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的出版历史的概述以及对MECAI和MECA2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以严格学术标准对语文学和文本学原则的坚持与创新的探讨，试图阐明MEGA的引导原则，并且举例说明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对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定位和智力语境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摘要为译者所补充——编者注）
【关键词】MEGA2；版本语文学；马克思；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B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0) 01 - 0001 - 06
通过价廉物美的版本将诗人和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文学遗产传给后世是德意志文化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特点。而应用于这些工作的科学的方法也同样如此，以卡尔·拉赫曼为起点，在马丁·路德的文章的Weimerana、歌德作品的索菲版本、还有百士纳（Friedrich Bei[3ners）编辑荷尔德林所作的努力等诸如此类著名版本的出版期间，这种程序经由几代学者而成形，在今天作为出版学或文本学（Editionswissenschaft oder Textologie）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作品出版这件事分别有着不同看法：尽管马克思本人晚年于1866年2月20号在曼彻斯特指出，《资本论》不应当看作政治檄文，而是应当视为“德意志科学界的胜利”，但是恩格斯最终将他们的作品的出版看作是党派事务，并将这笔文学遗产（一共十万多册）委托给两个友好正直的党派政治家，即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斯坦。
因此，让马克思的文字学脱离政治利益局势，并驶入学院港湾，这花了足足一个世纪的时间。
俄国学者梁赞诺夫朝着马克思哲学的学院式理解跨出了第一步。而他个人的悲惨命运一直到前苏联结束都无人知晓。我们现在知道，梁赞诺夫，列宁的这个无礼的孟什维主义的同龄同志，一再地挑衅过斯大林的人，于1938年1月21号在苏联最高法官的军事委员会前方的一个15分钟诉讼后被判处死刑。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75年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尽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并为政治所利用，这个项目仍然是通往学术性马克思版本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只有在划时代的1989之后，这个计划才可能有最终的突破，实现高学术标准和国际化。MEGA项目的重建（或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高学术标准以及国际化）是复杂、痛苦的过程，但同时又是非凡的解放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步骤，在出版方法论的层面上经历了：
——出版语文学规范的修正；
——出版过程从一切政治附带条件中的解放；
——从164变为1 14卷工程的重新编排；
以及新方法的尝试，即通过电子技术将出版研究工作与排版印刷技术相结合。
从机构和人员的角度来说经历了：
——向稳定的学术组织的逐步安顿；
-MEGA项目与联邦德国的长期研究经费的整合；
——从一个党派性出版社向一个享有盛誉的学院出版社的转移；
以及最重要的一步即工作组（出版团队）的人员更新。
由三个洲的工作组组成的平等的国际性研究网络取代了外在于学术的等级森严的党派文化，该研究网络的核心，同时也是研究院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会议中心，在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
如果你们允许，现在我想插入说明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的出版语文学基础，对已谈到的论题做一个补充。这个基础是由几代学者在理论讨论和出版实践中构筑起来的。一开始是梁赞诺夫竖起了独石柱。他提出了重要的历史一语文学的原则，并以此建立了（如开头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的学院传统。由于希特勒独裁和20世纪30年代恶化的斯大林主义恐怖统治，除梁赞诺夫外还有许多俄国和德国的编辑受害，MEGA第一版先在柏林后于1933年后在莫斯科出版12卷，一直是未完成作品。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第一个学院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这个版本除了将稿本完整印刷外（按照最后手迹原则），也标示了源于手稿和当时的出版技术设备所出的版本中的不同文本，以期进一步的文本起源分析。混合禁令在那个时候已然存在：所有文本要在确定的文本证据的基础上以原来的语言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正字法和标点法被现代化和规范化，这不同于现今的出版实践。梁赞诺夫的国际化的出版团队在誊写复杂手稿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对匿名或假名发表的作品进行作者身份确认以及对个别信件、手稿和摘录进行精确的日期标注的工作上，他们也做得很好。
