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部分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为文本支撑，通过对马克思、施蒂纳、费尔巴哈三人思想关系的细致考察，指出：其一、正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危险所在，即马克思既要反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又要防止自己陷入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其二、正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迫使马克思改变自己的哲学立场，最后使马克思转而批判了费尔巴哈也批判了施蒂纳本人。
【关键词】马克思；施蒂纳；唯一者；类存在
中图分类号：B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01-0023 - 12
个别不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可能会否认《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的重要性；加上《形态》的出版和翻译都比较迟，这使得《形态》的主要内容变得更加模糊不清。①《形态》几乎很少被完整阅读，尤其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做的逐字逐句的剖析更是几乎完全被忽视。②由于罗伊·帕斯卡尔对《形态》的译本删除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攻击，所以，尽管这部分（“圣麦克斯”）占了《形态》的四分之三，还是形成了一个误解，即“圣麦克斯”这一部分对《形态》既不重要也关系不大。就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常常会产生这种误解。这种误解得不到对《形态》文本详细考察的支持。和《形态》其余部分相比，“圣麦克斯”部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形态》中最重要的观点完全依赖“圣麦克斯”这一部分。没有对施蒂纳的理解，《形态》的重要性就不能被充分把握。大多数认为施蒂纳不值得重视的评论者都没有注意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左翼对施蒂纳都评价很高。①就马克思而言，他认为施蒂纳的书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完成，同时它也将其思想的消极方面体现和放大到了漫画式的顶点。因此，若认为马克思在《形态》中用最长的篇幅把自己和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决定性地区分出来时，施蒂纳就已经屈从于这种无批判的分析，这倒是令人吃惊的。弄清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值得批判的重要性何在，并在文本中考察这种批判仍然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认为施蒂纳所提出的问题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缺陷的典型例证：“人们只要改变他们的意识就可以使世界上的一切得到完善。”施蒂纳则更进了一步，他堂吉诃德式地相信，只消通过发布一个道德律令，不用进一步的行动，立即就可以把源于劳动分工产生的物质力量转化为个人力量。②
施蒂纳用同样的眼光看到了革命，因为施蒂纳看到，当用信仰、道德、法律要求独一无二的个我，并以此来取代“唯一性”( Eigenheit)时，这些都还是经验自我所期待的“本真”自我的各种变形而已。施蒂纳的目的是通过澄清这些普遍概念的含义，从根本上去除它们对自我牺牲提出的种种要求。按照施蒂纳的观点，唯一者支撑着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形式，真正需要捍卫的是“唯一性”( Eigenheit)。施蒂纳宣称，只有自我主义者的联盟( Verein)才不会使个人屈从于他的理念、标准或其他比他更高的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是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宗教信仰的。在施蒂纳看来，自我主义者的联盟要实现，决不能通过损害个人的自主决定权，相反只能通过积极地保护并扩大个人的自主决定权和无限的唯一性来进行。施蒂纳驳斥所有那些依靠道德预设和诉诸“应然”( Sollen)的革命信念，因为这些信念都相信罪恶存在于理想的尚未实现中。
这里的关键不是施蒂纳看来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样所期盼的革命热情是虚幻的。马克思1845年的立场不能必然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施蒂纳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以人的个性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革命，是否只是屈从于一个新的革命理想，不同的只是这个新理想的名称发生了变化而已。这才是马克思在《形态》中花那么长的篇幅并贯穿始终要回应的中心问题，在《形态》中，马克思力图证明共产主义和个性如果被正确理解，那么它们绝不是毫不相容的，尽管施蒂纳认为这二者完全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的批判还远不止于只是谴责一下现实或者青年黑格尔分子——他们只是依据抽象范畴和原则对现实加以批判，而抽象范畴和原则本身只不过体现了历史自身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更进一步的目标则是证明，历史作为理性的进程超出所有纯哲学的批判和标准，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既超出康德式的应然也和施蒂纳用怪异的方式又让它死灰复燃完全不同。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都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强有力的，但却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这么做，并且马克思遭遇的是谁的观点。人们经常注意的倒是，马克思从早期对费尔巴哈的近乎崇拜到对其突然进行批判这种立场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的突然性被过分强调）；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没有谁的作用更胜于施蒂纳，是他迫使马克思发生了这一转变。
