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锡同
【摘要】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大陆易学研究的历程，总结了易学研究在不同阶段因应不同的时代问题与新材料而取得的新进展，指出了这种成果背后的历史动因，同时对其不足进行了探讨，最后对易学研究进行了展望。进入新世纪，易学研究开始切入时代主题，在研究方向上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新气象。如何弥补易学研究的不足，正是学术界在新世纪对易学研究的期待。
【关键词】易学研究；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4 -0115 -07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年变迁，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学术研究日渐深化，易学研究也在此背景下不断展开。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易学研究的视角相对狭窄，略显沉寂；文革期间，易学研究陷于停滞状态。80年代，大陆易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景象，开始跳出对易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更加关注经、传中的哲学思想，在义理与象数视角下研究传统易学的新成果不断涌现。90年代，更是生机蓬勃，面对新材料与新时代开始新探究，拓宽了易学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并开始呼应时代主题。进入21世纪，易学研究切入时代主题，研究方向上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同时，又面临一些不足。更好地弥补这些不足，正是新世纪对易学研究寄予的期待。
一、建国之初到1960年代的易学研究
相比于建国之前一段时期的繁盛程度，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大陆易学研究处于相对沉寂阶段。这一时段，重点集中于关注易学史上几个有限问题的探讨，也有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易学展开的有限探讨。杨庆中指出：建国之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之确立，部分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60年代初曾一度形成解放以来第一次研究《周易》的热潮。这次热潮探讨了《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以及研究《周易》应采取的方法四个问题。这一主张合乎当时的历史环境。《周易》在建国之初到文革之前的研究，由于所处时代所限，一直限于对其本身的追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追问式研究的话题并不是新问题，比如《易传》的作者问题，从苏轼起就开始探究，一直延续到现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周易》研究也多限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如对《周易》哲学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内含的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批判大于吸收，既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又不能进入一个全面敞开的研究环境。
总体而言，从建国之初到60年代，易学研究没有建国之前一段时间内的那种深度和广度。例如，关于《易经》成书年代，杨庆中总结为四种说法，即殷末说、殷末周初说、西周中后期说以及战国说。关于《易传》的成书年代，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孔子到底有没有读过《易传》，由于《易传》诸篇的复杂性，这一问题的探讨最终演变为《易传》是否儒家作品问题。这一时期，多数学者认为《易传》是儒家的作品，但对于《易传》诸篇成书的年代却各有主张，对《周易》经传性质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认为《易经》本是卜筮之书，但又含有哲学思想，部分学者也认为《易经》是一部史书；而对《易传》的理解比较一致，即认为其为最早解释《易经》之作，含有丰富的哲理思想。对《周易》经、传哲学思想的探讨，则体现为当时的时代特色，即经和传的哲学思想是唯心还是唯物、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在探讨《周易》的研究方法问题上，因为经与传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能不能援《传》于《经》成为焦点，而主张经传分开研究者占多数。
这一时期的《周易》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是如何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周易》哲学的指导作用。因此，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无论相较于建国之前一段时间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都稍显沉寂，尤其是对易学内在思想的研究尚缺乏深度。此后一段时间，大陆进入文革阶段，易学研究更加沉寂。直到80年代，易学研究才迎来了新的热潮。二、1980年代到2000年的易学研究热潮
这一时期的易学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基本上延续1950年代以来的路向，即对《周易》自身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又是对前一时期的发展，即坚持对经传中哲学思想的探究，坚持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传统易学。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初到2000年，研究更加繁荣，各个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
