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创建时期，涌现了很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新青年》和《星期评论》。《新青年》一直被视作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长期倍受关注；而《星期评论》则因种种原因，在国内知名度一直不是很高。事实上，《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共筹备建党及当时的影响力等方面，并不比《新青年》逊色。
【关键词】中共创建；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星期评论》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063-07
作者简介：江巍，安徽宁国人，（芜湖 241000）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芜湖 241000）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自1920年2月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的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相当影响的报刊包括《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等。但目前学术界对《新青年》的研究远多于其他刊物，对其评价也远高于其他刊物。事实上，中共创建时期，《星期评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共建党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影响力等方面并不比《新青年》逊色多少。本文试图以《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为中心，对两刊作出比较，以阐明此问题。
之所以选择《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为中心来考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两刊与中共创建都有密切关系。在党史研究资料中，提到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中共发起组的成立，几乎同时都会提到《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以及与两刊相关的重要人物。二是两刊之间有密切关联。《星期评论》的创刊与《新青年》有渊源关系。《星期评论》“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之一，也可以说是六五运动的产物之一”。刊物的主旨“就是在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继五四六五两大运动而起的人类运动”①，因此《星期评论》也是《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阵营的重要力量，在精神实质上与《新青年》保持高度一致。同时，《新青年》由民主主义刊物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刊物，又与《星期评论》有密切关联。三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两刊的评价过于悬殊，《新青年》被认为是研究中共创建最重要的刊物，而《星期评论》被定性为“不是一个革命的刊物”②。目前学术界虽然逐渐矫正了这一评价③，认识到该刊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但很少有将两刊放在一起比较的。欧阳军喜在《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一文中，虽然涉及《新青年》与《星期评论》的比较，认为两刊同中有异，但主要是从新文化运动角度进行比较。田子渝在《〈星期评论〉新论》一文结论中虽将《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放置在同一高度，但这一结论并非建立在对两刊的具体比较基础上，而且对《星期评论》在中共筹备建党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笔者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筹备建党、两刊影响力三方面做比较，试图更全面、清晰地展现两刊在中共创建时期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更客观地评价二者。
一
《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大多有留日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受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得秋水、河上肇、堺利彦等人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的理解和传播颇为相似，只是角度略有差异，而且两刊在步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上有先后之别。关于两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立场，学界有些分歧，笔者在此浅述一己之见。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的传播上，《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一样都着重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等最核心思想。如林云陔的《唯物史观的解释》谈到“须知物质的状况，虽是历史的基础，然而仍旧要各种原料，方能成为历史构造的模型”林云陔：《唯物史观的解释》，《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 ，就含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思想。李汉俊在《强盗阶级底成立》中指出社会有两大对立阶级，一是“管理全社会财产、享用全社会财产的资本家阶级”，一是“制造全社会财产的劳动者阶级”，劳动者“做工时间内造的价值，超过所得工银”，劳动者阶级所得并非生产创造财富的全部，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只是劳动者的部分价值李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星期评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这道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内涵。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星期评论》对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很敏感，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发表了关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的文章，更可贵的是还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区分开来，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来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立于不两立的地位”戴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并号召在鱼龙混杂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思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社会主义”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杂感》，《星期评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关于这些内容，《星期评论》并不比《新青年》介绍的少。
中共创建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刊物的比较
《现代哲学》2016年第3期
此外，《星期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在于报道了不少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情况，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新青年》自八卷一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其视角主要集中于苏俄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相比较而言，《星期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更为广阔、内容更为丰富，但在研究深度上稍逊《新青年》，因此两刊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的传播可谓各有千秋。
