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李 形／著 宋 扬／编译
【摘要】本文旨在辩证地评价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福利发展；分析了这两个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对社会福利结果的影响；明确思想意识对社会福利政策结果的影响是重要的。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改革；思想意识；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5 -0047 -08引
言
自1977年以来，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转变，代表了在国家目标、政治议程、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进行了一次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尝试，用不同于既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结构和人民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原来以分配为导向的社会政治体系——即为消费和福利分配权力与物质资料——转向以增长和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政治体系。
本文的目的是为理解这两个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意识的差别及其对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提供一场公平公开的讨论，同时对这两个时期的福利发展做一个辩证的评估。它试图表达我的观点：当福利服务在被作为商品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福利效能下降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以大众为导向的福利服务正在转变成以商业和特权为导向的商品市场，并且扩大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盈利与不盈利企业、新富与贫困的福利规定的不平等。对比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改革和两代领导人采取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和中国人民需求的满足。
毛泽东曾经很精确地指出了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之间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结果之间均存在着关联。同样地，思想意识及其对福利政策的影响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社会福利政策往往是对社会问题和发展的反应，他们通常被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主导。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及其对中国发展和福利的影响
毛泽东的政治世界观
进行个体思想意识或世界观研究对了解一个人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格立场只能源自历史事件和社会危机的相互作用。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有必要把他的思想作为了解他行为和意图，更重要的是作为了解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Schram (1969: 15)抓住了这一点：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中国20世纪初的情境以及当时国外思潮如何与毛泽东的人格倾向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我们还必须考虑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治机构，如何利用他的思想作为指导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
关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三个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自由／权利、平等和公正社会。在毛泽东的观念里，自由／权利的概念有两层涵义：“身体自由”和“道德自由”，后者更为重要。身体自由的内涵可以分为两类：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消极自由／权利指不受强制，尤其针对外部干扰或外国统治而言：消极自由／权利的本质是“摆脱”。积极自由／权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决定、选择做或不做、行为或不行为的能力( Soo，1982)。因此，毛泽东积极与消极自由／权利的概念与中国人民“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抵抗帝国主义的意志，以致中国人民能“自由的”实践民族自决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毛泽东设想的公正社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应理解为仅包含平等主义的狭义上的平等。相反，毛泽东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严和价值而言是平等的，应当被平等对待( Soo，1982)。这个人的价值观应该从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解：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平等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这也是毛泽东大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这些权利。经济平等的观念意味着消灭剥削制度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和工业国有化，生产资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制和财富平等分配是经济平等的主要特点。社会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是对中国按财富、权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会地位、威望和尊重的传统习俗的重大改革。称呼用语由“同志”取代了“先生”是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典型表现。提倡妇女权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识分子下乡、干部下干校政策旨在培养平等的大众观念和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他的经济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满足以及财富的分配必须是相对公平的。为了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在大众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权制要素。在国家指导和领导下有计划的发展全国经济。此外，必须保护人民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并须为这种参与不断创造条件。
