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既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两种类型，西方“马克思学”批判和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思想史语境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内涵，而对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因此，尽管“中国马克思学”的理论努力令人尊重，但却包含理论上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要求解读者在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应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学”；马克思研究；文本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09) 05 -0011 -06
近年来，“马克思学”研究在国内学界方兴未艾。这里所说的研究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从思想史语境中的“马克思学”一般理解出发，将这种西方学术潮流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程中予以讨论；二是把“马克思学”平面性地等同于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文本的研究，并以期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基。正是这两种研究路向的差别，导致了对“马克思学”概念理解的差别。我们相信：无论是哪种理解，对于深化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又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学术史上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共识，不能以之简单涵盖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在更深一个层面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还内在包含着研究者自身方法的反思这一理论维度。这也是我们对第二种“马克思学”研究持一种谨慎态度的原因所在。
一、思想史语境中的“马克思学”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学”的关注主要是透过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y）进行的。这一研究为我们今天使用“马克思学”这个范畴奠定了思想史的基础：从那时开始，“马克思学”这个术语在一般意义上是用来指认在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在60、70年代达到高潮的那场学术潮流。按照梁树发教授的界定，对“马克思学”的对象和研究主体都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它只能是指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①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一种“马克思学”研究中，这个概念就是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讨论的。但是在近年来兴起的第二种“马克思学”研究中，马克思学这一术语本身获得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其中的关键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在文献和版本研究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学这一说法的使用。②尽管已经注意到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这种术语使用上的差别以及作为“马克思学”创始人的吕贝尔对梁赞诺夫马克思学（或马克思研究，Marxforschung）工作的尊重，但是我们仍坚持对“马克思学”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在我们看来，概念的追溯当然重要，但概念背后的思想史考察才是今天学术创造的真实出发点。
在追溯与“马克思学”相关的社会和学术史历程之前，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梁赞诺夫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学（或马克思研究）这个术语的？
抛开吕贝尔的自述，我们且回到梁赞诺夫那里去，就会发现：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立者，他希望创建一个科研中心，一个历史学家和激进分子可以“在最舒适的环境中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发展与传播”的“实验室”，而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①也就是说，尽管梁赞诺夫与斯大林政见相左，并且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强调文献的基础性地位，但他坚持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身份。这一点同后来吕贝尔所创立的“马克思学”有着根本区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意用“马克思研究”这个术语来指称梁赞诺夫及后来苏联马克思学的理论工作，即针对包括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尽管在当代英语学界，这个术语( Marxian Studies)另有其复杂的含义。
可以说，从历史文献出发并强调其在理论阐释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点的确是西方“马克思学”和梁赞诺夫共通的地方，其实也是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但面对马克思的同一文本，研究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从中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并不是要退回到“日丹诺夫主义”那里去，而是基于马克思的文本写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特殊性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学”的思想史境遇中得到初步的说明。
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的是，西方“马克思学”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大的社会背景下，由法国学者吕贝尔专门提出的。从此以后， “马克思学”（Marxol。gy）才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潮流等上历史舞台。
当然，在此之前， “马克思学”的兴起也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阶段，并且可以溯源于恩格斯逝世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四种理论潮流。它们分别是：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影响了“马克思学”学者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现代民主诉求；二、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成为“马克思学”批判的对象；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成为“马克思学”理论主题和观点的主要来源地；四、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学院化倾向上影响了“马克思学”的发展。②
在上述四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斗争、对话和融合中，经由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西方“马克思学”走到了对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在此过程中，比较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有：吕贝尔、费切尔、李希特海姆、米尔斯和阿温纳里等。他们的主要理论旨趣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研究是围绕两个马克思问题和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的。不难发现，在西方“马克思学”兴起阶段中，针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更多是服务于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竞争。这种关注文本的研究路向本身是值得钦佩的，但是文本背后的理论阐释才是西方“马克思学”的特质，这也是国内既有研究所着力反对的东西。
1970年开始，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开始转向“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吕贝尔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研讨会上提出“反恩格斯提纲”。在我们看来，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两个马克思”问题的延续，也就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另一种形式的质疑。此外，从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中心开始从德法转向英美，并且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麦克莱伦、巴特莫尔、卡弗、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和莱文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西方“马克思学”的这种逻辑延续和空间布展中，这一概念本身的边界也逐渐模糊。“马克思学”被逐渐等同于针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所有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一趋势背后同时发生的是西方“马克思学”本身的式微。可资证明的是，除了吕贝尔之外，很少有学者愿意专门使用“马克思学”这个术语而更多喜欢使用“马克思研究” ( Marx Study或Marxian Study)来指称自己的工作。
