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关怀。基于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重视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视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极度分配不公所致。尽管伯林理解马克思是因为重视大工业对人与历史的影响而不强调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但因为关注20世纪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及其问题，伯林并没有把这一洞见运用到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上。
【关键词】马克思；伯林；犹太人问题；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09) 06 - 0030 -07
犹太人在近现代欧美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始终 是哲学、历史、政治等领域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之 一。漂泊和离散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不只一个犹太 民族，但为什么自近代以来，犹太人问题成为思 想、政治以及现实中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的核心 问题之一呢？不少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做了解答， 而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环境对思想家的影响为背景，探讨一 下马克思和伯林两个人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
一、伯林论马克思的犹太观
总体而言，马克思确实表现得不太重视自己 犹太身份，他专门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不 多，①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对犹太人也有不少贬低 之词。伯林从犹太人的情感体验出发，移情地理 解马克思的内心，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做派。② 在伯林这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犹太人看 来，马克思具备典型的犹太心理，因为马克思“潜在地不喜欢他生而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事实……并且经常为盲目的憎恨所折磨”③，他的“心中充满了犹太人所特有的怀疑、不安和自我追问的根源”。马克思一定要将这些不安的因素从自己的生命中解决掉。据伯林说，作为被孤立、边缘化的犹太人，青年马克思肯定产生了自我归属的迷茫，他亟需心理上和政治上认同和归属于某个值得依靠的共同体。马克思选择从理论上和情感上投身于现在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处境最悲惨、然而却代表了未来的无产阶级，并借此来达成自己掌控社会的心愿，这就是马克思对认同的选择。所以，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当中，犹太人这一民族共同体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把所有人分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部分及其代理人和附庸。⑥
在伯林看来，对犹太人的自卑与自恨让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身份使得马克思不足以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只要民族主义依然是他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政治上就别指望有所作为。必须消灭这个问题。”①只有犹太人和所有其他族群都不再存在，全人类（一切人）都获得解放，所有人都是“人类一员”，才有可能让犹太人从被憎恨的现状中解脱出来：
他把反犹主义和犹太教，跟其他宗教一样，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消极的病态的社会现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②
伯林认为，马克思消解民族、进而消解犹太人问题的途径就是他的社会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民族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是因为：首先，民族不是全人类，因此，它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其次，民族感情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③，民族也是虚假共同体( illusory communi-tv)，它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造就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伯林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要破除这些掩盖由于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冲突的东西，因为在马克思心目中，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维护特定阶级的需求的，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在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④在所谓的民族共同体背后，始终隐藏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即随着资本全球化诞生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真正的人类集团之间的对立，⑤而不是什么民族之间的文化分歧。
马克思赋予了无产阶级以丰富的内涵。理想化了的无产阶级是完美的人类社会的继承者，他们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他身上的犹太人问题便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⑤但伯林却相信，无产阶级并不是现实的共同体，阶级内部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思想与意识的联系，因为马克思所谈论的不是每一个工人，不是这个阶级中的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成员，而是作为抽象的类的“工人阶级”。⑦可这样给人类做出划分的代价却是对社会现实当中丰富因素的忽略。⑧伯林认为，作为一个在理论上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批判性理论让不少人意识到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正因为过分重视理论思维，缺乏真正的现实感，所以他的理论不能从根本上正确地预见到人类未来的样子。⑨
那么，事情真的如伯林所说的那样简单，即马克思之所以不重视自己的犹太身份，乃是出于改宗犹太人特有的心理因素么？还是让我们回到马克思自己的文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二、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诚如伯林所说，马克思仅仅是在青年时期才集中地分析了犹太人问题。但事情之所以如此，绝非因为马克思的个人心理体验和情感需求，而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要对当时社会做出总体把握，他的理论是基于对工业时代特征的考察做出的。此外，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看作工业时代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而对工业时代的社会问题，他有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犹太人问题，分析的策略是社会经济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办法则是发动无产阶级进行改变现实的革命，直到创造出属于所有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仅仅是根本社会问题的突出表现罢了，如果可以找到解决根本社会问题的办法，那么作为这一社会问题产物的犹太人问题自然就不再会成其为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就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公，对此，伯林也持十分肯定的看法，他说：
