝诫得到解决。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之中是非常不重要的。社会决定我们；我们难以暗示它来让【社会】听从我们。世界的主要大事不可能通过你或我来解决；而是解决方案的权力自然地存在于问题中。
为了寻找在决定论和人为改变之间的某种东西，梁现在不得不深入研究，他再一次地转向了历史。
在20年代末，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处于完全的崩溃中，要想促成改变并解决危机，必须要理解历史。在他后来的两本著作-30年代的《乡村建设理论》和40年代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梁以一种比以往更具体和更复杂的方式考查了中国的历史。对于历史这个抽象的、具有逻辑次序的事物，梁现在开始调查实际的、经验的历史。在这一方面梁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并汲取了马克思的看法。有趣的是，在他努力理解能够发生的根本转变方向上，梁和60年代的毛泽东一样，使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术语，尽管他没有，在对时间审查的情况下，承认来源。然而，梁对《序言》的理解与毛泽东十分不同。
梁写道，一个社会的结构是由三大领域构成的，社会事实，即他所认为的经济领域；社会秩序，或被法律和习俗界定的领域；以及意识要求领域，就像马克思笔下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精神生活。在稳定时期，不同结构领域是一致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事实一致，以及意识与这两者一致。然而，社会不是静止的。社会事实的进步、经济基础将导致社会事实和社会秩序之间、旧法和习俗之间的分离。这里社会的意识要求反映了转变的经济事实，将改变社会秩序，逐渐地将结构的不同部分带回到相互的一致。然而有时社会事实的改变太大以及社会秩序的惯性太大，就产生了一个意识不能战胜的代沟。当旧的、没有改变的秩序变成新事物发展的“桎梏”时，革命就爆发了，导致了对整个社会结构几乎是突然的转变。
毛泽东大胆地推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论断，给予意识和社会关系以因变量，以及衍生出生产力。相反，梁漱溟更接近马克思的精神，以及有一种比毛泽东对社会改变的多样性的更复杂的观点。与马克思一样，梁从经济基础的改变开始，认为意识形态受经济事实的限制。然而梁超越了马克思，在给予意识形态在历史改变中更积极的作用上有一点更接近毛泽东，不管这改变是逐渐的还是革命的。然而，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财产关系，尽管对于毛来说是改变的可能动机，但对梁来说是衍生的和保守的。
在梁漱溟的对社会结构和改变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突出的是他将这一模式应用于中国。在变化的三大范式中，梁认为，相对稳定性、渐变和革命性的改变没有一个符合当代中国。中国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各种结构领域都是不一致的，使得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不能重新构成其过去的机构以及在它自身中包含一个形成新结构的任何基础。在其长期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一个有弹性的、变动的社会结构，它与西方的阶级结构非常不一样。在当代中国，变化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社会的发展，而是来自外部，来自西方。受西方的刺激，中国的意识发生了转变并导致了对旧社会秩序的破坏。然而它无力去树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来取代旧秩序，因为这里没有新的经济现实去适应和支持新秩序。
之后中国变得支离破碎，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尽管部分地被西方的经济活动分解了，但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现有的旧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秩序方面，旧的规范的、合法的和政治的方面消失了，而一些非正式的、习惯上的东西在乡村继续存在。失败的经济，没有社会秩序，社会意识无力实现其要求，使得中国完全崩溃了。
社会结构不能提供它自身的、内部的方案来应对改变，这使中国陷入灾难之中。但也正是与此同时，梁漱溟发现，历史赋予中国一个罕见的乌托邦时刻。历史正常运行的失败也意味着摆脱平淡历史的自由，时间的分裂使得创造性意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组织【中国的新社会组织】将是人类前所未有过的：迄今为止在所有人类历史中，其社会组织的建设经常是以一种机械的、不自觉的进化的方式发展的……但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一组织将会完全通过推理来寻求。
这里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和农民提供了在中国从下至上制造一个新的经济现实的机会。幸运的是，西方恰好在这个时候贡献了保持社会中立的科学和技术资源，给予人类意识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社会和文化的自主权，它们将以人类本性的核心为基础，导致一种新的全球文化。
如果中国正处于一个罕见的时刻，有着唯一的机会走向一个乌托邦的未来，梁也发现了创造那一未来的手段与结局是一致的，与乌托邦的本质是一致的，走向乌托邦的道路本身也是美好的。鉴于中国当前社会的无结构状态，战胜危机的某些选择、某些方式是无法实施的，不管可设想到的结局是什么。有两个选择，即那些国民党和其他改革家以及共产党追求的选择，是国家行动和阶级冲突。但是，由于缺乏维持他们的潜在结构，这些手段只是简单的破坏力量，无法使新的社会结构形成。这是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根本分歧，前者将冲突和矛盾视为是生活的构成部分，而后者发现冲突是生活的障碍。对于梁来说，手段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是不实际的，政治或社会力量的使用也是阻碍他所设想的结局发生的方式。
实际的唯一的方式是那些自身包括自己结局的方式。不是国民党的改良主义者的国家活动，也不是共产党的革命性的社会冲突，梁设想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农村运动形成合作社，最终形成一个合作主义的网络。梁断言，包含个人和集体合作社，
与我们的理想精确地一致。然而，仔细检查合作社的建立，这里有某些之前的现实；它不是任何人提议他们是理想的，它只是他们被视为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但现在他们可能变成一种主义。一方面是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是一个理想目标，两层意思同时存在，而且由于其重要性，我们可以使用“合作主义”这个术语。
合作社可能会通过自知、共同体行动来构成。人类理性将取代武力，因为农民的自知行动来自于人类无止境的希望发展提高和相互沟通。这里，我们再次提到“euchrorua”，因为在梁的理解中，人类本质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生活与时间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出现的社会团体不是通过静止的、机械的结构连在一起，而是由那些根植于最能体现人道品质的集体和个人的动态的相互作用连在一起。