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虽然施蒂纳全书的结构——划分为“人”(“Der Mensch”)和“我”(“Ich”)两部分——但它仍然反映并表明了他的目标。施蒂纳著作的主旨正是如此。施蒂纳试图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回击费尔巴哈：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基督教的本质》都关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二者的观点都根据人自由自觉的本质加以阐述。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一致的。戴维·麦克莱伦指出，施蒂纳“对现代的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着魔式的迷恋，人类已经完全被这种精神性的幽灵所奴役。”①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精神奴役人的最根本表达。
费尔巴哈观点的缺陷正根植于他关于人的神性这一概念当中，施蒂纳抓住了这一点。在费尔巴哈哪里，人的神性不是作为人必然的创造和生成，而是被当作在意识层面上重新获得的东西。人一旦重新获得这种神性，就其含义他就必然重新屈服于这种新发现的神性。施蒂纳认为“神性”会压迫个人，历史上各式各样的“精神”和“集体主义”，都像一个新的监工一样曾一直压迫着个人。同样，费尔巴哈自命为无神论者也是不彻底的。施蒂纳这里对费尔巴哈的很多批判都是对的：“费尔巴哈说，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只是那些否定神圣存在是谓词的人，而不是那些认为这些宾词的主词才是无的人。”按照费尔巴哈的定义，真正的无神论和信仰永恒的神性是可以共存的。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对传统神学的批判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暴动”，它并不比神学更少神性，它只是移动了一下神性的位置而已。②施蒂纳进一步宣称，费尔巴哈著名的主词和谓词的颠倒——只是用人的神性代替了上帝的神性——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类”作为一个总体对个人的压制和用上帝的神圣性压制人是一样的，因为真正的个人仍然是和一种宗教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费尔巴哈把人的谓词扩展为哲学的理性并宣称“我们只要把谓词颠倒为主词，就可以得到无隐藏的、纯粹的和自明的真理。”施蒂纳相信这种观点在任何“更高的权力”面前，都会使超越所有谓词和自我牺牲的实际需要变得更加模糊。费尔巴哈获得的只是自我牺牲的对象发生的一个抽象变换。费尔巴哈没有改变他的术语，这实际上使自我牺牲比以前更加厉害，因为自我牺牲的特征被那些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我的大话所强化。施蒂纳说，费尔巴哈只是一个伪善的无神论者。③费尔巴哈本人对施蒂纳的回答，也承认关于上帝并不存在的观点表达的只是“政治和宗教”的消极形式等等，积极的表达应该是“（个）人是上帝”，但这恰恰是施蒂纳的观点。④
当然，马克思并不和施蒂纳一样认为费尔巴哈对神性的置换仍然是一种对人的压迫。⑤但这不能使我们无视马克思和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所具有的相似性——虽然这种相似性是有限的。毫无疑问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明显影响了马克思，施蒂纳认为，若所有对个人的真正关怀都可以牺牲掉，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只不过是把抽象的“人”替换为抽象的“爱”而已。在《形态》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正是这一观点的延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只把人当成感性的对象，而不是当成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停留在抽象的‘人’那里。他从来没有看到把感性的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①而且，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当中，马克思进一步延伸了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者”仅仅根据抽象的“人”的概念所进行的争论，只是从“历史王国”又返回到了“理念王国”而已。②
