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关键词】康有为；《民功篇》；今文经学
作者简介：黄开国，四川大英人，（成都 610068）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113-05
房德邻是近代史研究专家。他十多年前就提出，康有为的《教学通义》已有今文经学的观念。最近他发表《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以下简称《转变》），又以《民功篇》来证明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笔者认为，《转变》提出的三点新论据完全不能成立。
一
《转变》没有认识到康有为早年著作所涉及到的经学问题，并不是讲经学本身，而是对经学思想资料的利用。一定要从经学的角度来论证康有为早年并不存在的今文经学观念，是找错了方向。《转变》恰好又一次沿着这个方向，提出了《民功篇》也有今文经学观念的新说，这是《转变》为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找到的新论据，也是房德邻先生以前所没有的新说法。
《转变》指出《民功篇》的经今文学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在《教学通义》之前，康还写了一篇《民功篇》，内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经今文学观点：‘至于春秋，列侯并争，民日事兵，暴骨如莽，盖军功、民功之进退消长，在此时矣。孔子有元宗之才，尝损益四代之礼乐，于《王制》立选举，于《春秋》尹氏卒讥世卿，又追想大同之世，其有意于变周公之制而光大之矣。’这是讲孔子改制，只是未用‘孔子改制’这四个字。但是这一段孔子改制说并非原稿所有，而是依据《今古学考》修改过的。这一段中的‘于《王制》立选举’与《今古学考》如下一段对应：‘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我查阅《中国基本古籍库》，发现仅有廖平的《今古学考》说《王制》‘立选举之政’，而其他人都没有说过，所以《民功篇》的‘于《王制》立选举’一定是袭用《今古学考》。又《今古学考》有‘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将《王制》列于《春秋》之前，以说明今学以《王制》为主，而前引《民功篇》也是《王制》在前，《春秋》在后。”
《民功篇》这段话出于后来的改窜，本于廖平《今古学考》中的相关论述，房德邻先生此说可谓追根溯源之论。仅就此而论，不该存在异议。但是，说《民功篇》这段话表现了今文经学的观念，却大错特错。
这里涉及人们研究廖平经学的一个流行误解。这就是廖平经学第一变是讲今古文经学之分的经学史问题，而非发明今文经学的理论。虽然经学第一变已经表现出偏重今文经学的倾向，但廖平并没有只肯定今文经学、否定古文经学，而是认为今古文经学如水火，相反相济，如行道的陆路与水路，相辅相成，各有存在的价值。平分今古之名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所以，经学第一变的代表作《今古学考》只能是经学史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廖平今文经学的代表作。但学术界许多论著，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都错误地将《今古学考》作为廖平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来对待，以至于周予同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将《今古学考》列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书籍”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正是出于这样的误识，加之孔子改制说确出于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学，房德邻先生将《今古学考》中的孔子改制说，认定为今文经学的观念，这是情有可原的。
廖平经学第一变的孔子改制说绝不是发明今文经学之说，只是借以来解释今古文经学异说的原因，而与今文经学的孔子改制说有很大的不同。廖平经学第一变的孔子改制说认为，孔子早年从周，早年跟随孔子的弟子就只知从周之论，古文经学即据孔子早年的从周之论而形成；孔子晚年有鉴于周文之弊，而改文从质，今文经学即据孔子晚年改制之论而形成。这表明廖平经学第一变所说的孔子改制，不过是指孔子有见于周文之弊，对周礼所做的损益改变。这一解释完全是历史学的解读，而不是今文经学的义理发明。同时，经学第一变不仅讲孔子改制，也讲诸子改制，认为讲改制是春秋诸子的普遍现象，“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廖平：《今古学考》卷下，李燿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85页。 。这与春秋公羊学以神化孔子为基础的孔子改制说，只讲孔子改制，不承认诸子改制，存在本质的区别。《转变》将《今古学考》的孔子改制说，视为今文经学的孔子改制说，与廖平经学第一变的本义是不合的。但由于《转变》正确地看到了这是康有为的后来增窜，而没有以此作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观念的根据，这又是很有见地的。
