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阅读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哲学的新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政治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始逐渐走向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观察者” 的诗人波德莱尔，则是在巴黎革命的余烬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并提出了一个文化批判意义上的“现代性” 概念。两者如何在理论与实践、革命与诗情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而言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
[关键词]马克思；波德莱尔；现代性批判；历史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1－0032－0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在一篇名为“法国是关键”的评论中写道： “法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这不是因为法国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因为它坚持不懈地推动着一个多极的世界，并因而代表着一股强大的世界力量”，而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人创造出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法国如何出牌。整个世界都会感觉到它的影响。”①我们能够明显体会到这种影响，不只是在沃勒斯坦所谈论的21世纪初伊拉克问题上，不只是在1968年五月革命时期的西方，也不只是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也经历了19世纪法国革命及其精神的洗礼，问题在于，法国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看法，他由此而形成的还处于初始阶段的历史辩证法，能够为我们今天带来何种启示。
对于“现代” 一词，人们往往把它与“科学”、“技术”、“艺术” 等联系在一起，而很少考虑到前者的具体用意是什么，而当新的事物出现时，“现代”又“自然而然” 地与之结合成新的东西。列斐伏尔在《现代性导论》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现象： “‘现代’ 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词，是一个护符，是一把能打开所有门的钥匙，它经久不衰……然而事实上我们根本没说出什么。我们仅仅指出了一种在时尚、当前、‘有效性’、持续性和当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含混。在类似的含混中间，这个词已经多次改变了意义。”② “现代”所具有的这些意义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我们意识的一部分，而至于它们是如何穿透到我们的意识之中以及如何发生作用，我们对此并非深有了解。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虽然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无疑道出了关于“现代” 和“现代性”的起源和意义问题，尤其是在独特的法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批判问题，这对于当今的理论和实践依然非常关键。他把这一理论贡献归功于风格截然不同的两位思想家———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并且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构成了某种影响深远的对应和互补。
“现代”不管是通过我们的日常语言、建筑风格，还是通过其所推销的“新事物”、“新产品”，它都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具体的现实，甚至成为一种可供交换的“商品”，似乎打上“现代”的标签就能带来更多的价值。这里所讨论的现代和现代性的问题，是尽可能与这些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仅仅停留在文学表达、理论设计和思想史的抽象层面，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经验主义的方法，以免从一开始就得出结论，把现代性确定和简化为诸多方面，然后再反过来去迎合它的前提预设。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有待于被理解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它的土壤之中，也就是回到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之中去寻找其内在的本质。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是把“现代”看作是具体社会关系的定语来描述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与他们自身的现实体验和视角交织在一起，我们暂且把这种对当下特殊的历史情境的批判称为“现代性批判”，再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对它进行补充和论证，这不是为了完成某种理论或体系，而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它所抓住的那个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与现代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首先面对的是处于普鲁士宗教政策和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德国，特别是与他的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1841年底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这一法令表面上放宽了新闻出版自由，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普鲁士家长式政府一厢情愿的“意志”而已。虽然黑格尔的法哲学以法国大革命思想为原型得出“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这一结论，而实际上德国的政治状况却远远滞后于此。黑格尔从“现代国家” 中看到的是，“国家的理念具有一种特质，即国家是自由依据意志的概念，即依据它的普遍性和神圣性而不是依据主观偏好的现实化”①，而在德国的现实是，书报检查制度可以按照政府的意愿随心所欲地控制思想的声音，出版自由成为了特殊人物的特权。德国只有在法哲学上超前地走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前面。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就是要揭示这种现代国家的矛盾性。在讨论葡萄酒酿造者的贫困状况时，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国家的现象不能从主观形式上去理解，也不能从黑格尔的人类精神的发展逻辑中去理解，他写道：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② 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和对德国法哲学进行批判的需要，促使马克思开始正视现代国家的问题。