无论马克思错在哪里，今天没人能否认，是他独具慧眼，识别出时代潮流的重心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集中化和集权化——就大企业来说（那时它还在萌芽阶段），就是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不可改变的趋向-以及由此会牵涉到的愈益尖锐的社会和政治斗争。① 在19世纪的欧洲，大工业所带来的根本社会问题就是极端的贫富分化，而恰恰很多犹太人的身份是牟取暴利的中间商，在社会经济链条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他们被视为最黑心的牟利者，从而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挤和仇视。与以往的一些学者不同，青年马克思已经将日常经济生活与犹太人受排挤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观察犹太人必须观察那些平素的犹太人，在这些犹太人心目中，金钱就是他们的世俗上帝。②犹太人之所以在社会上受到仇视，并不在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而在于他们的经济生活，在于他们那无限度地、不择手段地谋取经济利益的特性。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曾这样形象地刻画了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典型的犹太人形象：
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神变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③
可见，马克思坚信：是经济问题造成了犹太人在社会上受排挤。现实当中犹太人的观念的本质就不是他的宗教。④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自己的宗教，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大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坚持利己主义；与此同时，犹太人也会认为，宗教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是非现实的了。⑤
实际的、现实的犹太就是做生意和金钱⑥，这就是犹太人的现实本质。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集中表现了人类在当时社会的自我异化：“犹太人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⑦现实的犹太人丧失了别的价值追求，仅仅知道追求经济利益。但实际上，犹太民族只不过是受到那一时期社会制度束缚和扭曲的人们的最典型代表，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市民社会就是一个生产犹太人的社会——“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人性质的特殊表现。……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让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而改信基督教，或者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内，谋求政治解放，都不能真正地解放犹太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各国人民的精神已经犹太化了，犹太人的实际精神已经成为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⑨，让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来达成解放毫无意义；同样，马克思坚信，仅靠政治手段不可能实现犹太人的真正解放⑩，因为政治解放所能达成的目标很有限，它绝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只不过是当下所能达到的最后形式罢了⑩。即如果仅仅把犹太人问题看作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让所有人（包括全体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成为公民，还是无法真正实现犹太人的解放，因为市民社会本身就是犹太精神统治的社会。
有鉴于此，马克思认为，要想实现犹太人的解放，必须要消除既有的社会制度，挖掉产生犹太人贪婪特性的社会根基。只有这样，才能让犹太人不再具备唯利是图的特性，并最终实现犹太人的解放：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微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①
如果犹太人得到解放，那也就意味着全人类从分配不公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②
可见，马克思的目标要远比政治解放宏伟得多，他要求得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之道。这一解决之道必须使个人成为类的存在物，并以抽象公民身份进入属于全体人的共同体。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将变得亲密无间，全体人就能同时获得解放。③
三、马克思彻底解决
犹太人问题的基本理路
马克思设想，必须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解放犹太人，这样的设想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的。因为他看到：当时已经是大工业主宰社会的时代了，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工业发展已经夷平了各民族间的差异，并造就出一个个体之间不分彼此、利益同一的无产阶级：
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④
尽管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均衡，但它的势头不可阻挡，首先它会让本国产生阶级分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全世界的人发生分化，从而不断促生出无产阶级：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方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大工业所产生的那个无产者阶层走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并引导着所有其余的群众，而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则由于大工业的过错而处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中。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plus oumoins[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⑤
在这样的理论关照之下，犹太人当然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因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犹太人必然要融人工业社会，由是，他要么成为无产阶级，要么成为资产阶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工业时代，社会由属于两个阶级的人构成：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和作为被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
