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北美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挑战，杰索普吸收了系统理论、调节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试图在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从而达到了杰索普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构的顶峰。
【关键词】调节理论；话语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2 -0037 -05
作为当代极负盛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杰索普( Bob Jessop)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家理论研究，并建构了一种“策略关系”的国家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工作是他从新马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对置于更广的社会秩序的国家的分析，策略一词也体现了抽象概念与在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中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在《国家理论》一书中，杰索普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特征概括为：一、国家理论应根植于社会理论；二、存在各种亚系统和权力中心；三、国家理论要与历史发展相一致；四、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五、虽然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但仍不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不能进行权力运作；六、通过政治体系，将决策与组织连结，国家才能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中欧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北美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挑战，杰索普吸收了系统理论、调节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他试图在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策略关系”方法，从而达到了其国家理论重构的顶峰。
一、自生成( autopoiesis)与相对自主
系统理论，尤其是卢曼( Niklas Luhmann)和图依布纳( Gunther Teubner)把这种方法应用于法律社会学时得到发展和详细阐述的自生成理论，对于从理论上说明政治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在卢曼等系统理论家看来，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以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基轴而发生分化和演化的话，那么当代社会则是靠其功能方面的不断分化而演进的。当代社会系统的这种演进，导致当代社会从最初刚刚由中世纪发展而来的近代大型社会结构，迅速分化成多重结构和多种类型的社会次级系统。这些次级系统按照各自的功能得到区分，并依据“二元符码”的形式展开运作。比如，法律系统是基于“合法／不合法”的符码来进行操作，经济系统是基于“拥有／不拥有”，政治系统是基于“统治／反抗”的符码来进行操作的。此外，一旦系统界定了它自身的边界、发展出了它自身统一的操作规则、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中能再生它自己的要素时，它就可能达至一种所谓的“自生成的腾飞”（autopoietic take-off），它的操作自主再也不能从外面得到控制。因此，自生成系统( autopoietic system)非常独特，它既非如输入一输出的机器那样运行，也没有被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控制结构中，而是以自我相关和自我指涉的方式来展开运作。就自生成系统的运行过程而言，环境最多不过充当了一个干扰的作用，而不是其决定因素。因此，一般说来，自生成系统的再生或重建总是被维持它们自身基本组织形式的努力所支配，并通过自我指涉而不断建构其组成要素及其基本运作程序。
基于上述论述，卢曼一方面将政治系统视作为一个子功能系统，其功能在于做出对社会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用以促进接受这些决策的媒介是权力，并通过政治权力的二元符码而展开运作。比如，通过政府和反对派、权力的合法和非法运用、进步和保守的政治符码等区分来运行。另一方面，卢曼同样借用“自我指涉系统”这一概念来描述政治系统。卢曼指出，在一个现代的、分化的政治系统中，对于政治系统内什么是政治上重要的，只有联系已经是政治上重要的才能作出决定，超政治要素因其与公共部门、政府、官僚机构内部的政治亚系统相关才得到考虑。换言之，一旦过渡到民主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已经变成非等级制的、对称的、可以自我观察( self-observation)和递归(recursive)，政治系统就达到了“自生成的腾飞”。它可以只对依据它们自身的术语来定义的问题作出反应，其它规则加诸于它们的需要可以被当作无关联而不予以考虑。此外，自我再生系统既非全然封闭也非全然开放，政治系统只有纳入和吸收来自系统环境的利益，才能够自我再生产，因此，政治系统自身性质的变化也反映社会化形式中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政治系统可能采取一种耸立于社会秩序之上的主权形式。而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政治系统只是众多系统中的一个，而非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并有效地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因此，卢曼把国家仅仅视作为政治系统的自我描述。作为一个集体的虚构或语义学的人工制品，它旨在标记系统的整体，给予系统以统一性。没有这样一个简化的自我描述，政治系统可能被它的内部复杂性淹没。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话语服务于集中、统一和聚集政治行动。