施蒂纳指责马克思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虽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但这种批评已对马克思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并促使马克思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类存在” ( Gat-tungswesen)只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空洞表达，同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还指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③施蒂纳在这个事例中选择的靶子是不确切的。他的批驳不能证实，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运用到政治领域就会和费尔巴哈的理论相矛盾。一旦改变对异化的看法，异化所要求的就不仅是意识的改变和调整。比如政治国家的存在，就不能只在意识层面上揭示出其错误特征就能被废除——虽然这正是施蒂纳所相信的。异化了的政治国家只能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改造而被废除。异化的现实，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不是虚幻地存在于费尔巴哈所幻想的天国中。④但是在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他完全没注意到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既缺乏深思也不准确，因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表明并宣称自己从费尔巴哈软弱消极的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了。
显然要重新估计施蒂纳的观点所起的作用。罗伯克维茨认为，施蒂纳的观点不只是完整地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致命缺陷，更主要的是施蒂纳的批判迫使马克思改变立场，使马克思反过来既批判费尔巴哈也批判施蒂纳，还批判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左翼，这个观点来自对更多证据的详细考察。马克思既要反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又要防止自己陷入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正是这一点给马克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他把施蒂纳作为对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试金石。
对《形态》的这种解释至今为止一直被忽视。《形态》中序言里那些开头的话都极端的辛辣讽刺——但完全恰当——那正是某种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观点的阐释：
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制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的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这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⑤
这段话通常被看作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体系的纲要，尤其是施蒂纳思想的纲要，但这种字面的理解还远不准确。这段话还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为什么这个短语被选作并充当这本著作的标题。
施蒂纳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我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认为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意识，这是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他们的必然结论就是改变现实需要去做的就只是掌握自己的思想。①和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自我”只为自己的利益活动的“精神决定论”不同，施蒂纳坚决认为贯穿历史始终的是人已经自愿屈从于某种人之外的观念。《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就是对这些“固定观念”(idees fixes)的抨击，正是这些观念完全阻止了自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活动，它被施蒂纳著作的译者称之为“怪想”。②对施蒂纳来说，自由的个人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范畴而是一个未来人类努力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在被资产阶级社会所抛弃的犯罪者和赤贫者那里变为现实。阻碍个人自由的还是意识，意识把存在当成对它的“异化”，这不仅是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其他自我主义者相比，若不注意到施蒂纳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有更多的共同性这一点，我们很可能会误解施蒂纳的观点（因为他后来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举例来说，施蒂纳并不同意曼德维尔( Mandeville)的观点，即私人罪恶的累积就等于公众利益；施蒂纳认为任何公共利益的概念都是无意义的。按照施蒂纳的观点，自我主义的作用将会重新破坏所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施蒂纳也批判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设，因为绝对自我是对个人的统治，它只是一个理论争鸣的对象，它只关心理性法则的实现。施蒂纳的自我是唯一的个人但同时又是虚构，因为它不要任何义务和相互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让人想起斯宾诺莎（也可以是任何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一本各式各样的“自我”自由表演的清单，它以意识为根基，它贯穿于施蒂纳观点的始终并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被认为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施蒂纳不得不求助于一种模糊不清的历史理论，以便来说明他厌恶的精神在历史上有一种进步的作用。