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古典哲学大致可算作哲学史中异口同声对哲学提出如下要求的最后一个时代：哲学能够而且必须以体系的形式加以阐明。彼时所提出的以体系为形式的要求缘起于此种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是“科学”，因而必须以体系为形式加以阐明。倘不具备体系之形式，自然无法要求其成为“科学”。一种“科学”需要——根据当时的理解——体系为之形式，因为，只有这一形式才能满足科学性以之为根本的双重要求：诸主题的内容必须有内在的关联，而此种关联不得如虚构作品中那样像是浮在半空，而是必须以明确的原则为根据。这大概就是当时对于哲学来说不言自明、有着强迫性效力的最低要求。并且很典型的是，只有不将哲学理解为“科学”的唯一一人，同时也对以体系为其表达形式持反对意见：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
上面对体系思想之双重要求的表述是由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提出的——不过常被遗忘的是，除了康德本人，还会有谁对哲学提出以体系为形式的要求呢：依照康德的观点，先验哲学必须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众所周知，康德并未实现他自己的要求，而他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并且不只他们，大概还有施莱尔马赫——则曾经尝试构造这样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众所周知，这些体系的构想之间——尽管有许多共通之处——有着显著的不同：黑格尔的哲学处女作就已明确指出了“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而它们之间的区分则不仅在于对其原则的表述以及体系的构成，而且在于它们对于拟定一个体系这一任务是如何设定的——并且，这又要求对于不同“体系”的编纂出版( Edition)的不同的操作过程。
在黑格尔体系之初，曾有一个简短的、与费希特和谢林的构想截然不同、却根本未经完善的体系方案。1801年秋，黑格尔在取得教职资格、被任命为大学哲学教师之后，他紧接着开始一些讲座，在他讲座的开头，他就介绍了这一方案。他构想了一个体系，它由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开始，之后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最终完成于艺术哲学和宗教哲学，因为从精神的自我认识出发，整个体系得以再次归整为一体。这样，黑格尔构想出来的是一个体系之形态的基本蓝图，这一形态虽然历经了某些——限于领域内的——修订，而黑格尔直到生命的终点都还坚持其基本特征。
在写下这一体系方案的时刻，黑格尔除了他的体系方案和精神概念之外，缺少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所需的一切。当时，他既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逻辑学，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形而上学；虽然他有些许自然哲学的知识，却没有一个完善的自然哲学；同样他也没有精神哲学，更不用说艺术哲学和宗教哲学了。不过，他在最早的讲座中就已迅即开始了概念上的完善和对体系方案在材料上的扩充——在一种有着令人惊讶、甚至令人生畏的连贯性的发展过程中。若批评说这两个原则是不能相容的，令发展的思想反对体系的思想，或者反过来，令体系的思想反对发展的思想：要么体系要么发展——这样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一对立在此落到了空处，因为发展也总是体系本身的发展。不同于其他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同时代的思想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转折，没有断裂，没有大规模的修订，没有“辩证的飞跃”，甚至连大一些的惊喜都没有——除了《精神现象学》这一例外。体系的完善是依据这样一个模式完成的，黑格尔——不论正确与否——认为这一模式是科学史发展的模式，而拒绝其为哲学史的模式：即逐渐累加新的知识，而对之前的知识水平只作轻微的修正。