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极为重视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除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外，中共还在组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这一层面进行了探索，比如，中共在建国初期号召知识分子参加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本文将回顾这一运动的发展过程，并评价其历史成效。本文认为，中共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其核心在于要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习气。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发挥社会实践在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参加社会实践应该把握好尺度，避免出现极端化。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土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3 - 0049 - 08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文化的象征，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建国初期，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新政权团结的对象，另一方面新政权对知识分子明确提出了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由此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团结、教育和改造。如果说“团结”是对传统的因循，那么“教育和改造”无疑带有几分反传统的色彩。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中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参加政治训练班、听取政治报告、学习政治文件无疑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的重要途径。然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更着意于在另外一条道路上的探索，那就是组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本文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为例，重新审视建国初期中共在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上的努力。
一、建国初期中共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的？
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方针在建国前就已经形成。毛泽东在描绘新中国的建设蓝图时，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厚望。他说：“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①毛泽东在号召团结知识分子的同时，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他指出：“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②
毛泽东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满怀信心。在他看来，“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人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③
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在新解放区率先进行。1948年7月，中共中央在指导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改造工作时就提出“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①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中共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开展了政治学习运动。②针对不同的知识分子，学习形式有所不同。其中，举办短期的革命大学和训练班是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比如，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毛泽东高度评价该校的办校经验，并要求在全国各地推广。③截至1950年2月，华北、华东、西北三地参加革命大学和训练班的知识分子共约十二万人。④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这场政治学习运动的核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提出“以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为中心”，“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教育的直接目的”。⑤《共同纲领》也要求对青年知识分子和1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⑥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⑦
而在这场理论学习运动中，活动组织者注意到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建国前夕，刘澜涛和胡锡奎在向中央汇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时就写道：“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思想改造，除以理论教育与思想实际相结合来启发学生内在的思想斗争，从根本上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外，我们还着重了劳动的实际的锻炼与教育，由干部带头，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劳动，种菜、掏井、挖水沟、打扫楼院及厕所，并参加帮厨、修桥等劳动……经验证明：实际的劳动教育，在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学校、训练班中，都有设立的必要。”⑧建国初期新闻记者在总结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工作时也写道：在参加学校和训练班教育的学员中适当组织参观工厂、农村，组织劳动及文娱活动，这对于改造思想能起一定的辅助作用。⑨这些做法为建国后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奠定了基础。
二、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是如何兴起的？
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这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有过先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⑩一些文艺知识分子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参与土改的兴致很高。比如，周立波早在1945年10月就参加了黑龙江省元宝屯的土改工作队，丁玲则在1946年7月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团。⑩
不仅解放战争时期文艺知识分子是土改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也起源于文艺界。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我们希望已经习惯于乡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乡村工作，为他们服务；同时也欢迎没有到过农村的、没有习惯于农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去学习农民，与农民做朋友，以便于写下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①会议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并将其确定为今后文艺运动的总方针。②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贯彻会议精神，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简称“艺专”）校长的徐悲鸿会后特派该校学生到鲁迅艺术学院做学生，学习解放区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经验。③1949年10月下旬，北京郊区进行第一批土地改革。徐悲鸿又亲自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派师生参加京郊土改并写生。④徐悲鸿的这一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由此，“艺专”师生拉开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序幕。
