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布克辛斯基，赵司空料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1-0027 -05
2011年9月23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哲学系在中山大学联合主办了“社会转型与政治认同”国际研讨会，会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司空（以下简称赵）对密茨凯维奇大学哲学系主任布克辛斯基教授（以下简称布）进行了访谈。
赵：您能简要地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吗？沙夫什么时候做的您的导师？
布：我在托伦( Torun)的哥白尼大学（Nicolaus Copemicus University）学习历史，一直到1964年；1965-1971年在华沙大学(WarsawUniversity)学习哲学，并于1971年在华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就一直在波兹南大学( Poznan University)工作，教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沙夫指导了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赵：从您的学术经历可以看出，您刚好是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运动开始之后开始哲学学习的，当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东欧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了。作为沙夫的学生，您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他思想的变化和影响力。
布：当我的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开始质疑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时，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参加了当时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沙夫教授曾经是一名非常教条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介绍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的解释是与当时在苏联政治和知识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称作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解释相同的。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他的罪行进行了官方谴责，在此之后，沙夫也转变了观点，开始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试图改革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表达并创造了一些理念，出版了关于青年马克思哲学、异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观念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不仅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而且批判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忽视传统、文化、精神生活以及个人价值的政策。这些批判在1967年和1968年学生运动期间尤其显得尖锐。因此，他于1968年被大学开除。但是他在波兰科学院的位置仍然保留着。在大学，他也仍然可以与他的研究生保持联系。所以，在他被大学开除之后，我仍然可以跟他学习，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我就很少与他联系了。在那段时间，他经常访问其他国家，并且开始研究不同的国际社会与政治课题，例如加入“罗马俱乐部”、参与撰写“罗马报告”。
至于沙夫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理念，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时期，任何反对共产主义权力及其体系的东西都会对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重大影响。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的。沙夫的书、论文和报告影响了学生、知识分子、政治家、艺术家，以及所谓街头百姓。尤其是，我记得他的著作《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ALienation asnSocial Phenomenon）和《马克思主义与个人》（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被翻译成了许多种语言。甚至教皇保罗二世( Pope Jean PaulII)都说，他从这些书里学到了很多。
赵：苏东剧变之后，沙夫成为东欧极少数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这一点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高度重视。那么，请问波兰学术界是如何理解和评价沙夫的这一立场的？
布：是的，据我所知，沙夫在苏东剧变之后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人道主义的解释，但他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宣称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说，苏东剧变之后，他对改革社会主义的建议就失去了影响。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仍然宣称与沙夫的思想非常接近。在他去世后，哲学家中间有过一次讨论。他们中有些人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作比较，认为科拉科夫斯基更加灵活，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更激进的批判以至于他能够适应自由主义社会、民主社会；而沙夫则仍然是一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沙夫是一个强大的人，他具有持久的马克思主义认同。因此，这些人非常赞赏他的哲学稳定性。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捍卫沙夫免受批判是正确的。他不是一名机会主义者，直到去世都是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
赵：从整体情况来看，在苏东剧变之后，那些曾经在共产主义时期教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有什么变化吗？他们现在是否仍然从事着教学工作？他们的教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布：苏东剧变后没有人被大学解雇。那些在共产主义时期教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现在仍在工作，但是他们不再教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许多哲学学说中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教哲学史、或本体论、或认识论、或社会与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教学中的一个分支，不再是强制性的、或突出的、或主导性的教学内容。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整个教学体系都发生了变化。在苏东剧变之前，我们听从高等教育部对我们课程的指导，他们告诉我们教什么以及怎么教。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们必须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课程，例如哲学史。如今，我们在课程设置上更加自由。现在的主要趋势是教全球哲学中最新的东西。因为在过去，很难与西方国家的代表们联系，如今学术界想要很好地保持这种联系。这种态度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有利方面来说，它给了我们了解国外科学新动态的机会；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并没有激励我们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例如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转型问题。