通过确认政治的自我指涉性，杰索普认为系统理论为思考国家和其它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概念工具。在系统理论看来，国家作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既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国家既对系统内的以及其他系统的政治需求开放，也需要在系统内再生资源以及从其他的系统中输入或汲取资源，但是这种需求和资源的吸取和传递却受到系统自身意义选择和生产的限制，因为这涉及到和其他系统的矛盾和复杂关系。如此一来，将系统理论运用到国家理论中，就可以解决伴随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重新引入国家”带来的一些问题。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中心和社会中心的观点不同——这种观点认为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是由根植于社会中的逻辑和／或以社会为基础的力量的平衡所决定。“重新引入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坚持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释，认为国家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和相关利益行为，存在着独特的塑造国家形式和职能的政治压力和过程，它们赋予国家以真正的自主性。不过，在杰索普看来，以国家为中心的论证不过是社会中心论证的颠倒，二者相互对峙的结果是，国家和社会之间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对抗和二分，从而排除了混合逻辑如合作主义、政策网络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叠。也因此，杰索普试图在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解释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而系统理论的引人为杰索普对国家一社会辩证法的重释以及超越相对自主性问题提供了概念工具。自组织提供了打破把国家和社会（或国家和市民社会，国家和经济）视作为隔层( com-partments)倾向的方法：“一旦我们考虑到社会和政治生活复杂的相互渗透，人员、权力和资源的循环流通，功能的相互依赖和操作自主的矛盾矩阵，中介者和守护者(intermediaries and gate-keepers)的行为，以及其它的复合因素，试图黑白分明的界定国家和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新的综合：国家理论与调节理论以及话语分析
如果说系统理论为政治（国家）自主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那么通过对调节理论以及话语理论的整合，杰索普则试图分析结构与策略，抽象与具体，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杰索普对调节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其时，致力于社会民主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消退，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主义勃兴。因此，与撒切尔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结构转换，就成为了杰索普极为关切的主题。不过，在那时，还没有哪一个调节方法在杰索普的思考中占据支配地位，一当它们提供了重新探究新问题的方式，杰索普就能有选择性的加以吸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杰索普主要从法国调节理论家特别是阿格里塔( MichelAglietta)和利皮兹(Alain Lipietz)那里借用了许多中层( midclle-range)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在作为生产方式和资本流通的高度抽象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以及处于特定历史势态中和特定国家调节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行之间起作用，可以表达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社会形式的运动。
调节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受到阿尔都塞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凯恩斯的影响和启发，并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发展为不同的研究团体和流派。尽管这些团体和流派在具体议题的关注，以及概念工具的使用上各有侧重，但这些团体和流派都采用了一个相同的方法论和实质性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视角：它们都遵从一个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并采用一种接合理论方法来进行理论建构；它们主要的实质性关怀则起源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感兴趣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调节理论既反对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概念以及市场经济是一个自我再生领域的理论预设，也不满于阿尔都塞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主体能动性的忽视。为此，调节学派提出了一个动态的“调节”概念，试图从抽象概念中寻找出一些中间概念和模式——比如工业范式、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增长方式等，以此来分析历史和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这一动态概念表明，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变化的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为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接合的结果。因此，调节理论认识到了资本流通的社会嵌入性和社会调节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从而将注意力转向不同结构形式、社会实践的结构耦合和共同演化，以及经济的整个再生产一调节中的话语系统( discursive systems)。它主要关注一个内在不稳定的阶级分化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得到确保的。借用詹姆森的说法，“从对系统再生产的某种分析的不可知论开始，调节学派想知道社会关系如何取得稳定的调节形式，即如何实现调节。假如并非有什么社会系统的再生产非得发生不可，那么，任务就是认同延缓矛盾从而促进再生产的制度行为。譬如，调节体制的定义是调节一稳定社会关系，即便这些关系是矛盾的。”因此，调节理论家很少将其研究局限于经济学，大多数调节理论家同时还注意考察有助于确保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超经济条件：“这个方法的一个有趣的实质性方面是它对于经济的建构性的坚持。”此外，对于调节理论家而言，问题不是去解释阶级斗争和／或危机倾向的一般起源，而是去分析和考察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中，不同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以及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因此，他们试图更为详细地研究在危机倾向和持续的阶级斗争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能力。
