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宋型文化形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孟子经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称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学的升格，又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发展及其民族意识、道德精神的形成。
【关键词】宋型文化；孟子升格运动；唐宋变革
作者简介：武勇，山西太谷人，（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108-05
唐宋之际，中国经历过一场大变革，秦汉以来的社会文化结构因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渐趋解体，新的文化类型——宋型文化逐步形成。受此潮流影响，宋代经学发生明显转变，“四书”地位超越“五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必读书。其中又以孟子升格最为显著，经历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称为“孟子升格运动”。目前国内关于孟子升格运动的论文已有数十篇之多，如徐洪兴的《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周淑萍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李传印的《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等，对孟子升格的过程、孟学的转型等问题均有涉及，而以宋型文化为背景探讨宋代孟子升格的文章则不多见，因此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很有必要。
一、宋型文化背景下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的成因
自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起，国内外学者先后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影响等视角对唐宋时期复杂多变的历史图景展开种种重构，“宋型文化”范式即是近三十年来探讨唐宋变革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所知最早提出宋型文化的学者是傅乐成。通过对比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傅先生指出中唐以后儒学的逐步复兴使“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渐强固”，文化态度日趋排外。
王水照、刘方等学者则将宋型文化视为一种具备“新的文化特质的、与此前的文化范型有着深刻差异”的新文化范型，其滥觞于中唐成型于宋，且以宋最为典型，故称“宋型文化”。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将儒学复兴与理学形成作为宋型文化形成过程的核心问题看待。而伴随理学的逐步形成，儒学核心经典和诠释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孟子升格运动即其突出表现。孟子在宋代受到重视并实现升格，原因在于顺应了文化转型的需要，表现在：
其一，顺应了宋型文化民族化、政治化趋势。从唐中期到宋代，地方混战不已，百姓流离失所，故孟子的尊王抑霸、“以德行仁”、“亲亲而仁民”④、“乐以天下，忧以天下”⑤等思想受到重视，造就了宋初士人忧患忘身、道忠君重的强烈使命感。同时，政治上与少数民族政权冲突不断，文化上外来佛教不断挤压儒学，故有民族本位观念之兴起。宋代士人力求在政治上树立华夏正统观念，文化上复兴儒学、排辟佛教。而孟子在政治上主张“用夏变夷”，反对“变于夷”［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氏著：《四书章句集注》，第260页。文化上则主张排辟异端，“正人心，息邪说”同上，第273页。这些学说为宋人在文化上排辟外来佛教思想、复兴民族传统儒学以及在政治上树立华夏正统观念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二，符合了宋型文化道德精神趋向理性、精纯的特质。唐中期以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道德沦丧和信仰危机，“士大夫对传统‘天人之际’宇宙体系的终极依据发生怀疑与动摇”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第95页。。佛学重思辨的特点吸引了诸多士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 。故欲兴儒学，必先排佛。宋初学者已意识到要想有效排佛，学术上必须打破汉唐儒学之弊，“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21页。，深入挖掘儒学精深理论；思想道德上则力图建立以儒学本体论、心性论为核心的新道德体系，以有效排击佛学的精致理论。孟子重视心性问题，认为人性已天然具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善的萌芽［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前揭书，第237页。，应通过培养生发自内心的浩然之气来修养道德。在孟子这些学说基础上，宋人逐步建立了以道德本体论、心性论为特征的理学，文化精神也渐趋理性、精纯。
实际上，孟子能够在两宋实现升格，有着充分的理由。如南宋施德操所说，孟子“道性善”“明浩然之气”“辟杨墨”，“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南宋］施德操：《施先生孟子发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4页。 。正是由于符合了宋型文化形成的种种需要，孟子才逐渐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了在学术、政治上的升格。
