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旺
【摘要】马克思哲学智慧是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颠覆和超越过程中得以突显出来的,而从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把握马克思哲学所开启的新的哲学范式,以此来寻求它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智慧资源和有益启示,这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就此而言可以看到:用理性和价值双重尺度考察并拓展时代生活;要立足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发展创新马克思哲学要始终面向现实实践,这些或许是马克思革命带给当代的重大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当代启示;理性与价值;社会关系合理化;实践向度中图分类号:BO -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3 -0001-08
马克思哲学可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何种智慧资源和有益启示,这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固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探讨,但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且正是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彻底颠覆和超越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哲学智慧,所以从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启的新的哲学思维范式,以此来探讨它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智慧资源和有益启示,这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历史地解读经典作家的思想发生和发展过程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以鲜明的价值判断出场,并逐步达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解放路径的科学探求,其一,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摒弃从预设的价值标准、转而深入到现实实践之中来寻找批判现实社会、分析社会矛盾的支点,从而就不是在概念逻辑的理性演绎中,而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获得揭示社会内在矛盾及其根源的现实前提;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仅仅进行简单的史料堆砌和经验分析,而是基于历史生成的视野,正确破解了“人的本质何谓”这一哲学史上的理论难题,为发现资本主义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其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深刻剖析,在本质层面具体地、历史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发生过程,进而指出,只有通过实现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才能真正实现现实矛盾的自我克服,由此获得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总之,马克思哲学颠覆并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史上从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演绎获取真理,从而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层面的种种精神哲学和理论哲学形态,真正实现了哲学形态(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科学理论。①可见,马克思哲学智慧集中表现在:它真正实现了哲学探求上的理性和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它诉诸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改变世界”、从而为“现实的个人”的能动解放找到了科学的实现途径;它基于现实物质实践基础和历史生成视野从而完成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本质分析。由此可以发现:以理性和价值双重尺度考察并拓展现实实践与时代生活;立足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来处理实际生活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发展创新马克思哲学要始终面向现实实践,这些或许是马克思革命带给当代的重大启示。
启示之一:以理性和价值双重尺度
考察并拓展时代生活
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是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活的灵魂和方法智慧指导并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反思马克思哲学革命,它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就要求我们以理性与价值的双重尺度来考察并推进现实实践和时代生活,这是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基本诉求。理性尺度是指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运用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揭示现实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真正获得人类未来目标实现路径的科学尺度,它同时也为判别历史进步提供客观和确定的依据。在马克思哲学看来,理性尺度首先表现在,立足生产实践对人的发展和人类历史展开的客观意义和现实前提,以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为判断标尺和最终指归,进而探讨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彻底解放这一历史目标。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为世界历史形成及人的本质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着重剖析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获得了解剖“人体”的钥匙,再用这把钥匙去分析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演进形式和发展规律,以此来探寻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现实解放之路。价值尺度是指,在考察和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过程中,要始终诉诸尊重人、关注人、为了人的思想情怀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并始终强调要对人给予现实关切,对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关怀抱有敬畏之感。在马克思哲学看来,价值尺度主要表现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历史事实、历史进程特别是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所作的人文评价和价值评判,它着重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正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现实的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道德谴责和伦理鞭挞,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发展既造成了罪恶的殖民统治,又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进而确立了自身哲学研究的鲜明的价值立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哲学认为,就社会发展总的方向来看,理性与价值两种尺度必然会实现和谐统一,理性尺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尺度,而人的价值尺度又是理性尺度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哲学认为,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的人类历史也即“史前史”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异化疏离,人类这个物种并不曾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既无自主,因此并无历史可言,有的只是物化结构的进程。”②特别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异化状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着重从“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四个方面,对工人的种种异化状况进行了具体剖析,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异化了的社会制度,才导致了人的异化状态和人类主体颠倒为物的现象,导致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的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已经异化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利己的、物化的东西,“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苦难——在当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苦难充满了同情,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阶级对抗和冲突,剥夺者最终要被剥夺。……他和恩格斯渴望人类的解放,渴望那充满类似动物界生存斗争的‘人类史前时期’的结束,渴望人类和谐共处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到来。”④正是葆有这种强烈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哲学始终把无产阶级贫困的深层原因探求、把人的全面自由和彻底解放的实现作为自身理论和实践的坐标,无沦是从事哲学研究、还是花费四十余年光阴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直接参与并领导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其背后都是基于这一价值尺度。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哲学始终强调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建立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向合理、人的本质以及自由个性全面展现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自身始终如一的价值指归。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对实际生活中无产者的恶劣境遇和悲惨现实展开伦理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道德控诉,以燃烧着热情的笔锋抒发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他们的著作还常常充塞洋溢如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所有这些也都是想以此来唤醒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把他们从沉睡中摇醒,激励并武装他们走上自己的现实解放之路。