而这不影响房德邻先生从《民功篇》的其他地方，找到康有为早有今文经学观念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转变》指出：“但问题是康为什么要通过修改《民功篇》和《教学通义》这两篇文章来说明他早已有经今文学的思想，而不修改其他的文章呢?我带着这个问题仔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发现这两篇原本就有些经今文学的观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康选择这两篇进行修改，使其经今文学的观点更为突出些。”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前揭刊，第101页。 康有为是否没有修改过其他文章，这是需要进一步证实的问题。至少关于康有为研究的诸多成果已经证明，康有为有喜欢修改前期作品的爱好。但说康有为之所以修改《民功篇》《教学通义》，就在于两文本有今文经学的观点，这却是需要证明的观念。房德邻先生就提出了《民功篇》有今文经学的三点证据，来说明他的这一观念。
二
《转变》说明《民功篇》有今文经学观念，见于文中的三段论证。然而，这三段论证都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段重点谈到《民功篇》关于后代社会制度必须改革的思想，并将其与龚自珍联系为说：“篇中所讲的上古史主要采用马骕的《绎史》，而社会批判的理论主要来自今文经学家、政论家龚自珍的‘自改革’思想。康写道：‘……以炎、黄、尧、舜皆出一家，而能变政以利民，故可美也……夫法久则弊必生，令久则诈必起，若代逾百年，时代贸迁，人皆知非而必泥祖宗之成法，不通变以宜民，百政壅瘀，民气郁塞，下不蒙德，国受其灾，必待易姓者改其政，而祖宗实不血食。汉不知通变……唐不知通变……使汉、唐、宋、元、明之君臣，知师黄帝、尧、舜，早知变改，虽至今存可也。后之人舍黄帝、尧、舜之圣而不师，而甘蹈汉、唐、宋、明之覆辙，明知其非而乐循之，祸不旋踵矣。’这很明显就是龚自珍的‘自改革’的观点。”所谓龚自珍的“自改革”观念，出于龚自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页。 房德邻先生正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但他却忽略了龚自珍的思想发展，把还没有接触到今文经学的龚自珍，错误地定位为今文经学家。
《乙丙之际著议》是龚自珍24—25岁所著，文中有不少在封建正统派看来触犯时忌政论时评的内容，那些批评社会现实、主张社会改革的观念是龚自珍一生最有价值的思想。但龚自珍是清学我这里不用学术界通行的汉学家，是因为我将汉学、宋学、清学视为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因信奉经典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以重《六经》、《四书》、《尔雅》的三大流派，汉学是指重《六经》的经学学派，清学是指以《尔雅》《说文》为经典的经学学派。用汉学家称呼清代重视文字训诂的经学家，将混淆重《六经》之学与重《尔雅》之学的经学学派。参见黄开国：《经学流派与分期新议》，《光明日报》2010年9月20日，《国学》。 家段玉裁的外孙，在见到刘逢禄之前，他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清学的文字训诂，即以考证为中心的“虫鱼学”。乙丙之际的龚自珍还没有今文经学思想，甚至还没有接触到今文经学。所以，他28岁到北京首次参加会试，见到讲春秋公羊学的大师刘逢禄，知晓今文公羊学后，欣喜地写下：“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龚自珍：《杂诗·乙卯自春徂秋，在京师作，得十四首》，《龚自珍全集》，第441页。 见到刘逢禄之后，龚自珍才接受春秋公羊学的某些观念。但由于清学的深刻影响，龚自珍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今文经学家。他关于经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如六经的性质、六经的作者、经与史的关系等的看法，都与今文经学的观念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黄开国：《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6期；黄开国：《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影响》，《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黄开国：《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4期；黄开国：《龚自珍的尊史说》，《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此外，我在《公羊学发展史》一书中关于龚自珍的部分，也有所论及。