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末叶，专诸受阖庐之托刺杀吴王僚。这一变故的源头，可从季札让位说起。尽管三传对季札让国的美德并无异辞，但自唐宋以降，像胡安国等人却总是怪责季札的各种不足，因而引发宋元明清许多儒者的争议。本文透过季札让国一事为研究主线，阐述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春秋》经传的不同理解，从而澄清一些政治伦理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儒学；《春秋》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115-05
作者简介：黎汉基，广东中山人，（广州510275）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一、引言
春秋末叶，吴国刺客专诸受阖庐之托，置匕首于鱼腹中，刺死吴王僚。之所以发生这一变故，追溯源头，该从阖庐和僚的叔父季札让位说起。本来可以继位的季札，事前放弃君主，事后放弃了内部斗争，甘愿退隐。崇礼让，弃争逐，本是儒家崇尚的政治美德。《春秋》三传对季札并无异辞，但自唐宋以降，却出现一些怪罪和责难的声音。同样是让国，泰伯及仲雍让位于季历，几乎是有口皆碑无可疵议，而季札所得到的认可显然不如乃祖。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思想现象呢？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对某一部传注进行哲学分析，肯定不够①；仅对三传进行比义，同样找不到关键，因为真正的质疑声音来自三传以外②；一般的经学史研究，通常简单介绍某些经师及写作背景，未能考察各种诠释意见的具体变化状况③。
鉴于季札让国的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剖析，本文将会另辟新径，重新清理这一段罕为人知的思想史，藉以深化人们对儒家政治伦理的认识。
二、三传贤札的基调
《春秋》提及季札的经文，只有一条，即襄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以国君（而非聘者）为主体，若是中原国家，所遣大夫依例称名书氏，但吴国没有受天王命的大夫，季札仅名不氏。《谷梁》这样解释：“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④
吴国本属夷狄，其君尊时称子，贬时称人称名。此经之所以称子，是因为吴王余眜派遣季札这样的贤者聘问鲁国，成尊于上。钟文烝《补注》说：“能使贤则亦贤矣，故有可进之理，所谓欲知其君，视其所使。又缘札之贤，有尊君之心，故如其意而进称子，此别为一义。”⑤
中国传统歌颂的臣道，讲究含章可贞，不为事主；上述“使贤亦贤”的意见，正是成其美于君上，肯定季札之贤在于“尊君”的心意，故进吴王余眜为子。
相比于《谷梁》行文的简约，《公羊》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季札的故事：季札年幼有才，诸樊、余祭、余眜三位兄长共同宣誓，兄终弟及，把王位留给季札，但轮到余祭死后，季札没有登基，反而出使在外走掉了，等到余眜的长庶子僚继立，他才回国并承认僚为国君，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三位兄长让国的做法。不过，诸樊子阖庐却不服气，认为僚不遵从先君之命，即位的人该是阖庐而非僚，于是他派专诸刺杀了僚，然后致国于季札。季札不接受，说：“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季札认为阖庐刺僚，若自己接受，等于二人同谋；若自己杀了阖庐，就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由于不肯同谋合污和骨肉相残，季札遂到了延陵，终生不入吴国国都。因为这样，《公羊》予以高度评价：“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4—466页。 就是因为季札仁义兼具，吴国才能有君有大夫。
《左传》信守时序叙述，襄二十九年传仅记载季札出访诸事，把让国所引起的政争延至昭二十七年传交代；这方面的叙述与《公羊》襄二十九年传大体吻合，文长不具引［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0—1484页。 。简单地说，《左传》更加详尽地描写了阖庐派专诸刺僚的细节，还记载了阖庐的野心，又记载了季札在刺僚后的讲话，显示授位季札之意，起于寿梦，成于诸樊，他们皆以泰伯传国季历的典故自勉。
总而言之，《公羊》和《左传》叙事大同小异，跟《谷梁》称贤的论调一致，没有明显的分歧。在三传笔下，季札完全是形象正面的贤者，让国后发生弒君惨剧，固是不幸，但要说罪责，似乎怪不到他的头上来。先秦两汉对季札的评价，大抵如此。像司马迁叙述吴国的一系列变故时，同样不认为季札需要为以后的篡弒变局负责，反而高度歌颂他的品格直追泰伯：“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西汉］司马迁：《史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5页。 班固撰写《古今人表》，把季札置于第二等“上中”一级，地位仅次孔子圣人一级，与遽伯玉、子产、晏平仲等仁人相同，反映了汉人对季札的崇敬［东汉］班固：《汉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23—924页。 。
三、反札的新典范
中唐时期，对季札的德行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新评价。与韩愈一起努力复兴儒学的独孤及，写了一篇《吴季子札论》，认为季札让国不能与其祖泰伯相比：