但是,仅仅诉诸价值尺度,马克思哲学并不能必然地产生极大的理论穿透力和实践效应,也不能把自身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传统西方哲学诸多流派天然地区分开来,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理论,恰恰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以鲜明的价值尺度出场,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仅仅进行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这一层面之上,而是“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不公平的深层次原因,从作为自身哲学建树起点的马克思《博士论文》表达出对主体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向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工人阶级悲惨处境的同情关怀,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们获得了实践基础和历史生成的哲学运思路向,直至思想成熟时期通过《资本论》等著作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马克思恩格斯逐步实现了以理性尺度对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路径的探求。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首先突出强调了“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①,从而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路径的探讨基于整个现实历史的实际进程,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这种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获得了哲学研究的现实实践基础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哲学运用具体的历史性的分析方法,以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生成的视野审视社会发展的规律、分析人类困境的深层根源,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探讨,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人的解放的科学路径。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历史批判理论智慧始终渗透着理性尺度,它在摈弃社会历史规律探求上的纯粹思辨范式和单纯道德谴责的同时,坚守了价值尺度和理性尺度的有机统一,从而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了“惟一比较能够贴切地呈现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理论武器”③,并在人类思想星空中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可见,价值尺度与理性尺度的最终统一是马克思哲学形成史的真实写照和内在品格,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复杂历程表明,着眼于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有机统一的历史分析,既立足于对人类价值理想的终极关切,又正视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并特别强调现代化实践既是理性与价值冲突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又是这种冲突不断消解的过程,从而在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考察中达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把握④,这是马克思哲学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路径的基本原则。而站在当代视野之下,重新反思并审视马克思哲学革命,其更深层理论指归无疑在于昭示我们,离开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分析视野,我们既无法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内在品格,更不可能指导并促使社会发展走向真正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换言之,要求我们必须以理性和价值的双重视角来考察并拓展时代生活,这是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基本诉求。当前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主题,而用马克思哲学智慧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坚守并拓展马克思哲学的价值维度,即要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反思,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在实现社会主体——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上,尤其要着力解决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和全方位变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保障缺失、生态恶化等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其次,更要彰显并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性维度,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深刻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新矛盾,用历史的方法审视现实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在发展过程中推进社会关系的逐步合理化,进而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坚持、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找到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有效路径。就此而言,我们尤要区分清楚马克思哲学与实用理性之间的本质区别,特别要防止实用理性对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因为实用理性强调只要根据社会需要把实践中出现的某些实际问题解决了,就自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创新,这看似合理并很容易迷惑人,但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理性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基本精神。比如其一,它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却忽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极易产生崇尚重物轻人、重生产轻民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惟GDP论;其二,它把单纯的物质指标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忽视了包括精神追求、境界提升以及道德实现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其三,它追求发展目标的短期行为,用眼前利益代替长远利益,容易造成资源、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的能源恶耗式发展模式;其四,它不是通过社会关系合理化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解放问题,而容易从“唯劳动条件改善论”层面出发,仅仅停留在短期性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等技术性问题上,等等,显然,这与通过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最终解决现实社会内在矛盾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忽视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发展而仅仅强调发展生产力并仅仅致力于GDP的增长;或者离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关切和长远目标,不从根本体制和现实社会关系上解决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而单纯致力于暂时的物质发展,这其实并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发展,如果把马克思哲学变成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实用主义,那必然就割裂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启示之二:着眼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致力于人的现实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对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关注贯穿了马克思哲学探求的始终,可见,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和基本品格。