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宪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一基督教宗教用自己丰盈的精神乳汁滋养起来的一个强大的思想对立物，两者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叙事结构：第一，对世界作一种包罗万有的统一的描述；第二，有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类堕落与拯救的“故事”；第三，有一个着眼于未来的“终末论”形态和弥塞亚信念；第四，强调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用“颠倒”的方式，表达了基督宗教的精神价值。因此，只有理解基督宗教，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和终极诉求；反过来，只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理解基督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基于对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热切追求的真诚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可以通过相互追问，各自从对方身上发见自己要表达的那种终极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叙事结构；终末论；马克思主义；基督宗教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1-0031-07
一、引 言
著名的欧洲思想史家希尔（Friedrick Heer）认为，自19世纪直至20世纪的“二次大战”，欧洲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带有一种反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情绪；同时，在那些反基督教的思想家中，又几乎都为基督教的发展提出新的建议。因此，希尔指出，从马克思的著述中，既可以提炼出一种新基督教，也可以构筑起反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顺着希尔的分析逻辑，我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欧洲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它是犹太一基督教宗教用自己丰盈的精神乳汁，滋养起来的一个强大的思想对立物。
质言之，作为犹太一基督教的思想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是从犹太一基督宗教思想传统土壤里长出的一个果实。没有《圣经》的先知主义和弥塞亚主义，人们很难设想马克思那种对新社会、新人的向往和热情。马克思主义中当今仍然深深吸引人的奥秘，在于某种贯穿马克思毕生事业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一定是他年少时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悄悄地孕育出来，以至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发挥影响的《圣经》弥塞亚思想，特别是其先知书部分和关于一个革命性全新未来的设想。无疑，《圣经》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对任何当下的人都至关重要。但是，这一终末论思想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却完全不’为人所知。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用自己革命性的批判，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古典的启蒙。我宁愿这样说，马克思思想是在犹太一基督宗教之树上结出的早熟之果。这个果子如此之早熟，以至于掉落在大地的时候，又很快变成养料反过来滋养自己由此生出的那棵大树。
事实上，只有理解基督宗教，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实质和终极诉求；反过来，只有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才能真正理解犹太一基督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简言之，基于对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热切追求的真诚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都可以各自从对方身上，发见自己要表达的那种终极的精神价值。
二、共同的叙事结构
这种精神价值，基督宗教说的是上帝的福音，马克思主义说的是人的解放。表面上看，基督教采用的是“从上而下”的神启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下而上”的革命话语表达。实质上，两者都潜藏着一个共同的叙事结构，表现为：第一，对世界作一种包罗万有的统一的描述；第二，有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类堕落与拯救的“故事”；第三，有一个着眼于未来的“终末论”形态和弥塞亚信念；第四，强调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认为这个世界——无论其存在如何多样复杂——始终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它自身的物质性，而基督宗教则把世界“统一”的权能交给上帝掌管——世界是上帝按自己的意愿从无中创造出来的。这里，对于我来说，有意义的并非双方哲学论证基础的“唯物” “唯心”、“有神”“无神”之分，而是“统一性”之同。关于物质世界的这个“统一性”意识，有．个很重要的文化功能，它可以使人类“从外”抽身回来，转向审视自己生存的“内在的统一性”。于是，生命的存在和活动之所以有意义，皆因它来源于那个“统一”，最后亦将复归于“统一”。马克思主义和基督宗教都相信，基于世界的“统一性”，我们才能解释存在的多样方式和相互关联，建立起历史起点和终点的逻辑联系。于是，生命的存在和活动才有“统一的”意义，并非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永远重复一件不可能完成——亦即没有意义——的工作。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宗教，都同意人类的历史充满罪性的丑恶．但最终都可以获得拯救。基督宗教的《圣经》用不无带有神话色彩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人类如何堕落又如何得救的故事。