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各种灾难不时发生。如何应对灾难？灾难和应对灾难的社会意义何在？灾难叙事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国家于灾难面前应如何作为？循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国、波兰两位作者就2010年在中、波两国发生的两种不同灾难发表卓见，希望引起读者的更多关注和思考。
在政治灾难视野下的认同与文化斗争
[波兰]塔德斯·布克辛斯基／著佟建军／译+
【摘要】波兰总统专机的事故引发了波兰国内一系列纪念活动，民众否定了之前对已故总统的敌意，这个重新审视的过程，将成为波兰传统认同回归公共领域的开端。波兰历史上经历了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历程，在后一阶段中，波兰在公共领域形成了一个一般性界限。波兰人民在反抗这个强加的界限、找回传统认同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已故总统就是代表。
【关键词】斗争；传统认同；总统；自由主义民主；一般性界限；欧盟；左翼；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4 -0033 -04
波兰总统、他的妻子以及94位国家官员的惨剧非同寻常，尤其在和平年代。同样非同寻常的是波兰社会对惨剧的反响，上百人排队几个小时，只为表达对已故总统的赞美，百万人表达了对总统的友爱与好感。就莱赫·卡钦斯基总统并不受大众媒体欢迎和钟爱而言，这很不寻常。他因其保守的观点、单调的生活方式和身高样貌受到嘲笑，他的哥哥，保守的法律与公正党的领袖，现今在野，遭遇相同。普遍认为是大众媒体形成了舆论以及市民的态度，选举人通过大众媒体了解政治家，而大众媒体经常报道的民意调查中，对兄弟俩的支持率都很低。
对2010年4月10日总统专机的坠毁以及96名代表的丧生的反响看起来既与大众媒体在形成市民的政治观念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说法相悖，也不符合对总统、他的工作及其对国家的洞察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但是，这一不同寻常的社会反响的意义却远为深远，尤其是就政治上而言。无疑，泪水既不是因为绝望也不是出于恐惧，同样也不仅仅是对失事受害者的人道的同情，同情在逝者亲友那里，虽然不甚重要。没人想要表现出右派的政治立场，而这恰恰是已故总统的对手的立场。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年轻一代，甚至是新闻记者和艺术家，而这些人都曾向总统表示过反对甚至是敌意，他们也承认评价错了，或者是不公平的。
我断言，对惨剧的社会反响是波兰传统的民族整体认同转变成为公共领域一部分的开端。这一过程引发整体认同的转换过程，特别是在政治维度。此论点会使很多人震惊——数十位国家代表的逝世对波兰社会想要展现认同和能够展现认同是必需的吗？毕竟，波兰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有二十年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关注和认同的权利，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为了解释这个矛盾，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审查、限制、削弱表达、施压和诬蔑在任何社会政治系统中都存在。在集权主义系统中由国家当局采用残忍的、通常是原始的官方审查制度，或行政限制，或政治诬蔑来对付那些反对政府的人——这些人表达批评或者敌视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态度和观点；在自由主义民主系统中，限制就更微妙、更隐蔽，通常也不具备行政或法律的性质，而与对群体的基本价值、规范以及目标的理解和对政治与政策的解读和执行相适应，由此就造出一个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论的和政治的界限，这个界限限定了在公共领域中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公众行为和舆论态度形成了这个界限，前者利于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批评或轻视，并剥夺作者的资格。这个一般性界限诠释法律，推行理解政治原则的方式——尤其是关于自由，还决定和认定被公共领域接受甚至可以在公共领域存在的界限。并不是每个未被禁止的作家的作品都会被接受或了解。人们遭到诬蔑和歧视甚至可以是因为被法律允许的东西①。
