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
【摘要】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主张合理利用暴力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人民人身、财产等权利，重视人民的利益，提倡人民的真正平等、亲爱互助，尊崇人的价值和尊严，其内容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人道主义除了继承辛亥革命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外，也直接继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并间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及美国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带有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色彩，又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密切关联。
【关键词】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5 -0041-05
毛泽东对革命有一个经典性的说法：“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革命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但如果据此认为毛泽东是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暴力革命论者，未免过于简单了。事实上，毛泽东有关革命与战争的论述内在地包含了价值观，他同时将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共产党人积极参加正义战争，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在毛泽东那里，革命、战争与正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革命观同时体现了他的正义观。这样，革命与人道这两个本来相冲突的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在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体现为他的革命人道主义。
一、推翻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统治，反抗外国殖民侵略，使受尽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得到解放是最大的人道
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同时产生并与之相互辉映，共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毛泽东的人道主义自产生之日就以较为独特的姿态出现，它不尽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中显示的人道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别于辛亥革命时的人道主义，尽管它们之间有相似性或继承性。
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在于对内推翻代表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掌握政权的民主共和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自由，使历尽磨难和欺凌、受尽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从非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因此，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革命人道主义，其鲜明的总体特征是：在政治上同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求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在思想上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基础；它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强权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争取人民的权利、幸福和自由。
只要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何以会孕育、发生，并可以领略伴随着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真谛。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灾难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包括英、法、德、日、俄、美、意、西、奥、比、荷在内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侵略过中国。尤其是英、法、德、日、俄等国家，它们在中国土地上任意掠夺、无所不取；恣意破坏，无所不毁。从地下的矿物资源到圆明园中的国宝，从青铜剑到敦煌壁画，从猿人遗骨到《永乐大典》，均被掳掠，无一幸免。
帝国主义列强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朝当权者一次又一次地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仅从几次大的对外赔款数额来看，南京条约为2100万两（银元），北京条约为1670万两，天津条约为67万两，伊犁条约为900万卢布，折合白银3000万两，马关条约2亿3000万两，辛丑条约为4亿5000万两，本息折合9.8亿两，拉萨条约50万英镑，烟台条约20万两。总计折合19亿5300万两银元，相当于清廷1901年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清廷开始借外债，以后便不断地向外借债。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性赔款的偿付，使中国的经济崩溃、财源枯竭，负债累累。清廷在借外债的同时，在国内增收赔款加税，人民的赋税本来就重，各种加税更使贫困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外来侵略掠夺不断、内政腐败的处境中，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蒙受耻辱，受尽苦难。人民走投无路，只得起而自救，于是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等。但这些农民起义运动都被清王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人民仍在非人的境遇中苟延残喘。
1911年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结束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也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治，使得民主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然而，百年积弱积贫基础上成立的中华民国，其历届政府也是靠借外债度日。北洋军阀政府是这样，后来的民国政府也是这样。由于各地方军阀割据称雄，中央政府财政十分紧张。南京民国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甚至连外交官的薪水也无保障。民国中央政府为维持运转，更是巧立名目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由于中央政府没有确立自身的权威，各地军阀割剧，使战祸不断；而贪官污吏敲骨吸髓，致使哀鸿满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社会衰败到了极点，当时媒体舆论称中国社会之为“人间地狱”。1930年代的报纸披露了中国当时农村的难以置信的社会状况：“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铤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鸣遍于林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不宁惟是，人肉已成为人类的常用品，其有不得，虽亲属骨肉，且将不免。”“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孕育、形成并发起的。这场革命在于号召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自身奋起，把自己从水深火热的境况中拯救出来。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将几万万经磨历劫的中国人救于水火，并逐步过上了新的生活。显然，在一个社会贫困、国事糜烂、政局动荡、已形成革命形势且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时代，毛泽东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一种顺天乐民、抗暴救世的大革命，是在当时政治合作与协商失效又无其他道路可走时的唯一选择，它显示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宗旨，是要让绝大多数劳苦大众得到解放和新生。
二、革命的人道主义以暴力争取民主和人身、财产等权利并尊崇人的价值，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伴随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诞生的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体现为合理利用暴力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人身、财产等权利，重视人民的利益，提倡人民的真正平等、亲爱互助，尊崇人的价值和尊严，其内容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革命的人道主义为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行道、主张用革命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敌人，但并不滥用革命暴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直接职责是铲除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吃人的人。为了社会的正义，这些革命家在对付人民的敌人时毫不手软。毛泽东强调：“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在他看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故毛泽东“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认为像古希腊寓言中“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就要得到恶报。毛泽东在军事上反对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然而他在政治上又善于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斗争。他从不主张杀戮无辜，在革命战争时期亦严格禁止伤及无辜。“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可见，毛泽东这种为人民大众伸张正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其实现赖以革命暴力，但又不滥用这种暴力。
（二）革命的人道主义主张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和人身、财产等权利，重视人民的利益。
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论及“关于人民权利”时就阐明：“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保护广大人民的人权、财权及其他民主权利，在新民主义革命期间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得到实现。
革命的人道主义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当然，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是与对民族利益，对国家、集体利益的重视相联系的，国家、集体利益的满足最终表现为个人利益的满足，这就产生了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因此，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有一个特点，即表现为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会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也不会只顾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因为从长远看来，只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成功才能更好地满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视，使得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只为谋取局部利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区别开来了。
（三）革命的人道主义提倡、鼓励人民群众像兄弟般的紧密团结、真正平等、亲爱互助。
1941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致词中这样说：“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了。我庆祝大会成功，讲平等，讲亲爱团结。”毛泽东讲的平等、亲爱、互助精神从他平等对待普通战士中得到典型体现。1944年，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身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以沉痛心情参加了这位并未干出惊天动地事业的战士的追悼会，并亲致悼词赞扬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这一倡导的实行，使革命队伍具有了空前的凝聚力。