观念的统治使个人成为他的自然环境的主人，精神这样做只是为它自身的原因，不是为了个人的原因。③施蒂纳认为，虽然历史进程的终点不是精神的统治而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但历史进程本身仍然是被精神推动的人的自然发生进程。无论施蒂纳怎样理解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观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施蒂纳。对施蒂纳和黑格尔来说，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基督教，它把尘世和个人贬低为基督教精神的“观念的奴婢”，而这种观念（根据施蒂纳的看法）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类信念的典型表达。爱基督教的神性，就不爱独一无二的个人，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发现自己是精神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就在现实中丧失了自己。“基督教关心的是神，在没有异教徒时，神在现实世界以外，在基督教内，神就在现实当中。基督教和上帝同在并化身为人，它的任务就是保护并救赎人，上帝是每一事物的灵魂，它存在于人类的每一件事物当中，人应当时刻为上帝的接纳做准备。”④基督教的应然( Sol-len)贬低个人，⑤施蒂纳从来不同意费尔巴哈的观点，即基督教表达的只是人被他所创造的范畴所奴役。
此外，施蒂纳认为正是费尔巴哈本人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的主要原则，即上帝的神性存在于每一个人当中。①如果任何人把“心灵或应然”置于他存在的核心地位，他就使自己分裂了，他就把那种自称是“更高”的精神置于其余的部分之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说法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人的本质”仍被置于真正个人的对立面，仍然把人分为“本质”和“非本质”的两部分。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是对神性的否定而是对神性的根本表达，即人被他创造的范畴概念所奴役达到了顶点，同样，人本主义所起的作用只是一个信号，它终将导致一个自我主义者联盟不可避免的降临，联盟将会克服国家及其道德。②就像基督教一开始就把精神的本质置于个人之中一样，费尔巴哈并没有超出基督教的哲学家。施蒂纳当时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远不是像人们初看起来的那样既不正统又不切实际。事实上，施蒂纳的批判被很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所接受，他们同样激烈地批判基督教，但不是继费尔巴哈的后尘而是直接追随黑格尔本人。③
施蒂纳相信，如果一个人在决定他的行动时仍按良知、神召、思维的要求行事，他就仍被这个世界所统治。人越是在精神中寻找自我，在现实中就越是丧失自我。自我的丧失采取了各种形式，经历了各种历史阶段，自我的各种形式和人们对自我的种种虚假追求是并行的。施蒂纳用一种古怪的调子，用“一个人的生活”这种典型方式设定了他的“唯一者”说话的方式。④这里施蒂纳明显有一个向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特定转换，这就是向新教的转换。施蒂纳说，和天主教满足于执行一个外在的命令相比，新教追求的是他自己的“灵魂”( Geistlicher) -是运用他自己的良知这个“内在的秘密警察”——它监视着我们的每个思想动机和自然冲动。与之类似，个人和他的上帝即国家相联系就变成了政治的新教徒。⑤像新教在宗教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自由主义也使政治上失去中间的调解人。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所下的论断明显带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印记。施蒂纳重复了马克思的观点：宗教自由仅仅意味着宗教解放，良知的自由只是意味着良知的解放，政治自由只是意味着国家的解放。但施蒂纳把这个观点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他说：“自由主义，只是[介绍]一些概念——人不是神的，也不是政治的，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科学的，不是教条的也不是相互矛盾的，不是教条和规范，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思想统治着世界。”⑥自由主义构造和强化了基督教对人的贬低。 “人的权利意味着我心中的‘人’有权命令我做这做那，我作为个人没有权力，但作为‘人’却有权命令我。”⑦所有的整体、一般概念和任务对个人的统治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的解放又变为这些东西的奴隶。施蒂纳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来临，“并非是个别的人——而纯粹的他即是人——自由了；而市民、公民、政治的人自由了，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并非是人了。”尽管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客观的中性权威，但是由驯化的“新教徒”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中间性代言人的消失而是中间性代言人的增加。①为了抽象的应然，不贬低个人，政治国家就不能存在。国家的核心，在施蒂纳看来，和道德的核心一样都是抽象的“人”，每一个确证的都只是“人”是在个人中的存在。