《莱茵报》的被查封促使马克思无论在职业选择上，还是理论探索上都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尤其是投向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法国。卢格把法国看作是新世界的入口，把巴黎看作是新欧洲的摇篮，费尔巴哈更是认为未来哲学家必须具有思想上的“法德的混合血统”。为了给新创立的《德法年鉴》撰稿，也为了从新的视角来清算黑格尔的法哲学，1843年夏天马克思利用在克罗茨纳赫的三个月时间“回到书房”，写下了以法国革命史为中心的、长达250多页的历史学政治学的读书笔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以下简称《笔记》）。
《笔记》到底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样的新视角？首先，就笔记本身而言，虽然马克思对英国、美国、德国和欧洲各国的历史均有涉猎，但他对法国史、特别是1789年和1830年以来的法国革命史所作的阅读和记录，明显占据了大量的比重。这些阅读使马克思克服了之前对法国和社会主义思潮上认识的不足。马克思对这部分历史的阅读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有主题索引的，他分五个笔记本同时进行，其中就包括以“法国史笔记”为标题的第二笔记本，它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在1844年底写下的名为《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手稿》是一致的，后者的第一部分正是“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法国革命”③。尽管这本著作没有最终写出，但可以看出，现代国家的问题成为了马克思接触社会现实以来的长期关注的焦点。
第二，《笔记》对现代国家问题的考察，是与马克思自身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在阅读到列· 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时，在对法国的复辟时期、1830年七月革命以及德法政治制度的比较有了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写下了整个笔记中最长的注释： “在路易十八统治之下，立宪制度是国王的恩赐（国王强令颁发的宪章），在路德维希·腓力浦统治下，国主是立宪制度的恩赐（强令实行的王政）。我们完全可以指出：下一次革命总是主体变成谓语，谓语变成主体，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互易其位。这不仅仅是涉及到革命方面。国王制定法律（旧的君主政体），法律造就国王（新的君主政体）。
立宪政体也是这样，反动政体还是这样。长子继承权是国家的法律。国家要求长子继承法。因而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弄成主体，并把旧的国家的存在弄成谓语，而在历史的现实中事况则与此相反，国家观念永远是国家存在的谓语。”①我们在其中还能看到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批判方法的影子，但此时马克思的立场与费尔巴哈的却大不相同。马克思意识到对当前国家问题的研究不能像过去对自然的研究那样，沉醉于其中的概念而不考虑其中的社会关系。黑格尔仅仅从法国革命精神中总结出“具体自由的现实”这一国家观念，而马克思则是从革命与复辟的现实矛盾中总结出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实际上是把对旧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表达当作是新世界的客观实在，在本质上这只是一种“时代的政治的神学”。
第三，《笔记》直接影响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 的思路和走向，为后者提供了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材料和论据。苏联学者拉宾甚至认为，马克思在世界各国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历史过程的一般趋势”，而且“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同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立场是同时发生的”②。马克思当时是否就已经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只是通过笔记对各国的历史、政治和制度的变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现代私有制是长期发展的产物，还没有对私有财产本身及其经济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更谈不上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拉宾指出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3印张前后马克思叙述逻辑和方式上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从另一种角度看待这部笔记所带来的理论影响。
马克思的《批判》写于1843年夏的克罗茨纳赫，与《笔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批判》是围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第261－313节展开的，而这部分黑格尔主要探讨的正是国家问题。《批判》一开头，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命题的顺序一个个的进行评论，批判了黑格尔把具体现实转化为抽象规定的、同语反复的神秘主义逻辑，指出黑格尔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此时他运用的“主谓颠倒”的批判方法相比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而到了第279节，马克思才终于通过具体现实的例子，从各国政治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中，指出黑格尔的神秘之处到底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所谓集中于君主身上的主权难道不是一种幻想吗？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③
