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剥夺性积累两个重要维度，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机制和灾难性后果。在理论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拓展。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表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从而为替代资本主义的解放政治学提供理论支撑。反之，替代资本主义实践的当代迫切性也要求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突破。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剥夺性积累；解放政治学
作者简介：刘丽，江苏淮阴人，（南京 210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胡大平，江苏句容人，（南京 210023）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B5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20-0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和替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亦是它所面临的基本难题。困难源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其运行机制与后果在现象上都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估计。在此背景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以“新变化”的名义告别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向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这虽然产生了丰富成果，但其意义也明显有限。与之相对照，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从空间或地理角度揭示资本积累的变化动态、机制及其后果的研究却十分突出。可以这么说，其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剥夺性积累理论是基于马克思基本立场发展出来的关于当代资本积累机制及其后果的科学分析。这些成果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表明新政治经济学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以及替代它的政治实践之基础。本文以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为中心简单地阐明其特色和意义。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实质是“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必须揭示其机制，阐明投机性掠夺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多样性，才能打开对资本主义替代的不同的政治方程。
一、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逻辑
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是哈维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帝国展开政治批判的关键词，这一话语原型来自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资本论》。哈维基于地理学视角对之进行了重构，其目标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机制，围绕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动态变迁重估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状况，将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作为谋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基本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对于这一问题，在《资本的界限》中哈维就阐明了城市化过程和空间重构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学理表达，在不平地理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和资本在空间中的转移通过固定资产的投资实现资本的增值。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又会发生地理上的转移，进而在新的地点通过城市和空间建构实现资产增值的目的。因此，在此过程中创造性破坏是资本增值必须的手段和途径。
在《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一书中，哈维对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做了较为完整的阐释。他首先归纳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四种相互重叠的思考路向：（1）历史主义或播化论的解释，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是一个源于欧洲中心的差异化扩散过程的产物；（2）建构主义聚焦于“低度发展的发展”；（3）环境主义的解释强调自然生态的先发优势和决定作用；（4）地缘政治学认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在各种不同尺度上运作、在疆域上组织起来的强权之间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无可预料的结果。基于此不同思考路向，哈维指出他本人的任务是以关系性的方式将上述主题融会贯通起来，以建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统一场”理论。在学理构建层面上，哈维紧接着又具体提出构造“统一场”理论的认识论框架：（1）资本积累过程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物质嵌入；（2）剥夺性积累；（3）资本积累与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4）在各种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会与“阶级”斗争。“统一场”理论的基本目标是要阐明“生活网络、剥夺性积累、以及扩大再生产积累如何一起运作，以及政治与阶级斗争力量的动态，如何在资本主义不均衡地理发展中持续变化”［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为此，哈维重申了理论化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马克思抽象与具体、特殊与普遍相统一的那种辩证法；二是列斐伏尔“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的命题。这样，哈维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地理学知识传统融合起来，改变了传统地理学关于自己研究对象——空间与地理——的定义，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为基本操作平台，指认“如果资本主义是透过不均衡地理发展而存活，如果资本主义就是不均衡地理发展，那么，我们肯定需要找出适当的理论架构，来涵盖这项事实”同上，第111页。 。
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具体操作，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通过与马克思的直接对接进行了阐述。首先，哈维指出在《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空间地理革命的潜能，并试图基于身体和全球两个维度去诠释、展现作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阶级反抗的可能性。当然，此时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是作为其中的理论中介而出现的。接着，哈维提出了城市中下层阶级如何通过空间区隔和劳动分工而被瓦解了阶级属性，进而在元理论的建构中展望了进行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展望体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和伦理向度。基于此，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条件下，哈维提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般概念需要把不断变化的规模和地理差异的生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各种规模内外的差异、交互作用和关系”［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也就说是，地理规模和地理差异构成不平衡地理发展分析的焦点。