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8—586页。 。龚自珍晚年所著《己亥杂诗》的第303首诗还表现出重视清学的倾向：“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537页。 学术界根据龚自珍从学刘逢禄，而认为龚自珍就是今文经学家，实难成立。至于一说龚自珍的思想就定性为今文经学，更是无稽之谈。房德邻先生据以为说的龚自珍“自改革”，是龚自珍还没有接触到今文经学之前的观念，不属于今文经学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转变》以《民功篇》有龚自珍的“自改革”观念，就说是今文经学观念，完全是以误解龚自珍为前提的不实之论。同理，《转变》以《教学通义》房德邻说：“《教学通义》受龚自珍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它开篇写道:‘朝无才臣，学无才士，阃无才将，伍无才卒，野无才农，府无才匠，市无才商，则国弱。’这是袭用龚自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前揭刊，第102—103页。） 中有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影响，也不能说明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
这一段的后半部分，《转变》正确地指出康有为“主张变革，所以他强调孔子是一个主张自变其政的圣人”。自康有为的思想基本确立以后，主张社会变革一直是康有为思想的一条主线，但这与今文经学并不存在理论的必然联系。历史上的王莽、王安石都讲改革，而他们重视的都是古文经学的经典《周礼》。所以，言改革未必就是今文经学，就一定与今文经学相联系。
第二段分析了《民功篇》对上古的怀疑，并认为“这些疑古思想与后来他写《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诸子托古’等观点有联系”。按照这一说法，《民功篇》已经有后来《孔子改制考》的某些观念。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转变》没有全面准确地论述康有为的思想，只说康有为有“上古史的怀疑”，而没有看到《民功篇》广引博证，正是为了证实自伏羲以来至大禹的历代圣王皆有功于民，《民功篇》就是考证伏羲至大禹为人民所建的巨大功勋，此为《民功篇》得名之旨。由此出发，康有为对经史子集关于古代圣王的业绩，都是尽可能地详尽搜罗，甚至连充满神秘主义的谶书、纬书中的记载也几乎无遗漏地收集其中，以表彰古圣王的民功。就《民功篇》的主旨而言，绝不是“对上古的怀疑”，而是对上古圣王功绩的考证论说。如康有为论伏羲，对古籍中的伏羲画八卦、制历法、定九州、教民渔猎、做琴瑟等，皆一一引用，信以为说。为证其说，他甚至以谶书、纬书为据。如论伏羲立六佐，就引《论语谶·摘辅象》：“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鸟明主建福，视野主灾恶，纪通为中职，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并加按语说：“六佐之职，虽不见经，而纬亦时有古说，如化俗敷教之职也，海陆则并治河矣。”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明明是不见于经典的古史，因为涉及到伏羲的功绩，康有为也要据纬书来加以肯定。这最为有力地说明，肯定古圣王的历史记载是康有为在《民功篇》的基本思想。对其余古代圣王，《民功篇》都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来论说的。如果对康有为连篇累牍地引用各种书籍，不厌其烦地证实古代圣王民功的大量内容视而不见，却对其中怀疑个别古史记载的只言片语，给予放大的过度解读，这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之论。
康有为的确说过“余考上古事，诸子时有荒诞”、“仙道、庄、列之辞，多假托，不足信之”之类的话，但他怀疑的只是仙道、庄列，而不是诸子的全部；他讲诸子也只说“时有荒诞”，而不是全部否定诸子之说。康有为此说正确地看到古史记载并非都是信史，其中也存在值得怀疑的地方。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论，康有为对诸子是相信的。所以，《民功篇》中引用《管子》、《尸子》、《鬻子》、《庄子》、《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抱朴子》等诸子之说，主要是信以为说，而不是怀疑其说。如他引《鬻子》之语：“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还给予极高评价：“鬻子盖知政教之宗已。”同上，第89页。 即使他在讲“仙道不足信”时，对《抱朴子》黄帝“生而能言”之说，也是采取的“择存之”同上，第75页。 的态度。而对五经、史书、谶书、纬书等古史的记载，康有为则是完全相信的，并无所谓怀疑。所以，《民功篇》对诸子等古籍的古史记载基本上是相信的，而不是怀疑的。