徐悲鸿提出师生参加土改，最为直接的动机应该是为了促进师生的艺术创作。但是后来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活动组织者，都力图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角度去诠释这一活动。194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对艺专师生专门进行了报道。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艺专”师生“对土地改革都感到莫大兴奋，热望能在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中锻炼与改造自己”。⑤1950年4月，该校冯法祀教授在总结这一活动时提出：“不管你的动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不管你在参加这个工作以前有多少个人主义的想法，但是，只要你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被这运动所改造。”⑥从知识分子改造角度去诠释“艺专”师生参加土改，这一方面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氛围渐浓，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参加土改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重要价值。
1949年12月下旬，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支持土改。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与土地有联系，他们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是动摇的，但是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经过教育而改变的，我们必须事先向他们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或支持土地改革的工作。”⑦与此同时，北京高校也利用寒假时间有组织性地动员师生参加京郊土改。参加的老师多为青年教师，当然也不乏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比如，1950年1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携夫人参加土改工作队，先后在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和卢沟桥等地参加土改。⑧据报道，从1949年12月中旬到1950年2月中旬间，北京高校约有八百师生参加了京郊土改。而这一人数是原来土改干部的两倍。⑨在高校师生积极参加土改的同时，政府也开始组织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京郊土改。比如，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在现有工作人员中，抽调72人参加京郊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以对其进行教育改造。⑩
1950年下半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也被当作土改政策的一部分确定下来。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有关土地改革的报告中提出：“在土地改革中，各民主党派的干部、城市中的教职员及其他民主分子愿意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者，应吸收他们参加，并且不必要他们回避本地，这可使他们和农民群众都能获得有益的考验和教育。”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通过后，参加土改成为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的重要途径。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这些党派对参与土改的积极性很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会主席章伯钧在商讨全国土改的会上呼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实际的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⑩会后，他号召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拥护土地改革法，准备参加土地改革工作。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布置1951年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任务时，也将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土改列为重点。①1950年7月至8月，教育部将“土改教育”列为高等学校政治教育的三个重点之一。②是年暑假，全国各学校师生的暑期活动也以学习土地改革法为中心。③当新解放区的土改在1950年秋全面铺开以后，高校师生利用寒假时间，更大规模的参加了土改。以北京高校为例，1951年2月8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六十三位教授分别赴华东、中南和西北等地区，参观各地的土改运动，参观时间为一个月。④
毛泽东大力支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参与土改。在1951年1月至3月间，毛泽东先后6次在谈话和批示中提及这一问题。比如，3月18日，他在给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中写道：“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⑤
毛泽东高度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参加各地土改以后，纷纷发表文章，畅谈自己参加土改的心得体会。比如，1951年3月1日，萧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土地改革中学习》；3月28日，吴景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参加土改工作心得》。而在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次日，毛泽东就给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写信批示，要求加大宣传力图。比如，他在有关萧乾文章的批示中写道：“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⑥
由于各地土改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不同，因此各地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情况也有所差异。总的来看，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与土改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参与土改工作组，二是参与土改参观团。⑦而就土改工作组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加强农会的组织；第二个阶段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三个阶段是分配果实，解放生产，使耕者有其田。⑧土改结束后，土改工作组还要帮助农民建党、建团和建政，以树立领导核心，巩固土改成果，发展农业生产。以天津土改参观团为例，土改参观团的工作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参加农民反恶霸大会和划分阶级成分大会，二是组织农民座谈和联欢会，三是访问贫雇农家庭，四是参观翻身农民展开生产运动的情况，五是听取领导机关的各项报告。⑨
建国初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它最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自发兴起，经由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广，最终得到中央的肯定，被上升为国家政策。由此，大批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土改大潮中去。据统计，到1952年春季，仅北京和天津两市就有包括大学教授、科学工作者、文艺界、工商界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7000多人参加土改。⑩
三、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有何意义？
从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来看，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在1956年总结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工作时说：“大家知道，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是从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的。”①现在也有研究者指出：“参加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实际上，1949年至1957年间一连串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最成功的一次。”②