通过《笔记》对法国革命史和民主制度史的认识，马克思意识到他理解的民主制与黑格尔的君主制的根本区别： “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④ 马克思举例说，在君主制中，政治国家是普遍物，而财产、契约、婚姻、市民社会则是受政治制度管辖的特殊物，而在民主制中，它们实际上与政治国家一样，都只是特殊的存在方式而已，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整体性而回到具体社会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马克思把这一理论贡献归功于“现代的法国人”，他也在后文中多次指出法国政治改革的先进之处。马克思也由此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历史”、“现代国家” 和“现代的市民社会”来讨论当下的具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现代”是相对于中世纪而使用的。与马克思所期望的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制”相对的，是中世纪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因为在中世纪，一切私人领域都受到国家领域的控制，马克思指出了中世纪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区别： “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只是在现代世界才产生的。中世纪的特点是现实的二元论，现代的特点是抽象的二元论。”⑤ 这里抽象的二元论，直指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异化逻辑，这后来成为了马克思1844年进行经济学哲学研究的理论焦点。
《批判》直到第307节，在讨论到市民社会的问题时，马克思才开始不再按照黑格尔命题的顺序，而是从自身的批判逻辑出发来展开他的批判，甚至退回到前几节来重新思考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他承认黑格尔命题中的某种深刻性：“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①。马克思作出判断的依据并不是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而是根据现实斗争的历史对“时代的政治的神学”提出质疑：“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所以，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也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 而且，马克思所依据的历史正是在《笔记》中所强调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只有法国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② 只要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黑格尔法哲学的“神秘之处”就在于把现象的矛盾，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理解为理念中的统一，并满足于对现象的抽象理解。这样，矛盾当然无法被认识，也无法得到解决。对此时的马克思而言， “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③
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笔记》建立了对法国革命和现代国家的广泛而具体的认识，在《批判》中逐渐抛弃“主谓颠倒” 费尔巴哈式的批判方法，开始不再以哲学家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口吻，力图抓住黑格尔所揭示的但却用神秘主义遮蔽起来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现实矛盾，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批判方法。之所以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不是与一些西方理论家一样，为了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位“现代性理论家”，也不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相对立，而是为后者提供另一种解释和补充。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对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发生在重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之后，但这些现象和矛盾在当时却仍未得到充分的解释。除了在经济和制度上的反映，人们对新事物的体验在文学上、审美上的反映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里的“现代性”指的就是那些具有抽象的与具体的、连续的与非连续的、确定的与不确定、神秘的与真实的特征的、有待于通过历史而作出解释的暂时性的东西。
马克思对“现代”一词的使用也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发生变化的。它首次在《笔记》中的大量的、集中的出现，反映了马克思对法国革命这一新事物有所认识，但依然难以理解：一方面，马克思尽管指出了现代国家现象的矛盾本身，但还是无法用新的术语解释和指认其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他开始站在了法国民主制改革的立场上，却没有预料之后伴随着法国1848年革命而来的君主制的复辟。这些不确定性都构成了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政治现代性”批判本身，因此我们在一开头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在这种“理论的历险”中随时准备好应对新的情境和问题。这里仅仅介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在《笔记》和《批判》中的一个开端，它同时也是在法国语境下讨论现代国家问题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生发点，马克思在《批判》中的那个质朴的现代国家的观念，昭示了延续至今的、无法被精神哲学的逻辑所统一的社会政治实践的问题。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的观念还没来得及形成，1848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二、波德莱尔与现代生活的问题