尽管在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之后的所谓政治缓和时期，梁赞诺夫的出版项目重启灶炉，但出版新的“第二版”MEGA的想法是经过激烈的辩论于二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才得以实施。为了新的历史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柏林和莫斯科的被委以起草出版语文学规范重任的那些学者（讨论的意义就在此）对现代歌德和布莱希特语文学的文本学创新进行改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新日耳曼学的出版理论及其实践已有巨大的进步。其中的关键点即古典语文学的出版范例的颠倒，就是如下文本起源学原则：最高的要求不再是形成一个尽可能接近作者原意的文本，而是记录这个文本从最开始的草稿到最后的文本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用新的MEGA“第二版”来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遗产的构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如下的完美假设：只有将全部文学遗产，即所有手稿和出版物、摘录和笔记以及通信第三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完整地再现出来，才能杜绝似乎总是合乎情理的有倾向性的选择。因此，MEGA将首次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学遗产——只要是流传下来的并能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除了那些已然为人所知的文章、论文和信件中，一系列至今未发表的或新发现的作品被添加进来，包括第三者写给他们的书信。而且，通过对作者身份的分析，证实或证伪了马克思或恩格斯之于大量文本的作者身份。
所有文本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并且根据作为基础的文本证据且保留原来的正字法和标点法而忠实地呈现出来。这构成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词汇和概念系统的语文学基础。未完成的手稿将在作者将它们遗留下来的那个工作时期段中呈现。通过运用现代出版方法，从动笔写下第一个想法一直进行到最后写出的稿本的工作方式被呈现出来。像乐谱似的不同文本标识直观地说明得到许可的从手稿到刊印稿的文本发展。这些标识使得既可以对一个作品的每一单个文本进行分析，又可以从整体上对文本的发展进行分析。这样就有可能了解至今仍不清楚的作者的工作方式。
年轻的中国学者鲁路教授在我们研究所访学期间已就这个方面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MECA“第二版”在结构上接受了梁赞诺夫关于作品种类的基本划分，然而，它还通过一个包含摘录、笔记本和旁注的独特的第四部分对它进行补充。
尽管人们肯定这个创新的文本学原则，人们对于整个MEGA项目的看法在许多年里却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柏林和莫斯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学院里以及许多大学和高校里在一丝不苟地进行着的语文学的研究工作，学术界对此很敬重。另一方面，MEGA“第二版”曾被认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攻势的展开”的框架之内（如我们今天超现实地感受到的在那些年里的宣传鼓动的断奏那样），有着一种政治功能，这不是什么秘密。按照一位主要活动家在回顾时所作的评价，从这之中产生“马列主义信条与科学要求之间以及出版者的小心谨慎和合法性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每个编辑在其内心长期经历的冲突在1989这个重要年份之后才能首次得到解决。
1989和1990年间的极端政治变革再一次损害了这个项目，但这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至今仍不甚明了的机会，即我在开头用高学术标准和国际化的概念加以界定的机会。然而，MEGA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结束之后是否能够且应当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都还有争议。
有3个选择存在：中止、重新开始或者在对业已完成的手头几卷和准备工作进行全面修正和重建之后将项目继续下去。
东西方的学者成功地重整和划分这个以前旨在为两个不成功的共产主义执政党赢得声望的项目，并将其导人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这一学术港湾，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1990年10月，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国际社会史研究院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管理下的马克思故居以及阿姆斯特丹的两家一直负责马恩著作出版的出版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的创立者们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团结而立足，并因日本学者的史无前例的支援行动而如虎添翼。当苏联政治体系崩溃、一切尚待安置时，跟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左，各界科学家们主张将历史上的马克思从国家社会主义流传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并重新衡量他的科学价值。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拥有发行权，此后将MEGA作为学术版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
