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未来:科学、传统中医和生态 ——[美] Sharon Nickel Snowiss

作者:著曾春莲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美] Sharon Nickel Snowiss/著 曾春莲/译

【摘要】目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解决生态危机有三种方法:(1)尝试逐个解决各种具体危机; (2)从理论上对技术和晚期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3)根本改变理解和看待自然的范式。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等当代科学理论对自然的描绘与中国传统哲学(老子)和中医有着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古老的未来”暗示科学领域的变化,加之这些古老智慧的“复活”,合力可以成为局部实践活动的基础,假以时日能够重塑全球的意识和行为。

【关键词】生态危机;范式变化;传统中医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1-0099 -05

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空气和水污染、全球变暖、滥伐森林、物种消失等等,表明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紧密相连、休戚相关,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说法:“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全球化思维不仅关涉政治行动和政策的问题,还引发了我们理解自然本身的哲学问题。本土化行动也取决于思想和行动或实践的相互关系,需要把人们关于自然的观点和思想现实化。因此,在本论文中我将集中讨论我们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对自然理解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其中的很多变化与中西方古代人对自然的传统理解相一致。其次,我要探讨可能的“变化途径”,列举一些“本土化行动”的例子。

一、大自然的多面性

20世纪末,我们人类开始意识到生态危机。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如干净的空气和水),正变得越来越少。随着问题的与日俱增,社会运动开始出现,抨击人们的挥霍无度,把各种灾难晓示天下,建议政策的改变;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采取措施,共同努力,使某些领域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有关汽车废气、催化转换器、工业污染的各种法律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我们所在的克莱蒙特市,空气质量比我1969年初到这儿时大有改观。记得那是4月末的一天,我来到这个城市面试,人们告诉我,我们置身于美丽的群山脚下,这里有约一万英尺高的鲍尔蒂山峰,人们在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远足。我当时想他们可能有点夸大其词,我看到的只是些低矮的山丘。整个夏天和初秋,根本看不到那些大山。但后来某个10月的清晨,这些群山巨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的惊奇。这说明我们在空气质量、水质量、固体垃圾回收和水土保持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喜的进步。这些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健康和长寿等都非常重要。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这种依靠技术知识的实际应对措施非常重要,可以引起环境的巨大变化。或者,我们至少不会再对自己的行为、工业化以及技术会影响环境和这个星球的问题不思不问或麻木不仁。我们可以尝试去关注“未预期的后果”或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很多环境保护运动的方案都采取这种更加“渐近”的方法。然而,在这期间,很多学者也开始转向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一致的深层意识形态或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雅克·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中认为:现代技术社会有一种自己的内在逻辑,无处不在,具有“同化力”,使人们不能进行双向度的(即批判和辩证的)思考,不能从技术之外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埃吕尔在书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记忆犹新的话:

我们这些智慧人没有一个曾经问过,自己创造奇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完全被忽略。我们的同代人可能回答:为了幸福。然而,现在幸福已不是问题。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经系统疾病专家这样写到:“我们将能够改变人们的情感、欲望和思想,就像我们使用镇静剂一样。”人们可以在毫无现实基础的情况下产生幸福的信念或对幸福的模糊观念。因此,这个黄金时代的人们,即使在极度贫困中,也能够“幸福”。如果通过简单的操纵神经系统,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幸福,为什么还要承诺给我们提供舒适、卫生、知识和营养呢?技术自身的存在,使技术冒险的最后一个理由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在很多方面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在分析研究和解剖大脑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通过使用药物、电极等,让人“认为”自己感觉“幸福”。进步被转到它的反面,即使它对人类理性思维能力不具毁灭性,也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技术已走向极端,背离了自己的原初目的。这些作者拒绝接受自己深刻分析的结果(他们长于批判,却提不出解决办法),他们想从体制内部来改变和颠覆体制。埃吕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高阶段的自由主义,他期待另一种革命,这让读者感到有点恐惧。

其他作者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他们从广阔的视野关注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意象。这些理解和意象弥漫于一个文化现实,并为其提供话语、科学实验和政治现实的框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范式或整体框架,聚合着一个时代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这些框架,通常在几百年后一种现实代替另一种现实时发生剧烈的变化。范式变化最大的一个例子是宇宙论。在西方,古人相信太阳和星星围绕地球旋转。他们有关日食和星星运动的科学和预测与视觉现实一致,统治思想领域长达几个世纪。(托勒密时代有一个希腊人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转,但人们觉得他是疯子。)在文艺复兴早期,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对宇宙运动持非常不同的看法。人们慢慢学会不信任感观而依赖于技术性仪器(望远镜)来“看”并构想行星和星球的运动。人们认识到自己处于太阳系中。物理的世界并没有改变,但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我们几乎置身于一个“新世界”。

