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方德万／著 宋婕／编译 林育川／校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6 -0055 -10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飞机迎着暴风雪，降落在陕西北部共产主义首都延安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机上有莫斯科派驻中国共产党的新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还有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当时由中央委员会派驻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部的陈云。
机上最重要的人物是王明（原名叫陈绍禹），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都在莫斯科。这次负命归来，意味着他与毛泽东二人之间权力斗争的开始。前者是莫斯科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代表，后者主张中国革命本土化。一年后，毛泽东本可以取得胜利，但在二战后来的岁月里，他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从中共党内肃清王明一伙的国际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全球化力量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因为一战带来的恐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家感到失望。随着民族武装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关闭这些机会。毛泽东在中国本土开展民族武装革命，为的是使中国共产党从1937 - 1945年中日战争中那个被击败、士气低落、而且带有亲莫斯科倾向的分裂政党，变为一个富有强烈时代精神和独立意识的政党，并拥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越南的胡志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朝鲜的金日成和南斯拉夫的铁托带来了同样的发展机遇。二战期间的民族解放运动建构了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架构，因为他们奋斗的目的就是要把握自己的未来。出于对西方文化、社会方式和经济组织的敌视，他们坚持走实实在在的民族道路，实现现代化。虽然毛泽东恢复了民族自尊，但也付出了代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正当中国需要所有可能的外国投资、建议、技术知识、尤其是贸易时，毛泽东与苏联起了摩擦，他的国家孤立了。他着手证明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开突破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结果就是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两次大灾难。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共产主义全球化
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吸引力同在欧洲和其它地方一样，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恐惧已经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他们那些目光短浅、自利的资产阶级精英们的愚昧。建立在共产主义全球化基础上的国际网络，对20世纪20年代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要。荷兰共产主义者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笔名马林，在荷兰东印度领导了伊斯兰教联盟，1921年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苏联特使阿道夫·越飞说服孙中山接受苏联援助，条件是他能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米哈伊尔·鲍罗廷，别名米哈伊尔·格鲁森贝格，是共产国际（成立于1916年）驻华代表，任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政治顾问。瓦西里·布留赫尔领导苏联军事小组，训练革命委员会的军事武装。
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失败后，共产国际派亚可夫·鲁德尼克和达吉亚娜·玛依仙柯来华，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秘密联络站，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南亚其他共产党输送文件与资金。1931年他们被捕之后，“牛兰事件”——指的是夫妇二人使用的别名——成了一个主要的国际事件。H·G·威尔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巴比塞、孙中山夫人以及其他人组成了一个国际援救委员会，为这个案子辩护。佐尔格间谍网在迁往东京前，也在上海以外活动。对西方进步人士来说，上海是将革命引入中国的一块磁石。弗雷达·阿特利、埃德加·斯诺、安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路易·艾黎在30年代陆续前往中国，还有黎巴嫩裔的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后来成了毛泽东的医生。
上世纪20年代，巴黎是全世界左翼革命分子、愤世嫉俗的文人和作家的巨都。它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年轻的中国革命者，其中就包括邓小平。其他的人去了德国、英国或美国，例如经济学家陈翰笙，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随着与莫斯科联系的加强，莫斯科也成了选择的目的地。到文革期间去世时为止，中共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就是1920年八位首批赴莫斯科留学的学生之一。193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成之后，许多其他中共党人如张闻天、博古和王明都曾在那里学习。所有这些人，在中共党内都有着明星般的职业生涯。
30年代，这些国际网络都承受了压力。它们首先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破坏，但的确也遭到了西方殖民主义强权的破坏，虽然这其中有偶然的原因。1931年，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和牛兰夫妇被捕是最初的一击。顾揭发了中共在上海的许多地址，迫使中共的决策机构和主要的共产主义者离开上海，去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通讯以及和外界的往来变得更加困难了。
20世纪3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对于排斥中国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感到担忧，世界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受到了影响。陈伯达、艾思奇、周扬、张如心、陈翰笙、何干之和杨松都是共产主义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出现在文化高度发达的长江下游，这里的环境有它丰富的学术、教育、阅读、交流和辩论的传统。许多人都留过洋，更多的人一直呆在上海，直到1937年11月被日本人占领。随着日本人的威胁越来越逼近，苏联的政策越来越只顾及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批人对新文化运动极端排斥中国传统的做法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寻求在历史中找到抵抗日本侵略和革命的本土资源。