因为这个原因，施蒂纳继续保持着他的希望，不是寄希望于政治人，而是寄希望于一些被市民等级极端歧视的赤贫者——因为他们“居无定所”，所以被蔑称为再“无可损失”。国家和市民等级把这些人看成是混日子的和不道德的，看作是没约束的也没任何保障的人。虽然施蒂纳也用了“无产者的”( proletarian)这个词，但他指的是赤贫者阶层，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完全不同。②施蒂纳没有成功地把赤贫者和无产者区分出来，就像他没有把市民等级和资产阶级区分出来一样。不过施蒂纳确实详细说明了这两个易混淆概念之间的对立，认为资产阶级维持赤贫状态，因为赤贫才为他们的优越地位提供保证。这种地位用“金钱给人尊严”( das Gelt gibt Geltung)③这个短语为其辩护。④资产阶级用国家来压迫赤贫者，使这一切又变成无规则的。出于同样的理由，因为赤贫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他也不需要国家为他的一无所有提供什么保护。”在施蒂纳看来，国家的原则建立在空洞的道德之上，它不仅是用空洞的道德对所有物( Eigenheit)否定的典型，而且它还拒斥和无力改变赤贫者的状态。施蒂纳说，“赤贫，就是我的无价值，就是我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现象。就此而言，国家和赤贫二者是一样的。国家不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国家只能通过我的无价值维持其存在；国家永远在盘算从我身上得到价值，也就是剥削我，算计我，耗尽我，甚至它消费从我那里得到的一切时都在于把我保持为一个无产者。国家想让我成为它的动物。要求国家消灭赤贫就等于让它否定自己的原则。”⑤
在这个关节点上，施蒂纳的错误是他从这种观点滑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上去了，即劳动被他的所有者所剥夺( ausgebeuter)，就像战争对敌人的战利品( Kriegsbeute)的掠夺一样，所以“如若劳动自由了，那么国家就将消失。”劳动具有利己主义的特征。⑥劳动者是利己主义者。施蒂纳狂热而无批判地相信那些思维范畴，它们作为现实物质力量的反映和现实中诸多要素的关联，常使施蒂纳误以为现实是某种“思想原则”或其他东西的表现。
当然施蒂纳在其他方面也是内在不一致的。施蒂纳把“唯一性”（Eigenheit）当成人的本质并和“自由”( Freiheit)⑦相区别，唯一性从来没被当成是对人的异化或压迫，但是，其他所有“本质性”的范畴却都被认为是对人的异化和压迫。施蒂纳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每个国家和社会（他并没有清楚区分）的存在都以个人的唯一性为条件。个人唯一性的丧失养活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都是人异化的本质、神性( heilig)和表现。施蒂纳思想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我特有的意志是国家的破坏者”①——这肯定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但施蒂纳否定这种立场具有“革命性”。魏特林所倡导的革命（包含在费尔巴哈和蒲鲁东所倡导的东西中，仍然属于施蒂纳所谓的“怪想”之列）在施蒂纳看来只不过是另一种宗教、道德和教条的变种，是用另一种“应然”的说法——如“真正的使命”、神性、异化——来替换个人的唯一性。任何一种对革命任务的服从都必须建立在准则规范具有神圣性的信念上，而这些规范恰恰正是人们最需要克服的东西。革命组织是一个虚幻的、道德的和贬低个人的代言者。人们欢迎革命的热情和结果，只是屈服和自我戕害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施蒂纳发生了争论，马克思不再冷静平和地讨论施蒂纳的学说、逻辑和观点，而是长长地罗列了施蒂纳关于革命的错误认识内在蕴含着哪些危险。
作为一个坚决的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相信对国家的克服要靠自决；如若自由被简单理解，它只意味着“不受束缚”。施蒂纳相信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对自我神圣性的另一种要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宗教的”，②在某种程度上和以前所有的体系一样都是神圣性对个人的统治。施蒂纳通过把革命和“暴动”区别开来，力图以此解决作为无政府主义变种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内在紧张，这被马克思看作是“滑稽的”。施蒂纳说，革命仅仅是另一个“人的活动”，一个颠覆现存秩序的社会政治活动；相反，暴动被施蒂纳界定为个人的起义，它并不指向新秩序的建立。革命的目标是新秩序的建立，暴动的目标是我们不再被新秩序所安排。暴动的目的不仅是抛弃某种既定秩序，而且是个人的自由行动提升到所有的既定秩序之上，它包括“自我主义者的联盟”。
这个“联盟”( Veren)的界定正好和国家的缺陷自相矛盾。当历史只是道德的外化时，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就成了黑格尔国家观的牺牲品。施蒂纳通过拒斥国家和道德的共同前提强化了二者的联系。对施蒂纳来说，国家的现实统治作用只是人所“拥有”的一个“固定观念”，一个“幽灵”。（施蒂纳在国家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让人想起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观点，基督教压迫人——只是因为——它的内容是虚幻的。）结果自然是施蒂纳对国家的批判远不如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力；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倾向使他低估了国家的压迫力量，而且他对这一点也很少重视。施蒂纳也同样很少谈论国家的形式，他认为即使所有的人相互统治，所有的国家仍然是一个专制，抛开这一点不说，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仍然是一个把良知强化为武力的专制国家。国家机器操纵着个人思想的发条和大脑的叶轮，所以在国家中没一个人是自由行动的。“唯一者”断言，只有那消除个人赤贫的愿望，才可能破坏国家机器。