这种新认识的累加并不是说，好像黑格尔首先完成体系的一个部分，接着进行下一部分那样。毋宁说，这就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至少几乎同时囊括体系中的所有领域、以近乎无穷小的步骤向前推进并且永远不会真正停止的生长过程——即便在特定的时期显示出发展中存在一些难点。甚至住所和大学的变更，这些令我们如今得以谈起一个耶拿时期的、纽伦堡时期的、海德堡时期的和柏林时期的黑格尔的因素，也只是在表面上介入了这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进程，而这一进程即使在临近他生命的终点时也未曾减缓。所以我有理由用一个德国童话常用的结尾模式来作一比方：“倘若黑格尔还没死掉的话，他恐怕到今天还在忙着为他的体系作扩建和各部分的修订工作呢！”
不过，一个被理解为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推进过程中的体系，究竟是否可以编纂呢——倘若可以的话：应当如何编纂？这一问题的答案恐怕最好是这样来得出：我们首先搞清楚，这样的一个体系不应如何编纂，而这正是黑格尔的学生和朋友们的编纂方式。他们并没有长期困扰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他们将自己师傅的哲学——其中有些人自己已经追随了多年——的完成看作一个在其完成的形态达到高峰的过程，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时间上的最后形态之所以地位特出，并非由于体系形式最终达到了其内在的目标，即事实上的完成，而只能归因于黑格尔的意外死亡——而他们就这样把黑格尔的“真理即整体”变成了“真理即最终者”。
对于这个编纂问题上的决定来说起作用的不又仅是对最末版本的绝对优胜和真理性的哲学信念，这一信念也根本没有贯彻到底。对能够成为编纂对象的原稿的限制行为却也不能归因于一种可以理解、因而可以原谅的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对当时编纂工作的可能性之局限的洞见——那时在科学机构还根本没有长期的编纂活动呢！说上述的考虑对文本的选择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可以从部分遗留下来的朋友和学生与黑格尔遗孀和诸子之间的通信看出。同样还能看出的是对原稿进行限制的第二个原因。这里讲的是一种——所谓“教学方针方面的” ( schulpolitisch) -的信念：排除先前的发展阶段有助于加强黑格尔体系的约束性要求和完整性印象。确实，黑格尔的弟子们在他过世之后需要面对各方面的论争——尤其是针对这些年间无论是宗教上还是政治上都趋于保守的主流思潮，除此之外，还要反驳与之竞争的其他哲学立场。在这种状况下，对他们而言更为有利的就是，能够以这样一个版本为依据：它并不基于其内在的差异——大概是“存在的逻辑学”或“百科全书”的早期和晚期版本之间——为多种阐释和可能出现的质疑提供契机，而是展现出封闭性和约束性特征，并在1830年间的论战中提供一个坚实的基准点。黑格尔哲学直到20世纪中叶几乎都是以这样一种形式被接受的：它源出于一个偏向最终的文本形态的、既是哲学上也是教学方针上的选择。而且，这些由学生和友人编纂的文本不仅构成了德国黑格尔研究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所有语言译本的基础。
我们必须承认，直到目前为止，黑格尔的友人和学生的这一编纂上的选择从效果历史的角度看来都是成功的。即便如今，在德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出版社，它所出售的经过极少量修订的再版“亲友团版本”的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一批判版。不过，这一影响史的和经济上的成功的结算必须附上哲学上的损失的账单——然后，在原始资料和方法的层面上就可以看出非同寻常的损失了。