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民族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造成的，但与此同时，大工业时代也提供了解决民族纷争的最好平台，因为它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壁垒，使得人类都卷入到新的生产方式当中。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解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解决经济分配不公的问题，那么所谓的民族纷争，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有把握地预言说：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可见，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没有过多地考虑到民族问题，更没有流连于犹太人问题，是因为他倾向于把当时社会上的人看作是大工业所造就的“类的人”，更确切地说，是“阶级的人”。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考察出发，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产生对立的根本原因是阶级对立，而不是文化的、语言、习俗等各种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冲突，不是归属的问题，总之不是族群的问题。但是这一理论信念的动机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情感纠结，而是基于深层次的哲学信念，因为他相信这样去看人，可以把握住人类从当前到未来社会的根本困境；进而，如果可以解决经济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其他问题尽管还会出现，但已经不会对社会成员造成根本伤害了。当然，马克思之所以如此看待当时的社会，最终还得益于他的历史观。
四、马克思关于
人类历史的深层理论信念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是普遍的，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科学就是要发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也持同样的信念，而且他还相信理性统治的社会可以在人间得以实现。但马克思却采用了与从前的思想家不同的方式去发现普遍历史规律。他相信，历史的主体是人，研究历史首先就要解决理论怎样把握人的问题，只有把握住了人，才能展开对历史规律的研究。马克思的办法就是抓住人的类本质——劳动。马克思认为，历史理论只有把握住了劳动的特征，才能把握住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人类，从而把握住历史的走向。马克思认为，“劳动”与“文化”具有同源性，即文化根植于劳动。在劳动的历史演进中，在资本横扫世界每个角落的进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终将被扬弃在以大工业生产劳动为根基的普世文明内，人们也会把自己的民族身份扬弃在逐渐走向大同世界的过程里，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那个历史阶段，全人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它的到来傲了最好的物质铺垫。
马克思相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物质生产是全球化的，所以文化、精神生活等等，也必将是全球性的普遍历史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局限性地去研究民族以及民族文化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它们和宗教一样，只不过是暂时性现象，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无产阶级所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历史理论立基于物质生产，而且是从类的高度对一切人作了根本把握，这样的研究才具有基础性意义。这个理论完全可以预见到文化与民族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必将走向统一——当然，这需要等到阶级斗争终结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②在全球性资本的冲击下，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全世界，那些落后的国家最终也会走上世界大同之路，到那时，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各民族和民族文化都必将被消灭。③所以马克思才坚信，在工业时代，如果还有人要坚持民族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壁垒，坚守民族文化，无疑是毫无现实根基的错误信念。
在全球人类大同的预言下，马克思认为，人们应当认识到统一的必然性，认识到人是社会化的人，阶级的人，认识到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才可以最为合理地解释人类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发展。进而，无产阶级大众应该致力于打破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等种种旧有政治架构间的樊篱，建立起与大工业时代物质生产相统一的新型人际架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在人间创造属于一切人的、个人能够全面发展的自由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终极追求在理论上适用于一切人，而不是仅适用于某些共同体，它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必将超越属于各个有限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思想。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物质生产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性无产阶级的诞生，所以他们才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豪情万丈地号召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②这成为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在这样的普遍历史观念下，个人选择认同民族这一共同体，选择接受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虽然会有某种现实意义，但却不具备终极的正确意义。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可能是暂时的和落后的东西，还可能是某种分裂性的东西，因为它会让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狭隘的族群仇视。③
五、反思与评论：
有限的理论与无限的现实
马克思理论中的无产阶级代表一切人的利益，并将实现人类所有的价值追求，但经验主义者伯林却不相信人类有一个普遍的类本质，他也不认为能够有某个确定的东西将所有人联合起来，并由此将人类看作一个大写的人。所以伯林认为，阶级不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全人类的共同体只是一个在概念上成立的普遍存在，而不是实际存在。即从经验层面来讲，全人类不可能构成一个现实的共同体，反而是在经验生活中非常容易触摸到的文化的乃至信念的差异，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深刻的不同。对此，伯林曾说：
人以群居，正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把他们结合为一体的东西——作为联系纽带的共同谱系、语言、国土和集体经验；这些纽带是独特的、难以把握的，也是根本的。当人们彼此的内在本质、彼此的环境和历史经验相互作用时，他们自然地感受到了文化的边界。@