学者开始探讨《周易》内在的思想问题。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研究持续热化，对《周易》研究也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学界意识到此前对《周易》的研究相对不足，进而开始对《周易》的经学思想进行深入探究。
1986年，刘大钧先生推出新作《周易概论》，书中探讨了历代《周易》研究概况、前人研究《周易》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见解。作者主张易学研究须义理兼顾象数，应超越传统象数、义理二分法对待传统易学的观点，这对象数易学的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此前学术界对象数易学的偏见起到了纠偏作用，是建国后第一部正面肯定象数易学研究方法的著作二同时，刘先生对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易学有独到的研究，并且坚持对《周易》古经的文字考辨探讨与分析，发现并纠正了此前学者的一些错误。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大陆易学研究的兴起与其后续发展，刘先生与其所主持的易学研究中心、《周易研究》起到了倡导、带动与推助作用。
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还有：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对《周易》经传展开探究；金景芳及其《周易全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看待《周易》”；黄寿祺及其《周易译注》，坚持象数义理不二，对周易的制作、性质、研究方法、解经体例等问题做了剖析，着力探讨《周易》经传的本义；张善文的《象数与义理》，对易学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展开梳理，如汉唐易学与宋明易学、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关系问题；朱伯昆的《易学哲学史》，从哲学高度探讨历代易学哲学问题。以上这些成果，是对1950年代以来易学基本问题探讨的继承与发展，对此后的大陆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西方科学家对《周易》在内的神秘主义过度宣传，西方近代经典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这一阶段，一些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传统哲学，《周易》成为这一背景下被关注的焦点。同时，社会上对术数易学关注较大，且夸大《周易》的占卜功能，曾一度形成虚假的《周易》热，这一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但无涉于易学学理研究。
（二）1990年代初到2000年
1．易学史与易著提要方面的研究成果
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朱伯昆的《易学哲学史》与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易学哲学史》是一部基于易学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的力作，尤其第2卷针对宋代易学哲学史的考察，可看作是一部宋代理学史的探究。与朱氏侧重义理易学的考察不同，林氏侧重象数易学的考察，对象数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些艰涩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对《易学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起到了纠偏作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阶段性考察的易学史专著。如，刘玉建的《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以《周易集解》中的象数易学资料为基础，整理并分析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内容及变迁；杨庆中的《20世纪中国易学史》，是第一部系统整理中国20世纪易学发展历史的专著，对20世纪大陆与台湾地区易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探究中国20世纪易学发展史及其动因的力作；潘雨亭的《易学史发微》包含了其从1980年代以来对易学的研究成果，诸如对数字卦、经学易、科学易、帛书易以及经传结构问题等的深入考察。以上成果开启了学界对于易学哲学史的深入探究，进入20世纪，学界对断代易学史或易学思想家个案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入。
易学著作提要类成果也大量出现。早在上世纪40年代，黄寿祺撰成《易学群书平议》，力图弥补《四库全书总目》中易类提要的不足。此前，尚秉和已有《易说评议》，依《四库全书总目》体例，专论历代易学专著。张善文作《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单列历代易学大家生平，且增加了当代易学学者及其易著。郑万耕的《易学名著博览》也对历代易学著作展开题解。潘雨廷的《读易提要》积多年功力写成，对历代易著的述评更为详尽。另，林忠军主编的《历代易学名著研究》吸收了《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中关于12本易学文献研究的成果，增加了郑玄、朱震、杨简、王夫之、张惠言等内容，力图展示不同易学诠释的内容和特点。这些易著提要成果，为今人研究先贤易学思想提供了简捷门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易学思想的传播。
2．易学研究回应时代精神的新尝试