首先是原始材料方面：黑格尔的友人和学生几乎完全忽略了他遗留的手稿，而对于已经出版的著作，他们则将每一部的最后一个版本遴选人辑。这样，他们显然忽略了黑格尔全部著作的绝大部分。由此产生了何种损失，从黑格尔的生活阶段最容易看出：他们把黑格尔1790年间的早期著作完全排除出编纂的范围之外。在黑格尔死后，这些作品还大量存在、或许还保持着最初的规模，而在此之后，许多文本部分由于粗心大意而失散，部分则被有意销毁，而那些历经他们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遴选过程得以存留下来的少量文本，直到1907年才以一个其实并不确切的标题《黑格尔早年神学著作》得以出版，与亲友团版本并立，并置身于彻底改变了的接受史背景中。其次，这些学生们忽略了黑格尔耶拿年间的所有手稿，也就是说，既有关于体系缔造的手稿，还有不管是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哲学整个学科都极为重要的作品《论德国宪法》。再次，他们起初忽略了黑格尔纽伦堡时期的所有手写的原始材料；后来才补充性地将少量的几个编纂极为粗略的文本合并入辑。其四，他们令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学”的第一个版本陷入长达150年的遗忘之中，《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最初两个版本也是如此，即使这两个初版与后来的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必须被看作独立的作品。最后，更糟糕的是黑格尔的柏林时期：在他为数繁多的讲座手稿和补充性材料当中，唯独存留的是他的宗教哲学手稿，所有其他材料都在编纂过程中佚失了。因此，这一编纂成果与其说是流传和保存的结果，不如说是破坏的结果。
同样棘手的是这个“亲友团版本”在方法和阐释层面上的后果：我曾经讲过，黑格尔的哲学是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完善过程中构思成形的。而经过上述排选原始材料的决定，黑格尔的友人和学生们令得对他的哲学来说极为重要的发展历程消失于无形了：阅读这一版本令人无法想到这一过程的存在。他们认为，基于黑格尔体系影响史上的考虑，应该只出版最终成果——即使黑格尔自己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曾明确地表示过，剥离了形成过程的纯粹结果只是一具赤裸的尸身，而不再是某种活生生的东西。因此，这一版本显然违背了黑格尔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于他自己著作的编纂来说也应该是同样重要的——而这个错误的开端造成的负面影响不用说也涉及了所有基于这一版本的译本。
即使撇开上文引述的那个极为精辟的说法不谈：我们要将下面这一认识归功于黑格尔——当然不单归功于他，而是还有他以及特别是他的精神现象学：即洞察到思想的有效性不能完全脱离其诞生的过程，而人们则往往将两者间的界限分明视为理所当然并要求做到如此。黑格尔为考察现实总体而确立的这一谱系学原则在对他自己哲学的理解中也证明了其有效性：一种以谱系学方式进行理解的哲学本身也要求被以谱系学的方式理解；倘若这一原则不能首先运用于其自身的话，这一哲学恐怕也并未找到解释现实的正确原则。这句话对它来说也同样有效：倘若人们在思想上无法追溯其产生过程的话，那么其产生的结果只是一具干巴巴的尸体。对其诞生过程的溯源是正确理解它的前提条件。因此，恰当地编纂黑格尔地体系意味着，将这一体系的发展过程纳入编纂之中，并借编纂加以明示——而这一点并不是实证主义的完整性理想的苛求，而是出于哲学上更佳理解的考虑。
三
借着这些关于黑格尔的作品不应如何编纂的提示，同时也就暗示了，一种恰当的编纂应当达到怎样的要求。不过，达到这些要求在根本上是有可能的吗？诚然，每一种编纂都不可避免地会（必须）令体系形成的这一持续发展的过程进入静止状态，至少是暂时的静态。不过重要的并不是对这一进程，而是对给养这一进程的那些原始材料进行编纂：那些令这一进程得以开始，并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原始材料。不过这种说法也还需要适应实际情况：在这些原始材料中，只有相对较少的部分存留了下来，而大部分则佚失了——部分由于保存工作的无知和大意，部分由于有意的遴选过程，无论这是由黑格尔的夫人和子女经手，还是由他自己经手。虽说这一损失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上的把握来说是如此令人痛惜，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损失给如今的编纂工作带来的很大的便利。