根据哲学家迪特尔·亨利希( Dieter Henr-ich) 1993年主持的一个国际性评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科学顾问推荐将MEGA项目纳入学术计划。马克思语文学( Marxphiliologie)在其多变的历史中第一次争取到学术家园。在长期谈判之后，在1998年1 1月，学院出版社终于从卡尔·迪茨出版社接管了MEGA出版工作。副刊注意到这个出版社变更并作如此评论：与MEGA工作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三个愿望就是“去政治化、国际化和高学术标准”，乌尔里希·劳尔夫( UlrichRaulff)在1998年10月7H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做了如此总结，“离开迪茨出版社使得第一条得以实现：语文学中最后的党派的毒牙被拔出了。第三条的实现保证了项目在学院出版社的安置。蓝色的各卷并列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维兰德、福斯特尔和Aby Warburg的巨卷之中，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将继续进行版本历史的题外讨论，直到我们对MEGA的引导原则、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定位和智力语境有了一个概观。前者更多的是在经验方面意指尽可能全面地重建当时的讨论语境，而智力语境则关注思想史路线，它尤其联系马克思思想，全面地阐明马克思思想，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使其适应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那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中作为代表作而闻名的文本卷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资本论》与同时代的研究和讨论联系有着未了的争论，需要恢复原貌。MEGA与其它经典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如马克思·韦伯或尼采的文集版本一样都面临这种状况。Gustav Seibt在一个知名的段落将这个状况描述如下：“马克思的抽象提升[……]所依赖的经验的、统计学的和科学史的基础变得明显，尤其是其与一个不复存在的物质‘基础’或一个无法重复的历史的联系变得清晰可见。”
请允许我用我在过去几年所编辑的几卷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新的定位：首先我想请你们注意卷1/14。卷1/14是一些在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研究和接受中受到冷遇的材料——他们在1855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布雷斯劳的《新奥得报》的记者工作期间的共200篇文章和草稿，其中33篇是第一次在他们作品的出版物发表。此外，还主要涉及《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匿名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证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从1815年到美国内战爆发的十多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报纸的社论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记者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杂文和评论中有将近一半是匿名社论发表。这些文章的真实作者在遥远的曼彻斯特作为一个中小型纺织企业的经理而积极活动着，并且叫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在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而这对于一个半世纪后的出版和研究也成了谜一样的东西。
因此，本卷的出版语文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作者身份确认和真实性审查，这个过程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不断获得新的轮廓。