传统易学、哲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即在吸纳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问题、契合时代主题，为易学发展注入新生机。这一时期，易学研究试图在回归经典的基础上面向生活、诠释传统，并尝试回应时代发展面临的问题。余敦康的《内圣外王的贯通》与张立文的《和合学概论》较有代表性。前者藉由对北宋易学的阐释而对大易之道展开现代诠释，怀着传统儒者的使命感，试图为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下的延续找到理性的根基。这种易学阐释，实则在经学易的基础上，开掘与阐发《周易》当下的人文价值。后者借助传统易学的思维框架，将阴阳、生生、太和等观念与当下的存在（个体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发生关涉，进而以阴阳和合融突为模式来概括当下及未来文化发展的路向，力图从哲学高度上回应中国文化在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实则是传统易学回应当代人文发展的尝试。
一批学者开始对传统易学资源展开当代性的哲理解读。王新春的《周易虞氏学》，立足于两汉易学、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以哲学的视野，对虞翻易学作了系统梳理、诠释和剖析。作者以深宏的哲学视野对传统易学展开观照，为当代易学哲学提供了研究范例。
尽管学界对以上探索有不同主张，但这些成果为传统易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方向：以传统易学为资源，呼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之问题，建构一种当下的新易学、新哲学。它表明，回归传统的同时，不断吸纳时代气息，是传统易学生命力不断焕发的根基。
3．数字卦、帛书易学的研究与发展
数字卦与帛书易学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又一个动向。随着新历史文献与资料的出土、公布，学术界对《周易》经传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确切地说，这一领域的易学研究是1980年代开始的，其研究热潮一直延续到2000年，进入21世纪仍旧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1980年代初，数字卦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开始结合考古资料对其进行探究。所谓数字卦，即最早见于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与钟鼎彝器上且类似于数字的“奇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被学者发现并关注。李学勤1956年就推断这些“奇字”可能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各地出土材料日渐增多，许多数字组合的符号归集拢来，张政娘首先研究出这些数字组合是《周易》数字卦。此后，学术界围绕数字卦展开热烈讨论，指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颠覆了《周易》起源的历史成说，如由先数字而后成卦证明“文王发明重卦”之说并不可信。学界逐渐认识到： “阴阳爻画源于数字，应是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一历史真实的认识，则是易学研究史的一个重大转折。阴阳爻画的形成，为易经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一看法在学术界也有异议。
数字卦的研究成果，是现代易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它拓宽了易学的视野，尤其对数字卦展开的讨论，对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卦爻符号的形成、重卦说、筮法等问题的探究以及从发生学上探讨《周易》经传的产生都极具启发意义。
对帛书易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文物》1984年第3期发表《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一文，并附有张政悢的《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的《帛书周易》两文。学术界围绕卦序、帛本今本《周易》关系、帛书卦爻辞考辨等展开讨论，专家之多，成果之富，诚为罕见。廖名春的《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陈来的《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张岱年的《初观帛书（系辞）》、余敦康的《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底蕴》等文，均为代表性成果。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现在。帛书易弥补了易学资料之不足，并对易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邓球柏的《帛书周易校释》、张立文的《帛书周易注译》两书，是国内出现较早的注释成果；廖明春的《帛书（易传）初探》一书，收集了作者从1992年到1995年间的研究成果。相比于20世纪结合新出土易学文献所推出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待系统深入。
4．科学易的展开
科学易在80年代兴起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从事这一方向研究者，多有理工科学术背景。他们把易学视为中国科技发展的分支，一方面把传统易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考察，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易学与古代自然科技史的研究，梳理中国固有的自然科学方法论，试图为传统易学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找到结合点，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传统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学提供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对历史上的数学、天文历法以及道教丹道修炼学等均有深远影响。因此，探究传统易学与科技的关系意义重大，传统易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如阴阳互根、对待转化等等哲理与象数思维模式。
