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即自然” 为核心，倡引主情意的“自然主义的新生活”。他以“真” 规定“自然”并将“真”建基于“情”，以不断进化的“真情之流” 为宇宙生命、天地万物之“自然”，以“直觉” 为人之“自然”、为格物致知的不二法门。朱谦之以“情”拯救、复活、沟通人之内在自然与万物之外在自然，以自然为善、为美，进而从自然出发论进化、自由、平等。这些洞见不仅确立了“自然” 的根基地位，也为20世纪中国哲学重思“自然”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真；情；自然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1－0122－06
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思想由倾慕到师事，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西打中，中国文化几遭灭顶之灾。在此危难之际，一批思想家沉潜积健，自觉回归并以中国传统的核心观念来融贯中西之学，遂致中国思想一阳来复。在这批思想家中，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个性鲜明，充满洞见，颇为当时学界瞩目。唯情哲学以“情即自然” 为核心，倡引主情意的“自然主义的新生活”。从“自然” 出发，他一度激烈地批判科学、道德、宗教乃至一切知识和文化，同时试图以“自然” 为“进化” “自由”“平等”等现代观念奠基，以回应西方的核心观念。朱谦之在批判中重建了“自然”观念，也拉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重建“自然”的序幕。
一、“自然”即“真”
何谓“自然”？朱谦之认为“自然” 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次：作为科学家研究材料的“耳目可以接触” 的“自然”、或作为艺术出发点的“自然”等等，都只是就现象界而言，是本体之“自然”所派生者。他更关心的是本体意义上之自然，即“自己如此的实体”。
朱谦之形而上学的建构侧重从宇宙观出发，再推至人生观、社会观。他以“自己如此”来阐释“自然”， “自然” 即宇宙万物本来就有、生即如此的最初之状态。由于“自然” 不曾被外力、后天所干预、限制、改变，所以是最真实的。在他看来， “真” 是“自然” 的首要品格，“自然”因“真”而可贵。
本体之“自然”，是天地万物的根据与归宿。万物自“自然” 而出、遵循“自然” 之道展开生命之旅，又归于“自然”。由“自然” 的宇宙观出发， “自然” 也是人生、社会的本来面目，故能持守淳厚质朴的混沌状态，能顺其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生和社会才有存在的可能和意义。“自然”亦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与核心： “因为自然的就是真实的，所以自然即善。”① “真正的美，是和‘真’ 相合。”② 作为本体的“自然”是无限的、绝对的，是真善美的融洽合一，但“真”是自然之“善”“美”的根基。
作为“自己如此” 的“自然”，与“人为”正相反对。所以一切人工造就的、或后天勉力而得的，都是“不真实” 的，或至多只有有限的、相对的“真实”，因而本质都是“虚伪” 的，亦是“恶” 的，是“美” 的分散与堕落。一言以蔽之，无“真” 故“不自然”，亦非“善”、不“美”。朱谦之曾经强烈地抨击科学、道德、宗教乃至一切知识和文化，以其为“与自然相反”的，故而不真、虚伪。比如他斥责现存的道德是“虚伪的假面具”，因为它以命令、权威来规定人们的行为，而真正的道德应该源于自然，即出自人性本有的良心。“良心即自然”，与其说是儒家性善论的延续，不如说是道家之遗响：即以自然之“真”揭露礼法之虚伪、及其对人之自然本性的践踏。他亦反对以制造工具发明机械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不仅因其是人做出来的东西，更由于机器将人固定为生产线上的“物”，剥夺了人自由劳动的愉悦，并使“人们的机械心，也不知不觉的增到可怕的地步”①。被机械化了的人心，与纯白素朴的自然本性已渐行渐远，甚至已迷不知返。以“不自然”为由而将知识文化判定为虚伪、大乱之根本，此虽是偏颇之论，但却恰当地反衬出现代文明之弊端：既表现在对外在自然———宇宙之本来面目的肆意改造，也体现在对内在自然———人性之原初状态的背离与异化。在一个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他的批评无疑有其合理之处。