追溯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轨迹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虽然在哲学致思路向上通过颠覆传统西方哲学完成其哲学革命,但它却并未抛弃西方人文主义价值传统,马克思哲学之所以真正超越了这些哲学流派,关键在于它以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来获取现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科学路径,进而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①,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人的本质并非指人的自然的肉体的特质,因为自然界只能赋予人以肉体的存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赋予人以不同的地位和价值,后者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造成,“‘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②虽然此时马克思哲学指出了人的本质恰恰在于它的社会性,但仅仅在与自然生物属性相区分的层面来界定人的社会关系,它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再生产机制的分析尚不明确。经过实践生活的历练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尤其是马克思哲学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过程进行剖析过程中,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逐渐明晰,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此时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人,指的是处于现实中的、具体的、从事物质实践活动中的人,特别是在实践活动展开过程中承载了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由于有了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便使得马克思哲学更能从社会关系合理化视角来探讨人的解放的真正实现。这样,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去简单地批判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货币,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抓住了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本质,着重探讨了“具体的生产关系是怎样伴随着物质成果的生产过程而获得生产和再生产的”②,由此揭示出使货币成为资本的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机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探讨,指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③,进而科学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内在根源——剩余价值,以及人类解放的关键——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由此看来,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以人为本,实际上着眼于人的主体地位的彰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它把具体的、现实中的并承载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而非简单抽象的“人民”作为理论对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矛盾之产生根源的把握,才能真正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通过推进社会关系合理化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它摒弃了传统西方哲学以抽象理性或绝对精神界定人的本质而获得发展和解放路径的哲学运思方式,为人的解放找到了真正科学的实现路径。马克思恩格斯用先进理论教育工人阶级,唤醒其革命意识和解放意识,并使其使命薪传,激励他们走上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解放之路,其目的就是要让像在地狱一般的历史黑夜中的工人阶级意识到,社会关系不合理才是他们处于奴役状态的深层根源。也正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缜密的理性分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作支撑,才使马克思哲学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解决了其他哲学流派在人的解放问题上长期陷入的理论困境,从而使其鲜明的政治原则和立场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并得到了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和认同。
实现以人为本是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重大课题,通过上述分析可清楚地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和关键显然就取决于能否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缺少对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本”的全面了解,结果常常把人的发展和自由的实现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又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效益经济或“唯生产力论”,前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效益经济、金钱经济,经济指标和GDP成了衡量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杠杆,公平等问题被逐步推向了边缘,其结果却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的拜金主义、贫富差距、生态恶化等人和社会的片面发展现象;后者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导致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建设的匮乏,甚至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这样显然不可能推进社会关系合理化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更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南辕北辙。在这方面,以秩序和进步为两根主要支柱的所谓的西方理性化社会走过的弯路尤应给我们以警示,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积极地向所谓的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以经济或科技的标准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增长不仅成为经济的鹄的,也变成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共同目标”④,结果却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单面向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带来了西方现代个人深层及普遍的生存焦虑与困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矛教和人的异化问题,其深层原因仍是未能(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关系合理化这一问题而造成的。
由是观之,在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全方位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尤要重视阶级阶层出现的新变化,如果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从社会关系合理与否的角度反观人的生存状况,而仅仅从抽象的共性去界定人,甚至把人和社会的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物质增长,这必将导致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以及许多人应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社会生活中群体间和个人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将得不到彻底解决。如果不深入当前社会生活内部去寻找解决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的方法,而从现实社会生活之外致力于抽象的理论完善,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将变成远离实际的隔靴搔痒,无法完成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使命。所以说,深深植根于现实中国社会变革之中,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维度,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其核心就是致力于真正解决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这一时代课题,这就意味着,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之路,让绝大多数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确保教育公平和就业机会平等,实现医疗住房等保险福利以及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保障等等,其实就并非无关宏旨的边缘话题,却恰恰应成为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某些地方个别领导干部以“发展”为借口,漠视弱者权利、牺牲环境资源、纵容不公正获利,甚至不惜以牺牲一个阶层(往往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这显然已经是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粗暴践踏了。可见,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应时刻关注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规律,尤其要切实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因为效率与公平是政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而在马克思哲学看来,这两者应该始终呈现有机统一的内在关系,效益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没有效益的公平是粗陋的社会主义,而没有公平的效益必然导致社会关系不合理和人的异化,这就要求我们把提高效率同实现社会公平真正结合起来,既要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要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既要注重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又要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并重;既要注重解决社会活力和效率问题,又要注重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差别协调并重,实现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这样才能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重点,进而做到社会关系合理化而实现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以人为本”。
