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的争议——以《春秋》季札叙事为研究案例

作者:黎汉基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7-02 阅读量:0

【摘要】春秋末叶,专诸受阖庐之托刺杀吴王僚。这一变故的源头,可从季札让位说起。尽管三传对季札让国的美德并无异辞,但自唐宋以降,像胡安国等人却总是怪责季札的各种不足,因而引发宋元明清许多儒者的争议。本文透过季札让国一事为研究主线,阐述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春秋》经传的不同理解,从而澄清一些政治伦理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儒学;《春秋》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115-05

作者简介:黎汉基,广东中山人,(广州510275)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一、引言

春秋末叶,吴国刺客专诸受阖庐之托,置匕首于鱼腹中,刺死吴王僚。之所以发生这一变故,追溯源头,该从阖庐和僚的叔父季札让位说起。本来可以继位的季札,事前放弃君主,事后放弃了内部斗争,甘愿退隐。崇礼让,弃争逐,本是儒家崇尚的政治美德。《春秋》三传对季札并无异辞,但自唐宋以降,却出现一些怪罪和责难的声音。同样是让国,泰伯及仲雍让位于季历,几乎是有口皆碑无可疵议,而季札所得到的认可显然不如乃祖。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思想现象呢?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对某一部传注进行哲学分析,肯定不够①;仅对三传进行比义,同样找不到关键,因为真正的质疑声音来自三传以外②;一般的经学史研究,通常简单介绍某些经师及写作背景,未能考察各种诠释意见的具体变化状况③。

鉴于季札让国的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剖析,本文将会另辟新径,重新清理这一段罕为人知的思想史,藉以深化人们对儒家政治伦理的认识。

二、三传贤札的基调

《春秋》提及季札的经文,只有一条,即襄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以国君(而非聘者)为主体,若是中原国家,所遣大夫依例称名书氏,但吴国没有受天王命的大夫,季札仅名不氏。《谷梁》这样解释:“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④

吴国本属夷狄,其君尊时称子,贬时称人称名。此经之所以称子,是因为吴王余眜派遣季札这样的贤者聘问鲁国,成尊于上。钟文烝《补注》说:“能使贤则亦贤矣,故有可进之理,所谓欲知其君,视其所使。又缘札之贤,有尊君之心,故如其意而进称子,此别为一义。”⑤

中国传统歌颂的臣道,讲究含章可贞,不为事主;上述“使贤亦贤”的意见,正是成其美于君上,肯定季札之贤在于“尊君”的心意,故进吴王余眜为子。

相比于《谷梁》行文的简约,《公羊》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季札的故事:季札年幼有才,诸樊、余祭、余眜三位兄长共同宣誓,兄终弟及,把王位留给季札,但轮到余祭死后,季札没有登基,反而出使在外走掉了,等到余眜的长庶子僚继立,他才回国并承认僚为国君,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三位兄长让国的做法。不过,诸樊子阖庐却不服气,认为僚不遵从先君之命,即位的人该是阖庐而非僚,于是他派专诸刺杀了僚,然后致国于季札。季札不接受,说:“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季札认为阖庐刺僚,若自己接受,等于二人同谋;若自己杀了阖庐,就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由于不肯同谋合污和骨肉相残,季札遂到了延陵,终生不入吴国国都。因为这样,《公羊》予以高度评价:“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4—466页。 就是因为季札仁义兼具,吴国才能有君有大夫。

《左传》信守时序叙述,襄二十九年传仅记载季札出访诸事,把让国所引起的政争延至昭二十七年传交代;这方面的叙述与《公羊》襄二十九年传大体吻合,文长不具引[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0—1484页。 。简单地说,《左传》更加详尽地描写了阖庐派专诸刺僚的细节,还记载了阖庐的野心,又记载了季札在刺僚后的讲话,显示授位季札之意,起于寿梦,成于诸樊,他们皆以泰伯传国季历的典故自勉。

总而言之,《公羊》和《左传》叙事大同小异,跟《谷梁》称贤的论调一致,没有明显的分歧。在三传笔下,季札完全是形象正面的贤者,让国后发生弒君惨剧,固是不幸,但要说罪责,似乎怪不到他的头上来。先秦两汉对季札的评价,大抵如此。像司马迁叙述吴国的一系列变故时,同样不认为季札需要为以后的篡弒变局负责,反而高度歌颂他的品格直追泰伯:“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西汉]司马迁:《史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5页。 班固撰写《古今人表》,把季札置于第二等“上中”一级,地位仅次孔子圣人一级,与遽伯玉、子产、晏平仲等仁人相同,反映了汉人对季札的崇敬[东汉]班固:《汉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23—924页。 。