科学易的出现与发展，为易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但也出现了将易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牵强比附的现象，甚至用复杂的现代数学或物理公式论证一般易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刘大钧指出：“象数易学与现代科学挂钩则尚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90年代末期，科学易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缓慢的迹象。
5．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
第一，易学独具特色的象数模式与思维，使学者尝试从逻辑视角切入对传统易学尤其是传统象数易学的研究，如冯契、朱伯昆、周山、李濂为传统易学与逻辑研究打开了新领域。第二，从生态学、生命哲学视域展开对易学的研究，开启了从生命哲学视域探讨传统易学的研究方向。第三，已有学者尝试从学理上对术数易学进行阐释，但如何系统地把淹没在文献中的易学精髓挖掘出来，尚有待展开。总体来看，从90年代到目前为止，后两个方面虽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但未成规模，亦有待深入。 三、新世纪之初的易学研究与展望 进入21世纪，传统易学延续了90年代以来的强劲势头，更加与传统文化交互渗透，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并被赋予更为殷切的期待。
（一）新世纪之初易学研究的新气象
易学研究进一步撇掉了此前那种过于比附的研究倾向，转而在各专业领域展开积极有益的探讨：传统易学中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受到关注，帛书易学研究更加深入，道教易学研究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易学与中医的关系受到关注，图书易学不断推出新研究成果，对易学史上的个案研究越来越多，等等。这些新动向体现了研究者更宽阔的研究视域、更多样的研究方向、更专业的研究方法、更深入的专题取材，昭示了易学研究的繁荣气象。
从哲学视角展开传统易学研究是第一个新气象。研究成果以专业论文为最，如王新春的《虞翻易学旁通说的哲理内蕴》《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林忠军的《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李尚信的《孟喜卦气卦序反应的思想初论》、向世陵的《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高瑞泉的《义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施炎平的《易学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析康有为对（周易）理念的诠释和阐发》、郑万耕的《易学中的元亨利贞说》、杨庆中的《（周易）阴阳学说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张其成的《象数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影响》、张善文的《先后天学说与儒道思想》等。它们涉及对传统易学哲学的提炼与建构问题，部分成果亦涉及易学与传统哲学的内在关涉以及传统易学的现代性转化等问题。
自觉从诠释学视角来探讨易学问题是第二个新气象。林忠军著有《从诠释学审视中国古代易学》《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论（易传）的解释学：交感与会通——兼论（易传）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之异同》《（易传）符号解释视域下的儒道互补会通》等专论，还有刘玉建的《孔颖达易学诠释学原则及其意义》、施炎平的《（周易）和儒家人文哲学——从差异比较的视角作重新诠释的尝试》、郭继民的《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易经）的解读》、刘玉平的《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赵中国的《程颐易学诠释方法研究》等专论。以上成果或借镜西方诠释学来观照传统易学，或立足传统经学审视传统易学，或在中西汇通的观念下以传统与现代性的视角转换来探讨传统易学。学界更加系统地从诠释学人手来探讨易学问题，为易学发展注入新活力。
结合新文献展开易学研究是第三个新气象。帛书易最为典型，它承接90年代，新成果不断涌现。刘大钧立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解决了早期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围绕卦气说，通过详辨历史文献，运用殷墟甲骨文献资料，揭示了象数义理合一的理论模式；同时，运用帛书《易传》资料，提出汉初易学的“今义”与“古义”说，揭开了《汉书·儒林传》之《周易》“古义”的神秘面纱。刘先生对帛书《周易》的源流、帛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有力推动了海内外简帛易学研究的发展。结合新出土资料研究传统易学，还有许多学者推出了大批成果。李学勤、裘锡圭等学者站在考古学立场对出土竹、帛易学展开研究，取得突出成绩，易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系统化。尽管有李学勤的《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廖明春的《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张朋的《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数字卦的解读以及（易）卦起源》等成果出现，数字卦研究近年来的成果则相对偏少，关注不高
道教易学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是第四个新气象。易学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受到不断关注，如詹石窗的《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即是探究易学与道教文化关系的新成果；还有周立升的《两汉易学与道家思想》、萧汉明与郭东升的《（周易参同契）研究》、章伟文的《宋元道教易学初探》等。中医养生学与易学的关系也得到了关注和探讨，如张其成的《易学与中医》。图书易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②，如李申的《易图考》、张其成的《易图探秘》、郭或的《易图讲座》、李尚信与施维整理的《易经图释精典》等，标志着易学研究更加专题化和深入化。