瞿秋白主张采用一种新的本土语言作为书面语，它必须是以城市工人的口语为基础，而不是新文化运动支持的那种长句子、外来词加复杂的语法结构形式。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主要贡献的陈伯达认为：马列主义不应当盲目地从国外照搬过来，而应当发展。这样，它才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的。陈呼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政治”的结合。周扬主张以民族形式为基础，走“国防文学”之路。
世界共产主义之所以遭到削弱，还因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担心西面对付德国，东面对付日本的两线战争。其结果是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定的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在亚洲，斯大林的政策目标是要将日本人拽人中国的泥潭。他认为被边缘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力量太弱，不足以形成对日本的严重抵抗，决定支持国民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斯大林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释放蒋介石，此时的蒋已被中国共产党人、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囚禁。苏联用外交手段测试了那些渴望从莫斯科获得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
王明归来
斯大林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王明、康生和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于1937年11月来到延安，目的是要获得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更为确定的承诺。到11月，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京津地区，经过三个月的战斗，上海被占领。日本军队正向山西和国民党都城南京进发。中国共产党加入了统一战线，并且接受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但拒绝将它自己的武装力量置于严峻的危险中。上海之战爆发不久，在8月23 - 25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军队只能在日军后方打有限的游击战。这次会议的决议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领导这场战争表示了怀疑。
战争把艰难的决策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问题很多：蒋介石会全面实现对抗战的承诺吗？他难道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来消耗国内的对手——共产党人和军阀吗？……
共产国际的方针是主张通过广泛的左翼运动，来反对法西斯的威胁，而不单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方针在中国吃不开，因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自1927年开始就互相开战，1931 - 1934年间，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将共产党人赶出了中原。然而，王明自1935年开始呼吁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时，他是同意共产国际方针的。那一年，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共产国际发表了《八一宣言》。
回到中国后数日，王明成功地召集了中央委员会。他认为主要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个民族危难的时刻，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应当调整一切行动，支持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在针对毛的一次攻击中，他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王明呼吁对统一战线作出更大承诺，的确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影响。不少与会者作了自我批评。⑤毛泽东的批评者任卓宣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但在战争中加入了国民党。他将毛泽东和李自成作了一个对比。明朝末年，李组建了一支农民军，推翻了明朝，但因此也为满族人占领北京、建立清朝( 1644 - 1912)创造了机会。任暗示毛对抗日的态度也许会结束国民党的统治，但可能会使中国永远处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领导安排。而毛在被迫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同时，继续主持军事事务。王明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样在莫斯科呆过相当长时间的张闻天，处理党的事务。选址武汉的长江局领导南方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成员是项英、周恩来、博古和董必武，其中多数人有国际经验。一个筹备委员会成立，准备召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讨论新的方针政策，作出更大的领导调整。
国内局势的发展很快结束了王明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挑战。1938年4月，鼓舞人心的台儿庄战斗胜利震惊了全国，但不久日本军队在徐州又击败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在黄河决堤，虽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向武汉挺进，但泛滥的洪水淹没了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日本人迅速重组，夏天，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由于前途渺茫，此时的中国笼罩在悲观主义的阴霾之下。国民党撤退到中国西部盛产粮食但相对封闭的四川省重庆，继续抗日。其余的人回到他们各自的地方。统一战线依然存在，但中共称之为国共之间的“第一次摩擦高潮”于1939年秋出现。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对毛挑战。武汉曾经一度是中国的马德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敌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军阀——都将汇集一起，共同抵抗日本人。一时看来，还发挥了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8年9月29至11月6日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此时武汉战斗正打得激烈。全体会议召开，王明和毛泽东看起来还和和气气。然而，当武汉失守时，毛突然攻击王。他把王对统一战线的态度概括为是对国民党的妥协。毛再度坚持中共应当保留军事指挥权的独立，并且要求中共武装必须留在日军后方打游击战。他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在战时放弃秘密活动。毛说：王一直以来只专注城市，忽略了农村和农民，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基础。当时在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转达了时任共产国际领导、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口信，赞成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开始以来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这样就委婉地拒绝支持王明对毛的攻击。王稼祥宣布共产国际支持毛在中共的领导地位。王明不得不承认“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