毛泽东经过其革命生涯逐渐形成了经济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辩证道德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新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对影响人民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确信，中国人民能够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牺牲、努力工作而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当对人民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组织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具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和品质特点。他“不断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的观察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作为一个单独事物分析，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重要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Eckstein，1977: 33中引用）。毛泽东把人的资源看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
作为生产者，人的动力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动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献、热爱、决心、信心、节俭、勤奋和简单的来源。意识和动力相辅相成，通过人的劳动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
(1975：292 - 293)根据这个观点，改造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须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意志。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世界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和追求个体利润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刺激经济发展。毛泽东表面上将经济发展问题政治化的事实，并不是因为他打算挑战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是因为他试图利用政治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并使推动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泽东看来，“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应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专家’所独享，而应大大鼓励普通工人和农民进行试验和积极参与。” ( Wertheim，1974: 345)
为了充分利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生产力因素，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观，把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经被狭隘化为忠于家庭、村落、宗族的“整体”概念，扩大为阶级、民族甚至更大的觉悟。目标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公（集体、公众、广义）为导向而非以私（自私、个人、狭义）为导向的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接受这样的世界观，需要一场毫不妥协的伦理和道德革命。他经常提到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提倡集体主义，它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公有制，而且在行为意义中指热爱和无私。公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基于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而非基于私，如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导向的动机。因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消除旧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动机，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动机。这是试图以道德冲动（公）代替自我本位动机（私）以刺激生产和发展增长。当时试图缩小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就是这种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业，工资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减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仅参照个人对生产的物质贡献，还参照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程度。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福利发展是受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进程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的( Leung，1994)。它以传统实践和社会主义观念相融合为特点，即，1949年之后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结合了家族主义、仁爱、孝顺、等级和官僚管理的中国文化根源与社会主义强调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传统上，家庭、家族和血缘关系作为对个人在困境和伤残时期援助的福利来源起作用。国家的作用是为这种以家庭中心的福利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同其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农业国一样，启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对革命前社会遗留的贫困、性病、营养不良、卖淫、犯罪、失业、吸毒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在现代工业就业的只有一百万人——不到整个城市就业的5%(Howe，1971)。失业人数极其巨大-470万，大约占当时就业人口的60%。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冲突、废除剥削制度）的建立，以及一个全国范围的国家资助的福利计划的建立，可以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结构相对复杂。欧洲和北美主要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突、生产资料和国家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协商，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主要是对“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意义深远的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做准备”的反映( Selden&You，1997: 1657)。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含义宽泛，涵盖了所有的结构安排：充分就业、收入均衡、控制定价、社会保障、岗位津贴、医疗服务、住房和所有补贴，旨在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合适的福利和保障，满足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幸福需求。令许多研究中国社会福利的学者吃惊的也许是，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社会福利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福利标准还比较低，但是却享有了最广泛的福利服务( Selden&You，1997：1657)：