对波兰而言，精英新闻记者协同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共同创造这个一般性界限，促成了自由主义的个人和群体认同的一种特定类型，是对法国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的自由主义文化政治精英的左翼认同的模仿，这种认同在西欧并不普遍，也不占统治地位。另外一方面，在波兰，大众媒体与自由主义政治家一道，试图将其强加给整个社会。它被设定以下功能：(a)使波兰成为欧盟良好成员，并使其合法化，这没有任何问题；(b)使自由主义的文化政治的选择规则合法化；(c)证明大众媒体的权力的正当性（推进“唯一正当的观点”）。这是以一种极端、片面、激进和绝对的方式推进的认同工程，这种认同包括许多原则和价值：利己主义、个人自由（特别在性别领域）、选择传统或宗教的自由、对欧盟的忠诚度、世界主义等，欧盟的规范和标准应该代替波兰传统持有的理想的民族性认同而成为群体认同的核心。自由主义者认为波兰的民族性认同太传统、地域性狭隘，太虔信宗教，太不利于团体，对移民、少数民族和新宗教不够开放，因此想要改变它。大众媒体在过程中起领导作用，它们都主要由境外私有媒体大亨持有，或者至少依赖外国资本，主要的电视节目、日报、周报、网站都认定和夸大波兰历史的负面现象而贬损正面现象，这些“教育的”活动表现了对历史的曲解、掩饰甚至篡改，无论是谁，只要保卫传统的民族性认同，就会被看作是愚昧、无理性的、欧盟的反对者和波兰邻国的敌人。这样的一般性界限得到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公务人员的拥护，其推进过程非常残暴，还时常原始，是场持续了若干年的大规模的攻击，那些对世界持不同看法的人，那些想法和做法不同的人，在波兰国内外都遭到嘲笑，这还遭到西欧部分自由主义左翼的积极回应。《Gazeta Wyborcza日报》主导了这些活动②。
波兰社会对国家领导人去世的反响意味着对这个一般性界限、它的纲领和它强加给整个波兰社会的形式的反对。波兰人民要求民主，希望与欧盟和其他国家合作，热爱自由，宽容他者（种族的、宗教的、性别的少数），遵守他们的律法，热切期望福利、和平与合作；但也同样希望保留传统群体认同的重要要素。他们重视天主教和浪漫主义传统，想要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艺术和群体团结。他们不想被熔进欧洲观念中去，沦为自由主义认同的附庸，缺乏民族特性，并且首先要保存他们的国土——它曾两次失去独立，首先是在1795年到1918年，然后是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独立是可贵的，在国家有明确的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独立，它可以进而表达国家利益（物质的、政治的和象征意义的）和获知如何实现这些利益。
我们在波兰可以见证一场为集体认同而生的斗争，和为自己的文化的斗争，而其中文化是这个认同的一部分，是它的组成要素。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传统的美国认同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民族、种族、文化（主要是语言和宗教）和意识形态①。民族和种族不是传统波兰认同的组成部分。另外，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和历史经验是认同的核心，它们对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特征，是精神文化的要素，具体表现了价值论的、规范的和事实的成分。有些呈现出独特的内容（历史经验）；有些是一般的，但却以独特的形式存在，或以非常剧烈的程度或特殊的实现方式存在（比如浪漫主义运动）。认同也包括意识形态信条，例如价值和政治系统原则，这些又包含波兰人民对文化形成做出贡献的任务，同样还包括上面提到的其他价值的形成，譬如自由、独立、团结和宽容。因为上面提到的对大众媒体的极端批评，传统认同表现为为将政治和公共文化作为集体认同的基本组成而斗争。对官方左翼自由主义认同的反响也由群体情感激发：受侮辱的、被反对的和边缘化的人有兴趣拥有公共生活中的市民文化，因为这样对保护自己的地位提供了更大的机会。政治适度是一种合乎理性和道德的态度的表现，与以理性论辩说服对手相关联，适用于纲领及其功过，而非个人及其私人的、生理的特征、喜好或性偏好。涉及他者的适度态度正是这种市民与政治文化的表现，集体认同包含市民与政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一政治信条，这给国家的民族生活以意义，它成为社会联结的基础，横跨物质利益之上。借此市民相信自主决定，比如对精神存在的创造。传统认同在这里给予，我们受它培养，并于其中成长起来，在它之内我们才存在，这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②。
波兰共和国总统在两个方面成为民族与国家的认同的象征。首先因其支持的政府（产生于直接选举），其次因为他的行动。他不仅谈及爱国，还展开为使波兰国家更强大的行动，使他的同胞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意识到波兰社会的利益，以及代表这个社会的国家的利益；他在欧盟内部采取行动，致力于说服西欧各国代表相信中欧东欧国家的独立性和传统集体认同的重要性。他主张，欧盟内部的一致性不能以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为代价。他的见解适度，但他的言行却经常导致与欧盟的冲突，这点被他在波兰的对手利用，而这些人希望与欧盟紧密联系，即使以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为代价。