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毛都没有放弃对王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王明对1931年以来中共遭遇的所有灾难承担责任，并且指定毛为中国自己“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从而挽救了党。1943 - 1944年，毛泽东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所有的共产党员参与学习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自己的著作，并写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们还要求通过阅读毛选编的党的文件，分析党的历史，了解王明教条主义是如何产生了“偏离的”政治路线，使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毛才拯救了党。
延安整风运动使毛泽东真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1943年实现了这一过程的关键一步，此时，中央委员会重新作了领导安排，毛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处理日常事务。书记处讨论的所有事务，毛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因为是政治局，而不是书记处负责制定总的方针，毛还没有取得全面的控制权。但在1945年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成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刘少奇称毛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者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现阶段仍是封建主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指导。到了1945年，毛泽东的权力压倒一切。
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毛想获得最高权力，更重要的，毛还寻求开辟出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它对军事，政治和文化政策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1）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有纪律的政党；2）设有严密行政机构的农村大根据地（通常在省与省交界的边区）；3）中国共产党对广泛吸纳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拥有制控影响力；4）人民战争、坚持敌后游击战、党指挥军队。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由民兵、地方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构成——在中日战争中，这支军队从几个师壮大成了拥有上百万正规军的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策略也包括灵活地加入统一战线，不过随时都带有附加条件：红军不能集甲打阵地战。唯一的例外就是1940年8月一1941间的百团大战，当时也只是有限的投入，显然这次行动并没有得到毛的认同。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这点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疏远绝大多数大地主，但却对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寻求建立小政府，以便与它管理的民众能够有所互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内涵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应当不断交流，紧密结合。尽管当时的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某种受欢迎的民主形式，也不意味着对强硬政府的反感，但它的确设想出一套方案，被管理者可以据此批评他们的管理者，以防出现剥削的官僚机构，从而脱离甚至压迫这个本该由它引领走向现代化的民众。
如果这些是毛革命路线的具体方面，那么，反对王明也是要推动灌输一种意识：中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与国际共产主义也应有所区分。毛坚持认为列宁在苏联开辟的道路不可能立即在中国复制，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彻底本土化。在文化上，毛倡导的文学艺术，是中国农民能看得懂的，而且它们应与中国民歌、村戏、日历、音乐和海报等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些文艺形式的采用，也许在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途径，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中国救世的传统联系起来。
思想上，整风运动开始采用了毛在长征以后写的一系列文章，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部分原因是要证明毛不仅擅长领导农民武装，同时为国民党正在炮制蒋介石邪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们包含了许多早期提到的政策规定，也为中国革命要走中国道路提供了理论的保障。
1937年7-8月间，在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毛在讲课中提出了他最强有力的理论创新。这些讲稿现在还保存着，分为两篇文章，于1950和1953年发表，一篇是“实践论”，另一篇是“矛盾论”。在“实践论”里，毛阐述了马克思的认知理论，强调知识来源于人们运用概念去了解具体环境，从中发现自我，并力求制定出一般原则去指导行动。毛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既不是只追随国外的范例——“教条主义”，也不是不顾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经验主义”来指导实践。在“矛盾论”里，毛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有矛盾，在每一组矛盾中，又有一个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既有个别的一面，又有一般的一面。只有通过识别主要矛盾和抓住它的一般与个别的特征，才能产生有效的行动。这就意味着，正如毛作指出的那样，列宁的革命理论只可能在某一时间和地点生效，即使列宁的革命实践也具有先验意义。要为中国革命制定出完善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独立思考。这些文章为认识中国革命不同于苏联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却并不意味着它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3 -1944年的整风运动，有它务实的一面。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群众组织和军事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令人担忧党可能会从内部遭到破坏。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将军的一份电报中，注意到了八十万党员中的90%是在抗战开始后入党的。根据毛的想法，扩展是好事，许多来自城市沿海地区的党员没有农村经验，不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整风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目标是要使这些新党员放弃他们原来的那套生活方式，使他们了解乡村的环境，接受党的原则——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人和特务。