二、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
孟子升格运动的进程及其表现
孟子作为传统儒家的一支，其在宋代的升格不仅指政治上被立为官学、配享孔庙、受到封爵等，还指其在学术上被升格为经学、新的治学范式形成以及被纳入道统等，是宋型文化民族化、政治化趋势及理性、精纯特质的重要体现。
（一）孟子升格的历史进程
清代赵翼指出：“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清］赵翼：《陔余丛考》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9页。孟子升格运动导源于中唐，但均未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孟子升格运动真正兴起于宋代，大致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理论准备阶段，大致为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当时朝廷对孟子缺乏重视，而学者则对孟子推崇有加，多有理论建设。如柳开指出：“继孔氏者，轲之下，虽扬雄不敢措一辞。”［北宋］柳开：《河东先生集》第1册，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编》第79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0页。当时在学术上对孟子升格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孙复、石介，他们提倡并改进了韩愈的道统论，使得孟子的道统继承者地位深入人心。
第二阶段为政治准备与学术进一步发展阶段，大致为宋仁宗时期。这一阶段是孟子升格运动中学术发展的一个承前启后阶段，名家辈出，上承孙复、石介等，下启二程、张载、王安石等，孟学理论发展迅速，尊孟成为重要思潮之一。当时尊孟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学术上，他们推崇孟子，如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北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79页。；政治上，又凭借自身影响力使尊孟思潮在士人、官员中迅速扩展。如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兖州知府孔道辅在邹县建成孟庙［北宋］孙复：《孙明复小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4页。。官员、士人的关注，在政治上为孟子升格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为孟子实现政治升格和学术迅速发展的阶段，大致为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学术上，二程、张载等众多学者在孟学上卓有成就。如张载认为“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北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72—273页。，体现出鲜明的道统色彩和尊孟倾向。但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安石。《郡斋读书志》载：“王安石介甫素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雱与其门人许允成皆有注释。崇、观间场屋举子宗之。”［南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0页。其主要贡献还是在政治上采取许多措施，推动了孟子升格。如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升“兼经”［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18页。，成为科举科目；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受封邹国公［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186页。；元丰七年官方准许孟子配享孔庙同上，第8291页。，这些在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尽管王安石变法失败，但后来的主政者均接受了其尊孟取向，如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朝廷正式认可邹县孟庙［元］脱脱等：《宋史》第8册，第2551页。；宣和间《孟子》第一次被刻成石经［南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册，第417页。，标志着其正式升格为经。至此，孟子升格运动的政治目标已大致实现。
第四阶段是孟子升格的学术理论完善与政治地位巩固阶段，大致为整个南宋。南宋初局势未稳，孟子升格运动转入低潮，但官方仍有一些尊孟活动，如高宗御书石经即包含《孟子》。孟子学术升格的真正完成，要归功于南宋后期的朱熹。朱熹著作中论及孟子之处比比皆是，其以理学为核心的《孟子集注》影响极大。到宋宁宗年间，刘爚等奏请将包含《孟子集注》在内的《四书章句集注》列入官学，终获朝廷准许［元］脱脱等：《宋史》第35册，第12171页。。之后，理宗又下诏承认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接续孔孟道统［元］脱脱等：《宋史》第3册，第821页。。官方在政治上褒奖朱熹，实则亦是对孟子学术、政治地位的再次确认，至此孟子升格运动得以最终完成和巩固。
（二）孟子升格运动的具体表现