第二，在由民主主义刊物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历程上，《星期评论》较《新青年》更早。李占才依据《星期评论》围绕中国的现状、病根、向何处去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将该刊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创刊至19号的以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暗淡期”；20号至44号介绍新思潮，日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动荡期”；45号至终刊竖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期”。李占才：《五四时期的〈星期评论〉》，《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张忠山也认为45号是《星期评论》的政治主张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轨的分水岭。张忠山：《论〈星期评论〉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轨》，《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6期。 笔者认同二者的观点。因为在45号（1920年4月1日）之前，该刊虽然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只能说是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当时统领刊物的指导思想仍是民主主义，直到第45号上全文发表了苏俄对华宣言，并刊载了戴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我》、沈仲九《为什么要赞扬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等积极赞扬俄国革命的文章，才开始真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其主旋律，而且这一政治趋向在45号后愈加鲜明，译介、赞扬社会主义，宣传俄国劳农革命的文章络绎不绝。《新青年》也经历了由传播民主主义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但其转向在1920年9月的八卷一号才得以实现江巍、徐生：《〈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起点初探》，《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相较于《星期评论》，滞后了近5个月。
第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立场上，国民党背景一直笼罩着《星期评论》，有称其为“国民党最重要的言论机关”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的，有定位其“是在孙中山与国民党指导下与经济支持下出版的”刊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上册第1集，第162页。。该刊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创办，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定该刊是国民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戴季陶、沈玄庐后来又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刊物前期戴季陶称要用“温和的思想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免“那些做煽动功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他还发表了《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一文，由此该刊被认定“不是一个革命的刊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上册第1集，第181页。。还有的怀疑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认为“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功利利用”滕峰丽：《关于五四时期〈星期评论〉、〈建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评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总之，在学界，《星期评论》的国民党背景成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最重要区别，但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戴季陶并非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创办的《星期评论》，这从他与孙中山的谈话中可以洞悉。孙中山问：“你这几天研究什么东西？”戴回答：“我和两个朋友，办了一个《星期评论》。”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可见孙中山并不知晓他办了这样一个刊物。刊物创办时间是1919年6月8日，即上海“六三”运动爆发的第5天。刊物创办直接动因是受五四和六三运动的影响，是“五四精神的产物”杨宏雨、肖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星期评论〉的创刊》，《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3期。。该刊物除戴季陶外，还有另外三位核心人物沈玄庐、孙棣三和李汉俊。沈、孙二人也是刊物的创办人，李则是主要撰稿人。戴季陶、孙棣三是国民党身份，但沈玄庐和李汉俊当时并非国民党人。而且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是李汉俊。借用李占才的观点，刊物自1919年10月（第20号）逐渐转变为赞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占才：《五四时期的〈星期评论〉》，《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李汉俊的文章大大加重了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如他最著名的文章《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反驳了张东荪的观点，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刊物的撰稿人有很多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如孙中山、廖仲恺等，但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也为其撰稿。因此，并不能将刊物笼统地定性为国民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该刊更多的是几个志趣相投的人自发创办的有几分类似《新青年》同人性质的刊物。
其次，戴季陶、沈玄庐走到共产党的对立面，这是后话，笔者认为历史的真实是不容倒推、假想的。不能以此就认为当时戴、沈在《星期评论》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用意不纯，只是功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宣传三民主义。这种判断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都比较浅显，只是选择性地传播以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都有一定的功利心理。戴季陶在刊物初期的文章也只代表他开始时并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不清楚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在《星期评论》逐渐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有很大变化，这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体现，如《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一文认为要想于社会主义的政府以外建设任何政府，在俄国都是决做不到的，称赞列宁政府是最稳健的一派戴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8号，1920年2月29日。
因此，《星期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动机与《新青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推测去臆断过往的历史。回到历史场景中，如果怀疑《星期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那么为何陈独秀、李汉俊可以与《星期评论》时期的戴季陶、沈玄庐有密切往来，并且他们在该刊停刊后，《新青年》还发表过戴季陶的多篇文章。所以，笔者认为今天我们更不应该妄加揣测。
二
众所周知，《新青年》汇聚了一批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策略，为中共创建做了重要准备。那么同时期与其联系密切的《星期评论》在筹备中共建党方面又有什么作为呢？与《新青年》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呢？
第一，在培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骨干力量、为中共筹建积聚人才方面，《星期评论》不输《新青年》。早在《新青年》成立自己的社团新青年社之前，《星期评论》就已建立了星期评论社（以下简称星评社）。星评社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基地，俞秀松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俞秀松纪念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另据杨之华回忆：“有不少外地学生到上海来找《星期评论》的领导人，多半由戴季陶和沈玄庐接见。”《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页。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很多人就曾住在《星期评论》的办公室里。俞秀松在自传中写道：“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俞秀松纪念文集》，第230页。 这是《星期评论》影响理想青年的一个例证。
