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影响，接受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创立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人民性为核心、合法性建构为目的、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国民性话语本身的局限使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为超越国民性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条件。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之间是扬弃、超越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定。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话语；国民性话语；扬弃
作者简介：周建伟，四川彭山人，（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A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48-07
话语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从技术的意义上讲，话语是一种体现在特定语言中的专业知识体系，是一套组织见解和行为的思想形式”。人民话语，就是指以人民概念为中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陈述构成的整体。人民话语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话语的建构，毛泽东居功至伟，可以说，人民话语烙上了鲜明的毛泽东印记。
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需要重视早年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的国民性话语与人民话语的关系。国民性话语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一套话语系统，毛泽东作为“五四青年”的一员，在其思想发轫之初，受到国民性话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浸润。有学者认为“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逻辑起点”，“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他早年所形成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此都产生过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毛泽东一生从未真正放弃国民性话语，“国民性改造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的根本宗旨”④。学界公认，国民性话语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但国民性话语对毛泽东中年和晚年思想发展有多大影响，还存在争议。
人民话语是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下生成的，国民性话语与人民话语的建构关系密切。本文的重点不是探讨早年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而是聚焦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思想褪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毛泽东，如何扬弃和超越国民性话语，创造出新的话语体系——人民话语。
一、青年毛泽东的国民性话语
国民性话语、国民性改造思想、国民性改造理论，指涉和内容大体一致。采用“话语”这一概念是因为它具有的优点：具有理论平等的价值蕴含，指涉相对更广，表述也更为简洁。为行文方便，本文个别地方仍然采用国民性改造理论这样的提法。
对敏锐的思想者而言，时代的思想氛围必然在其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要厘清毛泽东的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的关系，需要首先分析早年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的国民性话语。学界对青年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已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这里只对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内容作简要的梳理。
国民性话语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启蒙思想体系。青年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并非毛泽东的创造，而是受到时代思潮氛围浸润而接受的。对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影响很大的有梁启超、陈独秀等当时风靡中国的思想领袖。
国民性话语的逻辑理路很简单，基本的言说为：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或“民族”，在思想、文化、道德、行为模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劣根性”；正是这些“劣根性”，使中国陷入自卑和贫弱的状况；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去除这些民族的“劣根性”，也就是彻底改造国民性，锻造“新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不过，民国初年思想界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认识有所不同。比如，梁启超强调中国人在民族主义、自由意志、公共精神、社会公德等方面的缺失，而陈独秀则把中国人的“劣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提并论。
同受时代思潮氛围影响、追逐思想潮流的时代青年一样，毛泽东大体接受了国民性改造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是中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缔甚固”《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毛泽东认同启蒙思想中“变化民质”，实现“新民”，达到救亡的目的。不过，毛泽东对国民性改造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特点。
第一，强调“动天下之心”。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此乃“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天下之心就是“宇宙之真理”，动天下之心，就是要让社会接受真理。“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86页。 毛泽东“动天下之心”的思想，含有思想先行和终极解决的意味。
第二，强调思想和身体的一致性。这同鲁迅等坚持国民性改造的新文化学者观点不同。鲁迅将体格与思想进行区分和对立，认为国民不论体格多么健全，但思想愚弱，也只能做没有意义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而毛泽东认为思想和身体并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67页。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0—71页。
第三，提出“民众大联合”思想。“民众大联合”思想，前提是对民众素质的肯定和信任，这与国民性话语对民众的普遍否定有所区别。毛泽东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根本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没练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3页。 。他乐观地预测：“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4页。
可见，毛泽东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其中一些观点和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毛泽东扬弃国民性话语提供了可能和进路。