原先受益人接受了最广泛的、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福利范围，包括了大量的退休抚恤金、免费医疗保健、资助病残。这项计划的前提是全体城市工人和其他国有部门工人的终生就业。一些学者，例如Leung和Nann (1995: 61)甚至进一步表明“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与西方先进的福利国家相比，提供了一个最广泛、慷慨的福利范围。”
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劳动保险条例仍然在1951年颁布。条例表明了政府在国家建设和经济恢复过程中想要赢得城市工人阶级支持的决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保障计划代表了对社会福利的前所未有的法令承诺和干预” ( Leung，1994: 343)。
与一些西方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在相对较高水平上管理福利不同，中国的福利是以分散的形式、基本上是以基层单位为基础的。①每个个体单位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我管理和自筹资金的“小型福利国家”。尤其在国有企业( SOEs)福利计划更为广泛，包括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各种津贴（住房、食品、运输、独生子女、探亲等）、疾病、生育、工伤、残疾、死亡和退休。在残疾、死亡或退休的情况下，职工家属中的一人，妻子或者达到工作年龄的长子、长女，可以在同一家或另一家企业就业作为“补偿”。这些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的福利待遇的确很慷慨。如Selden和You指出(1997：1657-1658)，“全体城市工人，尤其是国有职工享有的全部待遇，特别是退休金计划，对于像中国这样贫困的国家来说，从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全面的且花费巨大的。”
除了此项金融福利，还有其他经济和非经济的福利服务存在：医疗保育、幼儿园、学校教育、诊所、医院、图书馆、电影院、食堂等。在一些情况下，福利还延伸到了帮助调解家庭纠纷、促进计划生育与和谐的服务领域。这些福利服务的开支必须涵盖到每个国有企业，他们并不对生产利润或损失负责，而由国家为其赤字买单；这意味着国家间接支付他们的福利成本。这些高成本的福利计划只能在“高就业、高福利、低工资”的政府政策下才能维持。办法是利用对职工一视同仁的福利待遇补充工人的低工资。国家为补偿企业的损失提供补贴，或者提高公社农产品的价格。为了维持稳定的生活标准，国家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补贴。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福利待遇主要集中在城市。换句话说，福利商品仅是对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或国有职工的补偿（城市户口制度是城市的人口登记制度，以区别城市登记居民与农村登记居民）。这意味着终生就业、免费医疗和退休金政策不包括占总人口80 010的农村人口在内。
改革前的福利政策始终由城市工人享有或许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尽管在战争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依靠农民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世界观，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以及城市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中起领导作用的立场的。第二，尽管毛泽东自己赞成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平衡发展，①但国家发展初期的重点是放在工业上。这也是由于冷战和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的残酷现实决定的。因此，中国发展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最初目标不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抵制西方封锁，通过农民／工人革命战胜国际资本主义的目标被建设一个现代军事／工业强国的目标所取代。
农村人口的福利结构是以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的框架为基础的，只为那些缺乏自理能力或家庭帮助的人提供粮食、衣物和住房。早在1958年在农村公社和合作社建立的“五保户”②制度的目的就是为那些主要依靠外界资助的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经济援助。
20世纪60和7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它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个有效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民的条件，它包含了许多具有价值和创新性的特征：(1)它着重强调了预防大于治疗的医疗服务；(2)它动员人民实行预防医学健康运动；(3)医疗保健服务甚至进入了偏远山区；(4)它消耗了相对较大比例的国家资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在中国每10万人的西医人数是印度的2.5倍，村级医护人员数量是印度的4.5倍( UNDP，1990)。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约85%的村庄有卫生所（站），每个卫生所有一名或多名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即“赤脚医生”，以确保大多数农村人口接受基本和必要的医疗服务，并帮助和建议他们预防疾病(IDS，1995③)。赤脚医生是初级的，是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框架的基础。最高级别是公社和县城提供的服务，这是初级服务无法提供的：专科医疗、孕产妇和儿童保健、防疫治疗等。根据IDS政策简介(1995)，如此健全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赢得了国际赞赏：
中国制度说明了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可能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在制订初级卫生保健概念时大量借鉴了中国模式，初级卫生保健概念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打下了基础。
关注初级卫生保健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改善了营养水平，减少了许多严重疾病的发生。
另外，根据Titmuss的表述，中国福利结构的双轨制，对于国有部门和城市人口来说，是以制度方法为基础的，例如退休金；在农村地区，是以后续资助为基础的，只有在家庭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分配社会资源（Titmuss，在Selden&You，1997中引述）。不同于许多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福利主要基于法律授权，中国的福利实践需要道义上的责任和集体的赞助人委托人关系，如同Leung所说的，与家族或宗族为每个成员的一切社会和经济需求承担责任的传统模式相似( Leung，1994)。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国家制订了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使医疗保健覆盖到所有地区、保护全体人民不受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和老年赤贫损害的政策。在革命的中国时期，“铁饭碗”制度以及工人阶级享有的其他社会福利权利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也对生产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社会权利代表了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是比西方在法律上正式提出的“民权”更为重要的一种权利。