人要服从国家是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这种看法并不必然导致认为国家本身是一个幻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施蒂纳尽管从马克思的文章中也读到和获得了不少东西，但是他仍然相信，国家的统治是一个人们被他们的幻觉所统治的公开典范。施蒂纳的看法是，只要人就其本性不是政治的动物并且人的政治生活只能通过国家表达，那么政治生活就是一个虚构。这种看法会导致进一步认为法律也不能体现强制力——这个观点正好被马克思所嘲笑奚落。①
施蒂纳对政治批判的另一方面是缺乏明确性。他始终认为国家的出现只是神圣性的一个代言人，是神性的一种改变方式，社会如此、道德如此、革命也是如此。这样施蒂纳就不能明确区分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社会——是人的自然条件，是自然的国家——和国家在同样的意义上一样不是虚幻的，社会和国家不同在于，社会从来没有和赤贫状态联系在一起。像法律规范的内在化一样，社会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求这样，也没有要求人放弃他的的全部特性和机能，以便屈从于新教国家所要求并统治的完整的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施蒂纳所拒斥的东西——对个人的完全贬低恰恰是包含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正因为如此，《形态》更关注劳动的分工而不是劳动的异化。然而，这个问题在施蒂纳看来，对个人自由的否定不是社会而是国家，是国家否定了他的“唯一者”。对马克思而言，显然施蒂纳把问题弄颠倒了。施蒂纳甚至进一步认为，国家和所有的神圣性团体一样，离开对主体的特定理解就不能存在；社会的存在依靠把个人变成为它的奴隶，同样国家的存在也靠把无价的个人弄成它的奴仆才能维持存在。②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力图解答的问题。马克思强调指出，对个性的完全贬低不是因为政治和道德的束缚，而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进程。这一问题的根源不在国家，而在劳动过程。
如果我们相信施蒂纳，那么在所有的政治组织形式中，只有他的“联盟”( Verein)才不会造成对个人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联盟并不代替个人的“唯一性”，个人实际上高于联盟。施蒂纳说，我们所期望的不是共同体的“喀迈拉”( chimera)这个怪物，而是我们的“独自性”，和别人的组合只是为了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共同体只是为了这个特定的任务才产生的。③如果国家“消化掉”个人，个人也会“消化掉”联盟。不必惊奇马克思为何认为施蒂纳的“联盟”只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理念摹本”。④施蒂纳自己把“联盟”描述为“一切人的自由”，其中每个人都能得到他该得的那一份。他高于和超出其他反对社会革命者（不仅仅是蒲鲁东）的地方是用“人的竞争”代替“物的竞争”（马克思认为这只是竞争的最初特征，不是竞争的完成形式）。但是，施蒂纳的“自我财产”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等级和资产阶级财产的神圣化。⑤正如C．B．迈克弗逊所说，施蒂纳看上去完全像是一个“充满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理论家的典型。
马克思继续说，在联盟中“每种关系，无论它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或者是直接强制所引起的，都被看成是一种‘协议’关系。（而且）别人所有的财产都是我们给予的，在我们有力量把它们拿走之前，他们一直占有财产。而在实践中，联盟却要依靠木棍和桑乔‘达成协议’，这种协议是一句空话。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别人只是抱着一有机会就抛开协议这一暗中打算来接受协议的。”而且，施蒂纳的“个人财产”（不是保留在联盟中，而是现成地摆在那儿，在某种意义上它不需要任何法律的保障）使他陷入自相矛盾。马克思这样解释自我主义者：
我把你的财产并不看成你的东西，而是我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我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把这看成是普遍的东西，这就使我们看到了现代德国哲学对普遍的、特殊的和独占的私有财产的解释。⑥
施蒂纳对联盟的形式论述很少，这让马克思进一步批驳说“施蒂纳实际上让旧的社会形态继续存在以便去完成现代国家的事务。”因为“桑乔（施蒂纳）使土地、所有者、劳动分工和货币仍然在它的联盟中存在。没有这些前提，没有国家桑乔什么也不能做。逃避他描述的“唯一者”的特殊命运只有通过劳动分工。①
马克思不仅用这种方式批判了施蒂纳的联盟，还批判了联盟的基础即施蒂纳的自我，按照施蒂纳的逻辑，自我是一个虚构的存在。②施蒂纳的“自我”（它的来临意味着迄今存在的世界的终结）不是“有形体的个人”，而是按照黑格尔式的方法构成的范畴，③它什么也不是。
既然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另一种东西，那么在一个人看来是异物、圣物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说来决不应该是——也根本不可能是——异物或圣物。因此圣桑乔其实顶多只能这样说：国家、宗教等等，对我圣桑乔说来，是异物、圣物。然而，桑乔却不是这样来看它们，而是必须把它们看成绝对的圣物，即对一切个人说来都是圣物。桑乔根本很少想到要把每一个“唯一者”作为衡量他自己的“唯一性”的标准，却非常想把他自己的“唯一性”当作衡量其他一切人的标准和道德规范，他要作为一个真正的道德学家硬把所有其他的人捆在他的普洛克拉斯提斯床上。这是很明显的。④