考虑到莎士比亚的、尼采的或卡夫卡的语文学的纠结道路，我们认为，除了识别文学伪造品以及辨认以匿名或假名发表的出版物的作者之外，确定每个文本结构的可靠性也是出版者编辑的主要任务。出版者像侦探一样寻求“踪迹”获取“证据”，即确定“事实”，借助这些事实充分地证实或排除作者身份。在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论坛报》共事的例子中，有3种踪迹：首 先是书信往来、笔记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晚期的文本中的相对应的地方；第二，与此同时《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未注明姓名的社论中相同的文本章节；第三，当时作者和编辑的交流还不是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进行，横跨大西洋的邮件航运的重构。因此，在第二步基于文本上一致的对应之处开始进行真正的真实性审查之前，出版者首先要使所有证明作者身份的形式证据在一个相互不矛盾的证明链条中于时间上取得一致。
研究卷1/14带来的收获是不寻常的，在几代出版人已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部作品之上，十几个“新的”文本补充进来。本卷的各种主题包括许多欧洲政治和外交、经济形势观察和议会报导等大问题，以及战争艺术和军事历史。借助受益于Moltkers的Helmuth和Zastrows的Adolf的作品的分析学，恩格斯评论了克里木战争的战斗、屠杀、围攻行动。恩格斯在此中如何运用文字游戏和言外之意巧妙地进行工作，这可以从一页纸上看出来，这页纸上有关于俄国陆军的调遣的记录，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俄一法语言游戏,, Ha-noJie-OHbnepBbmNapoleon premiere“ (“在这个领域中，他是第一人”——译者注) ( 976页)82。
读者望着两个记者的写作工作室，他们同时为合众国的百万读者和受审查制约的普鲁士地方性报纸写稿，没有为了读者而不用匿名。
与马克思·韦伯、熊彼特( Joseph A．Schumpeter)和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其他经典作家一样，马克思没能将他的经济学代表作完成，而是仅仅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稿。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将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材料编排在一起并出版的，所以《资本论》的可靠性直到今天仍是有争议的。在MECA的第二部分，所有的文本和手稿稿本第一次得到历史性、批评性地重构。我的同事雷金娜·罗特( Regina Roth)将向你们说明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究竟获得了哪些新的认识。
请稍微注意MEGA的书信部分：在将近60年的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及美国的2000多人有通信往来。其中，1848和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的政治流亡者的书信网络更是一个主要的、但仅得到少许研究的与市民阶层传统书信文化并存的交往媒介。马克思恩格斯流传下来的通信包括14400封信，它们将在MEGA第三部分用35卷出版。自出版社变更以来出版的第三部分新的4卷中，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将不再另外放在附录中，而是将所有写出和收到的信件都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出版。通过将所有通信人的信件按照时间顺序同等地印刷，书信往来中对话式的人物角色会显露出来。这种做法为读者带来很多好处。因为现在比如说可以比较容易地重构最终导致马克思与他的诗人朋友弗赖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关系破裂的关于党纪和艺术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争论：“对我和每个诗人的本质而言”，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争论道，“自由都是必要的！政党也是一个鸟笼，它不会歌唱，即使对于政党自身，退出也比加入更好。”①
通过我们出版的第四部分几卷中他们的摘录和笔记，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全新方面就很清楚了。第一次在卷IV/12呈现出来的对西班牙历史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马克思的兴趣涉及知名学者，但也包括在科学史的记载中仅仅只留下了少量踪迹现今至多只有专家才了解其真实性的学者。一位批判性的同行因此将MEGA第四部分评价为观念史的世纪之镜。
马克思从多种渠道获取对西班牙现代历史的事实认知：英国探索者的报道与法国和西班牙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时代见证和编年史作者。
与从前的伟大光辉相比较，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对于马克思同时代人来说像是堕落和衰亡的庇护所。在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伴随冲突动乱和暴力升级而展开，欧洲无处与之相似。以五个摘录笔记本中记下的资料为基础，马克思将西班牙从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到20世纪的内战之间的一个世纪中宣告了100多个政府成立的军事起义和宫廷政变、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改革与复辟相继发生的令人困惑的图景解释为“革命的循环”，期间市民社会虽然在痛苦地慢慢倒退，并由于政治运动的延缓而一再倒退，但还是中断了不可阻挡的道路。