三、反札的新典范

中唐时期,对季札的德行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新评价。与韩愈一起努力复兴儒学的独孤及,写了一篇《吴季子札论》,认为季札让国不能与其祖泰伯相比:

彼诸樊无季历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子为泰伯之让,是徇名也,岂曰至德?且使争端兴于上替,祸机作于内室,遂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灭。以季子之闳达博物,慕义无穷,向使当寿梦之眷命,接余眛之绝统,必能光启周道,以伯荆蛮,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阖庐安得谋于窟室?专诸何所施其匕首?呜呼!全身不顾其业,专让不夺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节,善自牧矣,谓先君何!与其观变周乐,虑危戚钟,曷若以萧墙为心,社稷是恤,复命哭墓,哀死事生,孰与先衅而动,治其未乱,弃室以表义,挂剑以明信,孰与奉君父之命,慰神祗之心,则独守纯白不义于嗣,是洁己而遗国也。国之覆亡,君实阶祸。且曰非我生乱,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唐]独孤及:《毘陵集》卷7《吴季子札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

独孤及经历安史之乱的变局,他在评述季札时有否暗地影射唐室中枢屡变的意思,如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讨厌缺乏政治承担的人,才会觉得季札不应得到“至德”的美誉,因为在他眼中,季札违背君父的期盼,只顾自己,没有考虑到让国所带来的祸机,终致阖庐弒君夺位。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拥护独孤及的新论。宋儒好辨旧注之非,蔚为风潮,但仍有不少人参照三传的诠释而肯定季札。《资治通鉴》开篇写道:“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页。 这是拿季札和微子二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放弃君位而宁愿流亡,真正体现了“礼之大节”。此外,刘敞对汉唐旧说多有不满,但不否定季札,反而辩护说:“季子岂不欲飨一国哉,又恶不由其道;岂不欲讨国乱哉,又恶父子兄弟之相篡夺无已时。此固季子之所以称贤也。”[北宋]刘敞:《春秋权衡》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第315页。 司马光与刘敞皆对汉唐注疏做出大胆的怀疑,但他们同样不因刺僚一事而质疑季札,说明三传意见仍有很大的学术市场除了司马光和刘敞外,叶适、高闶和陈傅良三人对季札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参阅[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上册,第281—282页;[南宋]高闶:《春秋集注》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第545页;[南宋]陈傅良:《春秋后传》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第707页。 。

真正发扬独孤及新见的是程颐、刘绚师徒。程颐在谈论让国问题时,沿袭独孤及贬札的意见,说:“札让不立,又不为立贤而去,卒有杀僚之乱,故圣人于其来聘,书曰‘吴子使札来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为公子也。”[北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2页。 刘绚受业于二程,信守师说,同样认为季札不值得称道:“札何以不称公子?辞国而生乱者,札为之也。”接着简单交代吴国让国的背景和公子光的弒僚,然后说:“是以吴之乱,札实为之也。故《春秋》因札来聘,去其公子,以示贬焉。”刘绚的《春秋传》已佚,其书责难季札的意见,参阅[元]汪克寛:《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5册,第595页;另参阅[元]李廉:《春秋会通》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2册,第490页。 回头比较独孤及的批判见解,便可以发现他们三人同样都是批评季札礼让导致吴国内部冲突,但独孤及是单纯史论的意见发挥,而程、刘二人则企图从没有记载“公子”的称呼上找解释,这显然在经典诠释上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胡安国按照程、刘二人的解经线索,认定季札不称公子显示圣人示贬,因为季札不过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难以企及“圣王之道”的要求,比不上伯夷、叔齐:“惜其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尔,此仲尼所以因其辞国生乱而贬之也。”[南宋]胡安国撰、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1—382页。 总言之,季札要为后来的动乱负上全责,因此孔子对他的评价只有贬抑,而非褒扬。

胡安国标榜绍承程门解经义法,他的意见迅即成为《春秋》研究的典范观点。朱熹认为“季札辞国,不为尽是”,又说“胡文定《春秋》解这一段也好,说吴季札让国事,圣人不取之,牵引四五事为证”[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82页;第6册,第2170页。 。他的晚年弟子陈淳讨论权变时,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意见:“季札终于固让而不肯立,卒自乱其宗国,是于守经中见义不精者也。”[南宋]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页。 这是把后来吴国的祸乱归咎于季札,认为一切都是错在他不肯接受兄长的让国。一般理学史都把朱熹和张栻归类为不同流派的学者,但他们在政治见解上却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至少在季札的评价上如此。张栻认定季札不过是“好名之人”,批判说:“季子三辞焉,是未究夫当立之义。”[南宋]张栻:《癸巳孟子说》卷7,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中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 这里质疑季札好名而不合天理,却没有举任何心理史料证实其说。