具体来说，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加深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从最开始的京郊土改到后来的全国新解放区的土改，知识分子在参加土改之前，就已经通过参加训练班等形式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但是学习效果并不明显。土改经历大大加深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印象。吴景超写道：“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③孙毓棠也认为：“这次在参加土地改革中学习虽仅一个月，自觉所得实远超过以往两年的学习”。④为什么参加土改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这么大的帮助？对此，杨人楩解释道：“理由很简单：阅读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睹。事实呈现在眼前，不说而可使我们信服，不容我们诡辩。”⑤
土地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有着怎样的推动呢？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李由义认为：参加土改对一个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等马列主义基本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陈振洲认为自己在土改中“学到了活的马列主义”，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看问题或分析问题要从阶级出发，要有阶级立场”。⑦朱光潜认为： “从前听到的一些名词如‘民主专政’，‘群众路线’，‘阶级立场’，‘统一战线’之类，也有丰富的内容了。”⑧著名哲学家贺麟则认为土改经历给他带来了辩证唯物论学习上的新启示。他写道：“从土地改革工作之深人群众，深入底层，深入参加实际斗争里使我改变了从前认唯物论重外在现象，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的错误看法。现在我已亲切体会到惟有辩证唯物论才能动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⑨
吴景超、孙毓棠、杨人楩、贺麟当时均为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们的感受不仅说明了参加土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确帮助很大，而且也映证了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得到了真心欢迎。
（二）培养了知识分子深入工农、服务工农的意识
在传统社会，知识和教育是整个社会的稀有资源，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⑩，因而他们与工农间存在一种天然的隔膜。对此，当时留学归来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毓枬指出，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旧社会在大学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两大通病之一。⑩著名作家艾青在参观土改后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把铺盖搬到一个贫雇农家中，和农民一只锅吃饭，一个床困觉。……在那十来天中，我不止一次感到过去的三十几年是白活了。”
这场运动不仅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工农的感情，也培养了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的精神。土改的经历给了包括知名教授在内的知识分子很深的感触。有人在参加土改后写道：“在我回北京的途中一路思考土地改革运动及其前因后果，深深地领会到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有多么深刻的意义！”⑩吴景超提出：“我们以后的工作，更要向人民靠拢，要与人民的事业打成一片。过去我们对于研究工作，常从兴趣出发，以后应当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人民的需要，在现阶段，是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我们的工作，就应当配合这些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从今以后，我们将更踊跃的投入人民的队伍，与人民齐一步伐，在毛泽东伟大的旗帜之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奋斗。”①马特写道：“一向惯于关在房子里做研究工作的我们，不善于根据群众的要求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的我们，面对着这些生动的事实，我们知道如何来修正我们的作风了。”②
知识文化的受众由精英向大众的转化，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早在1921年8月，毛泽东就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提出“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③他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④因此，文化大众化是中共文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支持和配合。而在土改中，知识分子亲身感受到翻身农民对文化和科学、卫生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因而纷纷号召科学、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能下乡去工作。⑤有人当时提出： “土地改革过后，农民生活情况日趋好转，从而他们发生了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现在农村小学不够，小孩们每每要到三五里外去走学，乡下道路不修，一遇天雨，泥深路烂，行走不易，所以农村小学亟待多多增设。其余如冬学、暑学、妇女识字班，也亟待展开。农村医药卫生设备，文娱活动均待建树提倡，因此今后文教卫生工作者，应决心放弃城市生活的留恋，多多争取下乡工作的机会，正如全国教育工会吴玉章主席所指出来的一样，农村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次下乡的深切体会。”⑥
（三）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政权认同
正如前文指出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因此土改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息息相关。冯友兰在1950年一月的学习总结中写道：“我虽然已有二十多年靠教书薪资生活，但是因为出身的关系，情感上还是倾向于地主阶级。”⑦因而无论是从个人情感还是从家庭利益来讲，知识分子对土改应该是拒斥的。但是在参加土改以后，知识分子非但没有拒斥土改，反而同情农民，支持土改。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陈振洲在参与土改后写道：“我同其他的某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想法一样，对这次的革命是完全赞同的。我也深深地了解只有通过土改，几千余年来中国受压迫的农民才能彻底翻身，中国才有进步富强的可能。可是另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家庭在没落着，又不得不使自己陷入苦闷，时时闹情绪。所以我只好用‘理智不能克服情感’的借口，来说明我的苦闷与闹情绪是不得已的。”⑧参加土改之后，陈振洲由于自身家庭变故引起的苦闷不但没有加深，反而得到了疏解。他写道：“我体验到了农民分得土地后那种喜悦的情绪，他们又那样热诚地把我们当作一家人看待，这使我的情感不再是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了。同时，现在我也认识到过去我只为了自己的家庭及个人的事情而苦闷、闹情绪，那是多么微小和不应该。”⑨这种情感的转变是知识分子拥护土改政策的重要心理基础。有人写道：“根据个人这次参观中所得经验，我可以肯定地向没有实地看见过土地改革工作的人们报告：土地改革工作做得很正确，非常好。”⑩
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后拥护土改政策，这还是这一运动形成的浅层的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它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政权认同。这在一些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朱光潜在参观西北土改后动情地写道：“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她的光明的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⑩1946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历史学教授杨人楩写道：“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能预见到土地改革后的新中国会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徐毓栅写道：“从土地改革中，我认识了祖国前途之无限光明。”⑩甚至，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积极要求入党。①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信心，对党的认同，无疑有利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股爱国情感后来为他们献身新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提供了强大而又持久的精神动力。