彼诸樊无季历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子为泰伯之让，是徇名也，岂曰至德？且使争端兴于上替，祸机作于内室，遂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灭。以季子之闳达博物，慕义无穷，向使当寿梦之眷命，接余眛之绝统，必能光启周道，以伯荆蛮，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阖庐安得谋于窟室？专诸何所施其匕首？呜呼！全身不顾其业，专让不夺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节，善自牧矣，谓先君何！与其观变周乐，虑危戚钟，曷若以萧墙为心，社稷是恤，复命哭墓，哀死事生，孰与先衅而动，治其未乱，弃室以表义，挂剑以明信，孰与奉君父之命，慰神祗之心，则独守纯白不义于嗣，是洁己而遗国也。国之覆亡，君实阶祸。且曰非我生乱，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唐］独孤及：《毘陵集》卷7《吴季子札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
独孤及经历安史之乱的变局，他在评述季札时有否暗地影射唐室中枢屡变的意思，如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讨厌缺乏政治承担的人，才会觉得季札不应得到“至德”的美誉，因为在他眼中，季札违背君父的期盼，只顾自己，没有考虑到让国所带来的祸机，终致阖庐弒君夺位。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拥护独孤及的新论。宋儒好辨旧注之非，蔚为风潮，但仍有不少人参照三传的诠释而肯定季札。《资治通鉴》开篇写道：“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页。 这是拿季札和微子二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放弃君位而宁愿流亡，真正体现了“礼之大节”。此外，刘敞对汉唐旧说多有不满，但不否定季札，反而辩护说：“季子岂不欲飨一国哉，又恶不由其道；岂不欲讨国乱哉，又恶父子兄弟之相篡夺无已时。此固季子之所以称贤也。”［北宋］刘敞：《春秋权衡》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第315页。 司马光与刘敞皆对汉唐注疏做出大胆的怀疑，但他们同样不因刺僚一事而质疑季札，说明三传意见仍有很大的学术市场除了司马光和刘敞外，叶适、高闶和陈傅良三人对季札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参阅［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上册，第281—282页；［南宋］高闶：《春秋集注》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第545页；［南宋］陈傅良：《春秋后传》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第707页。 。
真正发扬独孤及新见的是程颐、刘绚师徒。程颐在谈论让国问题时，沿袭独孤及贬札的意见，说：“札让不立，又不为立贤而去，卒有杀僚之乱，故圣人于其来聘，书曰‘吴子使札来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为公子也。”［北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2页。 刘绚受业于二程，信守师说，同样认为季札不值得称道：“札何以不称公子？辞国而生乱者，札为之也。”接着简单交代吴国让国的背景和公子光的弒僚，然后说：“是以吴之乱，札实为之也。故《春秋》因札来聘，去其公子，以示贬焉。”刘绚的《春秋传》已佚，其书责难季札的意见，参阅［元］汪克寛：《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5册，第595页；另参阅［元］李廉：《春秋会通》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2册，第490页。 回头比较独孤及的批判见解，便可以发现他们三人同样都是批评季札礼让导致吴国内部冲突，但独孤及是单纯史论的意见发挥，而程、刘二人则企图从没有记载“公子”的称呼上找解释，这显然在经典诠释上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胡安国按照程、刘二人的解经线索，认定季札不称公子显示圣人示贬，因为季札不过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难以企及“圣王之道”的要求，比不上伯夷、叔齐：“惜其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尔，此仲尼所以因其辞国生乱而贬之也。”［南宋］胡安国撰、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1—382页。 总言之，季札要为后来的动乱负上全责，因此孔子对他的评价只有贬抑，而非褒扬。
胡安国标榜绍承程门解经义法，他的意见迅即成为《春秋》研究的典范观点。朱熹认为“季札辞国，不为尽是”，又说“胡文定《春秋》解这一段也好，说吴季札让国事，圣人不取之，牵引四五事为证”［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82页；第6册，第2170页。 。他的晚年弟子陈淳讨论权变时，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意见：“季札终于固让而不肯立，卒自乱其宗国，是于守经中见义不精者也。”［南宋］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页。 这是把后来吴国的祸乱归咎于季札，认为一切都是错在他不肯接受兄长的让国。一般理学史都把朱熹和张栻归类为不同流派的学者，但他们在政治见解上却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至少在季札的评价上如此。张栻认定季札不过是“好名之人”，批判说：“季子三辞焉，是未究夫当立之义。”［南宋］张栻：《癸巳孟子说》卷7，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中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 这里质疑季札好名而不合天理，却没有举任何心理史料证实其说。