无论是否接受程朱理学,接受的程度有多少,南宋以降许多儒者都把胡传理解为《春秋》真义,相信季札罪不容赦,即使不是存心行恶,但也不可能得到圣笔的赞许例如[南宋]洪咨夔:《洪氏春秋说》卷2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6册,第679页;[南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7册,第386页;[南宋]陈深:《读春秋编》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第636页;[南宋]余允文:《尊孟辨》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525页。 。迄至元朝,胡传成为钦定的官方教科书,贬札之论同样流行,但大抵重复胡传之论,新意不多例如,王元杰这样抨击季札:“《春秋》因其来聘,贬而示法,望之深而责之备也。”又如,郑玉说:“变父兄相让之风为君臣相弑之祸,斯实季子之罪也。”王、郑二人皆是元代著名的《春秋》学者,但都是受到胡传影响,却没有提出更新颖的见解。参阅[元]王元杰:《春秋谳义》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2册,第160页;[元]郑玉:《春秋阙疑》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3册,第589页。 。

四、对胡传的反思和抵制

胡安国对季札做出的批评,其根据主要有二:一是文本的根据。自程颐、刘绚起,都着眼于《春秋》本经书名而不书公子。但是,三传皆无称名为贬之说,范宁《集解》已有明确解释:“札名者,许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吴之尊称。直称吴,则不得有大夫。”[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第272页。 换言之,季札书名,是由于吴属夷狄的特殊情况使然,不一定包含贬抑之意。的确,“公子”是尊称,比“人”或直称名字显得更尊贵些,但不一定都是善辞。庄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和“公子庆父如齐”两则经文,皆称公子,但叔牙和庆父是鲁国著名的反贼,尊称公子绝不包含肯定其人的意思。《春秋》用辞变化多端,随语脉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含义,称公子不代表是褒,不称公子不代表是贬,没有理由因为季札没有公子之称就断定圣人是贬。

另一根据是后果的考虑。上述抨击季札的人,都在谴责季札不学季历受国,反而学泰伯让国,酿成弒僚的悲剧。他们都是根据差劣的后果来质疑季札行为的正确性。这种想法的最大破绽,在于忽略了实践推理不可避免的时间变异性。季札是襄二十九年出访(前544年),吴王僚被刺是昭二十七年(前515年),前后相差了二十九年(虚岁计算则是三十年)。假设季札决心让国,是由父亲寿梦逝世(前560年)时开始酝酿的想法,由这时算起至吴王僚被刺,就是相差四十五年。吴王僚继位是昭十六年(前526年)的事情。由季札准备让国,至后来真的让国,君位已从他的大哥诸樊传至二哥余祭、三哥余眜已有三十四年,中间未有任何继位上的矛盾。在季札让国后,吴国内部并无动乱,吴王僚在位也有十一年有多,其间阖卢也没有清晰地呈露谋反之心。为何季札不肯接受三位兄长的让国?

限于个人心理史料不足,这个问题难以确言,可以肯定的是,季札让国是回报三位兄长让国的恩情,而他在让国前得到正面信息远多于负面信息,因为由准备让国、落实让国,再到吴王僚被刺,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情,而且相距的时段颇远;试问,季札又怎能预知后来的变局?同样由于史料阙如的问题,读者已不清楚季札在让国后思想有没有发生变化,毕竟中间历经的时间太长,究竟他对吴国内部政情的问题是什么想法,也无法说清楚、道明白。发生吴王僚的悲剧,真的全是季札让国所致吗?阖庐固然是利用季札作为托辞,但像阖庐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即使是季札接受君位,又真的可以确保没有弒君行为吗?谁可以担保季札在位就能使阖庐口服心服,从此杜绝暗杀的事件呢?

因为胡传的诠释存在上述两方面的漏洞,所以宋元以降很多有批判力的经学家,对之抱持反对意见的,大不乏人。家铉翁曾经借用刺僚一事讽喻宋初史事家铉翁借余眜父子私相授受,批评说:“乌乎!以此垂训,犹有受位于其兄而杀其兄之子,并及其弟,而以天位私于其子者,岂不痛哉!”这话的典故是源自宋太宗从太祖手中得到帝位,曾逼死其弟赵廷美及其侄赵德昭,物议甚多。参阅[南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26,第447页;[元]脱脱等:《宋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61页;第25册,第8668册。 ,但他绝不苟同胡安国以后果否定季札的做法,认为季札不称公子,不书大夫,正所以著其“高让之节”:“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风,《春秋》何贬焉?世沦俗斁,中国礼义所自出,而臣弑其君,子篡其父,下陵其上,不夺不餍,而季子独以让国闻,圣人嘉其为中国而来,将使篡君之贼,僭上之人,观感而内愧,必不以让而少之。胡公持论太偏,恐为后来惑,不得不辨。”[南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2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第399页。 这是认为季札避位是无可疵议的善举,胡安国持论不当,必须辨白。