总之，尽管调节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体，但他们认为积累体制是稳定的，它们可以提供特定的反倾向动员形式来应付一个既定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危机倾向。调节方式，比如制度形式、社会规范和策略行为模式可以成功的表达和调节这些冲突，并通过阶级斗争的制度化，将冲突和阶级斗争限制在与积累体制一致的轨道内，以此来加强和巩固这些体制。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语境，调节学派指出，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的。因此，调节学派极其重视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的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创立新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并拒斥一个超历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客观逻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通过历史性地特殊制度形式、调节机构和行为规范而得到调节。
结合上述论述，调节理论家如何定位国家取决于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要素：首先，是他们所考察的特定调节对象；其次，是研究这个对象所依据的实质性理论框架；第三，是资本关系的分期和形势分析中，与调节对象相关的特殊阶段或具体历史环境。不过，国家在调节理论中具有一个不确定的位置，对于第一个使用调节术语的德·贝尼斯( de Bernis)来说，国家在当代的经济调节模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大多数调节理论家而言，调节则被认为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法律、社会习惯以及私人或公共契约等——以及多种制度场所而达至的。总体而言，对国家的分析是调节理论的薄弱之处，大多数的理论家都只不过是简单地把国家引入到调节的解释中，或者把它归入到通过它调节得以达成的一般结构形式的解释之下。不过，杰索普认为，假如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方法，它就可以像应用于经济一样应用到对国家的分析中来，并因此得出了三个结论：(1)国家应该被视作为一个结构形式、制度和组织的整体，其服务于资本的功能是大有问题的；(2)国家的统一在国家形式的层次上是不确定的，因此，假如积累策略需要为了资本的流通而给予某种实质性的统一和指导，国家计划也需要给予一个既定国家一些内部统一的措施，并指导它的行动；(3)确保资本积累的条件或驾御一个不稳定的妥协平衡不仅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工具和政策，而且还包含通过持续的斗争和用强制来支持它。将此三点结合起来，杰索普认为国家自身应该被看作为一个复杂的制度、网络、程序、计算方式和规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策略行为模式的整体。这些观点表明，国家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为每当资本关系需要它，它就降落在舞台上的一个调节者，相反，国家既是调节的对象又是调节的代理人。
话语理论是另一个被杰索普整合到其国家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的主要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阐发的，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黏合的解释以及“领导权”接合的分析，对杰索普反思社会化以及理解国家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和墨菲以“领导权”为核心概念，将早期的研究拓展为一个领导权话语建构的一般理论。通过对“领导权”概念的系谱学考察，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长期以来，“领导权”都被用来围绕阶级概念将社会再整体化，因而和本质主义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葛兰西——尽管他比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展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范围——也在领导权概念中残存了经济主义因素。不过，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范畴，一旦它从本质主义的逻辑中解脱出来，它就仍能可以成为“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借助于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和后分析哲学等学术资源，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了一系列解构。他们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当作宏大的元叙事加以拒斥，切断了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确定性的逻辑支撑点，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先验的阶级统一性加以解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完全从经济层面扮演构造领导权实践主体的尝试必然会由于下述原因而遭遇到困难。首先，经济不可能成为一个按照其自身固有规律运作的自主世界，它会因为政治或别的外在干预而产生不确定性。其次，在经济层面上构造社会代表的统一性和均质性难以得到满足。第三，社会行动者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必须在经济利益基础上得到最后解释也难以成立。