赵：在这样一种新的教学体系和学术氛围中，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布：我们也仍然在谈论着马克思主义，有一些年轻人的团体表现得非常活跃。但是对他们很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带着后现代的特征，而不是强调为改善穷人的可怕境遇而进行阶级斗争或战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转型理论，作为批判传统道德、宗教或习俗的理论。这的确很不正常。对这些年轻人而言，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着，都是暂时的。你可以创造你的个性，可以构建你的身份。因此，很难将马克思主义与后一现代主义区分开来。后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建构起来。我们看到了左翼文化现象的强大影响。我不能理解。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和罗蒂的激进转型或激进越轨（radical transgressions）的理念在年轻的左翼学生和哲学家中非常流行。除此之外，齐泽克也有许多崇拜者。去年，由于几千学生都想要邀请齐泽克，所以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系作报告。他一直谈论着变化、变化，还是变化。但是学生们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态度。
齐泽克有时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显然是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名后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则是更加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赵：从您对齐泽克及受其影响的学生的态度来看，您并不赞同后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布：是的，我不赞同后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我不能接受这类人。我不喜欢不断地为了变化而变化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认同而成为强大的、诚实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些不是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强大的价值观和规范。成为一个人就意味着有某些持久的认同和持久的道德。缺乏这些，人将非常虚弱，并且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也不是独立的人；他将受到任何理念，例如自由市场、不同社会团体、黑手党、宣传等的影响。我们应该对外界的影响具有抵抗力。如果你总是在变化着你的理念，那么你也就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认为，这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受到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我看来，前马克思主义者，例如1968年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已经改变了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准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曾经在1968年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名学生，他现在在欧洲议会工作。他总是谈论着同样的事情：“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不是在为了非洲或穷人的意义上，而是在为了那些不接受传统价值观或道德的人的意义上谈论更多的自由。
我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就是后现代左翼自由主义以及后一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们认为只有今天才是重要的，而不考虑未来。也许明天我们就改变了主意。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是不负责任的。因此，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借越来越多的钱却并不关心未来。当代文化不是偶然的，危机也不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我们欧洲现在处于非常危险的境遇。自由被用来反对道德和责任。以自由之名，你可以借钱，而不论你是否偿还。
赵：我注意到您有几次都谈到了左翼，那么您是如何界定左翼的？在您看来，在现在的波兰谁是左翼？
布：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区分两种左翼：经典左翼和文化左翼。对于经典左翼而言，它为穷人和更好的经济生活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念仍然活着。多数人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正义、诚实的政治生活、保证每个人良好的生活条件的理念。哈贝马斯的追随者属于经典左翼。哈贝马斯在波兰非常受欢迎。上面提到的后一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团体则属于文化左翼。他们把齐泽克看作左翼和英雄。文化左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从公共生活中取消宗教、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观。他们为所谓的边缘群体或新的身份群体——例如同性恋——要求在公共生活中的更多自由。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社会民主党（后一共产主义政党）。它也自称为左翼。它是文化左翼意义上的左翼。因为这个政党支持堕胎、同性恋，为同性恋争取更多的自由，反对公共生活中的宗教，反对教会。但是它只是在选举前运用平民语言，而事实上却无所作为。同时，有一些右翼政党、保守主义政党比左翼政党更为穷人争取利益。
我反对文化左翼，但我赞同经典左翼，因为他们为所有国家的穷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奋斗。
赵：从您的论述来看，在今天的中东欧，马克思主义以两种方式活着，一种是经典左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为代表，这种理念是被您所赞同的；另一种是文化左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您称作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齐泽克及其追随者为代表，这种理念是被您所批判的。那么，在大众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任何影响？
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念在大众媒体上很少被提及。关于社会生活、异化、机构道德的议题只是在哲学家们的讨论中被提出来。所谓的街头百姓，尤其是老一代人向往着社会主义的平静生活，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念作为他们自己的理念，但是作为哲学教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普通百姓中流行，因为它等同于哲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多数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在形成和维持波兰民族认同，尤其是在19世纪的波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仍然被认为对宗教和意识形态多样性不具有足够的宽容。
赵：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您认为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波兰，除了政治和军事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例如文化的或道德的。
