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张祥龙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初版），都是一边谈着现代西方以现象学为主的欧陆哲学，另一边谈着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主的先秦哲学，可谓典型意义上的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1949年出生于香港九龙的张祥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庄子的人生哲学》，1988年8月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2月获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西方学问”，阐扬的是“中国精神”，朗现于张祥龙身上的这一当代文化现象无疑发人深省。
张祥龙不算是《现代哲学》的老作者，但他发表于该刊2007年第1期的《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因对蒋庆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给予了理论声援，曾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重点摘编。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发表的《“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以方克立、张祥龙对蒋庆的评论为主线》指出：张祥龙的这篇文章，加上方克立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的《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及其评论“重建儒教”的《关于当前文化问题的三封信》，作为迄今为止最有学术影响和学术分量的评论性文献，将对往后研究当代大陆新儒家的“重建儒教”思潮产生重大作用，这是完全可以期许的。
现在，笔者以“编后记”形式要解读的《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一文，于《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刊发。张祥龙2009年暑期曾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文末亦有“己丑夏写于厄瓜多尔基多市官巴亚区”的说明；这样，副标题的后半部分——“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就首先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以下两段话：
1．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 ( 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镫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 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2．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第一段话谈历史的悲剧，第二段话谈现代的困境，这也正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前世”与“今生”。在张祥龙看来，儒家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又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其一，“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 ( 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其二，“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
何谓“非普遍主义特征”？张祥龙曾在《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发表《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一文，可资参考。但是，无论传统文化的“非普遍主义特征”，还是精英阶层的“信念缺席”，显然都没有抓住上述两种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恰如张祥龙文章第二部分那个五百多字的脚注所言：
国内某些学者（如秦晖）认为清末知识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态所吸引，导致认同西方和放弃中华传统。这是以果为因了。如果没有西方以残暴卑劣的方式来撞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戏剧性得手（这种得手不同于清人在明末的军事得手，那对于忠于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军事失败，而这一次则是似乎毫无战胜可能的惨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应），几乎不可设想一部分（而非一两个异类）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持这种西方优越论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者，如谭嗣同等，而当时占主流的是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乃至更保守的主张。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西方认同或文化上的集体哗变。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话，全世界被西方欺侮伤害的人民与文化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谴责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讨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应该对西方人的来临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来解放我们的，不是来屠杀和摧残我们的！”呜呼哀哉！人心之变，信仰之变，文化之变，至此是无法挽回了。
张祥龙引用过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说自己这篇文章“已经颇为悲愤”。因而，重读以上脚注中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也就意味着我们得对下面一席话引起高度的注意：
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一项相似的困难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已经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们如何能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们诅咒的“异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圣坛的中心？已经是近一百年的全盘西化了，你让当今的中国人如何能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难道他们与我们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义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管怎样，在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必须做到的，即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确认以上所讲的事实：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是一桩真真实实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强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样。
谷歌查询，网络上的张祥龙也是一袭唐装。这样，当代中国人如何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不能不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日前夕，张祥龙4月15日在《深圳商报》发表《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认为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再次建议北大树立孔子像，“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选校园最中心和要害处，以最精当耐久之材料，嘱最有水准和儒心之雕塑家来立不可。西门华表之间东边的花坛，或许适宜”，同时祈望北大能够由此“引领中华文艺复兴潮流”。这一建议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其中不少是质疑乃至批评。现在，张祥龙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尽管用的是脚注方式：“我一直呼吁，应该在北大这个中国最后一个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现代太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中树立孔子像，而且应该立在北大西门的双华表之后、两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员告之，选那个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在文革中立过毛泽东像。”
2009年，已届耳顺之年的张祥龙，年头的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年尾的12月又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秦儒家哲学九讲》。张祥龙难道要借助这两本谈“中学”的书，来全面释放自己对于“中体”的挚信吗？不管怎么说，眼下这篇文章孜孜以求于“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至少再次鲜明地体现了张祥龙更情深的未必是学问层面上的“西学为用”，而是信仰层面上的“中学为体”。以下这段话因而成了张祥龙这篇文章的“文心”与“主旨”：
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 the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简称“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 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 Confucian primordialText)，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无此儒在，无此儒文，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儒教之在？这就是所谓的儒在一儒文的源头主义( 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 -mentalism)。
尽管不过只是一个“意识”，但张祥龙所谓“复活”的含义依然是耐人寻味的：团体意义上的儒家必须复活，儒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必须复活，而且，惟有以此作为不二前提与生命土壤，儒者之得以存在的“儒在”以及儒学之得以敞开的“儒文”才将成其为可能，否则，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以及统帅上述二者的儒教之在呢？这里说的“儒在一儒文的源头主义”还比较深奥，我们倒不如看看张祥龙浅显明晰的开宗明义：“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儒家的真实“复活”首先要求的仅仅只是“意识”的觉醒，那么，儒教之下的儒学现状如何及其未来又将如何，自然可想而知了。
确认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原文化地位乃至原文化里的主导地位，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论证。相反，张祥龙的呼吁——“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不能再寄托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了无数文化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制造各种灾难的文化机制上，而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却绝对不是几个人或者若干个团体的摇旗呐喊所能实现的。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则未必光明，但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之思又绝非可有可无。上北大前，张祥龙在工厂里做过清砂的苦力活；北大毕业后，又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过。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其实都是在彰显超越于时代的“清洁的精神”，就此而言，张祥龙以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麇鹿(1863 -1945?)深刻、悲凉的叙述来结束“这篇已经颇为悲愤的文章”，起码让作为责任编辑的笔者对着“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生起了经久不息的惆怅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