伯林认为，我们在谈论现实的人时，永远都无法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正是文化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共同体得以存在，如果没有特定的文化，那么个人的身心都会受到可怕的破坏⑤。伯林相信，从总体性的历史观出发的理论力图抓住人的普遍性，在它指导下的实践也总是要发现为全人类设计的救赎方案，但这些普遍理论与实践都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深刻的文化差异。如果要把形形色色的普遍理论贯彻下去，就必须采取强制手段，勒令那些彼此间存在各种各样差异的、活生生的人无视造就自身的文化，并按照普遍理论所要求的预期过日子。但这样的做法根本不符合人的本来面目，也违背了个人的实际追求。所以，实施这样的理论很难达成其高尚的目标。最终，现实中的人转而强调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开始拒斥基于总体性的历史观而建构出来的普遍理论，反抗在普遍理论影响下所设计出来的要总揽一切的政治制度。⑥ 历史事实是：民族主义思想基本上是与大工业同时兴起的⑦，大工业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整合的可能性，但也给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民族主义运动勃兴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人的确选择了谋求各种形式的分裂而不是参与创造性地整合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体。实际上，近代以来，各种对人进行区分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人进行概念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即这些关于人的理论总是用某个范畴来确定人的归属，在这一点上，阶级斗争理论和民族主义思想都不例外。但关于社会的理论并不能等同于社会现实本身，现实的个人总是带着多重社会身份。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复杂的社会范畴，一个人可以既具有阶级身份，同时又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对这两种身份，需要采用不同的理论进行研究，不过活生生的人要选择强化自己的哪一种身份，却不是静态的理论能完全加以约束的。一般而言，对个人来说，他更容易受到与之血肉相连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中去。
人类概念思维的特点决定了：一种理论对人的研究只能针对单一范畴，也就是说，每一套理论往往只能分别抓住人的单一属性，并认为自己所探讨的就是人的本质，进而把人身上的其他属，性看作是次要的和附属的。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两位思想家，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抓住了人身上的阶级范畴，而伯林的思想则刻意抓住了人身上的文化范畴，即他们或是把人看作阶级的人，或是把人看作文化的人，并建议其他人也采用这样的思维来找到符合概念定义的人，进而迅速地对现实的人做出区分。借助概念思维对人的区分，大家都可以十分迅速地把人划归为不同的共同体，并可以进一步从观念上把这些人整合起来，形成诸如阶级、文化的民族等等共同体，最终区别出“我们”和“你们”。在这之后，接受了这些关于人的理论的普通人很容易就可以辨析出来：原来我和你是属于不同的阶级、民族的人。当然，这样的理论思维之所以为大众广为接受，也有其现实的背景。
马克思和伯林分别身处大工业蓬勃兴起和发展成熟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普通人已经不再能一辈子置身于熟人所构成的共同体了，他必须走出熟人圈子才能谋生，必须与众多陌生人打交道，此时，传统的凝聚共同体成员的方式（如地缘和血缘）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为这些天然共同体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在新的时代里，个人往往只能通过概念思维的方式来对索未谋面的陌生人进行分门别类。用这种思维方式去看人的办法古已有之，它伴随着语言和概念思维的形成而出现，但是只有到了工业时代以后，它的适用范围才变得十分广泛；反过来，在工业时代以及以后的岁月里，也只有借助抽象思维，借助对人进行概念化的分类，人与人之间才可能形成超越狭隘地缘、血缘的共同体。
从以上视角出发来解析马克思和伯林关于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本文得出以下的看祛。
马克思对当时西欧社会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把握，即当时欧洲的各种主要社会问题，包括对犹太人的歧视，都与工业时代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解决经济问题是时代的当务之急。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提出了打破经济制度的枷锁，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论。但是，现实的人和社会是多元而复杂的，在人间实施理论所规划的总体性救赎意味着忽略一个人身上丰富的社会身份。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助长了欧洲的民族化，现实中的人转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且正是在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诸多发展中国家才走上了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道路。伯林就生活在这个个人心理、社会格局与世界格局急剧变动、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身为犹太人的他，震惊于本民族同胞在20世纪的遭遇，也充分注意到特殊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对大众的深刻影响，因此，强调文化认同、重视民族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对他来说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小结
犹太人间题一直是复杂的现实问题，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视角思考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马克思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工业时代特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犹太人问题也是如此。从他的历史观念出发，马克思还认为，文化和宗教都没有独立的存在基础，它们只是人类劳动过程和物质生产领域衍生出来的精神副产品。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仅仅由有限的人组成，它不能构成现实的人类共同体，其价值追求也不能满足一切人；同样，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是一个终要被超越的过程中的阶段而已，民族主义思想也只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可是，出于个人经历和对时代的体察，伯林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并认为特定的文化塑造了人，民族身份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基于这种理论信念，伯林认为马克思是因为不接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才投身人类解放事业。尽管伯林已经指出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针对性，但他却并没有看到：马克思也是这样看待犹太人问题的。伯林坚持文化独特性，但他的这个坚持，使得他对马克思的理解变得很偏颇。
（责任编辑 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