1991年之后，作为正统解释模式的苏联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相应地也衰落下去。作为其直接批判者的西方“马克思学”也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依据。但是， “马克思学”发展中已经形成的学院化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表现为今天西方学界中广泛存在的“马克思研究”传统。当然，这是一个外延极为宽泛的范畴，几乎可以涵盖所有（不管其方法论为何）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为对象的研究。因此，我们很难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的界定。这就给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带来了诸多困扰。这项工作又因为一个特殊的理论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即1990年以后重新启动的MEGA2研究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①二者构成了国内讨论中出现的第二种“马克思学”概念的直接来源。
二、为什么“马克思学”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
纵观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流变，我们会发现这个概念（Marxology）有其自身孕育、兴起、发展再到逐渐消解的过程。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模式，是植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生产方式，并在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意义上存在的。当然，在西方“马克思学”内部也包含了值得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关注和借鉴的方面：一是在具体观点层面上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原理反注文本”现象的拒斥；二是在文本研究上的学术自觉。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对接受“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持谨慎态度。
首先，在直接的西方“马克思学”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马克思研究的特定模式，其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这不仅是前苏东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看法，而且也是西方很多学者的观点。②因此，在我们今天使用“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的时候，首先不能回避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积淀下来的特定理解。这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出发点。
其次，就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学”概念而言，结合这一概念的思想史溯源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推进，我们认为：提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这一专门概念，其出发点和理论目标是好的，但是在这一提法背后存在着一定的混淆和误解，并且“马克思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学”）所蕴含的两重积极因素也早已在国内学界的理论工作中得到了展现。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学”这一说法略显突兀。具体说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觉反思和推进就已经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关于青年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不同时期的手稿和笔记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考察，都以走出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体系为方法论自觉；而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勘定和梳理实际上早已随着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出版和研究、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以及相当数量的MEGA2各卷序言和说明的编译得到了展开——这些文本研究的成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国内学者所吸收、借鉴。仔细分析，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主要基础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被夯实，并且随着《回到马克思》的出版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很多学者也已经使用“马克思研究”或“马克思哲学研究”等说法来指称有关马克思生平、思想和青年马克思理论进展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由一个学术史事实所决定的，即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才实现“两个伟大发现”的。因此，上述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学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形成问题上的高度理论自觉。因此，抛开“马克思学”概念自身的意识形态积淀不说，单就以“中国马克思学”命名的那种理论努力而言，我们表示认同和尊重，但仍认为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创立一种新的“马克思学”。
再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方法论特质和文本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无论是西方“马克思学”还是“马克思研究”意义上的“马克思学”都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画上简单的等号。我们承认， “马克思学”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文本学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资料，但是从“马克思学”出发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科学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科学。前者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说的，具有客观、中立的特征。后者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说的，本身不可避免地与一定的价值取向缠绕在一起。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这种科学本身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此外，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还要求研究者自身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文本只向那些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者打开。
简单的说，我们反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的那种“为马克思学正名”或以“马克思学”来指称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文本和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从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来看，“马克思学”背负了太多的思想史包袱，特别是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因素，因而不能仅从字面上加以一般化理解；从国内学界的研究进展来看，所谓“中国马克思学”要做的事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并且正在致力于其中，因此这个口号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更进一步，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最终是要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探寻结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马克思学”的实证特点并以之作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路径还潜在包含着理论上的危险。
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整理和研究而言，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的马克思学理解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包括MEGA1和MEGA2）看做是一种纯学术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研究也只是西方“马克思学”对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上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一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独特研究模式的“马克思学”已经消解，但其形成学院化传统仍在各种“马克思研究”( MarxianStudies)中广泛存在，并且渗透到基于IMES的MEGA2研究之中。因此，虽然“马克思学”藉由文本而生，但文本研究并不是它的专利。将这个概念加以简单化理解并以之替代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所带来的理论问题甚至可能比它所试图解决的问题还要复杂。