其一，孟子道统地位确立。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前揭书，第250页。 ，据此提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的学术传承体系，并以自己接续其后同上，第376—377页。。中唐以来，韩愈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道统论［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页。，其说为宋初孙复、石介师徒所推崇。孙复指出孔子以后“夹辅我圣人之道”者以“孟子为之首”［北宋］孙复：《孙明复小集》，前揭书，第174页。。石介则明确提出，经“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孔子之道复”［北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即在韩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的道统之上，续以荀子、扬雄、王通、韩愈，改造成为一个新的道统体系。
在石介等人的道统体系中，孟子仅仅被视为道统传承者之一，地位并不突出。经后来学者反复论证，孟子最终被确定为宋以前道统的唯一传承者，这一过程中以二程、朱熹贡献最大。二程明确论证了孟子作为道统的最后传承者的合理性，认为“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7页。。程颐又以其兄程颢接续道统，“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至程颢“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同上，第640页。 。朱熹继承其说，指出“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氏著：《四书章句集注》，第15页。 ，将伊洛诸公纳入道统。后学又加入朱熹，“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南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6页。 。这一道统传承谱系后来被官方所认可，孟子的道统地位亦得以最终确立。
唐宋学者之提倡道统，意在增强其学说的可信度、合法性，在学术上排击佛道、复兴儒学，并通过对本民族道术传承系统的严密认证，从政治上稳固华夏正统地位。这是宋型文化政治化、民族化趋势的重要体现，也揭示出宋型文化与之前文化的连续性与差异性。
其二，孟学著作数量激增。孟子的政治升格是其学术影响扩展的必然趋势，而政治升格又必然推动学术快速发展。当时孟子政治地位的迅速确立，对社会和学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今国家设科，《语》、《孟》并列于经”［南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2页。。书中增设“语孟类”，这是《孟子》首次作为经书被写入目录类著作，直接反映出孟子地位的提升及其学术作品数量的激增。据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所著录宋代孟学作品统计，去除重复后得182种，其中留存至今者46种，存佚不明者11种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9—424页。。它们间接反映出民间对孟学著作需求大大提高，足见孟子的地位已受到社会大众认可。
其三，孟学轻训诂、精义理的新范式形成。历代孟学著作大致可分两种：一是文献学式的整理，注重词章训诂、考据；二是着眼于对孟子思想、义理体系的研究。宋代孟学研究整体表现为轻词句训诂而重义理阐发，这种转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宋型文化核心——理学的深刻影响。解经方式上，宋代孟学经历了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的转变。宋初三朝孟学沿袭章句之学，如旧题孙奭《孟子注疏》即采用了唐代《五经正义》“义疏体”。随着孟子地位逐渐提升，受宋型文化理性风潮影响，孟学主流转向义理阐发，其中以朱熹《孟子集注》最为著名。理论高度上，《孟子注疏》之类的章句之学是形而下的，而宋代重义理的孟学研究是形而上的。如《孟子·梁惠王上》首章“孟子见梁惠王”，赵岐注曰：“此章指言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汉］赵岐注、［宋］孙奭疏、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疏云：“其次第盖以圣王之盛，唯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首，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七篇之首也。”同上，第1页。《注疏》着眼于治国与仁义，以彰显孟子的治国之道在行仁义，正是传统章句之学旧范式。朱熹《孟子集注》则认为“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继而指出“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前揭书，第202页。，即将孟子“义利”之说引入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体系中，使之理学化。足见宋儒在对治道的研究上已深入形而上学新领域，试图以世间之道对接宇宙之道，理论高度远超前人。
宋代孟学弃训诂而精义理，是宋型文化趋向理性、精纯的重要表现。宋儒即物穷理、善于思辨的精神，使之逐步扬弃了形而下的章句之学，催生了一种更精纯、更具形而上特质的义理学新范式，很快这种新范式便成为孟学的主流。
三、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型文化的精神
孟子之所以能在唐宋变革时期实现升格，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孟子之升格吸引更多学者深入研究孟学，为宋型文化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宋型文化的民族意识、道德精神也逐渐形成。
（一）孟子升格与宋型文化的民族意识