此外,元儒程端学也驳斥胡传,他的意见比较特别,认为书公子与否,是按照史书常法,并非孔子有意去之。他在诠释聘鲁一事上,虽不同意《公》《谷》褒扬季札的某些说法,但也不同意胡安国借此贬低季札:“且札让国致乱,在三十年之后。孔子安得预去公子而贬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论此事之义者也,未尝因此事而论他事之善恶也。”[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0册,第657页。 程氏准确地抓着让国与行刺之间的时间差,反对让国致乱的意见,别具只眼。

《春秋》虽非明儒讲学的热门项目,但努力在朱子学的牢笼下寻找有用的经义,却是许多有眼光的明儒的共同归趋。尤其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心学的勃兴,思想界出于对陈腐旧说的反感,普遍要求解经需要更多活泼的新义;胡安国许多刻以绳人的经说,便成为众矢之的。大略地说,明儒反胡传的思路,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家铉翁式思路,即强调让国本是美德的体现,即使让国不成功,也不该过分苛责没有私心的季札。王樵觉得即使有错,也是错在季札父兄身上,而非存心让国的季札。“寿梦过中,而反谓季子之不成父之非正为过中,古今有几太王乎?……诸君(即诸樊、余祭、余眜三人)之轻死为勇,饮食必祝为过中,而反谓季子之不成兄之非正为过中,古今有几季历乎?”[明]王樵:《春秋辑传》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8册,第862页。 这个意见说得极好:即使季札不如太王,但鉴于吴国本有让国的传统,所以季札也很难预料他的让国反而导致日后的祸难。诚如朱朝瑛所言,“乱之作也,何定之有!”[明]朱朝瑛:《读春秋畧记》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1册,第170页。 说到底,阖庐若真要作乱,季札即使继位也可能发生弒谋,胡安国罪其让国致乱,怎么看也是过当的意见。

另一是程学端式思路,即强调经文找不到否定季札的明显证据。湛若水认为季札不书公子,“名之无他义”,指责胡传“非圣人洒然大公,无意必固我之心矣”[明]湛若水:《春秋正传》卷2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7册,第493—494页。 。此外,陆粲也沿袭程学端的故智,认为《春秋》立义“不在一二字之间”。他虽觉得季札可以在政治上有更多的作为,但并不因此怀疑他的为人,强调“不接夷昧之绝统,非狥名也” [明]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7册,第770—771页。 。言下之意,就是认为胡传是否具有公子之书,也不是褒贬的关键。

有趣的是,清儒普遍鄙夷明儒空疏的学风,但因崇尚考据而不得不回归旧注,于是胡安国违逆三传的意见就成为许多清儒唾弃的对象;在评价季札的问题上,清儒与明儒态度一致,大多抨击胡传,不相信书名去氏为贬札让国的说法。例如,毛奇龄这样为季札辩护:“札弃其室而耕而后舍之,此又何罪?”[清]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2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第319页。 又如,孔广森强调经文示贤的笔法,说:“迄《春秋》,吴大夫皆不得以名见,足知札特书名为贤故矣。”[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第221页。 又如,钟文烝更不客气地批判贬札之论“皆非经义”[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590页。毛、孔、钟三人,各宗《左》《公》《谷》三传,立论各有不同,但不约而同地反对胡传,可以说明清儒治经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因为讨厌明儒的偏见而左右了对季札的正确评价。

五、小结

《春秋》内容丰富,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经文可以各有不同的诠释方向,难以划一而论:有些可能由某种旧说主导着诠释格局,任何挑战也难以成功;有些可能因为思想价值的变化而成功颠覆旧说;也有些诠释面临尖锐的挑战,但因经传文本和其他历史证据找不到佐证,所以无法撼动旧说;而围绕着季札的各种争议,就是这样的情况。从以上的思想史叙述,可以得出三点教益:

(1)经典诠释囿于文本的限制,不可能在进入语脉前设定任何一套“本然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预先确认某人、某事、某价值的是非对错。试想,脱离了三传的叙述和吴国历史的背景,读者有可能确切掌握季札政治选择的情境吗?

(2)让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价值,怪责季札要为僚亡负责固然不是,但不能反过来认为凡有让国之心必是正确和正义的。

(3)由胡安国等人对季札的责难,可以发现《左》《公》二传的长篇叙事没能使季札免于被质疑和被否定。众口悠悠,莫衷一是,政治世界有些问题并非愈辩愈明,《谷梁》对季札的评述点到即止,在某程度上更能体现《春秋》为贤者讳之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