当施蒂纳把历史的阶段和条件看成是理念的体现的时候，自我主义者的成功就只在于“克服观念”。马克思说“对施蒂纳来说，法不是从人们的物质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相斗争中产生，他甚至可以不用接触任何世界，而只要和从自己‘头脑中产生’的观念作斗争就够了。”这就意味着施蒂纳“神化历史”，把历史条件转化为观念，并“用哲学的残余去抓住每一件事物”。“他把德国思辨哲学的全部幻想的一字一句都当作真理。在他看来，只存在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而且这种历史只是靠黑格尔而存在的，黑格尔的著作已逐渐成为现代德国的所有贩卖原则的投机商以及各种体系的创造者的通用的夹带和指南了。”历史被篡改和神化。“个人首先被转化为‘意识’，世界被转化为‘客体’，随后就可以把生活和世界复杂多样的形式减化成为一个对意识的不同看法。”⑤施蒂纳是“一个黑格尔拙劣的模仿者”，施蒂纳“对他模仿的东西完全无知”。概而言之，在“人生”和其他地方，意识的诸连续阶段每一个碰到的都是一个已完成的现实世界。对马克思来说，施蒂纳的这种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从来没有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对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也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强迫历史服从他的设计。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际上源于黑格尔“意志”概念的某些方面，但马克思用他的理解对它做了改造，并用它来反对像费尔巴哈和施蒂纳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理论盲点。
就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思想的发展阶段而言，他认为意识不仅是某种认识的东西而且是某种创造性和生成性的东西。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含义看，《提纲》批判的直接对象是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因为施蒂纳把创造性的力量归结为意识。实际上，施蒂纳反驳费尔巴哈的所有大话和准确的地方，反过来又求助了费尔巴哈突出的缺点。
因为圣物是某种异物，所以一切异物都变成了圣物；因为每一件圣物都是枷锁、镣铐，所以一切枷锁、镣铐都变成了圣物。由此圣桑乔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异物都变成了一种假象，一种观念。他摆脱这种观念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对这种观念提出抗议并声明他没有这种观念。⑦
这就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异化观的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就已经从这种观点中摆脱出来，他对现实不再只是采取沉思和作出软弱的反应。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说依赖像“人”这样的类概念是无意义的，但马克思意识到施蒂纳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依靠类概念，马克思指出：
他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并且相信是‘人’创造了历史。现在我们也在他谈到费尔巴哈时看到同样的东西，施蒂纳无条件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幻想，并以此为根据继续创立自己的理论。如果施蒂纳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得到的结果是无，因为他把宾词变为主词或主词变为宾词，那么施蒂纳就更不能得到什么结果了，因为他把费尔巴哈的这些变为主词的宾词神圣地奉为统治着世界的现实个人。他实际上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①
这样我们就不会惊奇施蒂纳“一想到无神论、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弑君的行为等等的时候，就起来暴动。圣桑乔起来所反抗的对象就是圣物；所以暴动归根结底就是罪孽，虽然暴动也称之为犯罪。可见完全用不着把暴动说成是一个事业，因为它不过是触犯‘圣物’的‘罪孽’。”②暴动像费尔巴哈的上帝一样，施蒂纳仅靠观念的不同层次就可以向前推进。
我们又一次不会奇怪施蒂纳一旦从观念的层次游离出来，他就会犯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从一个历史的观点批判了施蒂纳关于劳动的自我主义本质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形态》中那么多的论点，都是力图阐明资本主义对人的活动造成的束缚。由于劳动分工使个人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就不能被等同于人自身的历史，更不用说能等同于“意识”的发展史了。只是在德国——那里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所以那里意识形态体系还保留为一个虚幻的特殊世界——这一点还没充分显现出来。劳动作为个人力量的自然结果，它完全可以被个人重新支配，但这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在文章中马克思对人的个性作为一个原则并没有不予考虑，而是在批判施蒂纳的错误观念时为其辩护。不论施蒂纳讨论中的不足是什么，他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共产主义者所倡导的东西很可能对个性造成威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就包括在那些典型的道德家中，施蒂纳对他们已有过激烈的批判。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施蒂纳把这个问题强加给了马克思从而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而是马克思即使只是回应施蒂纳也需要重新制定他的表达，这一点贯穿《形态》始终。个人主义，对费尔巴哈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他可以用更抽象的（“类”、“意识”）来阐明他的观点；同样，对青年黑格尔派和一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提黑格尔本人）来说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施蒂纳和马克思来说，个人主义则是核心问题。