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视角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瑞典等国家如何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因素原因，在采纳新自由主义道路时经历不同过程的实践，表明不平衡发展“既是某些外部霸权（如美国）的强制结果，也是多样化和创新的结果，以及国家间、地区间、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都市治理模式之间（有时是垄断式）竞争的结果”［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 。由此，可以看出造成新自由主义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轨迹的原因不仅是不同规模的主体，而且是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主体之间的竞争。在《新帝国主义》中哈维进一步指认，不平衡的地理条件不只是“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劣所造成的”，更重要的，它是“由于财富和权力本身通过非对称性交换，日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所造成的”。［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这一表述触及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初始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平衡分布和地区优势确实是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财富和权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非对称性的积累和非对称性的交换关系加剧了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差异。因此导致了一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在今天我们所遭遇的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差异，恰恰不是原始给定的那个地区条件，而是经人类经济活动座驾的后果。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获悉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路径，即不平衡性、多样性是如何在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中被强化、加剧从而产生新的多样性。结果却是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多样性恰好掩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多样性，归根结底，今天的多样性是资本积累的产物。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因此，可以说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逻辑，哈维从资本积累角度解释这个问题，因此也带来了对资本积累的深度理解。
二、剥夺性积累：
理解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中轴
哈维以地理学语言重新表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要能达到任何稳定外貌，就必须维持规模庞大的剥夺性积累。资本主义不仅通过生产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利用一系列“时间-空间修复”来吸收资本盈余而得以生存下来，而且还通过贬值和破坏得以生存下来。从当前形势看，随着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话语的确立，新帝国主义作为当代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一个极化形式是使得地区之间高度竞争的无序状态一览无遗。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资本积累在当代是加深了，从而表现为一种剥夺性社会秩序，即建立在某种优势力量（商人、国家、殖民力量和多国组织）的外部强制之上，穿透了某种既存社会秩序和地理领域。外部强制具有多种形式，如商业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国家内部的多种形式，而多种强制形式造成的多种过程最终必然造成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所以哈维强调，“透过夺取而造成的不均衡的地理发展，乃是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必然结果”［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这样，哈维就把剥夺性积累这一问题呈现了出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这些“创造性的毁灭”为何得以发生？根据哈维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生产剩余的能力，而是资本家占有剩余的能力，将剩余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为了追求更多剩余而将剩余投入资本循环过程。由于资本积累的空间固定问题和不平衡发展问题，资本家采取了灵活的策略，进而为获取剩余价值或者为保证获得剩余价值的优先地位，社会不同力量对资产采取了灵活处理方式，特别是其破坏性处理。
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累运动看，资本总是会因为贬值而产生积累危机。由此出发，哈维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还会导致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此时危机转移与资本积累的策略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进而也就把剥夺性积累这个问题提到理论的前台。哈维认为，缓和或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2）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3）在某种程度上将（1）和（2）结合起来，同时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如此这般通过对不平衡的地理条件的剥削，以及对空间交换关系必然产生的非对称性的利用，哈维将之称为新帝国主义实践。基于此，我们说剥夺性积累是新自由主义核心理论，同时亦是哈维讨论新帝国主义的独特所在。在哈维看来，今天的绝大多数金融投机以及其他新的积累形式都是剥夺性积累，而其核心又可以概括为四种主要形式：（1）私有化与商品化；（2）金融化；（3）危机的管理与操控；（4）国家再分配。
与此同时，哈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也进行了指认。他认为，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之中，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然而，如果把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研究仅仅锁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阶段，似乎欠妥。所以，哈维进一步强调比资本积累漫长的历史地理学中的原始的或初期的积累的掠夺性问题所持续发挥的作用或影响力需要重新给予评价。哈维是这样认为的，并在《新帝国主义》第四章第一部分中对剥夺性积累这个问题的理论背景作了阐述。这个背景阐述从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研究，反过头来对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进行了评估。基于这个背景，哈维认为人们对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理论的理解在过去存在简单化的做法，甚至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自身也存在一些需要修复的漏洞。例如，马克思所讲的原始积累，如果说是强制性的把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剥离开来就形成对劳动的剥夺，那么马克思就忽视一个问题的存在，即在整个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过程中，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群体的技能、社会关系、知识以及信仰等可能遭受压制，更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资本所挪用。因此，哈维认为，“原始积累既需要挪用和选用早先存在的文化和社会成就，又需要对抗和取代这些文化和社会成就”［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118—119页。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积累的剥夺性不仅是对劳动时间的剥削，同时还是对劳动者的技能和情感的剥削。这恰好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借助于哈贝马斯通过胡塞尔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新概念所生发出来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问题来理解的命题。这一问题与马克思早先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强调的万物商品化所带来的人们的全部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价值意义的商品化高度吻合。当然，这也是今天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尽管我们仍然在使用“日常生活”这一术语，可今天现实的日常生活状态还是原始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么？回答是否定的，是早就经过资本座驾从而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后果的物化了的日常生活实践。