马克思主义则用现代的科学语言，完成了这个故事的现代叙述。一般而言，对于人类生存中的种种不幸、悖谬、痛苦、死亡、永生，只有依赖宗教（当然还有神话！）才获得一种说法。按照《旧约圣经》“创世记”所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不听神的忠告，偷吃了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果，所以才使人有了原罪。恰好是“原罪说”，促成马克思主义者从人类生存的根基处探讨社会的罪恶和不幸。读者可能还记得马克思早年写过一本很精彩的书，叫《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这本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版，成了后来马克思研究学者划分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成熟期思想的一个标志。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首先用生产劳动来解读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接着指出，正是劳动的异化导致工人阶级遭受奴役的不幸，表现在四个方面：1）劳动产品的异化。2）劳动本身的异化。3）劳动者人性的异化。从而造成4）类的异化，也就是人人相互“疏离”。马克思说的“异化”，其实就是《圣经》所说人的“原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圣经》叙事把赦免罪咎的主权交给神未免素朴空洞、不“科学”，他要把神话叙事转化成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设想人可以依靠自己来克服“异化”。
马克思主义说人类通过革命才能完成最终的自我救赎，而基督宗教则把拯救世人的主权交由上帝来掌控——因为有罪的人自身不可能实现自我拯救。不过，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宗教，都把人类的得救想象为历史的终末事件。欧洲近代以来普遍流行的“历史发展进步论”，源自《旧约圣经》犹太先知主义的“基督宗教的救赎史论”。当代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认为，只有基督宗教的救赎历史观，才在它的展开中第一次真正突破希腊人古典的循环观念，同时摄纳了近代的进步观念，给历史以某种普遍的、终极的、超验的意义说明。由此，人们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基督宗教的救赎历史观的世俗“颠倒”。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历史是向着一个终极目标发展的。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贯穿着阶级斗争的，也就是说充满人与自己罪恶的较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就完成了；人类实现了无阶级差别的大同，也就是基督宗教说的“上帝国”的来临。所以，共产主义等于尘世大地上建立的“上帝国”。如果说，《旧约圣经》把以色列人说成是“上帝的选民”；如果说，《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让因领受福音而重生的基督徒成为“上帝的选民”；那么，马克思则把现代无产阶级看作是“共产主义天国”的终末论一弥赛亚主义的选民。由是，马克思又宣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宗教，都把人看作是身体与灵魂（精神）的统一体，因此，都强调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的统一。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他和恩格斯的所有工作并非要构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而只是给战斗的无产阶级提供一种获得自身解放——即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同样，基督宗教并非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它更为关心对罪恶世界的改造。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Bultmann)认为，《圣经》和基督宗教福音(Evangelium)传达给我们的“消息”（Botschaft）并非是理论说教(Ideologie)。他的意思是说，《圣经》福音并不是对世界、上帝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解释，也不是一种哲学。《圣经》福音严格来说是位格性的( personlich)，宛如在神的呼召与人的应答之间进行着一场亲密的对话。由此，人在自己的生活开展出一个叫做“责任”的伦理维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耶稣还是马克思，都是旧世界、旧秩序的决裂者、革命者，新世界、新生活的欢呼者、建立者。有意思的是，耶稣出来传道时，跟随他进行“革命实践”的是那些如今说的“社会弱势群体”，有渔夫和下层小官吏。马克思更是把“无产阶级”视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心脏”，说这个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恩格斯曾把现代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比之原始基督徒反抗罗马贵族统治的历史运动，指出两者同样是“被压迫者运动”这一历史事实。这些具有不同特点却有共同诉求的“被压迫者运动”，在我对恩格斯论述的理解看来，背后隐藏着的正是那个受压迫者得胜的“救赎戏剧”叙事——“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当然，恩格斯同时没有忘记指出，同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原始基督徒采用的是走向天国的灵性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寻求的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者，说他们不懂感性的人的活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不仅“直接地”肯定了现代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意义，也“间接地”肯定了原始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意义。对我有所启发的是，对社会具有改造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表现形式相当丰富多彩，既有来自暴力的革命，也有承载终末论一弥赛亚主义精神价值的基督教福音传播。