（四）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本土化
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是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主旋律。而这一学习过程中，中国学术文化界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避免地被西化了，中国人往往局限于用西方的话语讨论西方的问题。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问题，往往得不到学术文化界的重视，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对此，雷海宗写道：“旧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传给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必说与我们国家的需要全不相干，即或就事论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东西本身也很大一部分是表面现象的胪列与辩解，毫不深入，不只对我们无用，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分子也无甚大用处，往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我们中国也搞这些东西，正是证明我们过去是没有独立自主资格的半殖民地，好比奴隶俯首下心的揣摩研究主人的衣着、饮食、说话音调、走路姿态、以及主人表面一切的一举一动一样。”②
亲历农民在土改中翻身之后，雷海宗提出了“学术翻身”的口号。他说：“今日我们全国已经翻身，就学术界而论，翻身后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检讨清算旧的学术，其中可能尚有一部精华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在祖国的园地，根据祖国的经验与需要，创造新的与有丰富内容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③从这里可以看出，雷海宗所谓的“学术翻身”并不在于追赶世界一流，而在于根据中国的需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实现学术的本土化。
在雷海宗看来，要想实现学术本土化，就必须深入农村。他指出：“即或是专就最狭义的业务上讲，要使我们所学的东西中国化，恐怕也非经深入农村的途径不可。无论在思想习惯上，生活习惯上，看问题习惯上，解决问题的习惯上，我们都外国气味太重。关在图书馆，关在研究室，关在都市，主观上无论作如何大的努力，几十年养成的各种旧习惯也总无法摆脱，我们也就无力创造中国所需要的社会科学。……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中国，基本上为农民的中国；虽然今日尚有城市的，工业的一面的中国，但就量而言，最少在目前农民仍为中国的最大现实，所以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必须以农民及农村为其主题中重要的一面。”④
对于知识分子亲身经历的土改，雷海宗认为这一运动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学术研究素材。在他看来，土改干部“把每次土地改革的经过、经验、教训，并以过去多次的土改为背景与参考，作出一篇或几篇总结，这就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又是现代史学与革命史最宝贵的原始资料”。⑤
雷海宗说土改是学术文化创造的重要素材，这一说法事实上也得到了应验。早在建国前，陈立波和丁玲二人就根据自身的土改经历分别写作了文学名著《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建国后，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叶苍岑根据土改中的见闻，写作了《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语言与创作》，对农民在土改中的语言变化和文艺创作进行了分析。⑥美院师生在参加京郊土改后创作了不少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作品。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韩丁根据自己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半年的土改经历，写作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该书已经成为经典。它不仅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孟加拉文等10种语言出版，而且时至今日仍为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书。⑧
以往学界在阐述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意义时，常常将它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内。比如，有学者认为，这一运动一方面让知识分子真正接受中共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接受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另一方面让知识分子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①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自身。它对新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建设，对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1978年底，中共中央认为建国初提出的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方针与新形势不相适应，因此不再采用。②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方针由此走入历史。但是，中共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段历史仍是知识界热议的话题。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运动归根到底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进行迫害。③但是从前文可以看出，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不仅得到了知识界的积极响应，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可能要比简单的评判困难得多。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那段历史，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中共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习气，以使其养成服务工农生产和国家建设的意识。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强调：“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④1964年8月，他在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也说：“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⑤
其次，组织知识分子参加社会实践是党在领导知识分子工作中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周恩来在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说： “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更为广泛和直接。”⑥从前文可以看出，社会实践不仅适合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导时也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⑦因此，虽然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在新时期不再适用，但是组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在当代中国仍有它的积极意义。
最后，我们党在组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过程中也有过惨痛的教训。文革前夕，毛泽东要求：“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要“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⑧文革期间，“下楼出院”的政策发展到一些知识分子被直接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做法不仅严重干扰了教学科研单位的正常运转，还影响了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科学文化发展。因此，虽然参与社会实践在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这一做法必须把握好尺度，切忌极端化。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