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凡
“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显学，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依然在争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辨析着它的地理空间和起讫时间，也甄别着它的代表人物的资格：从卢卡奇、葛兰西到阿尔都塞……每一位被某些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无一幸免地遭到最严格的审查和质疑。时至今日，上述种种争论和质疑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形象反而越模糊。
我们能否走出模糊，迎来一个清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这是本文要考察的问题。一、科尔施的“辩护词／反诉状”式定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革命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对抗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仅就术语而言，早在20世纪2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位总统马萨里克( Thomas Masaryk)就提出要建立一种对立于列宁主义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史的严肃考察而言，意义更大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即虽然没有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勾勒出这一论域的轮廓，确切说，已经初步界定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1924年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就属于这种情况。季诺维也夫明确提出在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他是这样说的：
……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不受惩罚地畅通无阻。我们也不能容忍我们的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做同样的事情……在德国共产党内我们也有类似的倾向。格拉齐亚德同志是一个教授，科尔施也是一个教授。（有人插话：卢卡奇也是一个教授。）如果我们再多几个这样的教授来编织他们的理论，我们将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共产国际内部有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①
季诺维也夫已经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说得一清二楚：这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的异端（相对于共产国际外部的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而言）；这种修正主义是“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相对于“实践策略上的”修正主义而言），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教授” （相对于工农群众而言的精英知识分子）。最终，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反对除辩证唯物主义之外的一切哲学”。由此不难看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可以认为，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所做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是一种“起诉书”式定义。
与此相关的，是作为“被告方”的科尔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词”式定义。这也是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定义。
季诺维也夫的指控对象，主要是同于1923年发表的两本著作：卢卡奇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针对共产国际的批判，科尔施不但丝毫没有退让，反而变本加厉了。他索性彻底亮出了反对列宁主义的大旗，从“共产国际内部”走向了“共产国际外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反批评》一文，收录于193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科尔施认定，
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现已开始，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上的真正分界线存在于下列双方之间，即：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它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①
和季诺维也夫的“修正主义”指控针锋相对，科尔施自称为“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这岂只是“辩护词”？简直是“反诉状”！科尔施不但自居为“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新老“正统派”一起反！他指控说：“不管老牌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正统的教派表面上有多么不同，他们还是共同坚持这些教条。他们因此不谋而合地尖锐谴责这本书（指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引者注）。因为它的那些观点背离了公认的学说。”②
不管怎样，科尔施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和他相比，卢卡奇的态度则要暖昧许多。许多年之后，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一庞蒂在其著名的《辩证法的历险记》(1955) -书中追认早期卢卡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但卢卡奇却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梅洛一庞蒂的“阴谋”和“杜撰”。③原因很简单，这时的卢卡奇已经转为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
科尔施很早就自觉认识到他和早期卢卡奇之间存在的分歧。但是他认为这无关大局，因为“我和卢卡奇客观上是站在一起的，这毕竟是核心问题”，所以“我宁愿让这些批评家们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同等对待卢卡奇和我本人，说我们‘背离了’作为唯一救世良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④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组成人员之间的分歧有时候甚至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外部的其他派别之间的分歧还要大。但是，这些有重大差别乃至彼此对立的理论家在一个“核心问题”（科尔施语）上却是毫不含糊地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拒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仅此一点，就足以把这些学术面貌悬殊、政治面貌各异的理论家“打包”成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这样的研讨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不仅仅是有意思的）学术探索。 二、梅洛一庞蒂的“忏悔录”式定义
如果说，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异端形象”在于他们两线作战，同时反对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与新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那么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其“异端形象”主要针对的是后者，即在苏联、东欧（也许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派。
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定义，突出地体现在梅洛一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在该书中，梅洛一庞蒂将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正式冠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将早期卢卡奇和早期马克思归入一组，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和写作《资本论》的晚期马克思归入与其相对立的另一组。在他看来，前一组强调的历史辩证法是“对实际历史的连续的领悟和连贯的理解”①，后一组的“辩证唯物主义”使实践成为“类似于工程师造桥那样的技术活动”②。他的结论是：
如果我们担负起了“回到卢卡奇”的责任（当然是极其自由地强调卢卡奇的著作中只做了暗示而没有明说的东西），那完全不是因为那里面的某些思想还存留于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更不是因为它是某种被历史记载不小心遗漏了的真理。相反，人们对卢卡奇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尽管如此，为了评价今天的共产主义，为了理解今天的共产主义业已放弃了什么，它又屈从于什么，我们有必要反思卢卡奇所做的努力，这些朝气蓬勃的大胆尝试使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③
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号从此不胫而走。就此而言，梅洛一庞蒂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科尔施。
梅洛一庞蒂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首次区分了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1850年之后的马克思），并且首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本人，认为马克思是辩证法的第一个背叛者！他说，在1850年之后，“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被“科学”取代了：
哲学本身也成了一种关于思维规律的特殊科学。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当中，马克思称辩证法“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因此，马克思晚年重申自己忠实于黑格尔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他是在黑格尔那里寻找辩证法的灵感，相反，他在寻求一种为“物质”和“按比例生产”效劳的理性主义……④
梅洛一庞蒂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毫无疑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内部，这是继早期卢卡奇批判恩格斯以及早期科尔施批判列宁之后的又一突破：用早期马克思反对后期马克思，用早期卢卡奇反对列宁！梅洛一庞蒂将科尔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划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青年马克思的继承者。这当然得益于1932年公开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需要指出的是，梅洛一庞蒂之所以在《辩证法的历险》通过对列宁乃至后期马克思的批判打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仅不是为了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皈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险》不仅批判了苏联共产主义及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了萨特的“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批判了梅洛一庞蒂本人早期的思想。在此前出版的《人道主义和恐怖》(1948) -书中，梅洛一庞蒂曾经为苏联的工业化和“肃反”中的“恐怖暴力”进行辩护。他认为暴力是客观因素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历史辩证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革命暴力与人道主义最终是一致的。基于上述认识，梅洛一庞蒂主张要“给苏联时间”。然而，仅仅相隔七年，他就不再“给苏联时间”了，他从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观望态度”，转向了一种并不“反共产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立场⑤。这样看来，梅洛一庞蒂所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对苏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但他又决不是等距离地站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而是在摆脱苏联官方哲学的同时，继续在哲学上论说马克思主义。确切说，梅洛一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是一种“忏悔录”式的定义，他忏悔的是自己当初的“失足”。这是一场痛苦而理智的自我清算。