二、毛泽东人民话语的特点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的分析而建构的一个特殊话语符号,用以指代所有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总和”吴永：《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毛泽东从接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经过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以人民概念为核心，提出了关于阶级分析、人民性、革命主体、建设主体、人民民主、人民内部矛盾等的一系列论述，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
第一，以阶级分析为基础。毛泽东是公认的阶级分析大师，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掌握纯熟，且根据中国实际有新的发展。毛泽东的人民话语以阶级为基础，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毛泽东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阶级状况的测绘结果。被毛泽东选为自己选集的开篇是有深意的，对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具有导向作用。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阶级状况进行了更为科学、细致的分析。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目的，是分清敌、我、友，也就是科学判定中国革命的力量和中国革命的敌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页。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认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虽然具体论述有所差异，但都是以阶级为基础，结论具体而明确。
第二，以人民性为核心。人民性这一概念是笔者概括毛泽东的论述得出的。所谓人民性，简言之，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性、参与性、建设性。人民与人民性互为表里，人民是外显，人民性是内在。人民性来自受剥削的阶级地位和与历史发展趋势一致的阶级利益，表现为积极的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是主客观的统一。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阶级性这一概念，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于传统的阶级性分析，而是将其升华为人民性。阶级性有正面和负面的内容，而人民性则是积极正面的，对中国而言，分清敌我友，既要认清敌人，更要找到自己人即人民。可以说，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在很大程度上，人民性才是真正的核心，阶级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分析手段存在和使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体系是人民包容阶级，以阶级分析寻找人民，人民是目的，阶级是手段，如此才能达到分清敌、我、友的目的。可见，人民性才是需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以合法性建构为目标。民有、民治、民享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承载者和根本来源。近代中国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变局中。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认可主权在民，人民成为主权的最终拥有者，也就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自己所主张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才具有合法性基础。合法性的获得，不仅需要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对人民利益诉求的满足，也需要创制一套人民接受和认可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具有建构的功能，能够通俗和精巧地向社会传播价值主张，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毛泽东的人民话语，正是应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合法性而生。要获得老百姓对中共革命和建设的认同和参与，必须正面认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因为他们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才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从这个逻辑出发，毛泽东强调人民的历史地位、人民的革命性、人民道德上的高尚性。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第四，以纳入包容为基点。人民话语突出的特点和功效是其包容性和纳入性。包容性、纳入性意味着将原本阶级属性评价相对较低的阶级视为人民，将其纳入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范畴。在中国革命、建设力量的认识上，毛泽东以人民这一包容性的概念，突破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相对狭隘、固化的阶级概念。毛泽东认为：“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7页。 曾被视为封建落后阶级的农民，成为毛泽东人民范畴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人民话语将农民纳入了人民范畴，人民进入人民范畴的阶级是积极的、革命的，甚至是先进的，他们具有开展（参与）革命、打破旧制度的意愿和能力，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当然的主体和动力，中华民族也就成为具有自我创生能力的民族。”周建伟：《历史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研究（1921—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中间阶级，苏联曾将中间阶级视为敌人或潜在的敌人，采用驱赶、消灭的手段来解决中间阶级的问题，而中共采取的则是赋予其人民地位，采用团结、包容、纳入、改造的方式来化解。当然，人民话语的包容性、纳入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它有其区分性，就是区分敌、我、友。总之，人民话语的包容性、纳入性，有效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民众大联合”。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人民话语，是由一系列概念和陈述构成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所限，这里不可能对人民话语所包含的陈述一一罗列，而只是对人民话语的特点进行概括。
三、人民话语扬弃国民性话语的表现
国民性话语的核心是抽象、普遍的国民性，人民话语的核心是具体的、细分的人民性。国民性话语围绕对国民性的分析和国民性改造的策略而建构，人民话语围绕人民性以及人民力量的寻找和动员来建构。国民性和人民性在价值指向、论述策略、话语实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国民性和人民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代表着话语体系的重大发展和超越。
一是价值取向的超越。“所谓‘话语’，实际上指的乃是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虽然国民性话语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新的中国和国民，但现实和直接的目标却是对中国人、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历史全面和普遍的否定，现实和直接的价值取向是解构。人民话语不仅终极目标是建构的，而且现实取向也是建构的——人民话语要发现人民、建构人民，为革命和建设提供主体性力量。此外，人民话语还实现了对国民性话语的“价值反转”。国民性话语在价值立场上对普通中国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的消极否定尤为突出，希望通过最先觉醒的社会精英来启发底层民众，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从开绅智到开民智；而人民话语在价值上肯定的就是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而将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知识分子等传统社会精英视为“负价值”人群，要打倒和彻底改造。概而言之，人民话语将人民视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和力量所在，是对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肯定，对人民历史的肯定，这与国民性话语对国家、民族和普通民众的否定、解构取向有本质区别，也是对其的超越。