布：波兰在二战之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体制化的共产主义是由斯大林强加给波兰的。斯大林不希望其他国家有独立的共产主义，他杀掉了许多独立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我们有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例如，哲学领域的卡西米尔·凯勒斯一克劳斯（Kazimierz Kelles - Krauz）、社会哲学领域的爱德华·阿布拉莫斯基( Edwa，d Abramowski)、社会学领域的路德维克·施威茨基( Ludwik Krzywicki)、历史理论领域的斯坦尼斯瓦·布拉佐夫斯基( Stanislaw Brzozowski)。有些人类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中，科拉科夫斯基写到了他们。但是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就不流行了。苏联共产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国家和宗教。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成问题的，因为在政治术语中，马克思主义是国际运动。在斯大林主义的意义上，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是最重要的，民族国家并不重要，因此，共产主义者想要其他国家都加入作为唯一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二战后马克思主义被苏联人引入波兰，并没有与波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波兰一般的文化传统相符合。
赵：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有许多种分析，例如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而您更加强调文化的原因。您认为，其中关键的是二战后输入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与波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般的文化认同发生了冲突；沙夫等人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试图解决这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这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息息相关。
布：理解波兰的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波兰，人们反对共产主义（或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谴责共产党领导人和政治家，主要源于两件事情：第一，当时的波兰发展很慢，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落后和贫穷。第二，当时的政策由于腐败、裙带关系、特权，以及忽视普通人的需求而不公正、不诚实。人们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错误的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理念和理想的错误执行，提出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他们要求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关心工人与农民的经济与文化境遇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对当时的控诉与批判预示着社会主义的原则、规范和价值，并且接受它们为社会制度的道德。这是内部的批判，要求在实践上实现和执行社会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活原则和规范。但是国家领导人却不能引进这些改革，因为他们太教条，太害怕失去权力。因此不满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现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波兰及东欧、中东欧其他国家的崩溃。
赵：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您认为当时人们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和理想，而只是对这些理念和理想的错误执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试图把社会主义的理念和理想与波兰传统文化认同相融合，但是由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并没有被执政者所采纳，所以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失败。今天，波兰已经回到了欧洲共同体，重拾了曾经被共产主义经历所中断的文化传统。您如何看待波兰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东欧与西欧从文化认同上融为一体了吗？
布：毫无疑问，波兰的经济正在发展，民主也正在发挥作用。波兰于2004年加入欧盟，这为波兰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机遇：波兰的农民每年都从欧盟获得很多金融支持；边界的开放使国外大众旅游成为可能。但是同样也在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产品和货物没有竞争力，重工业失败，失业率高，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扩大，所谓的街头百姓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影响最小化。
同时，我们发现，西欧和中东欧人们的行为和道德有着差异。后一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对不公正、穷人生活的困难处境，以及与命运多舛者的团结更加敏感。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很困难，因为人们很穷，但是却安全：所有人都有工作，有最低收入保障，国家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负责。现在个人必须依赖自己。生活对于弱者和那些代表着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人而言更危险、更困难。
赵：显然，根据您的观点，波兰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下重构自我认同。而要做到这一点，波兰理论界显然肩负着重要职责，您认为波兰理论界应该如何作为？
布：苏东剧变之后，波兰理论界发生了三个主要变化：第一，与国外知识分子的交流更加开放和深入。科学家们与西方国家的同事们合作。第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西方思潮和时尚——例如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从事工作。研究兴趣和领域非常宽泛和丰富。第三，人文领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努力发展本土知识、文化和政治传统。尤其有趣的是，波兰社会运动“团结工会”（Solidarity）所塑造的理念的延续。众所周知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被看作是现代性的价值与规范基础。在19和20世纪，自由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平等被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博爱却被遗忘了。但是它对于社会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理念。一种新的团结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人类的主要理念。
现在，波兰学者努力阐释这一理念，赋予它全球政治的与哲学的意义。在哲学理论中，我们努力阐释有利于当代世界的有意义的理念。西方国家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仍然在谈论着西方的自由，没有人考虑团结，更不用说与穷人、与那些饥饿的人或处于困境中的人的团结。团结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和全球意义的社会运动而言应该是一种理想。遗憾的是，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nity movement）也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这个运动的道德维度，以及团结理念的全球意义，因为它与正义理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