解读共产党自身历史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39年，毛曾经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声称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采取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对王明立场的一种否定。王明路线认为：他在1930年12月第六次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引入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一个标志。1940年3月，他重新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前言中提到这篇文章对教育新党员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回应，毛发表了他在1930 - 1933年间所作的农村调查报告，旨在证明他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他收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材料，1941年9月提交到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材料收集为毛的论证提供了证据。他认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形成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原因，同时也导致了江西苏区的失败。在会上，毛还说明遵义会议不仅仅调整了军事战略，同时还确保了王明错误的思想路线未能对党的事业造成进一步的损失。为反驳整风运动没有必要的观点，毛补充说：“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教育、出版和内部审查机关的迅速发展为整风打下了体制基础。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前往莫斯科越来越困难，从1935年开始，共产国际鼓励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公开的和秘密的杂志扩散开来。194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央调查局，收集军事和政治情报，而中央组织部，作为人力资源部门，对它的成员作出评价，并负责通知调配等事宜。社会部由康生领导，负责审讯、逮捕、监禁和处决有嫌疑的党员。
整风运动始于高层，后来逐渐向基层扩散。在1941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王明的盟友，1932 -1935年间，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一份自我批评中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以毛为首的调查研究局的组建就是带头整风的。毛在1942年2月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标志了整风运动的开始。一万多名干部通过了第一批整风。
整风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顽固的抵制。反过来，它引发了党内一次强硬的弹压。王实味一案就是其中一例。
毛主持了1942年5月2日-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坚持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党服务，站在党的立场；他们应当为根据地的工农兵和干部创作；应当采用中国过去的文艺形式。他把延安的知识分子描述为被战前城市生活腐化了。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一年后，运动进入了一个更为暗淡的时期，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文章说，运动的工作是要“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据毛的想法，“整风是在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康生被指派负责这个阶段的运动。康认为第一阶段的整风已经暴露了许多党员的“反革命思想流毒”。他坚持所有的人都要坦白他们“邪恶的”倾向，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人。
为什么共产党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来拯救你？因为它希望你成为一名中国人，不受骗去为敌人服务。你们那些迷失了道路的人，赶快觉悟，果断地作出决定，向党忏悔，脱掉特务的装束，穿上中国人的服装。
在这场所谓的拯救运动中，在康生宣布仅延安就有1400名特务之后，折磨和处决成了党内可接受的手段，用来搜捕可疑的反革命分子。
整风运动意味深长。毛利用这场斗争，反对王明企图通过盲目模仿苏联，在党内建立他的最高权力。此外，毛和他的支持者们利用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能围绕一个理想，在一套政策的指导下，为实现革命胜利的目标而工作。当然，整风也是有关历史和未来的一次大辩论。但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整风运动抑制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和国际的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路径终断了，这不仅因为战时许多实际问题使出行和国际交流变得艰难，而且也因为毛和他的追随者一心致力于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正如康生所说的，党希望它的党员“是中国人”。
共和国早期放弃共产主义全球化
1949年9月25日夜晚，毛泽东在紫禁城东面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主持会议，筹备一周后即将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他们面对这一非常时刻之前的十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日本虽然发动了无数场军事战役，对未占领的中国城市进行恐怖轰炸长达两年之久，还对根据地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但是，他们企图使国民党或共产党投降的努力却失败了。尽管国共统一战线持续到最后，但三个时期的“摩擦”说明：即使在抗战期间，两党也无法协同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尽管有美国斡旋，阻止内战爆发的努力很快失败。国民党人从四川省回到战前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着毫无希望的管理。通货膨胀、腐败、以及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持续压抑，阻碍了国民党对权力的巩固。在中国其他地方，人们热切地期盼比战前更公平的社会秩序、更美好的生活，没有不公、贫困和不平等。国民党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些渴望。尽管在1946 -1949年内战的第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击败了共产党军队，但到了1948年，潮流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在三大战役中，共产党击败了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国民党的抵抗崩溃了，蒋介石带着他的残余部队逃到台湾。