二是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的超越。国民性话语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唯心主义的进化论、社会文化整体论和简单化的西方优越论，其中社会进化论最为重要。国民性话语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也就是中国人的心理、文化、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属于先天的、整体性的落后，心理、文化、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既是落后的表现，也是落后的原因，必须全盘否定。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二是中西、中日比较得出的差异，其中潜藏的逻辑是，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落后所在。国民性话语的分析方法是抽象的，结论也是抽象的。人民话语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以人民性为依归，强调通过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特别是阶级地图测绘来寻找人民这一具体的革命主体，方法是具体的、科学的，结论也是具体的、可行的。
三是话语策略和实践指向的超越。国民性话语的策略和指向是首先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走的是以人的改造来实现国家新生、精英解救大众的思想文化革命路径；人民话语的策略和指向是首先改造腐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走的是发挥人民的革命性改造国家、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制度革命路径。梁启超是国民性话语的重要开创者，他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将中国人视为“群氓”、“群聋”、“群怯”，“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梁启超：《新民说》，第2页。 国民性话语的实践指向是国民本身，它要求发挥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的作用，彻底改造国民的心理、文化和行为模式，以西方公民为蓝本塑造中国的现代“新民”，有了“新民”，自然就有新国家、新政府。如梁启超所言，国民文明程度高，“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梁启超：《新民说》，第3页。 。人民话语不认为人民的落后是国家落后、政府腐朽的根本原因，相反，它认为政治经济制度的腐朽落后才是人民群众文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更具先进性、革命性。毛泽东认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对于人民，这个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873页。 人民话语的实践策略指向人民自己解救自己，依靠人民所具有的革命性和蕴藏的巨大力量，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创立新的国家制度，在此基础上，继续对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简言之，国民性话语在实践策略上主张的是从“大破”到“大立”的路径，即从思想领域的彻底否定和破坏到思想政治社会的彻底重构，而人民话语走的是从“立”到“破”再到“立”的路径，即对民族力量的肯定、对人民（以中下层民众为代表）力量的发现到对旧政治社会的革命，再到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重构。虽然二者的最终指向有其一致性，但国民性话语缺乏广泛的革命力量这一前提，导致其最终落入空想的境地，而人民话语有了人民力量的肯定和发现这一前提，确保了实践上的可行性。
扬弃、超越，意味着改造和重构，也意味着继承和发扬。人民话语超越了国民性话语，并不是意味着完全否定了国民性话语，相反，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含有继承国民性话语合理内核的成分。比如，对人民属性的认识上，人民话语在肯定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了不同阶级的人民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强调要教育人民，帮助人民更好地确立主体地位，引导人民更好地发挥主体能动性。在这点上，毛泽东继承了梁启超的“新民”观，提出了“新人”的思想。“新民”和“新人”指向经过改造后的能够成为民族国家主人的中国人。这也说明，国民性话语对毛泽东创立人民话语具有正面启示的积极意义。
四、人民话语扬弃国民性话语的背景和条件
任何政治话语的建构，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人民话语的建构和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需要注意其历史背景、理论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是国民性话语被人民话语扬弃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的一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国家形态从传统国家的转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人民性话语和国民性话语相比，能够为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提供更有效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人民在现代民族国家诸要素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没有人民，或者更准确的说，没有建构出积极的人民，就无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对人民进行否定，或者建构不出人民，就等于自绝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门。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齐将中国和印度称为“新民族国家”，他认为“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不过，人民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去发现和塑造：“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美］杜赞齐：《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虽然国民性话语的指向，是塑造现代公民进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但走的却是否定-启蒙-重构的路子，否定现实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急迫的历史任务面前，普遍性地否定当下的中国人，那就意味着失去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依凭，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实际上就没有了合法性基础。相反，人民话语走的却是肯定-发现-动员-提升的路子，肯定人民是前提，视人民为革命的主体。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去寻找现实的人民，领导和动员现实的人民，对国家制度进行重构。当然，人民群众也不是没有缺点和不足，但正确的路径是在充分肯定人民的前提下，对人民进行教育和提升，让他们更好地担负起历史主体、民族国家建设主体的责任。两相比较，国民性话语和人民话语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这一急迫的历史任务面前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了。质言之，国民性话语之所以被抛弃，人民话语之所以能够获得主导地位，与其是否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历史任务有直接的关系。