易学史个案研究逐渐增多是第五个新气象，陆续推出的《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对历史上各时代有影响的易学著作进行整理与探究；还有一系列易学专题研究的新作，如刘大钧的《今、帛、竹书（周易）综考》、林忠军的《周易郑氏学阐微》、陈居渊的《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王新春的《周易虞氏学》等。这些成果标志着大陆易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
（二）对新世纪易学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易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也面临着不足：第一，《周易》哲学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对易学开启的传统哲学形上之原及其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关注不足；第二，传统易学研究与当代哲学研究有欠融合，当前的新儒学研究对传统易学关注相对不足；第三，对易学经、传的诠释有待更大的突破与创新；第四，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缺乏一种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对传统易学与西方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前三个问题属于传统易学研究，第四个问题属于跨文化研究与比较哲学领域。如何弥补以上不足，进而取得更新研究成果，是我们对易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展望与期待。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当前的《周易》哲学研究不足，但近年来易学史个案及易学哲学问题的探讨日渐深入，进而站在传统哲学的高度对易学作出系统的哲学建构是可能的，尤其是易学在传统哲学形上之域的建构与转化，也是时代文化与思想发展的必然。关于第二个问题，传统易学研究与当代哲学研究尚未融合，涉及了如何对待传统易学的问题。在儒家看来，《周易》为群经之首，历代不乏通过阐释易学来构建新儒学的思想家。如，熊十力深究佛儒，以儒为归，在大易之道的基础上摄佛归儒，进而对新儒学的本体论、体用论以及心性理论展开了新的建构与诠释。此种哲学气度，开一时代哲学之风气。同样借助易学诠释、建构新儒学的还有马一浮、牟宗三等。反观当下，新儒学研究在呼应时代主题的同时，却较少有研究者向传统易学寻找思想资源。促使易学研究与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发展进一步融合，以发展儒学为大易哲学注入活力，以易学诠释来构建当代新儒家哲学，并为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资源，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对传统易学的新期待、新展望。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延续。如何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面向时代主题，是新时期易学发展的重要向度。至于第四个问题，随着中西文化哲学交流的加剧，传统易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及其与西方文化与哲学中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差别，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结合当下易学研究的新动向，这方面的新成果更值得期待。第三、四个问题都涉及了当前对《周易》经、传的诠释理路之创新问题，也是传统经学易的诠释与发展方向，即如何立足中国传统经学的注经经验，结合西方诠释学理论对《周易》经传作出深入全面的诠释，进而建构起新时代的易学诠释学。当然，这一研究并不意味着用西方学术范式来框架传统易学而展开“格义”研究，而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为传统易学的现代化转换提供参考与尝试。杨庆中提出了如何立足传统经学，展开易学现代化转向这一核心问题；潘德荣提出“经典诠释学”，主张兼取西方本体论诠释学与中国传统解经传统中的经验，借鉴西方方法论诠释学，进而超越西方现有的本体论诠释学与方法论诠释学之二元对立的理论格局，对文化传承中的经典（而不仅仅限于文本）进行此在意义上的全面诠释。传统易学经传诠释理路的创新与突破，可以借鉴“经典诠释学”这一主张，打破现有注经模式的缠绕，将传统易学的注经经验与西方诠释学理论相结合，在诠释学高度上理性、系统地诠释传统易学。这样，既可以回避传统经传注释与阐发过程中出现的过于强调个体臆解而不见大易之道的偏失，又可避免易理诠释因过于强调形上一面，而在具体诠释方法与理路上走不出旧有的注经模式，进而影响大易之道在时代精神观照下的新诠释。这也是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对易学研究的新期待。
建国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既体现出易学研究的多重面向与可能，又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回归传统、呼应时代越来越成为一大时代特色。当下社会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化，学术研究环境更加宽松自由，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新世纪的易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和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尤其是随着易学研究与时代精神的不断呼应与交融，会涌现出更多代表时代精神与传统意识的易学研究新成果。这是对新世纪易学研究与发展的新期待、新展望，也是本文对建国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的初衷。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