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新 邵小文
【摘要】目前官方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著作发表时增加了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等重要段落。这些增加的段落后来不仅争议很大，而且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该著作发表稿的评价。本文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联系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来看待毛泽东修改该著作时所增加的段落，并从总体上把握该著作发表稿的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阶级斗争
中图分类号：A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4 -0054 -05
近年来，人们围绕毛泽东著作的版权和版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对于推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社会上有人质疑毛泽东著作的版权问题，最近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先生已经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回应。而毛泽东一些著作的版本问题，仍有许多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地方。事实上，一些大家熟知的毛泽东的著作都存在较为重大的版本问题，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
《正处》原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修改后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正处》讲话稿被编人《毛泽东思想万岁》等非正式出版物。这为后来人们比较《正处》讲话稿和发表稿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围绕《正处》发表稿的评价问题，进行了长达多年的论争。
一、《正处》发表稿的重要修改及其不同评价
《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有着多次修改。中央文献研究室对于这一修改过程，已有非常详实的梳理。从这一修改过程可以看出，《正处》发表稿相对讲话稿增写了很多段落。其中一个段落是：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发表《正处》讲话之后，于整风高潮时期加写的。它的影响很大，对它的争议也很大。“文革”期间，这段话流传甚广。它不仅被编入《毛主席语录》，而且其中的一些论点还被陈伯达和姚文元编入他们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由此，人们常常戴上“文革”的眼镜来看《正处》发表稿。1969年，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认为：《正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1975年，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也指出：《正处》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一些人看到《正处》发表稿时，仍会联想起“文革”。
198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简称《决议注释本》）。该书不仅认为陈伯达等人的做法歪曲了《正处》发表稿的本意，而且明确提出：“这部著作在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不能不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的影响，但是，从这篇著作的整体来说，发表前虽经修改补充，发表稿仍然保持了原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并且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增强了理论分析。”
198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修订《决议注释本》时，对《正处》修改问题的看法有所变化。该书修订版一方面坚持了先前对《正处》发表稿的肯定性评价，另一方面认为它也有不足之处。书中认为：《正处》修改过程中加进的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论述，与“原来讲话的精神和倾向不协调”。后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分别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也沿用了这一观点。
《决议注释本》修订本出版后，学界对《正处》发表稿的修改问题的看法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针对修改增加的有关阶级斗争的段落，各种观点互相争鸣。
有研究者对修改内容持基本肯定态度，以薄一波为代表。薄一波认为《正处》修改时不加限制的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有失妥当的。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就其具体语境来看，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主要是讲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薄一波指出：“在以后的20年（1957 - 1976年）中，尽管在实践上我们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犯过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但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觉。应该看到，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施肇域也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到，这些内容是受当时国内鸣放运动一时形成的紧张气氛的影响而增加的。但是，这些内容包含着正确的、有远见的估计。”“这在当时确实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有些过于严重。而现在看来，这个估计特别是对防止和平演变来说，其预见性和现实性，还是值得作认真研究的。”
也有研究者对修改内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汪澍白为代表。汪澍白认为，虽然《正处》讲话稿出现了反映改革要求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新的概念图式，但这一概念图式在《正处》发表稿中“神髓顿失”，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在《正处》发表稿中作为“基核”统摄全文；并且《正处》发表稿中所延续的阶级斗争观念后来不断发展，从而初步奠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郑谦也认为《正处》的修改在理论上留下了自相矛盾的痕迹，表现了“左”的错误端倪和苗头。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持以下看法：总体上肯定《正处》发表稿的价值，但认为增补的“阶级斗争”部分的论述属于“画蛇添足”之失。石仲泉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评价道：“一方面，6月发表稿的理论高度、论述深度和内容的完善程度要强于2月讲话稿，实现了由一篇生动讲话到严谨理论著作的升华；另一方面，6月发表稿增加的那些关于讲阶级斗争的论述确实与2月讲话稿的风格不那么协调与和谐。综合权衡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前一方面既在画龙、又在点睛，那么，前者的‘画龙点睛’之功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属于‘画蛇添足’之失，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正处》发表稿“关于阶级斗争的有的论述会对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认识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可能造成反右派斗争那样严重的后果。造成反右派斗争那样严重错误的，是基于对右派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气候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而制定的具体政策”。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正处》发表稿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呢？
二、应该如何看待《正处》发表稿有关阶级斗争的论点？
《正处》发表稿中补充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论点确实与当时“反右”斗争有很大关系。如何看待这些论点，在一定程度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当时的右派言论。下面我们从这些言论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层面对其进行剖析。
《正处》讲话的国际背景是发生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国内一些人受到“波匈事件”的影响，希望中国也来一次“波匈事件”。对此，毛泽东在《正处》讲话中就已经有所警觉。后来在中共“开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言论，的确给人一种中国可能发生“波匈事件”的感觉。有研究者指出：“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不仅国内有这样的忧虑，境外舆论也将“整风鸣放”中的许多言论视作“反共”意图的表达，并明确地与“波匈事件”相比较、联系起来看。英国某媒体的外交观察家认为：“以毛泽东主张扩大民主的要求为基础的中国‘矛盾运动’，快要弄得不可收拾了。它已经造成了一些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具有叛变性质的现象——迄今还只是口头上的叛变。”其中，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影响尤为突出。台北中央社的观察家认为：“储安平的话透露了大陆知识分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点。观察家于此特别以去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件为例，据称：匈人在去年十月以前，早已提出争自由的要求，十月事件的爆发就是这种争自由的呼声在一定时间内转变为行动的表现。中共这次‘整风’，目的在表演伪装民主，但久蓄在人民心坎中的不满情绪，必然在这次伪装的民主把戏中借机发泄，其势将使中共无法遏制而成为反抗行动的导火线，储安平的话，似已透露了这一端倪。”