请看一看下面这张图。你们看到了什么?老夫人还是年轻女士?仔细看。这两个人你都能看到吗?(年轻女士的下巴是老夫人的鼻子。)什么都没有改变,线条和空间都是相同的。只是你的聚焦点和角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显示了范式变化造成的结果。古代的世界观(老妇人)被现代世界观(年轻女士)取代。自然本身没有变化,只是我们理解和观察自然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新世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是完全可以控制和征服的无生命物质,身心互不关联,身体是可移动零件组成的“机器”。思维变成了笛卡尔式的“分析型”,新的检测方法包括:首先普遍怀疑;然后把每一事物都拆分成最小单位;随后又重组成一个整体,经重组的整体可以被人们理解和控制;多次重复做这些实验可以获取有效知识。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在政治学、笛卡尔在哲学、牛顿在物理学领域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为现实世界奠定了“新基础”。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宇宙,这里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所有的思想都必须尽力“客观”,以便每个人能够从笛卡尔所谓的“阿基米德点” “看到”相同的东西。简而言之,比萨塔的实验表明,在一定高度同时抛落一个苹果和一根羽毛——哪个物体会先落地呢?你会看到苹果先落地,但这是主观的。真理应该是,它们同时着地。羽毛看上去似乎后落地是因为风的阻力,等等。人们可以进行计算,重力对所有物体的作用力相同。问题在于,只有在真空中才能观察到这一现象,而天然真空在外层空间才存在。

对自然理解的这种变化导致了科技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物质条件和人类健康改善的希望和承诺。笛卡尔声明说,他希望这一新的努力不给任何人带来伤害,而是使我们线性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并最终“掌握和控制自然”。上个世纪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这种进步隐藏着各种缺陷,促发了这样那样的紧张关系。在哲学领域,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纷纷批评“确定的”理性秩序。尼采“上帝已死”的著名呐喊标志着现代自然秩序观的终结。随着20世纪的推进,更多的哲学家、社会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挑战现代世界的一些基本信条。很多人在著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现代性其实就等同于征服自然。这成为环境保护者批评的主要目标。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对技术的批评一样,人们虽然探讨了问题的各种假设和基础,却没有改变定义和感知自然的系统理论。

在中国传统中,有关阴阳关系的太极图所隐含的原则之一就是物极必反。这在日与夜的更替以及冬至(极阴)开始向阳运动并最终变成夏至的关系中非常明显。显而易见,在季节更迭、岁月轮转中,虽然我们能发现一些相似性(比如秋季的凉爽、夏季的炎热等),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相同的。没有和前一轮完全一样的日月年岁的更迭。老子的《道德经》这样描述宇宙运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反者道之动。”察看太极图,人们会发现互动、相互转换、无限的不可分割性和物极必反的规律性,导致宇宙和“道”螺旋式地连续运动。技术发展到极端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控制自然的行为发展到极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人不必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无为)。

用库恩的话说,这是又一次范式的转变。当牛顿的物理学和万有引力定理被显示为低引力场的一种特殊情况时,我们对宇宙理解的性质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人们一般把这种变化追溯至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不再存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没有客观的普世宇宙观,阿基米德点根本就不存在。人们需要时间来探讨和把握这个变化的深远意义。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人们看到了其中很多因素以及它们对人类的知识和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同时,有人也开始关注“原始”民族和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现代科学中,J.S.穆勒、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假定文明在不断进步,“原始民族”需要教育和“发展”,这样他们才可以生活在现代科学的世界里。19世纪末人们使用过一个词汇“白人的负担”,这个词后面所隐藏的进步理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文明”向世界扩张提供了合法借口。因此,对我而言,“传统和生态文明”潜在地意味着根本的冲突而非转换性的变化。回归“传统”或对很多传统民族的思想和哲学进行审视时,需要考虑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宇宙看法的根本差异。然而有趣的是,虽然这些古老文化的故事及所用的词汇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人们认为这些共同之处与现代思想不相调和。

传统文化和哲学看待自然的方式与现代早期的牛顿、笛卡尔的世界非常不同。有趣的是,当代科学在最近的发现里所论证的关系,与古代人的理解惊人地相似。“古老的未来”就想表明这样的一种巧合。显然,人们并没有在复原古代文化,完全重新创造一种“古代”的世界观。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复古和继续使用某种非批判性的现代思维一样,都具有奴化性。

反者道之动,但反的决不是原路。螺旋的形象不是一个圆圈,而是“盘旋”的运动。它不断地返回到与前一回合不同的地点(或更高?或更低?或向前?或向后?)。也许,这个概念在孟子关于圣人的言论中表现得更清楚。他注意到每500年左右,就需要一个能够复兴旧教义的圣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承认道的延续性,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纪”,同时也认识到让那些真理和思想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必要性。“复兴”就是使它们在新的时代具有现实生命力。因此,也许当我们“复兴”某些传统观念的时候,它们会具有不同的词汇,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展现,但会与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变化的途径