法国的“现代性” （modErnité） 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1823年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中，并且从始至今紧密地与文学结合在一起。在《最后一位仙女》（lAdErnièrEféE）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描述了一位沉醉于科学研究的化学家的形象。男主人公阿贝尔从小就喜欢关于仙女的故事并笃信她们的存在： “因为他对历史学家的真实性永远毫不怀疑，其次，这一令人愉悦的现代性神话与他柔弱的心灵有着如此大的关系，并使他处于那种美妙的神秘宗教之中，以至于别人对他的指正都会让他感到伤心。”①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也与巴尔扎克一样，指向的是现代生活中那些隐隐约约的神秘特征。波德莱尔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能够勾画出现代法国社会所有日常生活特征的伟大的“洞观者”，他以巴尔扎克为榜样，把现代性推向了一个更深的文化批判层面。
同样是以19世纪私人生活的体验为出发点，波德莱尔所走的道路与马克思却大相径庭。1821年波德莱尔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作为神甫的他依然保持着18世纪的古典的气质。年过六旬的老父亲在波德莱尔6岁的时候去世了，母亲改嫁给奥比克上校。对于小波德莱尔从事文学事业的愿望，家里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为了扭转他固执的想法，家人迫使他出国旅行，波德莱尔因此坐上了开往印度的轮船，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原初的理想，反而让他看清了欧洲之外的另一片天地。1842年回到巴黎以后，波德莱尔继承了父亲遗产并开始了他创作的生涯。
法国革命一方面使人民大众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人民的私人生活也越来越不可分割地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仅就文学生活而言，以期刊为中心的整个文学市场的面貌在1830年革命前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报刊订阅数从四万上升到20万，而价格则下降到一半，这得益于商业化的广告的植入。广告的增加使专栏作家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其报酬和政治意义也进一步提高，形成作家与党派之间相互吹捧的利益关系，并随着政局的变动时而亲密，时而疏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注意到了报刊和专栏作家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反，波德莱尔在当时文学市场上的地位几乎是微不足道，显然波德莱尔的作品显然不是写给任何政治党派的，那么，他的对象又是谁呢？
首先，尽管波德莱尔感叹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而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时代，但他依然视维克多·雨果为大革命后法国文坛的领袖， “一位不可多得的、背负着天命的英才，就像其他英才在政治上那样，他在文学上拯救着世人。维克多·雨果所开创的运动还在我们眼前继续着。”② 雨果为波德莱尔提供了面向“大众”的视野，雨果是第一位以下层的、复数的群众为题材的伟大作家，他的《悲惨世界》可以直译为《悲惨的人们》（lEsmisérABlEs）。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献给雨果的两首诗《七个老头子》（lEssEptviEillArds）和《小老太婆》（lEspEtitEsviEillEs）也是模仿雨果而作的。波德莱尔这样形容雨果的作品： “维克多·雨果写出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为他那个时代的读者写出的唯一一部史诗……当他想要写出这部现代的史诗，也就是想从历史中提取来源或者毋宁说是提取缘由的时候，他注意只借用历史能够合法地、有益地借给诗的其他东西，我指的是传说、神话、寓言，它们仿佛是民族生命的凝聚，仿佛是一个幽深的水库，其中沉睡着人民的血和泪。”③波德莱尔像雨果那样用仁慈的目光看待那些被社会抛弃的穷人，正如他在《小老太婆》开头所说：“我受制于我那改变不了的脾气，窥伺那些衰老、奇妙、可爱的人物。”④ 不同的是，波德莱尔把“恐怖”也看作是“魅力”，看作是一种“现代美”。由于波德莱尔对当时文人的处境深有体会，对那些与政治题材和金钱挂钩的文学艺术作品深恶痛绝，因此他试图通过对“恶” 的揭露，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中的伪善。
其次，这种从怪诞或丑陋的东西中发掘出神秘的、象征的美的写作手法，来自于波德莱尔的同时代人、老师和挚友泰奥菲尔·戈蒂耶，波德莱尔把雨果称为“崇高的诗人”，而把戈蒂耶称为“精巧的诗人”⑤，整本《恶之花》就是献给后者的。在波德莱尔眼中，戈蒂耶是一位完美的文人、一位既新又独特的作家，他是最早在1830年革命后用最贴切的语言描述出新事物的诗人。
戈蒂耶给波德莱尔最重要的启示是： “一个人如果被一个微妙、不可预料的思想弄得不知所向，他就不是一个作家。不可表达之物是不存在的。”① 每个客体，特别是新出现的事物，在进入文学艺术领域之前都必须经过变形，从而才能适应于它的媒介（语言、色彩、声音等等），因此作者才能把它们从琐碎的现实中抽象出来。波德莱尔对巴黎景象的描述，正是要把那些现代生活中的新事物，那些尚未成为人类语言、成为诗的对象的东西表达出来，与其说他是为了表现“恶”而写“恶”，不如说19世纪工业繁华掩盖下的“美”中的“恶” 才是巴黎社会的真实写照。
最后，波德莱尔借助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的翻译来阐明他自己的诗歌的原理。爱伦·坡也写了自己的《诗歌原理》，他认为诗除了自身之外不应再考虑别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为诗而诗”，这与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 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实际上与美国和法国的社会风气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民主”、“进步” 为口号的资产阶级革命，却不约而同地创造出贪婪的、追求物质的现代社会，现实的压力往往使这些不得志的文人站在进步观念的反面，走向一个纯粹的、思辨的艺术领域，这反而让诗人在普通人看不到不公正的地方发现了不公正之处。幻觉、荒诞和痛苦是他们借以揭露现代生活中那些光怪陆离的现象的手段，波德莱尔形容爱伦·坡的诗歌方法： “他分析最短暂的东西，他掂量不可称量之物，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② 波德莱尔的诗歌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如同显微镜一般把现代生活最细微的“恶”放大，使之成为人们的可见之物。