康有为评述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女蜗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一段话，说“上古茫昧不可考，以功德不流闻，今皆从略”；其语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无稽”文字相近，但含义却不同。《民功篇》的“茫昧不可考”是特称肯定判断，只是指那些对人民没有功德的君王而言，相反，那些对人民建立巨大功勋的君王，是可考的，不仅可考，而且大考特考。不然，《民功篇》洋洋数万言，考证伏羲等古代圣王的功绩，岂非空话连篇？而《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则是全称肯定判断，是对孔子以前所有古史的否定。此外，《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说，是为神化孔子提供的历史根据，是今文经学之论；而《民功篇》的上古茫昧说，并没有丝毫神化孔子意味，甚至可以说完全与孔子无涉，是属于史学考证之列。所以，房德邻先生说《民功篇》的怀疑上古，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有联系，是缺乏理据的。为证实自己的说法，房德邻先生还将康有为不是怀疑上古记载的内容，说成是怀疑之说。《民功篇》说《鬻子》、《吕览》所记上古史，“炎、黄、尧、舜之间仅百年，决无疑也”，这本是肯定古史的可信无疑，而房德邻先生却说是康有为“疑古思想”原文为：“他（康有为）表示相信《鬻子》、《吕览》所记上古史，‘炎、黄、尧、舜之间仅百年，决无疑也’。这些疑古思想与后来他写《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诸子托古’等观点有联系。”（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前揭刊，第102页。） 。这种以不疑为疑的解读，难以令人接受。至于所谓“诸子托古”，除了康有为有一句“仙道、庄、列之辞，多假托”外，《转变》也没有在《民功篇》找到其他说辞来证明，且仙道、列庄主要指道家、道教而言，不可以与诸子百家等量齐观。而以道家、道教之言多假托，为古往今来学术界的公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绝非今文经学的私利。
第三段引用《民功篇》对秦汉以来政治的批判，得出如下结论：康有为“认为二千年来的恶政都是因为经义不明造成的，这就有否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即古文经学)的意思，所以他后来比较容易地接受经今文学，以否定古文经”。为了说明房德邻先生解读存在的问题，我将这段话照录如下：“自秦立首功，以杀人为得爵之质，此盗贼夷狄之行也……呜呼!晦盲否塞，大道不明，青黄颠倒，以杀人为贤，而置人生于不论不议之间，使二千年民功不兴，日即于偷，民日以艰，皆经义不明之咎也。夫以中国礼义之邦，尧、舜治法之美，而今生民涂炭至此，君子所为痛心疾首于秦、汉之君，而深罪二千年之学者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又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康有为全集》无引用孟子原文的明确标点。房德邻此处标点为引号，误以为孟子原文终此。查《孟子·告子下》，孟子原文当在“民贼也”后。 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知此义者，孟子而后，其绝矣乎？绝之者盖二千年矣。恻恻哉!大道之晦，生民之艰，而遂至此乎?”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94页。
康有为这段话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因为《民功篇》所说的经义是指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所言经义，康有为引用所谓经义的语录，主要是孟子重民的政治观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康有为批评经义不明的危害，从时间说是从秦代开始算起，从内容说是指秦汉以来不以民为念的贼民政治。而经学出现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之后，所谓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都是汉代才出现的，秦代根本没有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问题，所以，《民功篇》批评从秦代开始就出现的经义不明，与古文经学并没有关系，至少说没有直接关系。既然没有关系，又怎么能说是批评古文经学呢？准确地说，康有为这段话是批评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对孔孟儒学的民功理念的背离。
仅就《转变》据《民功篇》所提出的康有为早年有今文经学观念的这几个新论据而言，都是以误解《民功篇》的思想而得出的，这再次说明康有为早年确无今文经学观念，硬要在康有为早年的著作中去寻今文经学观念，只能徒劳无功。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