两宋较之历代，民族矛盾较为突出。孟子夷夏论中的“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说同上，第260—261页。，为学者所吸收，有利于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同时，两宋对少数民族及外来文化也采取了一种审慎态度，民族本位意识兴起，文化逐趋内敛，表现为对儒学的回归和对佛学的排击。宋儒意识到正是儒学自身的弊端造成排佛不力，故绕过注疏，直接求诸原典，尝试摸索新的排佛模式，孟学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欧阳修认为孟子能够排辟杨、墨在于“专言仁义”，故欲胜佛教就应从思想入手，“使天下皆知礼义”，“中心有所守”，“则胜之矣”［北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1册，第290页。。宋儒受此启发，开始将排佛重心转移到“道德性命”方面，进一步构建起儒学本体论和心性论。其中孟子的心性论最为重要，日益成为宋儒抗衡佛教的重要理论资源，促进了儒学本体论、心性论的不断完善。如程颢所说：“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139页。佛家引人痴迷的“识心见性”说并不如孟子的“尽心知性”说精密、完善。宋儒最终能够成功排辟外来佛教学说、重振本民族儒学思想，与孟子夷夏论、心性论等学说的理论支持是分不开的。宋儒从孟子那里获得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对宋型文化中民族本位意识的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宋型文化走向内敛、排外。
（二）孟子升格与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
宋代以科举取士，出身平民的士人得以进入仕途。他们多富有时代主人翁意识，关心百姓疾苦，讲求立世风范，对道德精神的探讨也逐渐深入。孟学在其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宋型文化道德精神的逐步形成。对于道德修养方法，孟子有“养浩然之气”说。“浩然之气”之“为气也，配义与道”［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前揭书，第231页。 ，是道德高尚的人内心生发的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正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宋人发挥此说以建立新的道德修养理论。如张载认为世间万物均有“气质”，“能克己则为能变，化却习俗之气性”，即经过道德转化才能“生浩然道德之气”［北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281页。。二程亦认为所谓“养气”就是要摒弃人在禀气成形过程中所得到的“昏塞”之气，使之“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274页。。但直到南宋朱熹集前人之大成，才将这一理论定型。朱熹认为“浩然之气”是一般的气禀宇宙本体之义理、天理而成，“义理附于其中，则为浩然之气”，是物质与道德精神的结合体。同时，浩然之气“与天地为一，更无限量”［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4页。，但“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同上，第1259页。，故需“养浩然之气”，扩充其中的天理，“存天理，去人欲”［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824页。，才能实现道德对生命的转化，实现物质世界与天地精神、宇宙本体的对接。宋儒对孟子“养气”说的发展，既促进了宋型文化道德精神的形成，也促进了宋型文化日益趋向精纯。
同时，宋儒发挥孟子“心性论”，逐步将道德准则本体化。宋代诸多学人赞成孟子性善论，如二程认为孟子提倡性善意在“极本穷源之性”［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63页。，“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即人天然具备“四德”同上，第183页。。随着孟子地位提升，理学心性论亦不断发展，到朱熹大体定型。朱熹认为“理在人心，是之谓性”［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514页。，“性即理，理即天”［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第1424页。。并将“性”与“气”结合，将人性分为禀理而生、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和禀气而生、有清浊善恶的“气质之性”，又以“天命之性”等同于“理”，实质是将道德中“善”的标准本体化，以社会道德标准作为道德本体，建立起以先验的、绝对的道德准则为人性基本特质的道德本体论，即理学。宋儒发挥孟子“心性论”，将心性与道德对接，促进了宋型文化道德准则的本体化。
这样，作为宋型文化核心的理学最终成形，使以孟子“心性论”、“养气说”为基础的道德准则及修养方法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推动了整个社会崇德尚理之风的树立，逐渐孕育出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宋型文化尚德行、重修养的道德精神，在宋代士人中蔚然成风，“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元］脱脱等：《宋史》第38册，第13149页。。宋代孟学与理学的彼此融会，共同催生了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
综上所述，孟子在宋型文化背景下经历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即孟子升格运动。正是宋型文化民族化、政治化的趋势及其理性、精纯的精神，选择了孟子作为精神资源，决定了孟子在两宋的地位及其基本学术路向。孟子地位与学术的升格，也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及其意识、精神体系的建构。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