“自然” 即“真”，在这一点上，朱谦之也常常将老庄、卢梭等古今中外高扬“自然”的哲学家引为同道。老子首倡“道法自然” （《道德经》25章），庄子高扬“圣人法天贵真” （《庄子·渔父》），卢梭以“自然状态” 为真实、可靠，这些都是以“真” 论“自然”， 并因其“真”而崇尚之。朱谦之因“真” 而崇尚自然，以自然之“真” 来彰显、拒斥现实生活的种种“不自然”，希求抽身回返于淳朴未散、世风无侵的自然生活。
二、“情”即“自然”
朱谦之进而将自然之“真” 建基于“情”之上，以“情”为宇宙人生之“自然”。他首先以精神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精神变起宇宙；进而又以心理学的新观点为根据，认为无论从心之内容，还是从认识活动的次序来看，唯有“情”才是心灵最根本的要素，是精神作用最重要的基础。由此他宣称：“‘情’就是本体，就是真实，就是个性自存的实体。”② 换而言之， “情” 即“自然”。显然，作为心灵要素及其作用之一的“情”，首先是人的“感情” 及其活动。但以“情”为“真”，“情”同时也是宇宙人生之“实情”。在他这里， “情” 一字实合两义：人心之“感情”与宇宙人生之“实情” 是统一的，感情就是最真实的存在。
朱谦之自觉以人心之好恶规定“情”。他明确指出：所谓“情”，就是《礼记·礼运》“弗学而能”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情”， “七情” 就是人人生而有之、生命不假人为的自然本性。“情即自然” 的命题所内含的对“情” （感情） 的肯定、高扬，显然已经逸出了老庄的自然观，而有着比较突出的原始儒家色彩，这无疑也是其必然出道入儒的内在根据之一。
以“情” 论“自然” 是朱谦之自然观一贯的观点。在《革命哲学》中，朱谦之以“虚无”论“情”： “情是虚无的……是无元的，就是无心、无物、无神的‘无’。”③ 以“无” 为“情”之本质， “无” 是宇宙一切现象的本质和究竟，亦即“自然”。“无” 与“有” 相互连结，二者的关系就是“自然” 与“不自然”。他后来以《周易》为本，将“情即自然” 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层面构建其唯情哲学，从而在世界观上自觉而明确地折向了儒家一路。在《周易哲学》中他开宗明义： “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真情’，就是《周易》书中屡屡提起而从未经人注意的‘情’ 字。”④ 他申明在儒家传统中， “情” 是真实的、自然的，更是本有不无的。作为宇宙本体、绝对实在的“情”，是宇宙万物之“真生命”。“无” 中不能生“有”，宇宙生命只能源于“有”，天地万物只能自“有”而出。对于个体之“我” 而言， “情”即“性”，即人人生而皆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情” 即我之“自然”，以“情” 为根柢的“我” 才是“真我”。人以此“情”灌注流通于天地万物，与之相感相应，故而万物皆有生、天地亦有情。以“有” 论“情”、朱谦之由此转出了虚无寂灭的道家学说，并将人伦日用中逃不脱的“情” 如孝悌、爱美、恋爱等都确定为“自然”。
“自然”是宇宙和“我” 的真实存在，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常常溺于物欲的牵扯，或忙于理智的计较，从而偏离了生命的正途。以“情”论自然，朱谦之由此倡扬“复情” 的“自然主义的新生活”。他否认物质的实在性，主张以心役物的精神化的生活；他亦反对理性的生活态度。“自然主义的新生活” 的主张是： “摆脱物质的牵制，化理知的生活，复为真情的生活。”① 通过去除物欲的诱惑而回返恬静的自然，这是儒道皆有的修养方法；但以“情” 化“理”，复归于“情”，不仅与魏晋玄学的“性其情” 观念相反，与后儒“性即理”的主张亦相左。在他看来，化理复情的人生是对“自然” 之“有” 的肯定，是自强不息的生命之美的呈现。
自“无” 而“有” 的转变折射出儒道两家相异的“自然” 观念，这首先表现在，道家的“自然”贵“真” （实情），儒家的“自然” 重“情” （感情），以“感情” 为宇宙人生之“实情”、最初状态。朱谦之对儒家注重“感情” 这一传统的发掘，在20世纪初无疑是极具洞见且深有启发的。随着朱谦之对“情”之本质的体悟自“无”而“有”， “自然” 的内涵、回归自然的具体路径也呈现出殊异的规定性。
三、“进化”即“自然”