无论是否接受程朱理学，接受的程度有多少，南宋以降许多儒者都把胡传理解为《春秋》真义，相信季札罪不容赦，即使不是存心行恶，但也不可能得到圣笔的赞许例如［南宋］洪咨夔：《洪氏春秋说》卷2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6册，第679页；［南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7册，第386页；［南宋］陈深：《读春秋编》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第636页；［南宋］余允文：《尊孟辨》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525页。 。迄至元朝，胡传成为钦定的官方教科书，贬札之论同样流行，但大抵重复胡传之论，新意不多例如，王元杰这样抨击季札：“《春秋》因其来聘，贬而示法，望之深而责之备也。”又如，郑玉说：“变父兄相让之风为君臣相弑之祸，斯实季子之罪也。”王、郑二人皆是元代著名的《春秋》学者，但都是受到胡传影响，却没有提出更新颖的见解。参阅［元］王元杰：《春秋谳义》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2册，第160页；［元］郑玉：《春秋阙疑》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3册，第589页。 。
四、对胡传的反思和抵制
胡安国对季札做出的批评，其根据主要有二：一是文本的根据。自程颐、刘绚起，都着眼于《春秋》本经书名而不书公子。但是，三传皆无称名为贬之说，范宁《集解》已有明确解释：“札名者，许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吴之尊称。直称吴，则不得有大夫。”［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第272页。 换言之，季札书名，是由于吴属夷狄的特殊情况使然，不一定包含贬抑之意。的确，“公子”是尊称，比“人”或直称名字显得更尊贵些，但不一定都是善辞。庄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和“公子庆父如齐”两则经文，皆称公子，但叔牙和庆父是鲁国著名的反贼，尊称公子绝不包含肯定其人的意思。《春秋》用辞变化多端，随语脉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含义，称公子不代表是褒，不称公子不代表是贬，没有理由因为季札没有公子之称就断定圣人是贬。
另一根据是后果的考虑。上述抨击季札的人，都在谴责季札不学季历受国，反而学泰伯让国，酿成弒僚的悲剧。他们都是根据差劣的后果来质疑季札行为的正确性。这种想法的最大破绽，在于忽略了实践推理不可避免的时间变异性。季札是襄二十九年出访（前544年），吴王僚被刺是昭二十七年（前515年），前后相差了二十九年（虚岁计算则是三十年）。假设季札决心让国，是由父亲寿梦逝世（前560年）时开始酝酿的想法，由这时算起至吴王僚被刺，就是相差四十五年。吴王僚继位是昭十六年（前526年）的事情。由季札准备让国，至后来真的让国，君位已从他的大哥诸樊传至二哥余祭、三哥余眜已有三十四年，中间未有任何继位上的矛盾。在季札让国后，吴国内部并无动乱，吴王僚在位也有十一年有多，其间阖卢也没有清晰地呈露谋反之心。为何季札不肯接受三位兄长的让国？
限于个人心理史料不足，这个问题难以确言，可以肯定的是，季札让国是回报三位兄长让国的恩情，而他在让国前得到正面信息远多于负面信息，因为由准备让国、落实让国，再到吴王僚被刺，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情，而且相距的时段颇远；试问，季札又怎能预知后来的变局？同样由于史料阙如的问题，读者已不清楚季札在让国后思想有没有发生变化，毕竟中间历经的时间太长，究竟他对吴国内部政情的问题是什么想法，也无法说清楚、道明白。发生吴王僚的悲剧，真的全是季札让国所致吗？阖庐固然是利用季札作为托辞，但像阖庐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即使是季札接受君位，又真的可以确保没有弒君行为吗？谁可以担保季札在位就能使阖庐口服心服，从此杜绝暗杀的事件呢？
因为胡传的诠释存在上述两方面的漏洞，所以宋元以降很多有批判力的经学家，对之抱持反对意见的，大不乏人。家铉翁曾经借用刺僚一事讽喻宋初史事家铉翁借余眜父子私相授受，批评说：“乌乎！以此垂训，犹有受位于其兄而杀其兄之子，并及其弟，而以天位私于其子者，岂不痛哉！”这话的典故是源自宋太宗从太祖手中得到帝位，曾逼死其弟赵廷美及其侄赵德昭，物议甚多。参阅［南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26，第447页；［元］脱脱等：《宋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61页；第25册，第8668册。 ，但他绝不苟同胡安国以后果否定季札的做法，认为季札不称公子，不书大夫，正所以著其“高让之节”：“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风，《春秋》何贬焉？世沦俗斁，中国礼义所自出，而臣弑其君，子篡其父，下陵其上，不夺不餍，而季子独以让国闻，圣人嘉其为中国而来，将使篡君之贼，僭上之人，观感而内愧，必不以让而少之。胡公持论太偏，恐为后来惑，不得不辨。”［南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2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第399页。 这是认为季札避位是无可疵议的善举，胡安国持论不当，必须辨白。