受《星期评论》影响或参加过星评社并加入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行列的人有很多，除了《星期评论》的编辑、撰稿人以及上面提到的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杨之华等，还有蔡和森、恽代英等也与星评社有一定联系。田子渝依据李汉俊1919年9月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连载于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认为“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星评社成员李汉俊”田子渝、陈绍康：《〈星期评论〉新论》，《文史哲》1990年第3期。。在《星期评论》停刊后，李汉俊、陈望道加入到《新青年》编辑队伍，正因为他们的加入，才逐渐加重了《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使其逐渐成为中共的理论机关刊物。
第二，在筹备中共建党的过程中，《星期评论》的参与度不低于《新青年》。《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一样全程参与、见证了中共筹备建党的整个过程。筹建具体工作的开展可以说始于维经斯基来华之后，他是俄共（布）远东州委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1920年4月，他到上海时最初的联系对象就以《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等报刊的成员为主，《星期评论》的办公室即李汉俊的寓所（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就是他们讨论问题最初的据点。维经斯基经常召集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邵力子、张东荪等《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的成员聚谈、研讨。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建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星评社的全体成员几乎都参加了初期党的筹建活动。在该会的基础上，于1920年春夏之交正式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目前，学术界对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人员有争议。美国学者萧邦奇依据二十年代苏联顾问舍维寥夫的记载，认为这相较于中共创建亲历者后来的回忆，距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更近，且未受国民大革命后国共两党对立的政治两极化影响，也相对客观。据舍维寥夫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7人，分别是沈定一、戴季陶、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和陈独秀。而这7人中，前6人都是《星期评论》的编辑或撰稿人［美］肖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国内学者金立人依据施存统、陈公培、李达、俞秀松等人的回忆、日记，考证参加上海中共发起组的成员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上，《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其中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3人是星评社成员。此外还有“8人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不论是哪种说法，相较于《新青年》，《星期评论》成员都占大多数。这说明《星期评论》成员是中共筹备建党时期的主要力量。
第三，在形成正确的建党思路、领导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方面，《星期评论》成员的贡献不逊于《新青年》。关于组建党组织曾引发过激烈争论，邵力子的回忆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69页。 《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属于持第二种意见的人，据张国焘的回忆，戴季陶对上海发起组是知情的，因陈独秀与之商谈过，而且戴是赞成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供内部参考，1998年，第97页。 。但他最后没有参加，这也成为人们质疑戴季陶及《星期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动机和建党贡献的原因之一。笔者很认同蔡和森对戴这一行为的评价，他退出的理由不是因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为避免国民党攻击起见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事实上，也不能因为戴季陶的瑕疵，而遮掩了《星期评论》另一位重要成员——李汉俊在筹备中共建党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与陈独秀一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起筹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时，李汉俊当时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与其由混杂分子组成一个庞大不纯的团体不若由纯粹分子组成一个虽小而纯的团体”李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30日。 。这与陈独秀的建党思路如出一辙。据金立人研究，陈的建党思路是以单个个人为对象，经过考察了解，把有共同信仰的人吸收进来，追求相对纯洁性。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最终，正是在陈独秀、李汉俊这一正确建党思路的引导下，终止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合作，解散了社会主义同盟，成立了中共上海发起组。
三
就刊物在整个近现代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而言，《星期评论》当然远在《新青年》之下，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如果将这一影响力置于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建党方面，依据当时社会上对这两刊的评价以及两刊的出版发行情况等，还是可以作些比较的。
第一，同时代人对两刊的评价。蔡和森至少两次评价过《星期评论》，分别在刊物停办不久的1921年和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1921年他致信陈独秀，称“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4号，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428页。。1926年，他撰文论述“党的形成及其初步的工作”时，着重谈到《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及在两刊基础上成立的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称“当时主要的为这两个组织，但后来即渐渐影响到一些小组织”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59、60页。。瞿秋白在1927年谈到：“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他在1930年撰写的《中共党史纲要大纲》中，又将星期评论社与新青年社、新民学会等并列，赞其为“共产党的细胞”瞿秋白：《中共党史纲要大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1930年，李立三回顾中共创立的历史时，谈到有许多团体组织与中共产生关系密切，“这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9页。1946年，周恩来在谈及自己早年经历时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自己的经历》，《瞭望》1984年第2期。以上这些都是中共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对两刊的评价，他们在谈到两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共创建的影响时，几乎一致地将两刊相提并论，不分伯仲。
第二，两刊出版发行情况比较。《星期评论》为周刊，除“双十纪念号”、“新年号”、“劳动纪念号”外，一般每号1张4开4版，类似今天的小型报纸。起初每号定价铜子二枚，外埠大洋两分，后来为推动销量，又细分零售、团购，一年期、半年期及海外不同地域的定价，推出一些优惠。该刊发行代理点遍及全国，除北京、上海、杭州等发达省份、一线城市外，在兰州、长沙、开封等内地省份、二三线城市地也设有代理点。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份，逐渐增加到十几万份。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9页。 《新青年》为月刊，以杂志形式出版，起初定价是一册2角、半年1元、一年2元，其营销策略也非常灵活，推出过很多吸引顾客的营销模式，但在1920年5月出版7卷6号时，陈独秀与群益书社老板因期刊定价问题闹僵，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发行，却陷入经济危机，四处筹款。其发行量最高峰时，为1919年春的一万五六千份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第33页。。相比较而言，《星期评论》周期短、价格低、发行量大，有其优势一面。《新青年》在中共创建时期，由于编辑部问题、经济问题一度陷入危机，再加上其较长的周期、相对昂贵的价格，在1920年5月停刊4个月后才复刊等因素，势必对刊物的影响力有所削弱。此外，在特定地域，《星期评论》的影响力还有明显高过《新青年》的情况，如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而订《星期评论》有400多份，全校学生几乎人手一份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3页。