正如马西(D．Massey)所说，“生产关系指出了经济结构中阶级关系的场所，但是这些场所不会把整个阶级指定为不可或缺的、行之有效的男女群体。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似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暗示任何其它经济主义的一致标准，更没有暗示任何一种基于预设共同利益的必然的政治统一性。”②这样，祛除了本质主义的领导权概念就引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逻辑，在这一社会逻辑中，尽管通过设立波节点( nodal point)，社会的相对固定可以达成。社会不仅是差异的无限作用，它也是限制这一无限作用的尝试，它要把无限的差异归化、包容在一个暂时的社会秩序中。但这一社会秩序并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多元决定过程而得到建构。换言之，社会并没有积极的本质，它只在其根本的开放性中包含消极的本质，其要素和整体都没有事先给定的必然性。而“每一个总体的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并不存在一个用于整个差异领域的单一的基本原则”。社会关系只能依据赋予它们以意义的特定话语来得到区分—一话语不仅包括语言，它们同时还包括物质实践。但是，没有话语可以完全固定要素的意义，总是存在着意义的多价性和剩余，并且由此为它们和其它话语的接合留下了空间。
拉克劳和墨菲的论述表明，一个完全闭合的、自我同一的社会型构是不可能的，即使个人认同和微观社会关系也都是不稳定的。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社会认同因而依赖于在一个不稳定社会系统中领导权接合的偶然模式。社会的意义、结构和主体地位在社会建构中总是不断的被固定，又总是不断的被破坏。由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得到清楚界定的政治空间，政治话语在一个相对开放的领域中展开，它们还没有沉积到它们可以只通过重复而非连续的接合来再生。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会局限于国家之中或任何其他单一的权力中心，而是跨越整个话语性领域( field ofdiscursivity)而存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对国家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假如同一性不能完满地得到确立，假如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将毫无意义，国家的补充概念也会成为疑问。此外，一旦政治被视作为分散的和去中心化的，领导权被认为依赖于‘社会的开放性’，它自由漂浮而非固定在国家之中，那么国家也可能被认为是没有本质、无法表达完整的整体性，因此也不能建构性地存在。
三、结语
综合上述考察，我们认为，借助并通过整合系统理论、调节理论以及话语分析等理论资源，杰索普旨在进一步分析结构与策略，抽象与具体分析层次之间，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力图在重新审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使国家回归其位。在此过程中， “策略方法”的含义和总体图景得以进一步清晰：首先，一个充分的国家理论只能作为一个充分的社会理论的一部分而得到发展，同家的独特政治形式和计算方式镶嵌于社会之中，并在一个交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中相互型塑。其次，现代社会如此的复杂和分化，以至于没有任何子系统能够在结构上起“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相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子系统以及权力中心，有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超越外部力量控制的程度——包括国家。不过，每一个都仍然卷入到同其它子系统的功能和资源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中。并由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现代社会既不断地显示其独立性，又不断显示其相互依赖性。第三，国家是这个矛盾的最高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秩序中，正是国家才归根结底地负责管理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作为众多制度秩序中的一个，它只能通过它自身的制度组织和程序来实现上述行为。因此，尽管国家被授权去制定和执行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策，但是它在这个方面的行动足整个政治系统中斗争的一个特定的、有选择的集中和凝缩，并且它的成功还取决于超出它直接控制的条件和力量。第四，国家必须被当作一个具有自己的计算方式和运作程序的制度整体来分析，还应该被看成是试图运用各种制度和能力服务于特殊目的的政治实践场所。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先验的术语来界定国家的中心，而是需要探询它的边界是如何通过内在于和外在于国家的特定实践而被建立起来的。第五，作为一个制度总体，国家不（也不能）执行权力：它不是真正的主体；事实上，不应该谈论国家权力，而应该讨论嵌入作为制度总体之国家中的各种潜在的结构权力（或国家能力）。这个权力（以及任何相关联的倾向性）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得到实现，则将取决于处于这个复杂整体之内和之外的特定社会力量的行动、反作用和相互作用。第六，这些结构性力量或能力及其实现，都不可能通过单独的聚焦于国家而被得到理解——即便我们可以确切地界定它的制度边界。其原因在于，国家被看成是制度总体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或虚构的）主体，从而国家是包含多中心的一个整体，所以它给予内在于和外在于国家的不同力量为不同政治目的而行动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这也就是谈论国家系统的策略选择所要表达的内容。此外，尽管国家系统确实有它自己独特资源和权力，它也有独特的倾向以及需要其所处环境的其它系统生产的资源，这意味国家的权力总是有条件的和关系性的，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国家与它环绕的政治系统之间的结构性连接、国家管理者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策略连接、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把国家与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
（责任编辑 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