此外，元儒程端学也驳斥胡传，他的意见比较特别，认为书公子与否，是按照史书常法，并非孔子有意去之。他在诠释聘鲁一事上，虽不同意《公》《谷》褒扬季札的某些说法，但也不同意胡安国借此贬低季札：“且札让国致乱，在三十年之后。孔子安得预去公子而贬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论此事之义者也，未尝因此事而论他事之善恶也。”［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0册，第657页。 程氏准确地抓着让国与行刺之间的时间差，反对让国致乱的意见，别具只眼。
《春秋》虽非明儒讲学的热门项目，但努力在朱子学的牢笼下寻找有用的经义，却是许多有眼光的明儒的共同归趋。尤其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心学的勃兴，思想界出于对陈腐旧说的反感，普遍要求解经需要更多活泼的新义；胡安国许多刻以绳人的经说，便成为众矢之的。大略地说，明儒反胡传的思路，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家铉翁式思路，即强调让国本是美德的体现，即使让国不成功，也不该过分苛责没有私心的季札。王樵觉得即使有错，也是错在季札父兄身上，而非存心让国的季札。“寿梦过中，而反谓季子之不成父之非正为过中，古今有几太王乎？……诸君（即诸樊、余祭、余眜三人）之轻死为勇，饮食必祝为过中，而反谓季子之不成兄之非正为过中，古今有几季历乎？”［明］王樵：《春秋辑传》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8册，第862页。 这个意见说得极好：即使季札不如太王，但鉴于吴国本有让国的传统，所以季札也很难预料他的让国反而导致日后的祸难。诚如朱朝瑛所言，“乱之作也，何定之有！”［明］朱朝瑛：《读春秋畧记》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1册，第170页。 说到底，阖庐若真要作乱，季札即使继位也可能发生弒谋，胡安国罪其让国致乱，怎么看也是过当的意见。
另一是程学端式思路，即强调经文找不到否定季札的明显证据。湛若水认为季札不书公子，“名之无他义”，指责胡传“非圣人洒然大公，无意必固我之心矣”［明］湛若水：《春秋正传》卷2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7册，第493—494页。 。此外，陆粲也沿袭程学端的故智，认为《春秋》立义“不在一二字之间”。他虽觉得季札可以在政治上有更多的作为，但并不因此怀疑他的为人，强调“不接夷昧之绝统，非狥名也” ［明］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7册，第770—771页。 。言下之意，就是认为胡传是否具有公子之书，也不是褒贬的关键。
有趣的是，清儒普遍鄙夷明儒空疏的学风，但因崇尚考据而不得不回归旧注，于是胡安国违逆三传的意见就成为许多清儒唾弃的对象；在评价季札的问题上，清儒与明儒态度一致，大多抨击胡传，不相信书名去氏为贬札让国的说法。例如，毛奇龄这样为季札辩护：“札弃其室而耕而后舍之，此又何罪？”［清］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2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第319页。 又如，孔广森强调经文示贤的笔法，说：“迄《春秋》，吴大夫皆不得以名见，足知札特书名为贤故矣。”［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第221页。 又如，钟文烝更不客气地批判贬札之论“皆非经义”［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590页。毛、孔、钟三人，各宗《左》《公》《谷》三传，立论各有不同，但不约而同地反对胡传，可以说明清儒治经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因为讨厌明儒的偏见而左右了对季札的正确评价。
五、小结
《春秋》内容丰富，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经文可以各有不同的诠释方向，难以划一而论：有些可能由某种旧说主导着诠释格局，任何挑战也难以成功；有些可能因为思想价值的变化而成功颠覆旧说；也有些诠释面临尖锐的挑战，但因经传文本和其他历史证据找不到佐证，所以无法撼动旧说；而围绕着季札的各种争议，就是这样的情况。从以上的思想史叙述，可以得出三点教益：
(1)经典诠释囿于文本的限制，不可能在进入语脉前设定任何一套“本然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预先确认某人、某事、某价值的是非对错。试想，脱离了三传的叙述和吴国历史的背景，读者有可能确切掌握季札政治选择的情境吗？
(2)让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价值，怪责季札要为僚亡负责固然不是，但不能反过来认为凡有让国之心必是正确和正义的。
(3)由胡安国等人对季札的责难，可以发现《左》《公》二传的长篇叙事没能使季札免于被质疑和被否定。众口悠悠，莫衷一是，政治世界有些问题并非愈辩愈明，《谷梁》对季札的评述点到即止，在某程度上更能体现《春秋》为贤者讳之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