尽管梁确信中国必须从哪里开始，但伴随着乡村的合作化运动，他拒绝准确地预测这一运动成熟时的情形。并且，梁认为，理想社会将不会有最终的、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人性标准。他们的性质，正如宇宙的本质一样是无止境的潜在可能和充满活力的进步。正像毛泽东打草鞋的比喻，梁漱溟认为一个新的、最人道的社会是在不断的运动本身的过程中创造的。乌托邦的创立是一个最后既包含方式、也包含结局的过程，或者，更精确地说，当方式自己转变成结局并创造了实现乌托邦道路的运动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核心。梁漱溟的中国处于一个对euchronia开放的空想时刻。
结 论
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不同时间点上，毛泽东和梁漱溟都使用了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供的框架，但他们这样做的方式非常不同，这暴露出他们在历史改变方式上的基本分歧。毛泽东看到的是时间的连续流动，而梁漱溟则接近于马克思，看到的是社会结构的深度，在那里渐变累积起来，直到结构自身发生改变。对于梁来说，时间至少潜在地是一系列持续的变动结构。毛和梁都信奉积极的人类主观能动性。梁强调人类“主体性”的作用，而毛正如李泽厚认为的那样，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对于毛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矛盾里以及通过矛盾起作用，历史在革命冲突中进步。相反，梁认为冲突是中国当前环境下的破坏者。进步将在产生于人类共同体中的积极交流起作用的创造性建构中出现。如果毛的信仰者们能正确地解读矛盾的话，他们能跨域时间，自由地反抗过往历史的束缚。乌托邦时刻随之而来。梁的信仰者们更多地受历史限制，他的摆脱了过去束缚的乌托邦时刻在世界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历史限制的幻想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空想社会主义批评特别是迈斯纳对毛泽东批评的主要基础。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他们都将社会视为处于乌托邦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梁漱溟在他们关注实际的、经验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时间上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李泽厚提出极有说服力的论证说，毛泽东思想中抽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证经验相互交织在一起。然而，李指出，对于毛来说抽象比实证具有更高的地位，毛所提及的实证经验更多地与军事和政治经验相关，而较少地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人类社会结构的客观历史来自于物质生活。李告诉我们在1949年后，实证经验是怎样在毛泽东思想中发挥越来越少的作用，而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抽象则越发占主导地位。
梁漱溟走向了另一个反面——从抽象到实证。开始于1921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那里历史时刻是一个抽象次序的概念，他在20年代末拒绝贯穿始终的时间概念，转而更紧密地看待实际的历史经验以及更深的社会结构，以提示建构性行动。正是这一对历史限制的更深的理解，自相矛盾地，导致梁认为中国的当代环境处于完全的结构性崩溃，这也给予中国社会更大的在历史设定的方向中的自由。而毛泽东到50年代日益忽略经验历史的限制，梁从那里吸取更多并在他30年代的农村运动的观念中发展了一个特别的、详细的euchronia能够展开的背景图像。
空想家行动与经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实际现实来说，也是一个实现乌托邦道路的本质的问题。将卡尔·马克思的空想主义与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是他在分析人类历史中种下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在他的《序言》勾画中，马克思发现未来的道路本身是过去制定的。
因此人类经常只为那些它能解决的任务做准备；因此，详细地看待事物，经常会发现任务自身只在当解决方案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正在形成中才会出现……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最后的敌对形式……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的生产力创造了对立的解决方案的物质条件。因此，这一社会形成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在这里，通向未来的道路连同这条道路与其意欲通向的美好未来的一致性是毋庸置疑的。道路仅仅是历史过程给定的，并通过其性质引导去它该去的地方。历史对它自身的问题往往提供了答案。
对于毛泽东来说，历史很少是可靠的。因为作为一个无止境的辩证变化以及非物质的历史，时间可以朝任一方向流动，向前或向后。乌托邦不在于实现某些终点而在于过程本身，以及euchronia，一旦介入也将会再次失去。道路的本质绝不会有疑问，但它的方向会有疑问。另一方面，梁漱溟发展了一种方式，像马克思的一样基于经验历史。而且，像马克思一样，他认为时间是一系列不能整个颠覆的历史累积。然而梁发现的是历史给中国设定了一个任务，但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将不得不从整块材料中自已有意识地去创造。梁把现代乌托邦问题，乌托邦道路是怎样影响乌托邦本质的问题推向前台，重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在冲突和矛盾的作用或经验历史的作用上存在着深刻分歧，毛泽东和梁漱溟却共同持有一些相同的乌托邦元素，以及一种明确的euchronia。他们都寻找根本地改变现存社会的行动，代之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民粹主义者，他们都批评城市中心的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并认为落后反而为中国的农民运动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没有历史负担的、更人性化的现代性的优势。进一步地，他们不断地预测刚出现的、有着新的社会形式却没有终点的、固定不变的乌托邦。乌托邦将会在更好的时间中展开，在euchronia中找到。对于毛和梁来说，理想的未来有这样一个过程，在那里由活泼的个人组成的积极的共同体是有意识的主体，他们参与到从未有过的新的更好的创造中。朝着乌托邦前进的道路本身就是乌托邦。
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比较告诉我们毛的空想主义广泛地植根于现代中国的环境中，超越思想以及死亡，是个人化的。它也表明现代中国乌托邦倾向可以以多种方式表达自己，并不一定采取“后毛主义”的形式。在毛泽东和梁漱溟身上发现的euchronia的根源可能也为中国新的乌托邦思想提供来源，它们允许质疑中国当前推动社会前进的道路的结局，也允许自由想象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未来。
（责任编辑 欣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