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借助十月革命，毛泽东诠释中国革命的条件与性质，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展示中国革命的前景，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要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关键词】十月革命；毛泽东；革命话语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2) 03 - 0042 - 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通过话语建构掌握话语主动权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既援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借鉴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充分运用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借助十月革命，毛泽东诠释中国革命的条件与性质，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展示中国革命的前景，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从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
一、借助十月革命诠释中国革命的条件与性质
中国革命话语建构首先要说明中国革命何以必要与可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借助十月革命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有利条件，诠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1．十月革命引发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无产阶级开始上升为统治阶级，人类社会出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局面。毛泽东在建构革命话语时，注意揭示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创造的有利条件，从而说明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1919年7月，毛泽东在健学会成立时说：“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①毛泽东意识到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革命不可避免。为什么十月革命将引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样本、开辟了道路，并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成为可能。其一，十月革命具有示范效应和开拓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型政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工农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表示：“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②这种推崇，既表达了对十月革命的倾慕和向往，也预见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1926年3月，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时说，十月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③。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确具有示范意义。同时，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理想成为现实，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显现了资本主义衰败的表征。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指出：十月革命使“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①新型政权的建立与新型制度的成长，是十月革命价值的充分展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现实的样本与支撑。其二，十月革命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整体。十月革命震憾整个欧洲，波及南北美洲，在中国产生回响，由此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强化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形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战线。1948年11月，毛泽东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撰写的论文指出：“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革命不再孤立，并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③因此，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将中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置于十月革命背景下来说明，使民众容易认清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2．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送来了理论指南。革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使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十月革命的胜利，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魅力，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开始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和中国革命的指南。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④马克思主义阐明了革命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3．十月革命引起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在革命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阐明革命性质，才能明确革命任务、动力、领导权与前途等重要问题。由于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革命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⑤十月革命虽是引起中国革命性质发生变化的外部条件，但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性质的转变何时开始将是一个未知数，离开十月革命也难以说明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毛泽东借助十月革命阐明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既揭示了引起中国革命性质变化的原因，开阔了民众的视野，也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颇具争议的问题。
可见，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揭示了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创造的有利条件，阐明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演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际背景。如此，有利于民众理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认清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自觉结合国际环境来观察、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二、结合十月革命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如何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在中国革命话语建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阐明了革命动力、革命方式、革命领导权等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关键问题。
1．中国革命需要广泛发动民众。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先进的中国人面前展现了工农群众的力量，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明白：劳动群众之中蕴涵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是革命成功的原动力。受十月革命的启发，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①这里实际上说明了革命要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民众联合起来，才能形成对抗统治者的力量，赢得革命的胜利。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毛泽东主张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启发农民的觉悟。1919年12月，他在《学生之工作》中说：“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②其意在动员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将马克思主义带到农村，以促进农民文化素养、革命觉悟的提高，使其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毛泽东在建构革命话语过程中，有效利用十月革命纪念进行政治动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于农村借十月革命纪念进行政治宣传表示赞赏。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借十月革命纪念动员民众参加抗战。1942年11月，他撰写《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表示：“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④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借十月革命纪念鼓舞士气，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1943年11月，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26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在这一年之中，苏联红军的胜利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讲话在肯定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预言：“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行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将同全国爱国的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⑤十月革命纪念的政治动员功能又一次得到体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善于利用十月革命纪念动员民众投身中国共产党谋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1947年11月，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指出：“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⑥这里借十月革命纪念表达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与决心。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不到两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2．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夺取政权。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依靠政权的力量，按照预设的原则对社会进行剧烈的革命性改造，这是各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社会变革路线。一般说来，这种暴力革命的途径比较适合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所谓十月革命道路，归根结底就是暴力革命道路，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因为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⑦同年9月，蔡和森又致信毛泽东声明：“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⑧经过与蔡和森等人交换意见，毛泽东认定了十月革命道路。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表示赞成十月革命的方法，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①尽管认为暴力革命的方法“恐怖”，但也承认是历史发展“自然的结果”。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主张以“俄式”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在诸种社会改造方法中，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有人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毛泽东则认定十月革命道路“最宜”，也就是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确立了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念，进而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③的论断，中国革命正是以武装夺取政权赢得胜利的。
3．中国革命需要政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具备一个强大的、就章程和组织原则来说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依据俄国国内情形及国际形势变化，适时制定了引导革命胜利的方针、策略。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时，同样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1920年9月，他在说明中国革命方法时提出：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应斯响。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④这是对十月革命胜利原因的全面总结，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主义、党员的作用，同时强调党要团结民众、善于发挥民众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没有一九0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⑤毛泽东既充分肯定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也承认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楚前途”⑥，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⑦将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意在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能力。