总统和随从人员去世后的运动显示出波兰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在近几十年并未改变，仅是从公共生活转移到团体——宗教团体、家庭和朋友邻居组成的团体——和私人生活中。团体生活相对于传统认同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认同就在团体中存在，它在纳粹和共产主义时代得到支持，对集权主义系统采取防御和抵抗的立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造就了“团结工会”运动。运动推翻了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并引发了整个中欧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③。但是“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基于一种双重影响之下：一方面是人民希望在公共和政治领域中实现民族认同和人民利益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西欧利益集团、经济企业、公司、政党的压力，因为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政治和财政上的支持。当他们掌权之后，外部压力比内部压力变得更大，由此产生了上面讨论过的一般性界限，它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维度——与传统认同相敌对，依靠波兰境内外的政治和商业界的主流大众媒体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波兰领导人的逝世被用来促进民族和国家认同进入到公共和政治领域，这件事在将来的几年内就会被铭记，它给政治和公共精英、政治家、新闻记者、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上了一课。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存在于波兰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他们的渴望和期待。被逼迫到边缘和团体中的传统认同好像正变强、成长，获得一种反正统的维度。对行政领域的消极的自我认定的特征主宰着公共空间，现在开始成为权威。一种易爆发的混合体形成了，在危机情况下无法控制，其行为也无法预见。决策者和公共专家受到警告，他们不能再忽视传统认同的力量了，也不能任意羞辱它，特别是当认同的主体重新认识到他们的力量的时候，而在未来，他们可以使用这种力量。
这些事实很可能不会被每个人考虑进去，但却可以察觉到大众媒体和政治的措辞的逐步变化。语言变得更有文化；电视、广播和新闻避免对政敌使用极端言辞；自由主义的决策者在表现对欧盟的好感时也更适度，不再无限制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不仅从物质利益和趋向于理想欧洲人的需要的范畴去理解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从实现有象征意义的利益和自己的认同的可能性的范畴去理解。一场叫做“四·-O”的社会政治运动产生了，它动员波兰社会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要求实现政治生活中的民族利益。
这起重大事故没有导致形成不安思想或消极情绪，或者命运和放弃之类的词汇；正相反——事件正在获得新的意义，以牺牲的范畴来解读。许多社会中都有个广为流传的信仰：伟大成就需要牺牲来铸就①，基督教以创始人的生命强化了这种信仰，有些哲学家（如黑格尔）将其置于自己历史哲学的一部分。人民相信，领导人为保留传统认同而作的斗争不会没有用，它必将结出果实，比如复兴和加强民族认同，并使其公共化。牺牲者的逝世唤起对目标的继续追求。坠机的具体境遇暗示了象征意义的诠释，毕竟他们是在去往纪念1940年在卡廷被斯大林杀害的上千位波兰军官的路上去世的，而且就在大屠杀所在地附近遇难。
复兴和加强传统认同并不意味着失去活力，波兰的认同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认同一样都在变化，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国际交流增长、信息交换增加、人员流动加剧的时代，变化也在加速，但没有转变的范例，不同国家转变的节奏和方式也不同。其中最持久的是那些发生在民众层面的，作为经济、工业和文化过程的结果，在潜意识中无意而缓慢的发生，一般说来不破坏认同的核心，比如构成核心的基本原则、价值、标准和事实。变化在保护区域（在托马斯·库恩的意义上）②内产生，比如构成认同的核心的基本价值、标准和对目标的解读与执行的领域；变化也不均衡，年轻人，接触其他国家的人、在国际机构工作、在大城市生活，就易受变化影响，年长一代的认同则发展缓慢，变化也仅在表面。这种类型的变化在表达自由和认同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③。
在精神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压力之下的快速变化是危险的，尤其是被任意强加的那种，因为那仅仅导致一种为了展示而形成的人为的、暂时的公共认同，它支配大众媒体以及其它公共舞台。人们改变外部行为去适应它，装作依照官方采用的一般性界限来说话做事。但实际E，他们生活在公共领域外的真实生活当中，而且真正的认同并不在日常原则基础上展现，它在团体领域中因神话、情感、激情而成长，产生基于情感、神话、经验的团结，这对外部观察而言不可见，它等待在公共领域中快速爆发的机会。
（责任编辑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