（四）革命的人道主义珍视人、尊崇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
毛泽东肯定人具有最高的存在价值，肯定人具有它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个可宝贵的。”这种对人的珍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表现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权利等努力保护；对革命队伍内那些富有才干、富有革命精神的人才加以器重；对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更是敬重；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与人为善”的积极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正因为人是最宝贵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主张救死扶伤，在革命战争年代简陋的条件下尽一切可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救治伤员和病员；正因为人是最宝贵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包容着更广泛的同情：善待那些曾经的敌人，善待战俘。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强调：“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革命性的分子，应彻底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放下纲领》亦明确规定：“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历史表明，革命军队基本上严格执行了这一政策，充分显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辉。
三、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对中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和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又直接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而俄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有些类似，法国大革命又在一定程度上受1776年美国革命的影响。所有这些革命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都有某些类似之处，且前者对后者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影响。
美国《独立宣言》旗帜鲜明地阐明了人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又在一定程度上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宣言提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制订了体现人道主义的宪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根本法）》。宪法总纲宣称：“以现今过渡时期为基础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本任务，为确立强大的全俄苏维埃政权形式的城乡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以便完全镇压资产阶级，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而奠立没有阶级划分、没有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尽管这一宪法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但它同时体现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的思想。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捍卫人权，以法律的形式彰显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的人道主义除了继承辛亥革命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外，也直接继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并间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及美国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带有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色彩，又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密切关联。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例如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阅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作了这样的批语：“个人有无上之价值”， “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二者之间亦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提倡人的解放、都主张实现人的平等、自由等等。但是，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所推行的是革命集体的人道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品位完全不同。
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是在完全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矛头直指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与这种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国内专制政权，这就形成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又由于这种革命思想是在马列主义影响、指导下形成的，它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展开而获得日益丰富的内容。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一同产生的革命人道主义，自然而然地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交织生长，并为这一革命服务。这种人道主义一开始就不是少数人或某个阶级当中流行的一种思潮，而立即发展为农工大众手中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它起到了唤醒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使人民同心同德地去打倒自己共同敌人的直接作用。这种人道主义不只是求得人类个体的个性解放，而首先旨在中华民族所有遭受压迫的各阶级在政治上的整体解放。
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产生于拥有几千年历史和文明的中国大地，其思想内核中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源。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美德，特别是孔孟仁学中的人道主义因素，使得他的人道主义具有中国特色。毛泽东从小就熟读儒家的五经四书，并生活于以孔孟思想为正宗的中国农村环境。虽然自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对孔孟之道多有批判，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从未弃之不顾，这些思想精华对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思维中，“人”为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列子·天瑞》）“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苟子·王制》）孟子很早就从政治角度明确提出过民贵君轻的思想。尽管中国专制社会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严重地压抑了人性，但与西方中世纪那样的禁欲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兴起的人道主义，从“人”出发，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要求从神权和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则主要倡导人们之间的相互亲近、友爱、合作和帮助，例如儒家以“孝悌”为本，主张“仁者爱人”、“和为贵”等等。这既是为了维护专制秩序，同时也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巩固民族、宗族团结，增进人们的亲善，而不是提倡个人的独立。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人民内部的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和爱护、相互尊重和平等。这种人道主义旨在调整革命队伍内部各种人际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承续关系。
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20世纪上叶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截然不同。这种相似首先表现在主张使用暴力推翻非人道的政权。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主张“伐无道、诛暴秦”，马克思主义则主张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其次表现在重视普通人民的利益，向往“大同”社会。《共产党宣言》既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主张建立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中国传统也存在舍身爱天下、弃私为万世的传统美德。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有这样一段话：“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脱不足以全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更是于家私不顾，极大地关注着全中国人民的命运。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重要思想来源，使得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无产阶级性和人民大众性。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24年的战争（包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抗日战争）后最终取得成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人权的条文充分光扬了人道主义精神。纲领首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纲领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等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保障人权的这些条文，在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参照1918年苏俄宪法及其他宪法文件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更全面的阐明。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它更多地体现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在文字上则散见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和题词，以及各种讲话或日常谈话中。正因为他从理论角度研究、阐发人道主义不充分，没有表现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使它存在着某种不足。例如，毛泽东对人性的理解就不是很全面，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具体的人性”只理解为“阶级性”，这也许是导致毛泽东建国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上失误的缘由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人的尊严完全被忽略，连人的生命也得不到尊重。“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人们眼中的人仅是阶级的人和阶级力量，似乎不再是具有血肉生命、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人。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对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应该深入研究其本质、努力发掘其精华，使它能在社会主义时代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