三、作为批判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福音启示的基督宗教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精神生活最大的贡献，在于她的彻底批判性。作为一种批判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表述，肯定有别于那种仅限于事实描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也不同于那种只关心词句意义澄清的分析哲学，更不是那种囿于“纯粹意识”的现象学。我这里想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源于犹太一基督教的思想养料，又以它的批判“反哺”了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思想，先要弄清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颠倒”：一个是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确切说，是对黑格尔“颠倒”的“再颠倒”；另一个是对犹太一基督宗教诉诸彼岸超越的“终末论”(eschatology)的“颠倒”。前一个“颠倒”带出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后一个“颠倒”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和论证。
马克思对人类精神生活——宗教是它的根本表现和最后诉求——批判性阐述的最大贡献就体现在他的两个“颠倒”上，第一个“颠倒”大致表述如下：“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第二个“颠倒”的表述则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即使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两个“颠倒”也不失有趣和思想的启迪。
首先，马克思用第一个“颠倒”的方式，告诉我们要无比珍视人精神生活的“自足性”、“自主性”和“彻底性”。正因为精神生活的有意义的延续，本身是通过精神对自身的批判而实现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难理解，人类的宗教生活有错误甚至虚假的一面，不管一个宗教信仰者如何声称自己信仰的坚定纯正。不是说信仰上帝，对上帝本质的奥秘便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言说；反过来，不是说基于无神论的社会发展阐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半点乌托邦的宗教色彩。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者来说，都要在精神生活中警觉不要被自己或时代制造的意识幻影所蒙蔽。
其次，马克思用第二个“颠倒”的方式，指出人类生存最后的末世期盼一人实现自己作为“类”的本质的社会在此岸，不是在彼岸。具体来说，马克思用无产阶级，替换《旧约圣经》“上帝的选民”，还有《新约圣经》“罗马书”里保罗说的那些凭信心得救的基督徒。同时，马克思用“共产主义社会”，置换犹太一基督宗教的“天国”。马克思对此仍然是用充满基督宗教色彩的语言来表达：“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德国无产阶级的“复活日”，便是他们的“天国”——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就我写这篇论文的考虑而言，我只需如上所述，提醒人们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一基督宗教之间，有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类堕落与拯救的“故事”，有一个着眼于未来的“终末论”形态和弥塞亚信念，足矣。我以为，就基于“创世一救赎神话”的故事叙述来说，马克思用“颠倒”的方式，重新叙说了犹太一基督宗教的“救赎戏剧”，重构一种无神宗教的意义世界。
也就是说，我的“文化诠释学”告诉我，当马克思宣布共产主义将要到来时，他潜意识深处，一定记得年少时阅读过的《圣经》，尤其是“先知书”和“福音书”。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异邦人”来说，当耶稣对自己的门徒宣布“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时，我能够想到的，只能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热情憧憬——“天国”与共产主义具有同等的对未来期盼的精神价值。这个源自犹太一基督宗教的福音，不正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苦苦沉思而无法获得的最大智慧吗？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上帝的国是耶稣向门徒传达的福音主题。这个用不同方式加以表达的概念，是历代犹太人精神盼望的中心。古代中东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耶稣时代，上帝的国是以色列入未来祈盼的时间概念。希伯来圣经以此表达神对以色列民族的许诺，而且将以戏剧化方式得到实现——弥赛亚的到来将是上帝的国到来的预兆。所以，耶稣教导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所讲的其他许多故事，同样强调准备好改变生活（悔改）的重要性，以便成为上帝国的子民。
耶稣把“进入上帝的国”比作“进入永生”。那些“承受上帝的国”的人也“承受永生”，通向上帝的国的大门就是“通向永生的道路”。这里，耶稣似乎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国作为“上帝的方式”，一方面，它是上帝对于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的带领；另一方面，它是上帝要向这个世界显示的他自己的权能。保罗把上帝的国的到来，与世界末日所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显然，保罗相信，耶稣基督代表上帝对人类历史的介入，将要改写历史的进程，这将是上帝的国的降临的一部分。因此，上帝的国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之所以深远，因为它解决的不仅是物质的问题，而且还有灵性的问题，让那些愿意过灵性生活的人，产生一种对真正的自由和公正的全新的理解，以及上帝在他们的生命中同在的一种更新的经历。
就此而言，基督徒必定是向着“上帝的国”超升的具有丰满灵性生命的人。换言之，基督徒需要用“上帝的国”作为绝对尺度，才能度衡认清“尘世之国”的种种不足、缺陷、丑陋和罪恶的顽疾。进一步说，“上帝的国”不是单纯个人的灵性追求，而是在基督徒团契中实现的灵性生命展开。这个国度不仅意味着与上帝的一种崭新的关系，也在一个爱和互相服侍的新社会团体中，将他们互相联结在一起。