但是，尽管遗作被有意无意地大量删减，遗留的手稿在数量上还是远大于黑格尔的已出版作品。看看如今差不多已经完成的《全集》第一部分就可以确信这一点。遗稿在数量上虽然与已出版作品差不多持平，因为《全集》第一部分的22卷中恰好一半是出版物，另一半留给了遗稿。然而，由于那些已出版作品的卷宗中有些有着大量的遗稿作为附录，就此而言，遗稿的份量上的优势在这里已经得到了暗示。而由于黑格尔作品的第二版和第三版并未分开来算作单独的作品，就又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比例变化。黑格尔的已出版作品相比而言确实数量稀少。除了小部头的教职资格论文之外，就只有五本书，尽管是五部重量级的书：区别论、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共三卷），哲学全书以及法哲学原理，还有两卷“补遗”：耶拿时期、海德堡时期和柏林时期的一些论文。
然后，绝对没有理由为已出版作品与遗作之间的比例表示遗憾——恰恰相反。遗留的手稿常常比已出版作品更加有说服力，因为它还带有加工的痕迹，因而令人能够把握到思想发展的活力。这一点可以从一个特例中看出，即黑格尔讨论英国1832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文章，他晚年所著的、具有政治爆炸性的文章之一：此文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已付梓的版本和作为出版底稿的经过多次增定的手稿都保存了下来，而作为阐释的基础，手稿比已出版的文字要重要得多。
黑格尔遗留下来的手稿——这些并非次要的文本，并不等于就是黑格尔不想出版又忘记丢掉的东西。黑格尔也没有撰写什么“遗作”，而是写下了他的体系方案。这是些——在较好的情况下——连续不断相互接续的通向体系之成型的一级级阶梯。并且，只有经过较低的几个阶段，才能达到思想认识的较高阶段。因此，在黑格尔《选集》中放弃那种常见的做法，即将“作品”和“遗作”分别辑人不同的系列，而是首先考虑思想相互连贯的发展过程而非包含它的媒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选集》的独特性既在于文本的完整陈列，还在于以发展史为导向的、对已面世和未面世作品的同等对待。由此，《选集》对于黑格尔工作方式的特殊性来讲是恰适的，因而对其文本的理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进行的重构常常是编纂者批判性工作的成果——因为，遗留的手稿大部分并未标注日期，尤其是耶拿时期的手稿，不过，对于黑格尔的纽伦堡时期，同样需要针对早期编年史上的误区重新建构思想发展的正确进程。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已知的东西尚且未知，那么，一个“已知的”( bekannt)，也就是已经被破译并出版的文本也是长期以来并未“被认知的”( erkannt)。对文本这一“认知”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将其根据上下文纳入到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史中，因为只有通过这一发展史，才能建构起贯穿始终的意义整体，而体系思维的形成才得以理解。只有当他们摆脱了早先的阐释者好心将它们捆缚其中的误导性的时间编排这一紧身衣时，这些文本才能说出可理解的语言。对文本真正时间顺序的洞察构成了发展史阐释的一个无法规避的前提。并且，除了发展史的相关编年之外，对文本明确标注日期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倘若根据黑格尔的传记作者Karl Rosenkranz那样将黑格尔的《论德国宪法》标注为1806年的话，对它的阐释该怎样进行呢？又或者，该如何恰当地描述黑格尔耶拿年间的作品与同时出版的谢林著作之间的关系呢？
四
不过，我现在想要进一步讨论黑格尔体系形成过程的另一个特征，这一点上文已经多次提示，但尚未专门阐明：黑格尔的体系是在学院的（和高中的）教学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别的哲学作品全集具备这样的特征，现在或许有海德格尔这一个例外。黑格尔几乎不间断地当了三十年的哲学教授——这与康德类似（而康德所处时代的学院教学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与费希特和谢林不同。此二人只是分别教过五年书，即便两人都造成了后来短暂的后续效应。对于黑格尔——就像对他的很多同时代人来说，尤其是施莱尔马赫——教学工作并非他所出版作品的“副产品”，而是他的哲学得到思想上的精心培育并获得其形态的场所——这始于我上文讲到过的第一个的体系方案。在他三十年的教学工作中，黑格尔逐渐完成了他体系的缔造工作；他的体系并非他在大学的研究所中孤独一人工作的结果，而是他的讲座所结出的果实。此外，从费希特和谢林后来短暂的教学工作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生活背景”对于哲学内容的形态是不无影响的：讲座——也就是那些并不封闭在古典的哲学学院和近代的私人圈子中，而是在大学的公众中宣讲的课程——突显出的是非秘传性的特征。