波德莱尔在此基础上，最早从这种现代生活中提炼出了一个“现代性” 的概念。他在1863年发表的《现代生活的画家》认为美本身具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永恒的、不变的，另一种是相对的、短暂的，前者是古典美，后者是现代美，两者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历史基础上的双重性。古典美之所以能成为古典，不是在于模仿过去的风尚，而是在于艺术家抓住了当下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而使之成为经典，不通过现代美人们就无法理解古典美，而曾经是一种现代美的古典美把它的历史的魅力铭刻在服装、绘画乃至人们的观念之中，因而保存了它的生命力。波德莱尔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当时的文学界和艺术界往往只关注于古典和权威的作品，而忽略了反映当下风俗时尚的应时之作，没有把握住现代生活中的特殊性，也根本无法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因此产生的作品要么是陈词滥调，要么是政治的附庸。
文学与艺术在表现市民生活的特殊性的意义上是相通的，波德莱尔所推崇的法国画家贡斯当丹·居伊的速写和水彩画，正好与波德莱尔的诗歌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不是那种纯粹地依附于自己手中的笔的创作家，而是积极与社会生活打交道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居伊善于用画笔记录出各国的民族节日、战争和军旅、1848年革命以及大城市中的少女和车马，这些都是市民所熟悉的场景，然而在当时却为其他艺术家所不齿，就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不被世人所待见一样。波德莱尔认为居伊所要寻找的正是他自己孜孜以求的东西，就是那个称为“现代性”的东西：“对他而言，问题在于把在时尚中可能包含着的、富有诗意的东西从历史中解放出来，从短暂中提取出永恒……一句话，为了使整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③ 可以说，致力于观察现代生活的短暂和瞬间的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已经不再从属于任何纯粹的美学，波德莱尔也没有一种使之理论化的基础和倾向，它更接近于一种抽象的历史学，它记录的是现代生活细微处的具体现实，它时而虚构时而乖张，但却无不忠实地反映着宏观历史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所带来的变化，它比那些与资产阶级政党勾结的官样文字要来得真实得多。波德莱尔在1848年革命中高喊着打倒他的继父奥比克将军的口号，在革命结束后又逐渐远离政治，他的兴趣始终是对现代生活中不可见的统治现象的揭露，而不是对导致这些现象的社会本质的理论思考，但毫无疑问的是，波德莱尔的影响不仅限于提出“现代性”这一论题，而是改变了法国整个日常生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面貌。
三、两种现代性批判的联系与意义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波德莱尔的对现代社会的解释中找到一些共同之处，从而能够更好地限定和阐释这里所讲的“现代性批判”。1843年夏天当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现代国家问题所在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阅读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古典经济学和他的同时代人的著作。当他读得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马克思开始大量加入他个人的意见和论述，正如他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法国革命史而发现黑格尔的政治神学时写下大量的评论那样，也正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找到新的批判方法的时候那样，马克思这时候开始从现代法权国家的哲学批判逻辑，过渡到一种新的逻辑，即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异化逻辑。在谈到信贷、货币和人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的信用业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为了骗取信用都不得不把自己变为货币，变成一种信贷关系中的物，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的秘密也随之从这种虚情假意中暴露出来，这样，人的本质就不再以自身的社会关系，而是以异化的货币关系表现出来，财富表现为贫穷，主人表现为奴隶，他认为这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①。马克思的描述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社会之间的高度相似性，难道不值得我们关注吗？原本为自己而写作的文人，因为报刊专栏的利益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写手墨客，波德莱尔借助居伊的现代画指出了这种“丑恶中的美”： “使这些形象具有特殊美的，是它们的道德的丰富性。它们富于启发，然而却是残酷的启发……”②
马克思主义该如何看待波德莱尔这种“恶的启发性”或者说“文化现代性批判”？我们从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中可以略知一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道“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③，并强调了这种批判性描述对于揭示资本逻辑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④。资本的可怕性就在于能够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它的“蜘蛛网”之中。根据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经计划在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动手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许多在路易·菲力普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⑤ 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巴尔扎克构思的这些人物形象是“现代生活的英雄”，他们之所以比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更伟大，原因在于他们反映了现时代巴黎社会中最为奇特的和富有诗意的、而人们却往往视而不见的题材。