整风鸣放期间，建国以来党政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政策及社会运动都遭到了“右派人士”的批评否定，这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中国可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担忧。而“右派人士”的鸣放言论，尤其被报纸刻意夸大了的言论发表后，不仅没有得到工农群众的支持，反而引起了社会情绪的对立。曾经亲历这一历史事件的美国人李敦白近年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辑、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的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们也担心失去他们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北京大学的葛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警告文章后，他在北京大学里的家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来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对此，毛泽东在《正处》发表稿中明确提出：“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显然，当时社会上不同群体的情绪对立还很明显，加上各级党政干部原本就对整风比较抵制，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愈加给人以“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感觉。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之所以作出比较严重的判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也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想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双方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尤为激烈。1957年5月28日，赫鲁晓夫在同美国记者谈话时公开提出：“我们认为，不必通过战争和军事冲突来消灭资本主义，而要通过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来消灭资本主义。”“你们喜欢资本主义方式，而我们却喜欢社会主义方式，因此我们将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整风鸣放期间，美国政府在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批评共产党后，批准了龙云四子在美国的居留申请，而此前一直是不同意的。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所传达和包含的政治目的，颇耐人寻味。
基于这样一种国际政治大环境，毛泽东在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非常关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对一些国际事件也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分析。他在《正处》发表稿中补充写道：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因此，判断右派言论的影响，不仅要看国内影响，也要看国际影响；判断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不仅要看国内形势，也要看国际形势。《正处》发表稿有关阶级斗争的论点不仅针对国内形势，也针对国际形势。只有这样理解，才能避免不应有的狭隘性。有学者认为：《正处》发表稿所补充的一些论点“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也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去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这些科学论断否定了”。这种看法是颇有历史感的。
三、对《正处》发表稿的总体评价
有人认为《正处》发表稿颠覆了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或者说，《正处》发表稿增补的论述与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对此，我们只有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从总体上进行把握。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月，他明确提出中共“八大”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再次重申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战略方针。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双百”方针，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来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
《正处》发表稿极为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战略方针。它的第一节最后一段写道：“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段话恰恰是毛泽东在修改时所增写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处》发表于毛泽东力图推促全党实现政治思维转变而未能实现的历史时期。当时各级党政干部对社会治理十分缺乏认识和经验，更谈不上有多少方法自觉。当他们面对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涉及经济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习惯于倚重“行政命令”的“强迫”、“压服”的方法，习惯于“消极的”治理。以“消极”治理的视角看来，“行政命令”可比所谓“讨论”、 “说服教育”的“民主”的方法要简单易行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在“不断地处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视与自觉了，也即是说，缺乏一种“积极的”治理理念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在《正处》中一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提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社会治理思路。历史地看，《正处》不可能提出一套完备的可供今天借鉴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其体现和表达的这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积极的”社会治理思路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就此而言，“人民内部矛盾”概念比一些学者所主张的“社会矛盾”概念有着更直接的针对性，因而不应局限在所谓“敌我”矛盾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解读，将之简单化地当作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而轻易否定其具有的积极意义。
《正处》发表稿所加写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论点，事实上是有一定限制性和现实针对性的。从总体上看，它不仅没有脱离既定的战略方针，反而是对其进一步的巩固。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不仅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还需要发挥政治制度和思想舆论两个层面的保障。事实上，毛泽东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等重大问题的一场大辩论，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毛泽东把革命粗略归纳为这样一个序列：“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显然，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反击右派的阶段基本结束，整风运动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以后，沿着这样一个不断革命的序列，接下来就应当“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他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在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从形势发展来看，“反右”虽然造成了一些冲击，但总体上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贯彻原有的战略方针。因为接续整风反右的是大跃进。虽然大跃进的教训很深刻，但它的核心仍是经济建设，并且是力图调动全民积极性的经济建设。
中央文献研究室认为：“无论从这部（篇）著作发表前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从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来看，都应该肯定，这部（篇）著作的中心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有学者提出：“尽管《正处》修改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但《正处》正式发表稿不仅主题未变，而且还进一步地充实和完善了这个主题，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这篇著作的价值。”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