从著作到教学工作的重心转移并不局限于黑格尔的作品；它是18世纪“经院式哲学”终结的后果——不仅是其哲学诸科中已成为教条的那些准则的终结，也是其教学方式的终结，即以（包括其他作者所写的）纲要为指导进行学院报告。伴随这一传统的烟消云散，在启蒙运动的尾声开始了一个以学院教学为背景的哲学教育硕果累累的时代：哲学科学的准则被重新制定，而各个门类也被重新构想，并将其过去的版本纳入此构想之中。黑格尔也从海德堡写信给一位友人说，那些他在讲座中宣讲的科学，“其实大部分都得现炒现卖”①。这一转折非常恰切地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讲座成为哲学著作之形式的一个构造性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它们并非对某个已经存在的科学的扼要重述的行为，而是新科学的创立工作；研究与教学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黑格尔耶拿时期所有的体系方案都是在教学工作的背景中产生的——它们是讲座手稿，或者是为了出版而加工过的讲课手稿。甚至《精神现象学》的开头也是黑格尔在学院中宣讲出来的。《逻辑学》，就如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那样，是出自黑格尔年复一年教授着、并且不断在扩充和完善着的纽伦堡高中课程——即便他把这些逻辑学讲座，并且仅有这些逻辑学讲座，转化为“科学”和“体系”的表达形式，并将其完成为“科学之体系”的唯一一个部分——不仅是做成“蓝图”，而是做成了“体系”以及“科学”。他的《全书》和《法哲学》则无论如何还是大纲而已，是他口头讲课的基础。这些关系直到今天还因“亲友团版本”将他的讲课大纲弄得面目全非、变成了《科学的体系》而不为人知——尽管黑格尔早已足够清晰地阐明了作为体系一部分的、对某一学科以科学为形式的阐述与将其写成“草案所必须的、压缩了的简写本”之间的区别：大纲的用处是“课本”，“必须通过口头的讲课获得其必要的阐明”。它是一种“教科书”，需要口头报告的补充，而不是“科学”的一部分（GW 19.5，请参考GW 20. 27，31）。另一个讲座大纲是黑格尔为了“主观精神哲学”而起头的，不过可惜没有完成，还有关于世界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的大批手稿也是他的讲座手稿。单单是黑格尔的评论文章和论战文章就与他的教学工作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与他体系的形成过程有着同样的差距。黑格尔的“体系”是在其讲座中形成的，除了《逻辑学》一个例外，它也只具有讲课稿这一形式。他体系之形成的动力有着一个似乎是制度上的基础——因为黑格尔将他体系的诸门类基本上都是以两年为周期开设课程，而逻辑学甚至每年一次——从中虽然不能推断出修订的必然性，却有着进行修订的契机。
黑格尔体系的发展与他对课程持续不断的完善工作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可能不是随处可见，这或许是出于术语上的缘故：就黑格尔的耶拿时期哲学思想而言，我们自有《选集》以来就不再谈论讲课手稿，而是说三个“体系方案”——即使这三个所谓的“体系方案”中有两个都谈不上是什么“体系”的方案，而只是“体系”某些部分的方案，也就是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的方案。而这一点的可信性恰恰也是基于体系发展和教学工作之间的关系：在他教学工作之初以及1803/04年间，黑格尔尚且能在一个冬季学期的教学中铺展他的整个体系。一年后，这些时间只够教授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再过一年之后，只够教授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通过“体系方案”这一说法， 《选集》恐怕从术语上就遮蔽了“体系”与讲座之间的联系。显然，只有当一方面体系已经足够完善，讲座不再以“体系”而只是以其诸多门类之一为对象，另一方面，当出现讲座的记录保存之特有的双重性——即流传下来的不但有讲座手稿（或至少是残篇）还有讲座笔记——的时候，也就是黑格尔的海德堡时期以及尤其是柏林时期——只有此时，两者的联系才会显明。