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对巴尔扎克人物形象的两种评述，有助于我们对两者的现代性批判作出区分。无论是马克思的“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方法，还是波德莱尔从巴黎生活中寻找到的“恶的特殊美”，都包含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想象，都包含了某种历史的辩证法，以及对过去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理解。但两者不同的是：第一，马克思是以现代世界的政治性思考作为切入点，在阅读了法国革命史之后，马克思对其革命精神在德国的结晶———黑格尔法哲学形成了新的理解，并通过揭露市民社会的在现实层面与精神层面中的双重性来展开他的政治现代性批判，并逐步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社会历史本质；波德莱尔则通过现代生活、文化和时尚方面提取出“现代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之所以强调古典与现代、永恒与瞬间之间的统一，是与当时巴黎资产阶级文艺界趋炎附势的现状直接相关的。第二，从内容上来讲，尽管马克思开始学习和研究前人的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著作，并以此开始逐渐整理自己的世界观基础，但就当时而言，这更多是表达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话语和失落的理想主义情怀；波德莱尔的诗则是在诗歌领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在诗歌内容上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在体裁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象征派诗人如马拉美、魏尔兰等人，而只有从事艺术批评时波德莱尔才承认，艺术中存在的道德触及到某种政治或哲学，他的文化现代性批判更多是诗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真挚的、诗意的情感流露。第三，在经历了1848年这一革命性的历史时期之后，马克思看到了哲学的局限，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经济和历史材料，从而建立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框架，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批判，而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层面之上的总体的革命性实践。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纪念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典文本中，马克思一开头依然以批判的口吻讽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路易·波拿巴在革命中的粉墨登场，值得注意到是，马克思这时候的前提已经从市民社会的法哲学批判转向更为深层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他的批判也不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哲学话语，而是建立在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伦敦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之上。而反观波德莱尔，当他的革命热情冷却之后则开始陷入一段痛苦的精神历程之中，革命的失败使他拒绝接受资产阶级，但从文学创作和生活上又离不开这个光怪陆离的巴黎社会，唯一的自我解救的办法就是抽离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代性的语言世界。
再回到马克思的语境，如果说1830年革命及其历史的研究激活了马克思的政治现代性批判视角，使他开始从市民社会的法哲学批判走向市民社会深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那么，1848年的革命则是让马克思更坚信这种理论转型的必要性。路易·波拿巴的上台让马克思反思，为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都未能成功，而革命的成果却让一个平庸的政治人物窃取了？ “政治形式的外表”与“社会生活的深层”① 之间的矛盾与反差让马克思意识到政治历史本身并不可靠，因此现代的社会批判理论不能依赖于上层建筑的外部历史，而是要转向“内史”，转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的对历史社会结构深层的批判，如果无法认清楚历史代表人物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革命就容易成为历史的“笑剧”。因此，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全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和自身理论的科学建构之中，通过对具体的经济权力关系的理解来加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革命真正成功与否不能依靠“诗情”和“辞藻”，而是看它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根本“内容”。
从马克思和波德莱尔的两种质朴的现代性批判视角中，我们能够找到20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批判、地理政治学和民族国家研究的诸多起源，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是德法的产物，而是国际的产物，没有马克思对世界史的阅读、没有波德莱尔的那趟亚洲之旅，他们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也很难形成，19世纪的巴黎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思想汇聚的舞台。没有人比本雅明更痴迷于把马克思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批判结合在一起，他借用法国历史学之父米什莱的话写道：“辩证法的思想是历史觉醒的关键。每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还在梦想时推动了它的觉醒。它在自身内孕育了它的结果，并且以思辩揭示了它———这是黑格尔早已认识到的。”② 然而，历史辩证法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哲学批判，也不能永远是一首面向过去的、随心所欲的即兴诗，而是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超越那些空想的革命，成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就需要我们以当下的资本主义最新形态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我们当代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才能对全球化市场上流行的各式各样的现代性理论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反思，从当下的具体社会现实的特殊性中寻找未来解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