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这样一种基督福音的意蕴。马克思用“颠倒”的方式，向我揭明他要掌握基督上帝所有奥秘的精神冲动，尤其让我感觉到他要与旧世界彻底决裂、过一种全新的灵性生活的大无畏决心。我注意到，蒂利希(Paul llullich)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的一位伟大的基督宗教神学家。也有其他学者把马克思看成是真正的基督徒，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与犹太一基督宗教弥赛亚主义的关联。可以说，马克思的著作尽管对基督宗教（实际上是对当时的保守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批判，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些著作视为《圣经》“救赎戏剧”的现代叙事。对于我来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旧约圣经》“弥赛亚主义”的延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期许，是《新约圣经》“上帝的国”的世俗表达。希腊罗马人的精神生活喜欢理性的沉思，东方的宗教执着对神秘宇宙的参悟，只有犹太一基督宗教才如此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类对未来期盼的这种灵性价值。
现在有趣的事情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基督徒，都承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人的这种追求更高的“绝对命令”。不过，人的这种“非人”处境，马克思说的是人的“异化”，基督宗教说的是人的“原罪”。马克思探讨异化的原因，思考的是物质生产的社会过程。而基督徒对人类“原罪”的认识，将在灵性方面追到更深、更本真的生存状态——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由此，我们才可以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读出人性深处挣扎的痛苦与无助，读出对历史命运悲喜交错的无奈，读出对未来不无乌托邦色彩的期盼。质言之， “非人”状态既发生在以追逐赢利为最大目标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日益频繁地让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所耳濡目染。“非人”状态从心理学来说，伴随着复杂的心理过程。它的表达既在穷人与富人、权势者与弱势者之间，也见之于穷人与穷人、富人与富人、权势者与权势者之间。“非人”状态的医治，有时候要诉诸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有时候又似乎需要“精神治疗”的介入，更多时需要社会爱心的关怀，终极而言则需要人对未来的盼望。一句话，我们之中谁都无法逃避“非人”的处境。由是，我们需要认真细心倾听上帝的启示话语，严肃考虑人类的“终末论”——人通过基督而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
《圣经》这个“终末论”福音，无疑激发了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Emst Bloch）的想象和希望。他说“……我们在人文主义中发现的‘希望’可以通过唯一的形式——《圣经》的形式——进入我们的世界。”对布洛赫来说，关于上帝未来新时代的终末论期盼和教诲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主旨。他相信，耶稣传道的一生，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世人宣布上帝的国近了。布洛赫认为，在耶稣的叙事里，终末论的阐发远在道德说教之上。由此，我们懂得有一种不同于希腊德性伦理的基督宗教福音伦理学。《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耶稣用了几个比喻向我们展示“天国”，就是最好的终末论的说明。有了这种终末论做基础，我们理解“登山宝训”的道德训诫就顺理成章了。
布洛赫热爱并沉思《圣经》，其著作中充满了《圣经》传统中先知、天启事件、耶稣对上帝国将临许诺等等有关终末论的论题。作为一个态度严肃而思想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敏锐地捕捉到《圣经》对丰富、发展并升华马克思的人文主义的巨大作用。没错，他批评马克思把经济而不是人的意识，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决定因素，因此没有充分估量人类灵性参与历史创造的积极作用。他回应马克思说：“人并非单靠面包而活。外部事物无论如何扩展它们自己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需要引起我们对它们的关注，也仅仅是显示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
《圣经》启示了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他又用自己的“希望哲学”反哺了20世纪基督宗教的“希望神学”——后者对前者进行了批判的超越。因此，莫尔特曼与布洛赫的对话，给我们中国大陆学界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树立了一个榜样，揭明了未来对话的走向。因为，我在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对《圣经》的尊重；而又在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中，读出基督宗教“终末论”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对未来期盼的信念逻辑。
奠尔特曼在《盼望神学》导论“对盼望的默想”中说： “基督教就其根本而言正是终末论，是盼望、向前眺望和向前运动，因此是当下的觉醒与转化。……毋宁说，基督教的一切宣讲、每个基督徒的实存和整个教会的特征都是以终末论为定向的。因此，基督教神学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将来的问题。”在与布洛赫就人的生存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之后，莫尔特曼这样总结基督宗教对未来期盼的信念逻辑：