由于黑格尔讲座手稿遗留下来的只是非常凌乱的残篇，所以，这一时期的体系发展差不多只能从相互接续的课程上的一系列讲座笔记中看出。手稿表面上的不可补救的佚失自然十分令人遗憾，不过，另一方面可以欢欣鼓舞的是，我们有借着超过百数的课堂笔记流传下来的数量繁多而质量可嘉的二手材料作为可靠的替代品加以补偿。
如我上文所讲，由于海德堡时期和柏林时期的体系发展差不多只在讲座（以及与之相关的材料）中有所体现，因而黑格尔讲座的编纂比起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所有其他思想家，包括施莱尔马赫，都要来得重要。单单是黑格尔自己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实质上都无异于他当时讲座手稿的刊行。因此，讲座所构成的并不是一个具有较低合法性的领域、“真正”已出版作品的可以忽略的附录；它们不单是黑格尔哲学之表达形式的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而且也是首要的、推动性的、实际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因素。而以“体系”和“科学”形式阐述的《逻辑学》反之则是不典型的，当然，这一点并不会减损其对于系统而言奠基性的突出作用。还有黑格尔哲学直接的效果史也因此而是其表达形式的忠实反映：其影响建立在讲座的基础上，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实在哲学”部分的讲座。吊诡地来讲，黑格尔“体系”的效果是一个他没有、至少没有以其表面的“科学”或“体系”形式进行阐述，而是仅仅在他的讲座中加以概述的体系所造成的效果。这些讲座不能再如在其先前的效果史中那样被理解为以科学形式加以阐述的体系诸部门；毋宁说，它们是黑格尔在大纲手稿与讲座这双重结构中、致力于将在讲座中教授过的科学加以创造而得出的成果：从既定的材料中整理出其内在的形式——尤其是在学院的教学工作的背景下。黑格尔的“体系”首先是一个“讲座中的体系”。
由此得出，编纂工作的任务应是令海德堡和柏林时期讲座中体系的发展进程显明出来。“亲友团版本”可耻地拒绝了这一任务——而这一版本的缺陷并不直接可见这一事实也无法减弱或消除它的困境：黑格尔的手稿和课堂笔记被混编在一起，不同年份的文本之间无法区分；在结构不完整的地方，替代以新的结构，主要是以三者合一臆想出来的，然后——根据编者的猜测——在其中插入原文，这常常是经过明显的顺序调整和对思路的破坏，而仍旧不能合拍的段落，就会被剪掉，即使这是一些对于理解相关门类来说至关重要的段落。看来，当时的编者似乎是将希腊神话中那个臭名昭著的形象巨人普洛克禄斯特奉为范本：他将他的牺牲品们要么拉扯到脱臼要么截短肢体，直到他们终于与他备好的床铺同长。不需要麻烦的论证就很清楚，以普洛克禄斯特马首是瞻的编纂工作对待初始文献的方式令对黑格尔哲学的恰当理解成为不可能。这一哲学提出的要求是，在严格的、必要的概念进程中构造其对象，同时将其表述的过程理解为其论证的过程。
因此，历史一批判版的最重要任务便是，将那些并未因当时编纂者的过错而佚失的原始材料既在其原始形态中又在其后来的形态中表现出来。黑格尔不得不首先分别制定他的体系的不同门类，各个“哲学科学”——很多时候只是出于少量并不充分的灵感——然后从一个课程到另一个课程逐渐完善这些蓝图。不过，但倘若撇开早先编者的混合而只将最后的——并在此意义上最为成熟——的课程版本作为出版的基础，就也犯了个错误。因为，如此就会丧失对体系形式之缔造过程的洞见，对引导着它的那些动因的洞见。对这一过程的洞见构成了我们对每一个体系门类的认识的建构性因素。只对这一工作的结果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满足于各个门类讲座的最终版本。但需再次强调：即使对黑格尔来说，结果也只是一具“赤裸裸的尸身”——毫无生气，因为它无法令人认识到运动和思想的鲜活，无法令人认识到，结果是由何而出。因此，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到对各个门类之体系形式的逐步的缔造过程。发展的决定性的维度就在于此：在于对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科学之体系形式的逐步的缔造过程，在于一般开端的同一性与其形成的各个步骤之差异之间的张力。对这一历史性变化的认识只要能够展现出思想是如何在特定的否定之路上获得其规定性的，这一认识本身就能获得其系统思维上的意义①。
