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摘要】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过《孟子》引论《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为：引《诗》凡35条，引《书》凡19条，沦《诗》《书》凡5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 7%。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孟子》；引；论；《诗》；《书》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1) 04 - 0100 -10
一、与陈澧《东塾读书记》商榷
诗书文化在《孟子》中主要指《诗》《书》文化，《诗》《书》文化在孟子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卷3《孟子》有言：
《史记·孟子列传》云：“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邻卿《孟子题辞》云：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澧案：孟子引《诗》者三十，论《诗》者四，引《书》者十八，论《书》者一，又有似引《书》而不言《书》日者。所谓尤长于《诗》《书》者，于此可以窥见矣。其引《蒸民》之诗，以证性善，性理之学也。引“雨我公田”，以证周用助法，考据之学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此由读经而推求性理，尤理学之圭臬也。盖性理之学，政治之学，皆出于《诗》《书》，是乃孟子之学也。
《孟子》引、论《诗》《书》的具体情形何如？陈澧以内文夹注做了详细说明。为便于阅读，特将它们单列出来，如表l所示：
何谓引《诗》《书》？何谓论《诗》《书》？引、论的区别何在？笔者以为，陈澧的做法有商榷的余地。
第一，《诗》《书》之引的标准不统一。
例如，“出于幽谷”。《小雅·鹿鸣之什·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孟子云：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5·4)它没有冠以“《诗》云”，陈澧视为孟子引《诗》。又如，“有攸不惟臣”。孟子日：“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6·5)它出自《周书·武成》，赵岐(约108-201)注云：“从‘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纣时也。皆《尚书》逸篇之文。”③陈澧则不视为孟子引《书》，而视为“似引《书》而不言《书》日者”，实为误判。以上两例，前者视为孟子之引，后者反之，可见陈澧界定《诗》《书》之引，没有用同样的标准。
另外，“汤始征，自葛载”(6·5) -句，杨伯峻(1909-1992)标点本为：“‘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为后我？”’《孟子正义》标点本为：“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为后我’？”《梁惠王下》亦有孟子日：“《书》日：‘汤一征，自葛始。”’(2.11)《商书·仲虺之诰》作：“初征自葛。”陈澧视“汤始征”为孟子引《书》，实则当为“似引《书》而不言《书》日者”。此例亦见陈澧所谓《诗》《书》之引的标准并不严谨。
又，孟子日：“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日：‘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日，‘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2·4)陈澧以“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内，故作为“引《诗》者三十”的补充说明。从“似引《书》而不言《书》日者”的体例看，陈澧亦当别为“似引《诗》而不言《诗》日者”，“畜君何尤”、“出于幽谷”可归入此类。
第二，引、论的标准不一致。
陈澧以“普天之下”(9·4)为孟子论《诗》，却以“周馀黎民”(9·4)为孟子引《诗》。两者实则既不是单纯地引《诗》，也不是单纯地论《诗》，而是引、论兼具。
第三，过分强调引、论的区别。
《小弁》《凯风》(12·3)及《武成》(14·3)专论《诗》《书》，但“普天之下”(9·4)则引、论兼具，“不素餐兮”( 13·32)仅为引。陈澧见论则不说引，不考虑引、论兼具，因而难以统计孟子引、论《诗》《书》的准确次数。
第四，有遗漏者，亦有误判者。
孟子引《书》日：“洚水警余。”(6·9)《虞书·大禹谟》作：“降水儆予。”赵岐注云：“《尚书》逸篇也。”此条为陈澧所遗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8-21)、“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0·8)两条，更为陈澧所遗漏。前面说过的“有攸不惟臣”(6·5)，则为误判。
第五，只统计孟子之引，而不是统计《孟子》之引。
齐宣王引“他人有心”(1·7)，王良引“不失其驰”(6.1)，万章引“娶妻如之何”(9·2)，均未被陈澧统计进“引《诗》者三十”，而是仅仅作为“论《诗》者四”的补充说明。陈澧不从《孟子》其书而只从孟子其人来统计，这一做法不能展示《孟子》引论《诗》《书》的全貌。所以，陈澧文中的“孟子引《诗》者三十”，不能标点为“《孟子》引《诗》者三十”。
受札记文体所限，《东塾读书记》述孟子引论《诗》《书》，难免有所不足。与陈澧同时代的黄云鹊（1819-1898）著有《群经引诗大旨》，该书卷6为《孟子引诗》，逐条抄录《孟子》书中的引《诗》文字，并略作义理解读。但是，黄云鹄遗漏了齐宣王引“他人有心”一段(1·7)；而且引、论不分，把论《小弁》《凯风》的一章(12·3)视为引《诗》；亦未统计出《孟子》引《诗》的具体条数或章数。
如何表述《孟子》引论《诗》《书》，才更为恰当呢？笔者以为，需要注意到三个原则：
一是全书原则。
统计《孟子》全书而不是孟子一人的引论，并注明为何人所引。
二是实名原则。
统计对象为冠以书名、编名或篇名的引用情形；个别情况如“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 14．19)、孟子继公孙丑后再引“不素餐兮” (13·32)，亦作为统计对象。似引《诗》《书》而不言《诗》《书》日者，如“出于幽谷”(5·4)、“汤始征，自葛载”(6·5)，则不予统计。
三是分别原则。
引乃具体引用，故以条计；论乃抽象论述，故以章计；如引、论兼具，亦分别统计。
以下我们从引《诗》、引《书》、论《诗》《书》三个方面，绘制出《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并对《孟子》之《诗》《书》与今本之《诗》《书》的文献来源及其文字差异做出相关