朱谦之将本体之“情” 称作“真情之流”，因为本体并非静止不变的定体，而是如滔滔不绝之流水般活泼至动，流行不已，变动不息。“进化”是宇宙生命之真象，亦是天地万物之“自然”。
朱谦之标榜自己的进化论为“流行的进化”。在他看来，只有以真情为起点，才能触及进化的实质。进化源于生命内心的“绵延创化”，源于真情的自然流行，进化是生命必然展开的真实，是宇宙“自己如此” 的运动。他评价老庄是“很彻底的自然主义”，并强调“自然的现象乃是必然的现象”②。一方面，进化是不可避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无人可以阻挡、改变宇宙进化的趋势， “自然” 故不假人为；另一方面，进化无需宇宙之外的发动者、主宰者，“自然”故“无神”。可见，“自然” 亦指的是宇宙万物“自己”变化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作为宇宙自然而然的变化， “进化” 所展示的具体轨则或宇宙的自然律如何？
如前所述，朱谦之的学路是由道及儒的。当他以老庄为思想根柢时，他亦以“无”为宇宙生命之真象，“无”即“自然”，宇宙万物以“有”为生，而“有” 生于“无”，又归于“无”，所以“宇宙的进化，只是‘自然了又不自然，不自然了又自然……因有无限的不自然生活，所以有无限的自然生活’”③。换而言之，进化不得不遵循的自然规律即：自无而有，自有而无。
以“无” 为本体，朱谦之亦将“流行的进化”称作“虚无主义的进化”。宇宙生命展开为“自无而有，自有而无” 的连续中，现存的一切都是出自“无”之本体的“有”，因而是不自然的、虚伪的； “现在” 是“自无而有” 的结果，也是“自有而无”的起点。虽然进化是必不可免的“自然”，但“我”应顺着“自然” 的潮流因势利导，“自然＋因而为之＝进化”，“我” 应该顺着“自有而无” 的进化之流，摧毁现在之“有”，将其引渡向“无”的未来。
“虚无主义的进化” 是朱谦之宇宙革命的哲学基础。他认为真正的革命旨在求真，是求“自然”的向上努力。以“无” 即“自然” 来反观现实的生活、知识和文化，都是由“无”而生起的“有”，是不真实、不自然的，在进化中也必将自“有”而“无”；而革命正是本于真情的创造冲动，是“我” 在进化“自有而无” 的自然基础上的“因而为之”，即以人力策助进化，所以“自然＋革命＝进化”。革命即摧垮一切不自然的牢笼，是开创回归自然的新生活： “自然的迁移，便是新生活的创造……新生活就是自然的生活。自然生活只是摆开一切不自然的限制，而为自己向上创造之正常运动。”① 朱谦之以有为、奋斗为进化必有之条件，从而呈现出与老庄过于倚重自然忽视人为之“观化” “待化” 态度不同的特征。但以“无”来规定“自然”，宇宙革命以“虚空平沉大地破碎” 为目的———这个以“天翻地覆人类绝种” 为终结的“自然”，又怎能揭示生命的真象、阐明进化的价值，并给予人以希望？虚无主义正是那一个时代救世的激情与无路的苦闷相互纠缠的写照。
“世界观的转变” 之后，朱谦之意识到“真情之流” 是“本有不无的”，生命的真象是“有”， “有” 才是自然， “流行的进化” 即自“有”而“有”。本体之情流行于万有之中，天地万物皆含情而生，为情所摄，因而“任举眼前的一个东西，莫不是本体的全体大用了”②。“有”确保了宇宙人生都是真实无妄的，随处体认，皆是自然。他更以“事情” 为真正的人生———即将着衣吃饭这样的生活日用之“事”与我的自然本有之“情”打成一片。
自“有” 而“有” 的进化展现的正是《周易》随时变易健行不息的精神，而“生命自身即因是极自然，同时又极有法则，所以才生生不已”③。这个保障自然的生命能够永恒绵延的法则即是《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即生命之间以“调和”为根本原理的感应之道。进化就是从调和到不调和，又归于调和，生命以调和为自然，调和故能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如前所言，朱谦之主张“因”即顺应自然之道的“有为”。在他看来，儒家的“礼乐” 就是“因”———即“顺其自然趋势，放开一线，使自家真诚恻怛的一点‘情’，都一一流露出来”④。
调和通过生命之间的相互感应，实现彼此的和谐之乐。礼乐不是节制、约束人的“情”的，也不会扭曲、抹煞人之“自然”，而是基于自然、直接作用于“情” 的，是返朴归真的“复情” 方法。礼乐的教化就是以“自然” 为本体，以“扩充” 为工夫，使“情” 不断增进、日渐放大，使生命更加活泼、丰盈、长久，这种自然主义的生活充满了爱与乐，是真正的绵延、进化。
与以“无” 论自然时强调突变、绝缘不同，自“有” 而“有” 的进化则主张“化” 即渐变为“常”、而革命的突变只是时运既终时的“非常”，并强调生命无法被割截， “止息” 与“生息”是接续统一的，所以革命不仅是破坏，更是以承继优秀传统为基础的创造。