人类发展指标，例如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经常被认为是表明社会福利发展真实程度的最可靠信息。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 UNDP，1990)，中国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02大幅度下降到1970年的98。按照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World Bank，1981)的陈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均国民收入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类似，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比大部分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好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上升到1979年的64岁，世界银行认为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是相当高的。
然而，国家主导的福利发展不是没有问题：“经济增长减慢，公共预算无法控制，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社会需求无法满足。”( Wong，1994: 308)计划体制也造成了某些需求商品长期匮乏、资源误置和浪费。与许多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中国尤其在城市，高成本的福利进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变化之前就开始了；因此，这个针对小部分劳动者的“发达”体制的各种福利权利，例如退休金，以中国经济的基础和水平来看是很难维持长远的( Selden&You，1997)。在早期的几十年里，城市工人的国家资助福利计划与地方和公社的自力更生福利结构方法，扩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许多工业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村剩余和福利累积的基础之上的。此外，高福利政策也导致了可观的政治控制和人权妥协。
社会主义市场化：提高社会福利？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两种选择之间抉择：一是继续为相对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奋斗；一是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全球化进程。毛泽东之后务实的领导阶层意识到，为了解决经济增长缓慢、行政和经济体制呆板等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为了找到补救措施，他们决定采取市场的方法。
毛泽东之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经济增长，通常以“社会”或“人的”优先权为代价。现代技术协助下的无限经济扩张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政府逐渐发现公共部门和社会义务是自由市场运行的负担。
在邓小平“猫理论”①的口号下，政府迅速改变了之前的政治重心，变为经济实效主义优先。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类型相对于之前二十几年（1957 - 1976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1978年12月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毛泽东之后的领导层开始进行广泛的政策转变和体制改革。
市场改革思想强调个人富裕、个体进步、市场刺激和经济利润，遇到了诸如“社会的”（社会本身的范畴）和个人的幸福和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
“全球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产阶级稳定”理论
首先，改革在理论上由“全球化观点”支撑。全球化观点主张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全球化进程并把经济融人到国际市场中。技术、生产力和贸易逐渐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必不可少因素。按照这个发展思想，全国劳动力被迫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每组成员接受不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根据全球化观点，决策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层次结构中的经济流动性需要更高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中国必须与资本主义市场建立更多联系并通过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增加内部积累，期望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外部联系能够巩固统治阶层并促进内部扩张。他们认为，快速工业化必须通过为全球资本家和跨国公司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及减少福利成本去吸引国外投资：结果，资本和劳动力的权力关系日益失衡。
支持改革的另一重要理论论据是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社会及其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据试图建立一个重新解读的理论框架：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需要至少100年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北京周报》1997年8月25 - 31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明了应采取一个灵活、实用、非意识形态的发展战略，包括使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和物质刺激。
支持经济市场化的邓小平领导层主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从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而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虽然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领域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仍然没能使中国摆脱旧社会的遗骸和束缚。以历史决定论为基础，他们主张“历史决定了，在一般历史观点看来必须在资本主义阶段准备好的许多条件，必须继续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准备。”( Lu，1983：22)
按照邓小平的理解，社会主义“只能实现使国家和人民富裕的基本目标，而不能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目标。”( Ogden，1996：655)社会主义发展的含义被重新定义为强硬的经济主义形式，目标是“实现一个‘务实的’、向当前现实要求调整的改革。” ( Dirlik，1989：32)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曾经有一个头版的评论：“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因此我们选择了活力和效率”。①这个口号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进一步阐释为“旧体制的过时概念”应当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让路。②很明显，按照这个思想，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应当在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之前。