哈维从原始积累理论着手探讨，并不是仅仅要揭示原始积累这个理论所蕴含的连马克思自己也没有充分阐明的更大的理论空间，而是为了更深洞察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积累形式所蕴含的剥夺性、掠夺性。哈维指出，现在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话语居于霸权地位之后，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股票促销、庞氏骗局、由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整体性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以及公司诈骗、利用信贷和股票来进行的资产剥夺，所有这些都展现出其投机性和掠夺性特征。所以，哈维强调，从马克思所讨论的原始积累到今天所探讨的积累的剥夺性来看，均贯穿着始终一致的东西——积累本身的剥夺性——称之为剥夺性积累。
综观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文献，无论是主流的关于经济危机的回应，还是左派对资本主义本性的分析，当代资本制投机的各种形式和后果都得了很好的描述，但是像哈维这样从积累本身的掠夺性质把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直接拉到对当代的分析，从而从机制上阐明当代混乱之根源的研究，确实凤毛麟角。可以说，哈维再次通过新自由主义批判而拓展的剥夺性积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生长又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
三、乌托邦想象：
一种解放政治学的策略探寻
哈维并没有驻足于对资本主义内在机理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他还试图积极寻求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在这一点，其作为解放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想象思想同样值得重视。
哈维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为克服20世纪70年代的严重危机，借助于自由主义话语资源实施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一项政治计划。因此，我们说新自由主义帝国的生成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具有伪自然性特征。哈维的目标在于刺破伪自然性幻象，通过空间诗学和新地理学规划认知探寻一种解放政治学。在他看来，解放的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只是其道路在当代条件下与马克思的设想有所不同。更具体地说，在今天，解放政治学需要从整个乌托邦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乌托邦实践，汲取资源，打开历史想象的空间。
在哈维看来，“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哈维区分了三种乌托邦，即以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为代表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之“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同上，第156页。 、资本主义实践所体现的“过程乌托邦”同上，第168页。 以及包含地理学想象力的创造空间实践所体现的“辩证乌托邦”同上，第177页。 。空间形态的乌托邦的缺陷在于它是静止和封闭的，压抑了社会过程和进一步改善的愿望，无法摆脱专制主义；同时，空间乌托邦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制造它们的时间过程的特性相冲突。而过程乌托邦理想与具体实现它所必须要的空间框架和地区结构特性是相互冲突的，在实现过程中不得不与它意欲控制的社会过程相妥协，从而与它们的崇高目标相悖。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过程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通过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框架，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然而在当代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与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社会解放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晚期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当中，解放不是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与理想，仅仅依靠新自由主义，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真正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达及自由王国的。如上文所述，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兑现促进人民幸福的诺言，只是一个被鼓吹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话语策略，在推行其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计划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的语境。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借助于自由主义话语资源实施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新自由主义，正遭遇诸多由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所激起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斗争。与各种试图抵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旨趣一致，哈维积极研究那些不同规模上进行的争夺空间生产权力的局部运动，关注那些围绕基本权利而进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并试图将之理论化，从而为寻找政治学的突破提供思路。
如果说，前两种乌托邦的共同缺陷在于将时间和空间分离，从而将它们抽象化和均质化，那么，在哈维看来，辩证乌托邦则是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解放政治学的一个构建方案，它把历史的过程性与时空相当性联系起来主张社会的开放性，从而把空间差异置于未来想象的焦点。尽管哈维对辩证乌托邦的直接分析并不多，但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路与吉登斯所言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存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也与列斐伏尔具有共同的旨趣，即当城市成为中心问题，解放斗争的地平和形式发生了重要的转移，主张“空间生产的知识”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96, p.196. 。所以，哈维强调“重新解读历史地理差异之生产的更新能力，便是解放未来地方建构可能性的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这是任何进步的社会生态政治学之必然组成部分”［英］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6页。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哈维的多种政治学设想，从与列斐伏尔相似的“城市权”主张，到“反叛的建筑师”和“反叛的城市”之主张，再到生态社会主义和各种人道主义实践主张。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乌托邦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性的概念，但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其重新定义，以期激发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替代，考虑到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设想传统革命之难度，我们也可以说，这正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可以做出的现实主义政治选择。在这一点上，哈维继承了整个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同时又基于自身地理学实践做了丰富和发展。他将乌托邦描绘为一种理想空间的规划，认为乌托邦为时代提供了总体性的认知图绘，从而开启面向未来的想象空间，反过来也为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概念开启了新的可能性空间。在总体上，哈维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胡大平：《大卫·哈维：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 ，我们不应该对其政治想象吹毛求疵。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批判，哈维实际上亦重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对于资本主义替代的任何想象都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期待着新政治经济学的进步以及由其推动的解放政治学发展。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