以礼乐“返回自然”的方式反对避世，亦有别于老庄乃至宋儒的“静的复性说”，契合的正是《周易》“生生之谓易” “日新之谓盛德” 的精神。此为“复性”，更是自然的实现、终日乾乾的“成性”。将“礼乐”作为“自然” 基础之上的“因”，首先强调了礼乐的践履应发自内心之真情，自然才是美；其次强调了自然与人为的统一，“情”创化不已，生命自强不息。
四、“直觉”即“自然”
朱谦之认为自然是“绝对的真理和实在底合一体”，而此真理，“实基于个人的直觉力所认识的真情而来”⑤。绝对真理即“合下元有的自然”，真理与实在是合一的，真理即存于实在之中。真理亦是我们天赋的生命和智慧，只要我们一本真心，随处体认，自然能与天地万物契会合一、发现真理， “真” 是泯灭主客之分、二者融合为一的状态。直觉既是“我”的自然之知，亦是发现、归返自然的不二法门。
朱谦之把“知” 分为“元知” 和“推知”两类：所谓“推知”便是“见闻之知”，依赖感官中的种种意象、以归纳为逻辑、以语言为表示；与此相反， “元知” 即“不假见闻”、超出感觉与理性之外的、本于真情的直觉，其亲证本体，与“自然”直接相合。直觉就是真情的随感而应，当下顿悟，所谓“当体即是，动念即乖”。同时，直觉无法诉诸名言，只是“现证”而无法以言语文字形容。与“推知” 相比， “元知” 的特点是“无知” “无名”。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来面目，是生命内部本有的机能即人之“自然” “本能”，就进化之途而言，直觉就是生命之“自然”。
朱谦之声明，直觉是求本体、“求自然” 的唯一方法。他认为自己以往以“无”为自然，堕入虚无主义的窠臼，主要是因为“由怀疑去求真理”。“怀疑” 的实质是将“自然” 割裂成本体与现象对立的两个层次。与“怀疑” 相反， “信仰”强调的是直觉的当下性，即直接于宇宙万有中默契灵识，直接证会，寻找处处皆在的“自然”；这是真正的即体即用，本体与现象的合一，所以触处即真，自然就在现实的人间生活中。
“信仰”以耳目所及的现象为真、为美的意象，信其有，爱其美，以此为直觉的第一步。信仰主义的直觉所领会的“真”，亦是一个“美的世界”。“只要我们自家心美，便一切都美化。”①与大多数的现代新儒家偏重道德情感与道德直觉不同，朱谦之在强调“情”即善、良心即自然的同时，更重视艺术情感以及情感的审美意义，倡导“自然”即“美”。“信” 不仅是肯定现前世界之“真”，更要以爱美之心创造一个温暖的、美化的世界，“自然的生活” 即是以艺术为核心的，理想的社会即是艺术与生活的结合。
“自然”即一本真情的直觉，这也是朱谦之抗拒知识和文化之利器。他认为，知识和文化所倚仗的理知是从本能分散下来的、其作用是与“真情”相逆的，而“推知” 所依赖的感觉所得只是事物的幻相，归纳所成只是含有“假设”的“或然数”，语言只是人为的抽象的“名”，所得无法与具体、变动的真实接近，故而只是“虚伪”。知识和文化还常常将宇宙万物加以区别，其实质是拘于物质、向着空间的，结果难免在本来一情相贯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造成人为的隔离，使人们遮蔽真情，远离自然，故而成为乱人心、坏世道的罪魁祸首。但作为超脱利害与能自内省的本能，直觉能够驾驭物质，能避免心逐物迁人为物役的悲剧，从而持守真情、回归自然。
五、“自然”故“自由”、“平等”
“真情” 是宇宙与“我” 的自然，而“真情”在“我” 心中。朱谦之反复强调“自然”与“我”的关系： “我的就是自然，自然的就是我…… 所以自然，即自我的自然，主观的自然。”② “自”，即有自己、本身之意。有“我”之“自然”，首先确立了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人之“情”在宇宙之间的特殊地位。
朱谦之以人之“情” 贯通宇宙人生，凸显“因而为之”在“流行的进化” 中的作用，这些无疑都点明人在天地之间，是要参赞宇宙之化育的。不仅如此，有“我” 之“自然”，更彰明了“我”在宇宙进化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理想的“新生活” 即“自然的生活”，不仅是“主情意的”，亦是“自我的”。“自我的” 首先意味着“自觉”，即我对自己的生活有着主观的省察与评判；其次意味着“自由”，即我要努力自做主宰，抗拒一切束缚和压迫。将“我” 从宗教、道德、科学等等迷梦中唤醒，追求“我”与生俱来的自由，此即是回归自然之途。