因此，十月革命的启迪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缩短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间，也使民众明白了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要素和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三、透过十月革命展示中国革命的前景
中国革命的前景如何？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怎样的政权、采取怎样的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话语建构过程中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透过十月革命，说明了中国革命前景，回答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将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制度选择。
1．建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贫困大众的命运，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为人类历史真正实现社会公正、自由平等开辟了光明大道。毛泽东十分推崇苏维埃政权，1919年8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⑧这里的“委办政府”，是指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字里行间，透出了毛泽东的欣喜之情。1920年9月，毛泽东在《释疑》中又说：“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⑨，充分肯定了苏维埃政权的自由与民主，表达了对新型政权的景仰。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多方面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没有急于组织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推进。1927年8月，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认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②此后，不少地方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时，强调“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③，表明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判断和评价。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④这些规定及其实行、推广，确实给民众带来了希望，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使民众“对苏维埃新中国满怀向往之念而顿增为之奋斗的决心和勇气”⑤。1937年后，苏维埃的提法退出了中国革命话语系统，并用“人民代表会议”取代了苏维埃的提法。1948年9月，毛泽东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实行苏维埃的原因。他指出：“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这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借助十月革命阐明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理想，也适时改变了关于新中国政体的设计，实现了对十月革命经验的超越。
2．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列宁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苏俄，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实行粮食税、允许贸易自由、实行租让制等新经济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借鉴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⑦这就借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说明了中国革命进行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如此，既有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也有利于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即改变小农经济、发展重工业，这对建立苏联大工业从而改变小农国家的落后面貌具有决定性意义。经历20世纪20年代的电气化和3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苏联经济和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表示：苏联共产党“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①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济建设方略，也就展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事实也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借鉴苏联模式，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十月革命具有促进世界文化转型的意义，其生成的文化内涵与原来的东西文化显然不同，是经过革命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形态的代表，将影响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1920年7月，毛泽东在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时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②尽管这时尚对十月革命后新文化的发展前途充满忧虑，但已看到了其新内涵、新气息，并激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担负创造新文化的重任。文化书社营业后，经营的书刊包括《新俄国之研究》、《旅俄六周见闻记》等，意在将这种新文化引进国内，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③以苏联“新文化”为“范例”，实际上展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前景。
4．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十月革命建立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拥有巨大能量和潜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通往消灭私有制和消除人剥削人制度的道路，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已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制度变得具体、可感。毛泽东从社会演变的趋势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价值。1945年4月，他在说明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时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④制度更替是中国革命的目标追求，制度憧憬是民众参加革命的原初动力，毛泽东此言实际上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制度选择，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制度前景，对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可见，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善于利用十月革命来阐释中国革命前景，中国革命前景的展示是提高民众革命热情、启发民众革命自觉的重要因素。
四、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的原因
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之所以要借助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
1．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摹划，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从理论变成了实践，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也说明了建立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现实性，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容易赢得社会认同。1927年爆发的广州起义，就被视为十月革命的中国版本。景之在《广州暴动与苏联》一文中就说：“广州暴动是十月革命在东方的直接有力的回声。广州暴动不仅把斧头镰刀大旗高飘在中国一个主要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里，不仅模仿着十月革命时的斗争方法——工农兵联合的武装暴动，不仅创造出苏维埃形式的政权；而且它如果胜利了，便直接转变到‘中国十月’的胜利。”⑤可见，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同时，由于中俄国情的相似，使十月革命经验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⑥由于中俄国情的相似性，使毛泽东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更具说服力、鼓动性。
2．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有助于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中国革命话语建构这一重大问题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安排。如1922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向导》周报发表《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一文表示：“在1 1月7日这一天中国革命领袖的同情和赞美必定都趋向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是诚实促进人类进步的新中心。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日，他们能承认他们自己在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中间有革命宣传的可能和必要。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必须与新俄国发生密切的协助和亲善关系，才能使解放和独立的奋斗得到一个光荣的胜利！”①这就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借助十月革命纪念进行革命宣传。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决定提出：“在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12周年纪念日之前，党应该广泛宣传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工农国家。党和红色工会应该号召中国劳动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去苏联”，“他们将看到没有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帮助工农如何管理国家”。②因此，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借助十月革命来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毛泽东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方式，因应了共产国际的要求，有利于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借助十月革命来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既是对十月革命和苏俄、苏联的支持，也是对苏联共产党的推崇，自然有助于协调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对于需要获得苏联援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3．毛泽东早年对十月革命的倾情和研究，为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早年对十月革命的关注，始于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把自己的目光和兴趣从西欧转移到了苏俄。1920年2月，毛泽东在致陶毅信中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想“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甚至组织“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并说明正在和李大钊商量这件事，“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③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又高度评价了苏俄，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重申了两三年后邀集同伴“组织一个游俄队”的计划。④可见，1920年以后，苏俄作为留学新目标已代替了留学法国，考察十月革命、学习苏俄已成为毛泽东的新选择。尽管毛泽东赴俄留学的愿望未能成为现实，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新文化的过程中，对俄国历史、十月革命给予了特殊关注。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与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会议，筹备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对湖南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⑤因此，毛泽东早年对于十月革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俄国历史、十月革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为其后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资源，十月革命是其中之一。借助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既使中国革命融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使民众易于理解革命、认同革命、支持革命，减少了话语建构过程中的认知障碍和实践阻力，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进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