国民性话语本身的理论局限和实践局限，是国民性话语被人民话语扬弃的重要原因。历史地看，国民性话语是晚清到民国初年，怀抱救国、强国理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痛苦的反思中，借鉴西方思想提出的救国理论，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具有积极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但国民性话语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其一，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历史任务的不合拍甚至背离，是国民性话语最为突出、也是最难克服的问题。前文对此已有论述，此处不赘。其二，国民性话语体现的是西方话语霸权和种族主义文化逻辑。周宁指出“国民性特征的讨论，也在西方话语中进行，这套话语在杜赫德、孟德斯鸠的文本中始建，到黑格尔、明恩溥完成”，潜藏其中的是“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文化逻辑”。摩罗、杨帆编：《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虽然不能以东西方划界来确定国民性话语是否具有真理性，但对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来说，一旦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种族主义文化逻辑，在情感上必然难以接受。其三，国民性话语的实践不能给中国带来即时的、实际的变革效果。革命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是话语对唤起民众、挽救国家危亡的实际效用。国民性话语理论逻辑虽然严密，但却无法达到即时的、实际的效果。而且，即使对国民性话语强调的思想启蒙来说，也未必有实际的成效。正如林毓生所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启蒙运动是在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只有中国……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夭折了。”林毓生：《鲁迅“国民性”论述的深刻性、困境与实际后果》，《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1期。 以上三点，恰恰是人民话语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民话语的优势所在。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扬弃国民性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从受到国民性话语的影响，到使用国民性话语分析中国，再到扬弃和超越国民性话语、建构人民话语，毛泽东无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中，有多种因素的作用，有其他学者对毛泽东的影响、有毛泽东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有毛泽东亲身参与的社会实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认为人的文化心理、行为模式都由生产方式最终决定；人是分阶级的，社会性特别是阶级性是人最为重要的属性，不存在普遍的人性，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革命是第一位的，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无疑给国民性话语带来了直接的冲击和解构，给求新求变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启了认识中国的另一扇窗户，提供了变革中国的另一条道路。毛泽东认为：“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阶级分析不仅对国民性话语有直接的批判和解构作用，而且具有建构替代性的新话语的作用。阶级分析不仅直接批判国民性话语中的普遍人性观和对中国人国民性普遍落后、堕落的判断，论证革命阶级的先进性，而且能够帮助分析和找寻革命的依靠力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话语，从而实现了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和替代。
要指出的是，国民性话语属于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对启蒙思想的全盘否定和拒斥。将革命与启蒙视为非此即彼的相互否定关系，将人民话语与启蒙思想对立起来，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人民话语其实是以新的方式重构和发展了启蒙。正如刘小枫所言：“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向，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启蒙，以启发阶级觉悟、民族觉悟和新道德为取向。中国的民族主义（救亡）与社会主义的亲和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式的启蒙……”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从理论上讲，人民话语和国民性话语既然都有启蒙话语的成分，人民话语从国民性话语中汲取有益成分是可能的，其中也存在继承发展关系。比如，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民众大联合”思想，也是人民话语中的重要成分，陈志让认为，自从《民众的大联合》发表后，“毛泽东一刻也没有丧失他对人民作为能量和力量之源的信仰”转引自［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
五、余论
人民话语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翻开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新篇章。扬弃国民性话语，创立人民话语，从抽象的国民性批判转为具体的阶级分析，对现实的国民从否定转为肯定，顺应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趋势，为中国革命开创了新的路径，寻找到了现实的力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以人民概念为核心建构的人民话语，仍然是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基础话语，指明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指向、依靠力量、目的归宿等基本问题。
人民话语同国民性话语不是泾渭分明的，从国民性话语发展到人民话语不是简单的线性进化。人民话语是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但不是对国民性话语以及启蒙话语的简单否定。人民话语和国民性话语的终极指向具有一致性，国民性话语指向的个体改造（文化、心理、行为模式改造），不仅是中国一直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是毛泽东人民话语中的一条“潜线”——毛泽东也从未否认过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文化水平不高、思想意识还存在局限，从未否认过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话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理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人民话语。但我们也看到，1957年后机械的阶级分析逐步取代了人民话语，社会身份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人民话语中的包容性、纳入性逐步流失，区隔性、排斥性内容日益增加。“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话语实际上已经徒具形式，不再有多少实质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状况才得到纠正，人民话语的真正内涵得以恢复和发展。
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式的发展。时至今日，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仍然纠缠。如何看待中国的国民性以及背后的国民性话语，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变化了的实际，继承和发扬人民话语建构时期的纳入性、包容性特点，汲取公民话语其他社会理论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完善人民话语，增强人民话语的统摄力，仍然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