虽然现代的历史编纂学阐述了马克思从不同的学者的作品中吸收的或受这些前人启发而得到的一些洞见和知识，并在细节上或全方位地对之重新强调和修改，但是这今天还有人对这些工作进行研究。
比如说，马克思对Chateaubriands陪审团评判的抗议就是这样的，这种评判认为1820到1823间的自由派三年执政只是身着卡斯蒂利亚( kastilischen)戏装效仿法国大革命在马德里登台表演的滑稽剧：马克思反对这种评判，他认为，不同民族为走出社会的封建主义状态并走向市民秩序的斗争通过产生于种族、国籍、语言以及习俗和习惯的状况的特殊色彩而区分，除此以外不能期待它们以别的方式区分。
许多摘录表明，马克思对1812年3月19日在卡迪兹( Cadiz)通过的宪法的形成和作用非常关注，与此相结合，他还从一个比较的视角出发进行了一个宪法史的研究。这部宪法可算作欧洲自由主义的出生证，并影响了更多国家的宪法的发展，它的起草、采用和抑制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很稀奇的。古老政体( Ancien R6gime)的拥护者认为这过于接近法国革命的宪法理论和实践，而在自由和民主的批评家看来，这个回归相对于西班牙本地的法律传统走得太远了。为了应付指责，他们的法律体系效仿战争敌人法国的宪法，卡迪兹( Caditaner)宪法的创立者们很重视唤醒中世纪的地方宪章( Fueros)和议会的新生，使之适应时代的条件。马克思注意到这些，他探讨了关于原创性的有争议的问题，后来还通过根本性的思考扩展了对个别情况的分析。宪法的适合与否一般是通过各自的历史语境确定的，而不是通过宪法的抽象的规范性内容确定：“1812年宪法”，在一篇在我们的出版工作中才被确定的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他论述道，“很显然同样具有不可行性的特征，这个特征刻画了所有在宪法变革时代的现代国家都曾起草的基本法的特征。这些基本法在使其得以产生的革命时代之不可行并非由于这个或那个章节，而仅仅因为其宪法特性。它们在宪法时代之不合适是因为它们充满了慷慨的装饰，这些装饰与社会改革的黎明密不可分。”
在他对较新和最新的西班牙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还注意到了现在称为不对称作战的那种现象。使人惊奇的是，认真读过恩格斯在其党派理论语境中从德法战争得出的这方面的看法的卡尔·施密特在这方面的思想并不丰富。
请容许我大胆作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尽管这个版本的结构调整和重新计算以及透明的出版方式取得了成功．然而，由于出版材料和国际数据链接的复杂性以及财政和人员的限制，未来的规划仍然是困难的。在计划内的114卷中有55卷已经印刷。如果能够如我所愿，这一年里还能完成更庞大的2卷（1/21和1/32），那就完成了一半。在柏林、哥本哈根、马尔堡、莫斯科、纽约、巴黎、仙台、东京和图卢兹另有大约20卷正在被编辑。你们可以在一个小册子中找到所有详细内容，幸运的是，在我的尊敬的同事李文潮的努力下，这个小册子也有了中文本。
我们预计将在2010年完成“资本论”部分。随之，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完成了。正如雷金娜·罗特能说明的，所有现在完整出版的“资本论”手稿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出版的作品的数字文本、研究资料积累和索引累积应当通过精心调研选择而丰富和补充经典的出版。
这之后应该优先完成的是第一部分，即“著作”部分。我们在这方面特别关注早期作品中还未完成的几卷，也就是包括《神圣家族》、《英国劳动阶级的现状》、《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在内的卷1/4、1/5和1/6。
与之平行的是保障信件部分连续的、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更多的几卷的出版。
在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和旁注）中，通过首次出版在科学史上和主题上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文本和材料而向公众呈现马克思作品的新的方面，这条一直得到认可的道路应该继续下去。
请允许我在此结束：谁想要寻求真实的马克思和真实的恩格斯，我们建议选择我们这个版本。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悲哀时期( Tristesse)未被注意到的文本或者在审查中被搁置的文本。读者将遭遇这样一位思想家：他为法制国家关系辩护——“法典是一个民族的自由圣经①”；他憎恶每一个意向司法机构( Ge-sinnungsjustiz) -“不把行为当作行为而是把行为者的意向( Gesinnung)视为主要标准的法律只是对不法的积极惩罚②”；而且他终生为新闻自由而斗争——我们在这个版本的第一卷的146页可以读到：“自由新闻的本质是自由的有特点的、合乎理性、合乎伦理的本质，审查过的报刊的特点是不自由的无个性的胡作非为，它是开化了的怪兽，是喷了香水的怪胎。”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亲切的东道主，并向你们这里的精神( Genius loci)致敬：尽管马克思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也不能想象有朝一日他和他朋友的作品会以蔚为壮观的多卷本在北京出版。
我——同时还以我的柏林同事的名义——感谢你们的聆听和耐心．也很高兴听到你们的提问。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