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质变。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属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属于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援引科尔施的限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一种理论趋向，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已经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了，更不要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们之所以还有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只是因为他们依旧“在哲学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三、佩里·安德森的“悼词／谥号”式定义
按照尼尔·麦金尼斯( Neil Mclnnes)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神秘化①。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人手的科尔施，还是用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卢卡奇，无论是改造了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以求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葛兰西，还是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展为激进人本主义的德国犹太左派知识分子（马尔库塞等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既不是苏联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也不是第二国际认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和平共处”的新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哲学，而是各种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简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回到了早就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马克思已经告别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马克思一生从哲学走向经济学的研究历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就再度被颠倒了，被还原为从经济学返回哲学的逆向运动。但是，麦金尼斯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哲学化”、这种“再度神秘化”，并不是真的“退回书斋”，而不过是“战略转移”：在西欧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了群众性的大规模反抗活动的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旧坚持一种知识分子小团体的理论抗议。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更重要的是，这是“形而上学与反资本主义的联盟”。②
对于这一点，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后起之秀佩里·安德森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安德森重复了麦金尼斯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产物”。这里的“革命失败”还不是指俄国十月革命后中欧、东欧一些国家先后发生并相继失败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匈牙利革命等），而是指1920年代以来的欧洲并未发生的“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西欧主要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使得革命理论完全起了变化③。共产党组织之外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日益脱离现实的政治实践，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提出了新的“革命理论”。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形式的转移”，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经济学、政治学走向了哲学；“主题的创新”，即在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较少关注或未曾涉猎的领域做出了理论贡献。应当说，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特征还是描述得比较准确的。然而，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成是“革命失败”之后的退却，当成是一种纯哲学思考、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恐怕是搞错了——至少也是舍本逐末。不然怎么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被奉为思想领袖之一（与马克思、毛泽东一道）?怎么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末流”演变成德国的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意大利的红色旅之类的无政府主义乃至恐怖主义运动？
事实上，用一种在中国语境中非常熟悉的称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极左思潮”——激进的左翼思潮。与政治实践脱离乃至“告别无产阶级”不过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话语和实践转向个人政治、日常生活政治乃至身体政治的话语和实践。这不单单是“形式的转移”，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深入。在民主和繁荣的背后，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抑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恰恰是这种压抑的绝佳证明。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矛头就必然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领域，与此对应，新的“革命”策略也就必须在文化艺术等领域去寻找。这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的真正原因哪！安德森失去了这种维度，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表面现象指认为它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被他“去政治化”、“无害化”处理了。
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赞美，其实是一种贬低。他在1983年写的《历史唯物主义寻踪》①一书中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罗列的13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称为“原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将曼德尔(E．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研究、米利班德( Ralph Miliband)等人的政治学、科恩(G．A．Cohen)等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甚至英国的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美国杰姆逊(F. Jameson)的文学研究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理论学说都纳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言外之意是，“原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根据莫里和舒勒的看法，安德森（以及追随他的雅各比②）之所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规定为“革命失败的产物”，乃是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作出的理论反应。也就是说，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追忆本身和他追忆的理论对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是政治实践失败的产物。③这样看来，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赞美是一种“悼词式”的赞美：我们都晓得，悼词对死者的评价自然是以说好话居多；而他命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死后追认的一种谥号。
当然， “杀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有其人，怪不到安德森头上。但安德森的“悼词/谥号”式定义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平心而论，科尔施的“辩护词／反诉状”式定义、梅洛一庞蒂的“忏悔录”式定义要比佩里·安德森的定义具有更重要的学术意义。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拂去“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的那些过高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边界
以上简短而粗略地梳理了一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形成史，但是这好像只让这个概念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考察这个问题。如果强硬地正面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策略不能奏效的话，那么不妨从侧面迂回包抄，排除掉那些“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样做之后，不管剩下来的东西看起来多么奇怪、多么杂乱，也就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了！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语境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宗，与此不同的理解都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看，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合法身份。今天看来，这一思路显得过于简单了。然而，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宣布“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比“正统马克思主义”更接近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在20世纪分化演进的产物。谁是谁非，谁更接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复杂程度恐怕绝非“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中选一。
只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对峙中，我们才能体认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由此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党（无论它是不是叫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更不用提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了）虽说也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诸如“欧洲共产主义”之类的理论和实践也就被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门之外了。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为欧洲共产主义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但是一种思想本身的理论逻辑和将这种思想标举为意识形态的历史效应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对等关系。主义”概念了，无论如何，像“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思潮，都无法塞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中。
总之，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语并不存在刚性的、僵硬的逻辑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根本不存在相对确定的、可以用理性语言精确描述的逻辑边界，只不过这条边界线是弹性的、模糊的、因场景而变化的。不过，只要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至于引起理论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学术交流中的混乱，各种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其实是可以共存的。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