在狭义的西方“马克思学”之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是在文本基础之上的再阐发。纵观“马克思学”学者的理论著作，他们更多是在去除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强调文本的价值和作用。但是他们所以来的文本依据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格律恩堡文库》和MEGA的范围。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严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倒是主要由前苏联支持的MEGA1和MEGA2进行的。前者依赖的是梁赞诺夫主持下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Marx-Engels-Institute)，后者则在1990年之前得到了莫斯科和柏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的支持。虽然二者的工作都可以在一般性意义上称为马克思学（马克思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同西方“马克思学”有着质性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这在西方学者看来，这自然是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今天“中国马克思学”讨论的文献资料主要就是由这些工作提供的。因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那些最关键性的文本，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由MEGA2完成编辑并出版了。比如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和以《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的《资本论》手稿等，当然《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未最终完成。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由IMES支持的MEGA2工作中才出现了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认为尽管西方“马克思学”已逐渐消退但仍发生了MEGA2研究和“马克思学”相融合的趋势的原因。抛开其中隐形的意识形态因素不谈，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和MEGA2工作当然应该受到每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尊重，而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则可以称作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圣地。但与此同时，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也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或去政治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理解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
我们在前面绕了太多的弯子，无非是想表明：第一，“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特定的思想史语境中获得了无法抹去的意识形态属性，即便“马克思研究”意义上的马克思学具有其自身的合法性，但用“马克思学”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基仍然是不合适的；第二，就西方“马克思学”本身而言，文本研究固然值得肯定，但其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是需要我们认真甄别并反思的东西，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的既有成果主要是由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指导下的MEGA研究（也可以成为马克思学或马克思研究）奠定的，因而文本研究又不能说是“马克思学”的专利。在明晰了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自然会遇到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要不要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认结合起来？
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学”理论潮流消退之后的学院化“马克思研究”传统已经成为MEGA2研究的主导思想。这一传统的两大特点可以概括为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强调研究者个人观点的自由。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研究就能够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它是实证的、自由的和开放的，因而持任何理论方法的学者都可以凭个人兴趣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在我们看来，这种学术愿景“看上去很美”。但是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唯独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自觉体悟。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研究，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建立在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国外的任何研究性文献，都只有在进行了认真的理论鉴别之后，才可能作为我们研究的一种参考文献。①，
按照一般的说法，马克思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展开的。那么，马克思自己是如何表述自己的这种基本理论方法的呢？我们翻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也只发现了区区不上十处表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不外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篇）、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然而，如果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分析这些文本，会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称作精确的程度。更进一步，实践、劳动、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的核心范畴都无法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文本中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套用科学哲学的行话，这些分析本是以一种“述行性语言”( Performative Idiom)而非“表征性语言”
(Representional Idiom)展开的。再进一步，马克思遗留下来的那些未完成手稿大多凌乱不堪，而公开发表的著作又基本是论战性的产物——卡弗( Carver)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的。这样，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的确切表述。那么，从纯粹文本考察的角度出发怎样才能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形象呢？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为了回到上述问题，势必要引入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视角和观点，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包括其他任何思想家的文本）研究中，研究主体都是理论在场的。这样，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任何一种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研究者自身的解释前件。当然，这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来理解文本研究的问题了，这种文本研究中主体的在场性并不能被庸俗的等同于不顾文本事实的任意阐释，而就是文本研究的存在方式本身。在我们看来，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大理论前件就是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今天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同样是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还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内在结构，即其真正超越既有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激荡中孕育而生的，并且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些意识形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哲学的终结”。之所以说是“哲学的终结”，就是因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颠覆了此前的一切意识形态。他不再是从某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出发构建社会历史理解，而就是从具体的生产（方式）出发在一定社会的历史运动中把捉这种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本身就是以切中现实为旨归的，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构架中本身已经包含着与现实对话的开放性维度。160多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的文本本身，而必须在文本和现实的互动中才能实现。
基于文本研究的主体在场的自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开放性构架，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特殊性也就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的通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就不仅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乃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的重要文本的认真研读，而且需要在把捉现实社会历史的存在中自觉反思研究者自身所持有的理论方法。相反，如果把文本考据作为研究的核心或唯一形式，理论就有可能被扼杀在考证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可能流失在繁琐的解读之中。②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话依然犀利：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③任何自以为据有了绝对真理和客观工具的研读者在马克思的文本画前是注定要败下阵来的。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有学者将客观中立的原则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贯彻到底，那么他将去真正的马克思愈来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