从对阐释之任务的这一规定出发得出的是关于新版讲座的编纂方法的结论。这一新版的编辑工作已经在《选集》编辑的框架内——在鲁尔大学黑格尔档案馆中开始了。在此我只想做少许评论作为结语。讲座的编纂工作必须重构每一门类的这一生成过程并使之容易理解——其奠基的过程，还有对原始念头的改动与扩充。这建立在黑格尔从一个课程到另一个课程不断重新审视、对原始材料的大量深入的遴选萃取的基础上。这同样建立在对思想之不断推进的规定性的基础上。
因此，编纂工作的对象是由黑格尔在某一特定学期讲授的课程构成的。这看上去也许是不言自明，也许很陈腐老套，但从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认识，即便是如今人们经常也是另外的做法。“亲友团版本”并未将每一次讲座，而是将黑格尔哲学的不同门类作为自己的对象——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出于这一目的，它以其著名的成果破坏了其原始材料形式上的同一性与思想上的独立性，而这总是单次讲座的特征——而这一成果在简明性的基础上虽然不失效用，但却通过其自创的概念令黑格尔思想结构与思想运动的精微奥妙消失无踪。黑格尔最初的思考在此与已经考虑成熟的、具有丰富前提的部分并列而立，不同的概念被迫默默地统一成一个编纂幻想的产物。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将每个单个的笔记都作为编纂的对象。这一做法今天偶尔会被称颂为一种极具批判性的做法，因为它将每一份课堂笔记都当作一个个体。不过，是否一份笔记能够出版，必须首先经过史源学考证方面的澄清，其中就包括——尽可能地——与同一课程其他笔记的比较研究。在这里总是可以看到极为奇特的事情——从接受的片面性、记录流传的空白直到对文本顺序的颠倒。倘若编纂的对象是单个的笔记，这些缺陷就永远无法根除。对单个笔记的出版这一方法虽然是伴随着批判性要求而出现，但它更多是建立在放弃一切史源学考证的基础上。并且最后，单个笔记的出版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令黑格尔的思想湮没在如今对带着不同程度的恭敬的上百份笔记的编纂过程中。
《选集》则避免了这两个极端，既不将每一个科学门类也不将单个的笔记作为编纂的对象；对于它来讲，如上所述，每一次课程才是编辑工作的对象。因为，黑格尔的思想是在一个学期中每一门课程的教授过程中获得其“真实的“、历史学上特定的形式的。并且，即使没有一个笔记能够成为对讲座原话的完全确切和忠实的记录：也有数量繁多的笔记，它们部分相互重叠，部分与黑格尔的留存下来的某份手稿内容一致，因此证实了是对黑格尔讲座的可信的、甚至是杰出的再现。至于每一课程的文本表述应当如何进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当同一课堂的不同笔记之间存在巨大的品质上的差异时，应当选择局限于一份笔记加以再现，而当文字记录相一致或者差不多具有同等价值，则最好指出其差异。
从对《主观精神哲学》第一卷的出版以及当前的修订工作就已经可以看出，课堂笔记的编辑出版将改变上几代学者对“晚期黑格尔”的印象，这一印象或者是由于他们听闻“体系”一词并将其单单理解为被固定的隔墙分割开来的僵化系统，或者是因为他们基于黑格尔学生和友人编辑工作而无法认识到思想发展的动能——而这并不能归咎于黑格尔。黑格尔的体系作为“讲座中的体系”是存在于一个持续不断的运动中的，即使是黑格尔以科学的形式加以阐述的体系中的各个单独的门类也表露出了思想的这一动能——在第二版《逻辑学》与第一版之间的关系中就可看出。自从狄尔泰为黑格尔的青年时期作品辩护以来，没有比到处都乐意接受为定见的对黑格尔的妖魔化——认为他的晚期作品证实了体系的不断僵化——更为荒谬的了。更接近真理的是与之对立的观点：黑格尔在不断地摆脱早期的思维框架和无法证实的对于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揣测之束缚；他对新的文献资料孜孜不倦地深入思考以及他清醒的历史体验不能允许任何停滞。这从《选集》中很容易看出一一只要你准备对它有所了解。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