参加中南海会议的中共党员有周恩来、作家茅盾、诗人政治家郭沫若，以及知名的非党内人士如教育家黄炎培、经济学家马寅初、书画家徐悲鸿和海外华人巨头陈嘉庚。讨论的话题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国旗和国歌。毛赞成带有五颗金星的红旗，因为它“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剧作家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中国国歌。这首歌创作于1935年，正值与日本关系不断紧张，所以它成了抗战期间最流行的一首歌。郭沫若不赞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这句歌词。周恩来却认为这句话依然适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必然会增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意，所以，原话才得以保留。六天之后的下午三点，大约有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刻，五星红旗也在旗杆上高高飘扬。
在此之前，毛泽东宣布中国要“一边倒”，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国要站在苏联一边。此时中国的经济混乱，需要苏联的保护来反对像美国和日本那样可能充满敌意的国家；同时也需要苏联的物资援助和专家建议来发展经济、建立工业基地。没有这些，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和苏联东欧集团的成立作出了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全球化战后复兴的承诺。但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毛决定不依赖苏联，自力更生，重拳出击，找到一个通向现代化的突破口。中苏双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紧张关系，在1960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大会上公开化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两大紧迫而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社会消除暴力；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制止猖獗的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通过发行新的货币、没收囤积商品、关闭银行和证券以及对城市工人采用薪点工资制，通货膨胀在1950年得到了控制。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为确保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供给，铁路和水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这也同时帮助了抑制通货膨胀。……
掌握了政权的革命者们，迫不及待地要改变他们的国家，建立崭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恢复民族的骄傲。同样重要的还有改变阶级关系，因此，对土地、工厂和商业的所有权是文化变革；抽鸦片、纳妾、童婚和缠足被禁止；据说落后的宗教活动和许多节日、仪式也都遭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群众被召集到一起，参加政治讨论会和群众集会。与此齐头并进的还有宏伟的建筑工程：如第一条铁路的铺设和武汉长江大桥、大型水坝、水力发电厂、水库、运河的建设。随着时装、新潮发式、流行娱乐如宴会、京剧的消失和工装模样的毛式服装的普及，中国成了一个“蓝蚁”国家。新中国必须做到身心洁净，社会行为和私人行为都必须如此，而不能是肮脏的、自私的、腐败的，像外国人长期以来把中国说成的那样。
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日益激进。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毛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认为“人民”包括城市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大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才被认为是“敌人”，但即使这些人，也是可以接纳的。如果革命的急躁情绪使这种温和的立场不能持久，那么，朝鲜战争(1950 -1953)就会加速这次飞速发展的困境来临。
美国入侵朝鲜后，毛抵制党内领导层的反对，坚持中国共产党应当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北朝鲜的同志并肩战斗，阻止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的胜利。毛担忧美国人不会停留在中国边境，而会扩大战争来颠覆他的政权。抗美援朝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和行政机关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如何为远在朝鲜的部队提供粮食、衣服、床毯和武器弹药。过去，全军部队主要靠土地生活。尽管政府的采购刺激了经济繁荣，但它也促使党和政府官员暗中与私营企业串通，导致了腐败和欺诈。朝鲜战争引起了恐慌：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留下了叛徒和特务，以备反攻大陆之需。1951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整风式的运动，与这两大问题展开斗争。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办了革命大学，通过让城市企管精英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党的政策，达到改造他们的目的。随着对腐败和内部叛徒这两大担忧日益加深，这些大学的管理体制也变得冷酷无情。那些被送到革命大学的人，如果说没有百万，其数量也有几十万，被迫写反省，参加批判会。1951年，中共开展了相互联系的三大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要求政府机关作出它们的财务报表，公布过去几年来的非法收入。毫无疑问，许多都在过去几年的内战期间，为了应对高通胀和即将开始的新政府的过渡，投资了粮食的库存、贵重金属、食用油和外汇。 “三反”（即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遇到阻力，因为数百名高层党员，其中包括许多1949年前有着辉煌革命生涯的人，受贿数百万。查抄政府机关的小金库，也帮助支付朝鲜战场的支出。1952年春天，这场运动转变成了一场反对所谓大小老虎的运动。毛声称老虎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令人担忧的是党政的腐败将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基础。“五反”是在中国大、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民族资产阶级再不是能帮助重建中国经济的同盟军，而成为了敌人。中共领导人声称：“资本家没有一个干净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
这些运动的人力成本是高昂的。要求控告家人、朋友和熟人以及告发老虎的压力撕毁了人际关系网。自杀时有发生。经济代价也是巨大的。1952年，许多政府官僚机构，尤其是那些与金融、贸易和税收打交道的部门都处于瘫痪状态。消费品产量降到30%，工业材料的生产降到15%。许多私人公司关门，建筑工人被迫失业。在某些城市爆发了粮食暴动。到1953年，运动不得不收紧。