启示之三:面向现实实践
发展创新马克思哲学
超越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把哲学植根于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现实实践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其哲学革命进而建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流,肇始自古希腊哲学传统,古希腊哲学家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并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驾驭自然,使得他们的哲学出发点体现在对本原问题的探寻上,并始终把对本体的追寻作为自己哲学努力的重心,古希腊哲学的演进与深化均表现为一种从经验现实到超验本体的提升历程,形成了本体与生活世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二元两分的张力结构,其中抽象的理念本体逐渐被推崇到至尊地位,相应地人的现实生活实践则被淡化甚至被遗忘了,导致的结果便是,因为未能真正找到抽象本体与具体生活现实的合理关系,而最终使自己的哲学理解陷入了“独断论”①,这种作为阐释本体的“哲学”深深影响了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使得西方哲学这一“知识论”传统始终强调文明的进步须建立在对存在本体的概念的把握之上,只有在概念的思维中,我们才有关于存在的真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①马克思哲学多次阐明西方哲学传统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明确指出,“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②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③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马克思哲学建树的起点,马克思哲学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④,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⑥,因此它强调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⑦马克思哲学坚持现实生活高于抽象知识,强调抽象理论须以现实生活作为自身生成的根基,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⑧,为此它着重考察了“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⑨的能动的实践过程,通过回归现实实践完成了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辩证扬弃,因而真正把握住了人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实践哲学取代精神哲学;以关系性、生成性的思维方式来取代那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现成的实体性思维方式;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取代静止僵化的思维方式,使得在传统西方知识论哲学中感性与理性处于分裂状态的人达到了统一而成为了完整的人,进而使马克思哲学对人的本质、人的解放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阐释获得了坚实的前提。由此可知,马克思哲学认为只有从人的现实实践出发,我们才不至于陷入既定的僵化不变的思维定式,不至于陷入思辨哲学的泥淖,我们的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表达、指导并影响时代与生活。
现实社会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生成的基石。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哲学,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实践过程之中。换言之,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意味着在真实的现实变革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的良性互动。比如我们要看到,中国已经融人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而不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而必须积极应对,同时更要看到,资本逻辑的扩张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防止西方世界曾出现的贫富差距、拜金主义以及人被金钱所奴役等现代性灾难,无疑将是当前马克思哲学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哲学必须面向现实实践才能使其自身走向当代,就马克思哲学研究本身而言我们更要做到:
其一,文本研究必须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马克思哲学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关怀和指引,是对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科学探求,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更不是写进教科书的公理或教条。近些年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学界强调要葆有时代意识和方法自觉,通过文本学一文献学研究在相关领域作出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和理论创新,以消除此前长期依赖前苏联学界研究成果而在马克思哲学研究和理解上所形成的时代局限,进而祛除传统理解范式对马克思哲学智慧的遮蔽,这无疑适应了现实实践的需要。但须强调指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文本学解读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出对今天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活的马克思哲学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真正的时代问题意识和深厚的现实关切。如果离开对现实生活和时代问题的关注,离开入的现实牛存状况而致力于纯粹的文本研究,仅仅为追求学术而研究而学术,就容易迷失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真实指归,反而不容易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活的智慧。当然我们更反对不注重学术研究规律而纯粹刻意地去表现生活、乃至牵强地联系现实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发展模式,比如依然按照教科书理解范式去进行“原理+论证”式的所谓联系现实,它又会陷入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种形态的形而上学解读,反而成为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思想阻力;
其二,要避免把马克思哲学及其发展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哲思”。马克思哲学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社会生活在本质层面上剖析的不断深化。直接面向鲜活的现实实践,这是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前提,那种认为只有始源性问题的研究才是哲学,或强调领悟而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或把哲学的发展进步撇开不谈,这将导致学术研究的思想性(纯粹理论思想)越来越强,而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弱,也将偏离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诉求。但反过来从哲学形而上的价值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也无法推进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而以马克思哲学特有的批判智慧和内在力量,在理论层面上推进对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剖析,才能真正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向度;
其三,要避免把马克思哲学与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相混淆。现代西方哲学是对后黑格尔、尤其是后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文化发展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时代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无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应借鉴其精华,批判其糟粕。但总体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把各自的理论旨趣和目光,或转向内心世界及其体验,或转向语言和文化,把哲学探讨的重点分别归结为心理分析、语言分析、经验分析、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前逻辑的纯语言形式分析”以及文化分析等等,在深层思维方式上它或许仍没有彻底超越传统思辨哲学。马克思哲学是对“抽象的人”的学说的科学而彻底的批判,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转变成纯粹的心理分析、语言分析乃至文化批判,就会大大降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力度和实践深度,消解其活的智慧对现实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岁月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历史转型,弘扬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就要求我们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站在21世纪思想发展的制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以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所呈现出来的哲学智慧来启迪、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这是实现和谐社会构建这一重大时代主题的必由之路,更是在坚持、发展并创新马克思哲学过程中推进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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