朱谦之批驳了西方以及当时国内盛行的种种自由学说，并指出“真正的自由，就是无限制的自由”③。他以自然为基，认为自由本于自然，其实质就是真情的自然流行。如其所言，“自然”即“自己如此”，是不假人为而“不得不” 自己如此展开的运动及其规律。“不得不” 是必然，但就“必然”即意味着没有任何外力和他人能改变、主宰自然之道而言，“自然”与他人、权威、上帝等“我” 之外的力量无关，所以“自由……是自己发动力和个性的表示”④， “自由” 首先意味着“我”就是一个独立的、进化的个体，任何外在力量对自由的限制或剥夺都是对自然的法则、真实的生命之偏离。其次，变动不居的自然以本于真情的永恒进化为“自然律”，当真情被压受限时，必定会起而抗之，冲破阻隔，挣脱牢笼，通过行动积极摧毁所有“不自然” 的网罟，以返归自然的进化之途，重获自由。作为本于真情的创造冲动， “自由” 同时是超越了物质的羁绊、理性之算计的精神解放，是心的超脱与物的灵化。可见，“自由” 不是上帝或他人赋予我的，自由是我“自己” 的，是自然的自我实现，生命的扩充与伸展。
更重要的是，万物皆有其“自然”，人人自有此“真情”，与他人以情相感是“调和之内的自由”，即不破坏、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朱谦之理想的政治就是“无为” “无治”。在他看来，老庄的至德之世，貌似消极，但亦是以“在宥”的方式主张人民的绝对自由；而儒家的大同社会，以“情”为人性基础，以礼乐为教化，以游艺为依归，是顺其自然的扩而充之，是以“有为”的方式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自然，个体是“不得不”自由的；但朱谦之强调个体的自由不能危及他人，自由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其思想中极其宝贵的遗产。
“自由”是生命之自然， “平等” 亦然。相较于理性，感情的确有着更多的个体性、主观性。在强调“我”的同时，朱谦之亦明确指出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每个人都有其“情”，但本体之“情” 不是一己之私，它是公共的、普遍的，无私之“情”才是人之“自然”。就本体之“情”是人情之“共相”、人人生而俱有、自作主宰的自由而言，人与人是平等的；就“真情之流”就是宇宙生命，天地万物都是“情” 的化身而言，人与宇宙、万物亦平等。
朱谦之指出道家的自然平等基于辩证法的“死生存亡一体之平等观”。无疑，这种从“无”中来，到“无” 中去的平等，虽可让人超脱通透，但更亦使人悲观厌世。所以在其归宗儒家之后，他以“调和” 为生命的主流，并主张通过“有为”的方式积极地实现平等———以礼乐来扩充一己之情，通过“情”在生命之间的流通、扩充而打破“我”与他人、他物的阻隔。一己之私的“我”只是“小我” “假我”，只有去除和化解了这点私心，才能发现“真我”。平等的实现亦即重归我之自然。
与大多数儒者特别注重以“孝悌”为人的自然情感不同，朱谦之尤其关注男女的恋爱之情，甚至以恋爱为人生第一大事；他以《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本，认为尊重自由恋爱是儒家的特色，批评宋儒受佛教影响而无视恋爱的意义，并回应了时人对恋爱的种种轻蔑和曲解。以男女之爱为人情之自然、为爱的起点而大加弘扬，高呼男女平等，这是其以自然论平等的思想中非常有个性的地方。这不仅是对两千年来男女之间巨大不平等的抗议，亦是为20世纪以来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的呼声寻找形而上学基础的尝试。不过，朱谦之由自然论证自由、平等观念之合理性之思路并没有深入展开，其对以自然为根基的自由、平等观念之具体内涵亦无深入阐发，这无疑弱化了以自然为自由、平等奠基之伟大洞见的理论力量。
六、结语
朱谦之坦言其世界观的出老入儒受益于梁漱溟，他们的“自然”都是精神化的，并非物质性的客观之物，亦非与“我”相对或隔绝的自在之物。梁漱溟曾以“生命” “善” （良知） 规定“自然”，以对抗理智、科学，从而在积极回应科学主义挑战的同时，自觉重建着中国思想传统。朱谦之则以“真”规定自然，以“情” （真情与情实）拯救、复活、沟通人之内在自然与万物之外在自然，这不仅是会通儒道自然观的重要尝试，也为20世纪中国哲学重建自然筑建了更坚实朗阔的门径，在揭示科学主义之弊的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思想新的运思方向。他指出自然的本质即进化并探讨其规律，以直觉为人之自然以及契合本体之自然的不二法门，以自然为自由、平等等现代观念奠基，这些深刻的洞见无疑是对西方核心观念的自觉回应，也为20世纪中国哲学重思自然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