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新民主”模式坍塌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个办法：即依靠政府对农业的控制，从农村生产中获取财政资源，投资城镇地区的工业。毛泽东致力甚至执迷于发展重工业。1954年6月，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够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5年3月，他声称，“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依靠中央采购和农业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分配，来支付生产资料的生产。早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集中了财政权，以此来限制各省和地方的开支。1952年，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和一大批纵向有序的工业部相继成立，来控管工业的发展。在农村，1949年和1950年的土地改革已经摧毁了地主的权力。在随后几年里，首先成立了互助组，它集中了劳动力。接着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它让农民分享所有的财产，实施按劳分配。虽然它们也符合社会主义未来的前景，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这种方式应当感激苏联的经济模式、专家和工程师们的建议，还有来自苏联的贷款和生产资料。起初，该计划运作看来还不错。每年国民收入增长接近9%。工业产量增长18. 9%，平均寿命从36岁上升到57岁。随着居住面积扩建1亿平方米，城市住房标准也得到了改善，城市收入上升了40%（而生活成本只上升10%）。然而，农村就遭殃了：1953年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2. 5%，次年1.6%，不能与人口增长同步。1954年的棉花产量下降9%。1953年的人口普查令人震惊地发现：中国人口已接近六亿，远远超出了人们预先的估计，加上出生率的迅速增长，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激进的措施，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灾难的来临。
毛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都不爽。1936年，他告诉埃德加·斯诺（他曾问毛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否会导致与苏联某种形式的合并）“我们不是为了把解放的中国送给莫斯科而斗争”。毛于1949年末、1950年初在莫斯科就发现与斯大林磋商是困难的，并且坚持只“考虑社会主义的利益”。1960年初，毛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时说： “我们几乎模仿了苏联的一切”，表现出我们的“软弱——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的能力”。
1956年，没有预先告知，失态的、甚至有时还比较粗鲁的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所犯下的罪恶，毛十分恼怒。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有批评，尤其是他对内部不同意见和阶级斗争的处理方式，对中国革命的干预，以及毛第一次出访莫斯科时，斯大林没有给他平等的礼遇。但毛还是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他认为斯大林有七分是好的。毛担忧赫鲁晓夫经济政策的改变，支持消费品的生产，对国内镇压的松懈，寻求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再加上对在华苏联顾问行为的恼怒，中苏关系开始陷入严重的困境。
当毛泽东放弃苏联模式，选择了大跃进这条中国道路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了。大跃进就是要一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社会主义。在此之前，毛试图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比苏联人更好地处理内部纠纷和社会冲突。经历土地改革和集体化的迅速成功，还有1956年匈牙利反对苏联的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谴责，毛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后发生的反党批评风暴导致了再一次的严控。毛同时还开展了大跃进运动，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令人骄傲的、充满活力的、有公共意识的民族。全社会组织成以5000户家庭为单位的半自治公社。公社社员将住在集体宿舍里，在食堂用餐，根据共同的工作计划劳作。如果乌托邦热开始发生作用，饥荒很快就驱散了只需自力更生和革命热情就能创造崭新未来的想法。即使毛的雕像曾经一时减少了，但他的权威依然是如此的牢固。
结语
列宁认为是因为障碍物阻止了俄国现代化的到来，要通过革命来扫除这些障碍。20世纪之交，英国早已工业化了，德国、法国、美国和西欧很快赶了上来，然而，俄国和其余的东欧国家停滞了。与此同时，当在斗争中适者生存的信念弥散开来时，列宁总结说：要搬走俄罗斯现代化起飞道路上的障碍物，必须要通过暴力和快速的突破。等级严明的列宁政党是他实现这一突破的工具，其组织和指挥就如同德国总参谋部指挥德国的军队。毛坚持中国革命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也许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回到了城市，于是，毛就开始寻找一条突破的道路，这也是列宁一直渴望的。无论毛是如何彻底地将马列主义本土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从心底里依然是一个列宁主义者。
毛错误地相信中国能一举实现过渡，迅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在冷战和苏联分裂不断深化的环境下，他试图证明中国在没有外国援助、建议和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列宁所追求的突破。邓小平上台后，他重新开放中国门户。中国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它的活力、动力、创造性、运动和能量几乎立即恢复了。
这暗示了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角度的可能性。17、18世纪期间，大清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大清帝国，它新征服了广大的地方，疆土几乎翻了一倍。从19世纪早期开始，清军削弱了，其理由仍待全面探索，尽管国家的银库外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问题导致了贫困和叛乱，区域化削弱了北京的控制。还有西方帝国主义带来的困扰，中央集权失控了。在共和时期，军阀割据。毛泽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一而再，再而三，在所有事情上都坚持中国、中国。他的集权导致了中国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 - 1956年这20年，形成了毛一生的成型期。它始于江西苏区的失败和长征的胜利。终于大跃进的前夕。主要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团结在一起，而且还构想出行之有效的农村战略，取得了政权。通过坚持认定：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共产主义者要自己动脑筋、要自立，毛恢复了民族的自尊。然而，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和中国人广泛缺乏自信乃至自我憎恨的环境下，毛在经济上采取的闭关自守和自我隔离的策略是如何的合乎情理，但当他在冷战期间全力以赴地追求突破列宁主义时，这种策略则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