二、《孟子》引《诗》凡35条
《孟子》引《诗》35条，分布于22章之中。孟子共引32条（有1条为孟子引王良日），不是陈澧说的孟子“引《诗》者三十”；另外3条，齐宣王、万章、咸丘蒙各引l条。《孟子》引《诗》，大多称“《诗》云”，共27条；偶尔称“《诗》日”，共4条；称《鲁颂》《云汉》各1条；还有2条，既未称“《诗》云”、“《诗》日”，也未称编名或篇名，亦即表2第33、35条。另外，第11、21条引《诗》，以及第32、33条引《诗》，完全相同。各编之中，被引最多的是《大雅》，共20条；另《小雅》《国风》各6条，《颂》3条。《大雅》之中，《文王之什》被引最多，共11条；《文王之什》之中，《文王》一诗被引最多，共4条。《孟子》引《诗》基本上同于今本《诗经》，仅10条稍有个别文字上的差异。
三、《孟子》引《书》凡19条
《孟子》书中，似引《书》而不言《书》日者较多。陈澧的两个举例，“有攸不惟臣”(6·5)乃误判，“放勋日‘劳之来之”’(5·4)①有可能属实。刘起舒(1917-)认为它“当是《尧典》逸文”，且为“汉今文二十八篇之见于先秦引用者”②。今本《尚书》则无明文。另，公孙丑曾引伊尹日：“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13·31)《孟子正义》引江声（1721-1799）《尚书集注音疏》：“自是《尚书》文，而不称《书》日。”③其中，“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见今本《尚书·太甲上》，作“予弗狎弗不顺，营于桐宫”，余者均不同④。墨者夷之有言“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5·5)，“若保赤子”即出自今本《尚书·康诰》⑤。以上情形我们暂不考虑，甚至也不涉及今古文《尚书》之争⑥，而是主要考察《孟子》冠以《书》或篇名来引用的情形。
《孟子》引《书》，不是陈澧所说的“引《书》者十八”，而是共引19条，分布于12章之中，引者均为孟子。又多称“《书》日”，共10条；也直接称篇名，其中，《太甲》《太誓》各2条，《汤誓》《尧典》《伊训》《康诰》各1条；还有l条，既未称“《书》日”，也未称篇名，亦即表3第9条，它说明。与第8条连在一起，无文字间隔。另外，第5、13条引《书》，完全相同。《孟子》所引之《书》后来均被采入今本《尚书》，但二者大都不同，仅有2条完全相同；赵岐径称《孟子》引《书》出自《尚书》逸篇的，多达11条。
四、《孟子》论《诗》《书》凡5章
陈澧以“不素餐兮”(13·32)及“他人有心”(1·7)、“不失其驰”(6·1)为论《诗》或其补充说明，笔者均视为《孟子》引《诗》，而不视为《孟子》论《诗》。从文献学角度看《孟子》抽象论述《诗》《书》的篇章，其情形较为简单，亦即3章论《诗》，l章论《书》，1章既论《诗》、又论《书》，凡5章。如表4所示：
五、孟子“尤长于《诗》《书》”的意义综上所述，《孟子》有22章引《诗》凡35条，有12章引《书》凡19条，其中5章同引《诗》 《书》(1·2、2·3、3-4、6-9、9·4)，亦即有29章引《诗》《书》。另外，论《诗》《书》的5 章之中，排除包含引《诗》《书》的l章，尚有4章；其中，《万章上》第4章(9·4)既引《诗》 《书》、又论《诗》，《万章下》第8章(10·8)既论《诗》、又论《书》。《孟子》总计有33章引、 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7%。由此可证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说孟子“序 《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
历史上的疑孟派也从不否认这个事实。北宋写过《疑孟》的司马光( 1019-1086)说过：“荀子 好《礼》，扬子好《易》，孟子好《诗》《书》。”近代以尊苟抑孟著称的章太炎( 1869-1936)认 为：“孟子讲《诗》《书》，的确好极，他的小学也很精，他所说‘庠者养也；洚水者洪水也；畜君者 好君也’等等，真可冠绝当代！”
明代经学家郝敬（1558一1639）甚至夸张地发挥了赵岐说的“孟子通《五经》”之说：
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义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继善成性也，知性、 知天即《易》穷理尽性至于命也。兵贵人和得诸师；养大体得诸颐；圣人于天道得诸乾；收放心、养 夜气得诸复；寡欲得诸无妄；与王罐、稷下诸人处，包荒不失其正，得诸否；学孔子圣之时，得诸先 后天。他可类推，则是知《易》诚未有如孟子者矣。其于《书》也，日尽信《书》不如无《书》。其 后张霸之《武成》、孔安国之古文，皆以鱼目乱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称尧 舜，言征伐必称汤武。则知《书》诚未有如孟子者矣。《诗》三百，古《序》其来已旧。后儒以辞害 志，如成邱蒙⑥、高叟之辈，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学《诗》心法， 孔子与赐、商言《诗》，意正同。然则知《诗》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说《春秋》，谓仲尼奖五霸， 率诸侯，事盟主，此无稽之言。诸传皆纷纷语梦，而独孟子谓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与《祷杌》 同。然则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礼，巡狩、述职、班爵禄、井田、学校皆治天下大 经大法，其说明征典要，可信可传。其言日非礼之礼大人弗为，其论礼惟恭敬辞让入孝出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云云）。故达礼乐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经》，不可 以无《孟子》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韩诗外传十卷》： “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 《诗》，其说至确。”《孟子》不专门研究《诗》《书》，它既引《诗》《书》以证事，又引事以明 《诗》《书》，两者兼容并包。对于孟子引论《诗》《书》，陈澧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前引《东 塾读书记》卷3《孟子》就精辟地指出：“盖性理之学，政治之学，皆出于《诗》《书》，是乃孟子之 学也。”这对我们进一步研讨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极富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菖蒲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