改革派知识分子从一些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发，利用“中产阶级稳定”的理论指出这些国家更为相同，“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剂存在（占总人口的40），而富人和穷人只占总人口非常小的比例”；“当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是中等水平的时候，社会结构是稳定的。”( Li，1997: 48)为了“创造”一个中产阶级，改革计划要求一个具有各种市场诱因的新经济体制的发展，例如给私营企业很大自由的经济特区的建立。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思想意识的转变，反映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巨大不同。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思想、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被强调个人富裕和私人财富的思想所取代，认为毛泽东的福利方法“不能鼓励生产力和刺激工作”；社会福利责任必须是分散的、多元化的、深入社会各个部门的( Leung，1994)。但是，如Davis所述，尽管去集体化和私有化似乎减少了农村和城市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意识形态和行政上的转变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Davis，1989)
转向经济第一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还在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的社会政策观念。之前的平等主义和以需求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被批评为“大锅饭”——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视同仁的保障制度，例如工作、退休金、医疗保健等，被谴责为“铁饭碗”——市场改革的障碍。因此，市场改革随后重组了企业，改变了福利和退休金制度。
为了避免国家成为社会的“依赖”和抑制人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国家不再干预福利。据报道，国家仅为医院医疗总开支的14%提供资金，其余资金只能源自于对病人的收费（《明报》1992年1月22日）。这意味着职工不得不自己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从1978年到1991年，职工医疗开支从32亿元上升到190亿元。
除了医疗改革，国家还出台了一些与个人福祉直接相关的严苛改革。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例如解雇、招聘、合同就业和破产，旨在减少公众“负担”、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工作刺激。截止到1992年，合同工的数量达到了2500万，占职工总数的16 010（《北京周报》1993年3月8-14日：40）。据预测（《明报》1992年6月21日），这个数字到2000年将达到50%，2010年将进一步增长到95%。这些改革行动代表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完全的国家和雇主责任和义务的福利模式转变为与许多西方工业国家相似的模式。
毛泽东之后的福利改革并没有减少在毛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农村和城市的福利不平等。相反，福利改革的结果，在许多方面给农村人口负担自己的福利和保障问题带来了严重压力。社会福利改革实际上增大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社会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差距，以及农村贫、富居民在教育、退休金、生活费和医疗保健上的差距( Davis．1989)。
自从经济市场化废除了公社和生产队合作体制之后，个体户成为了基本经济生产单位。改革极大地削弱了以互相帮助为基础的集体福利和保障的功能，增大了农村的收入不平等( Leung，1990)。现在由家庭对其成员的保护和幸福承担全部责任。
在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之前，80%的生产队（更不用说公社级别）有某种形式的合作医疗保险体系，覆盖了大约农村人口的85%( World Bank，1984)。而在今天，这个体系可能不存在了。各种激进的市场改革的结果是，村或镇医疗机制——农村合作保险体制，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和发展中国家的范例——实际上崩溃了。赤脚医生也在市场改革之后遭受了农村医疗保健开支的大幅度缩减以及县医院与村诊所陷入的财政危机。
1987年一个全国调查表明，在农村67. 5%的老年人由其子女提供经济资助，26%由带薪工作、5 010由其配偶、其余的(1.3%)由家族或者国家／集体提供（《北京周报> 1988年1 1月14 -20日）。农村老年人的未来是相当糟糕的，因为一方面，沿海富裕省份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到城市以便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缩小了家庭规模，同时也减少了老年人可依赖的资源和机会。
因此，在改革时期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经济显著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人民的福利状况却并不乐观。人民不得不从随后大幅上升的工资中为自己的福利服务花费更多。中国目前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即为人民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基础福利服务，例如医疗保健。也就是说，中国将不得不解决一个日趋严重的困境：继续以增长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又不牺牲人民的社会福利待遇。
结 论
如果我们比较毛泽东时代提供社会服务的方法与邓小平社会福利市场化时期之间的不同，我们会看到，在毛泽东时代，长期的政治、经济平等和广泛的福利是以牺牲短期经济效率和生产力为代价的。而在邓小平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和部分人的致富是在扩大不平等、剥夺工人福利权利、产生社会矛盾和降低农村社区福利体制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虽然一个人可以采取辩证方法评价这两个时期的成败，但在我看来，后者将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经过半个世纪的改革和经验，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的福利最好通过一个团结和集体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来实现，能够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保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毛泽东的革命宗旨是超越现有体制以建立一个以觉悟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中国，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福利政策，却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更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国经济和福利结构改革也许是必须的，但是应当强调解决如何在促进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同时限制社会分化趋势和生态破坏的问题。来自中国的经验教训日益明显：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来代替国家尤其在福利服务上所发挥的作用和责任；先前的福利制度受到批评并被废除了，但是必须有新的措施来替代他们，而这些新措施是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