不但如此，《星期评论》的另一重影响力，还体现在对《新青年》的思想转向的影响上。学界一般都认可《新青年》的转向与陈独秀离京南下有直接关联，可为什么陈独秀南下后就推动了《新青年》的转向呢？笔者认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对其影响不容小觑。1920年春，陈独秀自北京到上海后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与6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比邻而居，自此两刊之间变得极为密切。1920年4月《新青年》上就可以看到《星期评论》作者的身影，第八卷开始，《星期评论》的很多作者都加入到《新青年》阵营，如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等。《星期评论》在1919年10月就已经有传播马克思主义倾向，在新年号上表露心迹：“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那潮头上拥有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公不平。”《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新年号，1920年1月1日。可见，此时《星期评论》已经开始宣传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星期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及刊物重要成员加入到《新青年》编辑作者队伍，这些无疑有助于强化陈独秀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1920年4月1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指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人’看待”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5号，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6页。 。4月2日，他又同《星期评论》的沈玄庐、李汉俊一起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5月，他又出版了《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无怪乎，1920年底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言道：“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张静庐：《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 之二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8页。 这里的“上海同人”正是《星期评论》的重要成员，即陈望道、李汉俊等人。还有学者曾论证过陈独秀不在北京建党而远赴上海是有计划的，原因之一是上海“已有一批聚集在星期评论社周围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李丹阳：《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国外也有学者研究称，陈独秀去上海是因为那里有戴季陶主办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即《星期评论》。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M.Wilbur & J.L.How，Communism，Nation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48页。张国焘回忆陈独秀时，也认为“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供内部参考，1980年，第93页。 。由此，《新青年》的转向受到《星期评论》的影响可初见端倪。
小结
由上述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中共创建时期，《星期评论》和《新青年》有很多相似性并且关系密切。首先，两刊内容很相似，都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两刊都为中共筹备建党准备了人才，贡献了智慧。再次，两刊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上不分伯仲。最后，两刊之间人员往来密切，甚至《新青年》最终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也与《星期评论》有关。尽管如此，但两刊最终的结局却不同，建国后《新青年》倍受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而《星期评论》却受到很多非议几至被冷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刊物主创人员而言，相较于《新青年》的主要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星期评论》的主创者们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刊物的两大主编戴季陶和沈玄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很是矛盾，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坚决。从本质上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戴季陶是国民党党员，他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协助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却没有加入其中。沈玄庐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最后又反对共产党。这是造成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对《星期评论》评价和关注度都不高的主要原因。
第二，就办刊时间而言，相较于《新青年》，《星期评论》是个短命的刊物。《星期评论》1919年6月创刊，1920年6月终刊，只办了一年的时间。而《新青年》1915年创刊，到1926年终刊，持续了十年以上，虽然因经费问题和反动统治的阻挠等原因，曾几次歇刊，但每次都很坚韧地复活过来，坚持继续办刊。而《星期评论》只办一年就停刊，与刊物经不起革命烽火的洗礼有一定关系。由《星期评论》的最后一期的“刊行中止宣言”中可知，刊物并非遭到封禁而停刊，而是感受到外在的革命压力自行停刊的，这也是其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第三，就刊物风格而言，《新青年》表现出激进革命的风格，而《星期评论》则相对保守温和。以1920年两刊都出的“劳动节纪念号”为例。《新青年》上陈独秀发文号召劳动者赶快觉悟起来，提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6号，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175页。 的观点。而《星期评论》上戴季陶文章则认为劳动运动，“暂时不要用什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因为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没什么必要，工人最需要的是“生活的改良”，并在文章结尾承认自己思想保守。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前者主张以疾风骤雨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工人生存问题，后者主张从具体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住宅的改善等方面一点一滴的去解决。在顽症需要猛药的时代，相较之下后者的保守温和就会被定性为不是“革命刊物”而影响到后世评价。
综观上述，由于《星期评论》主创成员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刊物没有表现出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高亢激进的革命风格，因而影响到刊物的后世评价。事实上，这些因素具有较明显的个人主观主义色彩，如果不单纯以革命视角审视，在中共创建时期，《星期评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建党及影响力等方面表现的确并不输于《新青年》。因此，应该对类似刊物的历史贡献有更为客观的评价。这也提醒我们在评价五四时期的刊物时应该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回到刊物本身、将刊物还原至其所处时代等。在中共建党史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还有其他很多报刊媒介都曾起过重要作用，“高树靡阴，独木不林”，在大力研究《新青年》的同时，也应多加关照同时期其他刊物，这样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更好的展现历史的丰富性。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