“基督教的盼望不是一种信仰的乌托邦，以致我们可以在一种盼望的现象学框架中使它相对化，成为‘也算是一种可能性的’、预设的世界过程。它以它的过程开启了这世界，以它的祈愿和它本身的真理过程开启了人类。因此，它不与因盼望所产生的绝望结盟，反而本身经常刺激并产生预期性的思维、爱的幻想，世界如何变得更好，人与人之间如何变得更公义，因为它深信，最好的东西以及上帝的公义即将到来。因此，它也经常刺激并产生一种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批判性思维，因为它从危机那里得知，既存的事物没有一样能够长存。所以，基督教的应许确据产生出对于自我封闭的世界的反抗和改造。因此，关于人和事物的盼望思维就这样产生了，爱的幻想就这样进入开放和可能之境。在那个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句式中以乌托邦的方式建构的历史终结，将会被基督教终末论所超越，它的暂时性和相对性将被揭露。”
四、结语：相互追问
不可否认，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先后的（再）引入，造就了一个与大一统儒家帝国完全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大陆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的表述是“中华民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政党还是教会，都共同生活在一个正在转型的现代化社会中，都有对未来的期盼。因为有共同的期盼，所以需要基于相互尊重、相互追问(mutual questioning)的真诚对话。我愿意这个对话能够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只“报春的布谷鸟”——教会与政党之间的对话，将宣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的出现；而思想界、学界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教神学家之间的对话，将表明一种具有深刻超越性的精神生活会引领社会对未来的追求，并转化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用以对抗日益功利化、商品化、平庸化的社会思潮。
没错，马克思是个无神论者，他对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从“近处”细瞧，这不过是从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对传统基督宗教神学进行一次彻底总“清算”的思想结晶；从“远处”放眼，马克思的所有文字，实在是犹太一基督宗教“救赎戏剧”——《圣经》——的现代脚本。我的意思是说，从犹太一基督宗教母胎孕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自己的思辨概念，表达了宗教用神话象征对世界进行赋义的神圣化活动。换言之，人类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周遭世界进行神圣化的赋义活动，这是文化最基本同时又是最深层的内容——至今亦然。
因此，基于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进行神圣化，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向基督徒提出如下问题：
1．基督上帝如果有拯救人类的良好意愿，也有拯救人类的强大能力，那么，为什么世间的恶事并没有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2．上帝在完成自己创世一拯救的计划的过程中，究竟是要启示他的宇宙大爱，还是宇宙正义？
3．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基督徒理解“背负十字架”的意义与原始基督徒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吗？
4．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与“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教会，如何基于基督徒对生存苦难的神圣体验和认识来期盼未来？
5．基督徒如何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向马克思主义者说明基督宗教终末论与内在世界乌托邦的根本区别？
反过来，基督徒也可以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如下问题：
1．为了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实现，共产主义教育如何吸收人类文明——其中最主要的精神载体就是宗教——的所有精华，从人性始根处开始培养人的共产主义文明意识？
2．马克思主义毫不留情地批判旧世界、旧秩序，为了改造社会必要时还得诉诸（暴力）革命，这个革命的逻辑在今天全球化的社会转型仍然有效吗？
3．马克思主义把人的生存理解为劳动创造，而人的劳动又分为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如何说明两者之间既有相互适应、又有彼此不一致的复杂关系？
4．马克思主义在消除宗教生活中“虚假意识”一面的同时，如何告诉我们具有真正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是什么？
5．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让基督徒相信，人类可以在某个时间点实现自己生存的自在与自由的彻底统一，如果“上帝之国”可以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话？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除了“相互追问”，在今天也共同面临着无比复杂的挑战——例如，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资本全球化的问题、社会文化产业化与个体创造精神萎缩的问题、国际和平秩序的建立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宗教信仰、政治信念、道德意识如何在个体生存基础上重新整合的问题、文化多样性与宗教对话的问题、等等。
可以坦率地说，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永远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异类”，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安于现状，他们的诉求在“终末”。正因为这样，他们要相互祝福、学习、容忍和宽恕。我有理由对他们的对话做出深切的期待——期待他们通过对话，各自说出对方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精神价值；共同丰满人的精神生活和提升人性——不仅仅为了未来，也为了当下。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