正是施蒂纳自我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刺激了马克思，从而让马克思从理论上形成对施蒂纳的详细回应，这一点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被忽视了。马克思回击施蒂纳的关键，不是马克思认为施蒂纳有多大威胁，而是马克思需要——和青年黑格尔派及其试金石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区分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立场，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施蒂纳提出的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逐条地加以反驳。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形态》的目的在于阐明这样一点：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对人呈现为一个不依赖于他们本身的存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自身分裂以微观的缩影方式在个人身上再现，而个人的力量作为异己的力量现在以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问题仍然是：个人怎样在一个力量日渐削弱的国家中解放他们自身？这个问题一旦被提出来，对它的探寻将会让人质疑到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施蒂纳本人的自我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和青年黑格尔派左翼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使得马克思能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当作是对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左翼观点批判的一个替代品。这一问题也恰恰是《形态》努力寻求回答的问题。
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肯定要受到谴责，是因为：
共产主义者并不用利己主义反对自我牺牲，他们对此在理论上的表达也不自相矛盾。他们只阐明自我牺牲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个物质基础将会消灭自我牺牲自身。共产主义者根本不乞求于道德，相反施蒂纳却紧紧抓住道德不放。（共产主义者）并不为人的自我牺牲而放弃“自私的个人”。①
施蒂纳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被认为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当劳动分工使得最大范围和最广泛领域中的工人必须相互依赖，当劳动不能是个人的的时候，劳动只能是利己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根本不是自我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利己主义的，劳动早已经“丢掉了所有生命活动的外观，变为维持生命需要的手段。个人必须占有全部现存的生产力，这不仅是为了维持自我生命的需要，而且还是保证他们存在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个人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必须以个人对生产条件的全面占有为条件。”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继续批判了施蒂纳所谓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方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③只有在个人的“唯一性”被神秘主义地理解并且个人的历史被当作是“唯一性”的异化时，个人才会被认为是和集体相冲突的。
马克思彻底地粉碎了施蒂纳的反驳，这当然是事实。马克思的批判不仅在社会主义史上有其地位，而且在批判的谩骂史上也同样有其地位。马克思在他篇幅巨大而且不应被忽视的批判中，并不满足于表明，通过批判施蒂纳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他们都相信物质力量只是思想范畴的反映——成功地使施蒂纳把自己摆在一个角落里就完事了，而是在这一场对施蒂纳唯我论的批判中，马克思自己也在重新定位他关于个人的思想。一位最近的评论者就认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一本“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圣经”，是“一个首要的社会学文献”，他尝试性地提出，“马克思以‘革命首先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开始’而闻名，而这一荣誉没有授予施蒂纳是因为1845至1846年这个时间，马克思已经在用阶级的概念而不是用个人的概念思考问题。”④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革命会从任何人的思想中开始，马克思根本没有忽视“个人”而只诉诸“阶级”，恰恰相反，马克思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贯穿《形态》始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施蒂纳本人。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