在科学领域,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发生过深刻的变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绝对时间和空间的固定思维,使我们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相对于观察者所处的时间、地点和具有的速度而言的。人们不再可能站在某个抽象的“阿基米德点”来了解现实。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摧毁了人类可以控制自然的思想。因为观察者(不论是人还是仪器)的闯入和歪曲,使人们不可能知道某一物体的位置和速度。量子力学表明,物体可以在同一时间处在多个位置(波动性),而且观察到的一个量子物体会影响到另一个对应的量子物体,无论它们相距多么遥远。例如,两个相距遥远的电子相互作用,如果一个被观测到反向旋转,则另外一个同时在正向旋转。这里,物体在远距离相互作用,也就是所谓的超长距作用。混沌理论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关系。宏观和微观相互重复。在非线性关系中,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会让其他变量产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蝴蝶效应”,一些蝴蝶在日本扇动双翼可能引起加勒比海的飓风。非线性世界具有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整体先于部分。玻姆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大脑是一个宇宙全息图。人的意愿可以影响实验的结果:心灵可以影响物质。因此,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对自然的理解也非常不同。其中的每一个发现和原理对我们了解世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深远意义。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在《道德经》里,人们可以发现有关自然的类似的深刻洞察。虽然使用的是诗性语言,但能使人们对自然产生类似的理解。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黄帝内经》反复提醒人们要遵循宇宙的自然规律,人道要依从天道。黄帝问岐伯为什么“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他回答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以非常实际的方式,人们被告知,生活要与季节协调,按照自然的周期和节奏安排日常生活起居,饮食得当(吃当地合时令的东西),调理身体里的气,维持生命各个方面的平衡。

从另一层面来说,在理解宏观和微观关系时,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身体的整体性,部分是整体的复制品。这种理念在耳针疗法中表现明显,因为整个身体的信息都编写在耳朵里,在克隆中也极明显。宏观和微观只是相同现实的不同表现而已。

在讨论美德时,人们也被要求法天循道。谦逊、知足和节欲都被奉为个人行为的准则。人们接受这样的教诲:“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人们研究天道,内摄于心,并付诸实践。人们顺从自然,而不是控制自然以达到人类的“机巧”目的。

“不出户,知天下。”一切都在“道”里面。实际上,这种观念与量子力学中的超长距作用原理一致。或者,可以研究一下五行,五行理论对人的“神”(man’s spirit)的五个方面有自己的见解。魂(non-corporal“soul”)藏于肝,据说可以游走于体外。传统医学有“失魂”之说,而西方科学则做过“遥视”的实验。这些现象对于早期现代的人们来说,似乎有点不切实际,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一样。但是,自然现象的另一种不同的现实世界却认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仅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然不断变化的面孔的几个例子。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等科学进步发现了一个与老子、庄子等的描述比较类似的世界。传统中医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开端。据说,带有传奇色彩的黄帝创立了针灸原理。根据道家哲学的原理,传统中国医学(TCM)看待人的方式与对抗性的西医学非常不同。传统中医学认为人的身心互渗,互不分离。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比如,“情”就跟特殊的经络和器官有关。“怒肝”(angr liver)表明愤怒可能会对某一特殊器官产生影响。甚至连思考也是在心(heart/mind)里而不是在单独的大脑里进行。因此我们把人体看成一个关系性的有机整体。疾病是由体内和体外的各种不平衡所致。我们和环境中的气联系在一起。连呼吸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提醒着我们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不是自主的、孤立的和不能穿透的存在。相反,他们彼此之间、与环境之间形成各种网络并相互渗透。如果对于自己和周围活生生、有意识的自然世界没有一种不同的感知,人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一事实。

变化的途径各不相同。从最根本的层次来说,我们对自然本身、宇宙和自然环境的感知发生了转变。我们看到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成了感悟“道”的螺旋式思维。经验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经验性的认识影响到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们走路的脚步从此也开始不同。

在健康领域,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遵循大自然的简单节奏,这与岐伯的建议基本一致。导引、气功和太极拳使人能够移动和平衡体内的各种能量。这些是不太昂贵的、低科技的简单变化,但是对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的一个纵向研究发现,通过改变饮食和锻炼,妇女患心脏病的风险可降低80%。这是一个令人惊羡的数字,而且毫无负作用。单个行为、本土行动都会影响整体。正如混沌理论所昭示的那样,初始条件的一个改变——比喻的说法就是,更多蝴蝶翅膀的扇动——会对整个事件产生巨大的影响。改变自己,世界就会改变。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也将会发生变化。随着对这些有关自然的新理论的理解不断深入,我们的科学、对于环境的了解将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研究自然,新的行事方式就会应运而生。但是,这些变化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产生。人们仍身陷在“旧”习惯和“旧”现实起主导作用的世界。危险的是,观点的重大变化可能成为妥协和同化的牺牲品,新的理论可能被重新打包,“改编”成旧理论。比如,在针灸中,人们经常发现现代针灸已失去了“根”和对传统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技术性”、机械性,最后沦为一种纯技术性的东西,而不具传统针灸所要求的那种整体性洞察。

我在这篇短文中想要表明的是,带着对传统知识和智慧的一丝理解和欣赏,人们对科学知识和自然的理解产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相互作用和影响,可以在局部层面建立行动的基础,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重塑全球的意识和行为。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