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必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生态危机。异化消费既是劳动异化的表征，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重要推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离不开资本，需要资本作为中国道路的铺路石，但资本逻辑又使生态环境问题凸显，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直面资本逻辑，承认资本逻辑及其作用的存在，驾驭好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也只能是驾驭资本的结果。
【关键词】资本逻辑；生态文明；驾驭资本
作者简介：田辉玉，湖北蕲春人，（武汉 430205）武汉工程大学教授；张三元，湖北红安人，（武汉 430205）武汉工程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25-08
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越来越紧迫和重要，根本原因在于生态危机不断演化并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生态危机的根源尽管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根本因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面对资本逻辑，是在资本逻辑视域下展开的一种救赎，或者说，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两难处境，即既与资本逻辑相对立，又以资本逻辑为前提。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何以必要，又何以可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阐释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以物为中介或核心，从而使物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统治者。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它把资本的本性暴露无遗：“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④这就是资本逻辑。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逻辑，它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是整个社会的世俗的“上帝”。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辩证的，既揭露了资本的野蛮性，也充分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我们可以从“物的增殖和人的价值的贬值”等方面来理解资本的两重性，但实际上，马克思主要是立足于生产力发展亦即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来考察资本的两重性，特别是资本文明的一面，因为资本的任务就是“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尽管一切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但生产力主要指的是前者，即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疯狂地发展生产力”而引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从表面上看，这是对资本文明面的肯定，这种肯定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并加以论证。但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肯定之中包含着否定。资本在使人类从“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自然成为“普遍有用性体系”，并“服从于人的需要”。或者说，资本“疯狂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是使人类从“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中解放出来，而是落脚在自然的“有用性”或“有用性”的自然上。这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建构一个人的对象世界的同时，又在疯狂地破坏或瓦解这个世界。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无止境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9页。 。为了不断地增大利润，就必须不断地开发自然的“有用性”，“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9—90页。 。而自然界满足资本无止境需要的能力以及自身平衡能力都是有限的，当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就意味着生态危机的降临。
这里就涉及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问题。理查德·罗宾斯认为，“消费有如美国文化中的骑马、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文化中的放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核心要素。因此，不理解人们是如何变成消费者的，以及奢侈品是如何变成必需品的，就没有办法理解环境破坏问题。”［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5页。 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不理解消费，就无法识破生产的秘密，也就不可能揭示出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深刻的揭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能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耗，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页。 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要实现增殖自身，首先就必须把剩余价值生产出来，然后再把它卖掉即消费掉。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在运动中实现的，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只有消费，才能刺激生产，从而使资本不断处于增殖利润的亢奋之中。因此，对于资本逻辑而言，在现代世界消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会拼命地扩大消费，因为扩大消费本身就是扩大生产，就是扩大利润。“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内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9页。 扩大消费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生产出丰富的、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商品，二是召唤出大量的消费人口。第一个方面没有问题，这是资本文明的最大成果，“资本主义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 。这也就是说，资本扩大消费即扩大生产的重要前提是催生出大量的消费人口。这个前提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基本事实：资本“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5页。 。
在以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享乐主义是普遍而逐渐占主导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证了这种享乐主义：“在市场上，由充满诱惑和性的漂亮图像包装起来的商品，却推动了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它允诺给人带有欲望面孔的感官满足。”［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978年再版前言第16页。 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追逐，不是基于人的需要，而是欲望。贝尔认为，“只有欲望满足和即时需求的那部机器用化妆香水很好地上足了油，当代资本主义才能生存”［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页。 。在这种条件下，消费不是正常的，而是畸形的，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看来，这是一种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和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美］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4—495页。 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来看，异化消费实际上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的表现，即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支配人的异己的力量。或者说，消费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表征和确证，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的集合点。正如弗洛姆所言，在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中，“人的幸福就是‘寻求快活’，而寻求快活就是通过消费得到满足”［美］弗洛姆：《爱的艺术》，陈维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于是，享乐主义便魔法般地召唤出大量的消费人口。异化消费体现出“商品拜物教”的极端化趋势，即人与自然的异化。所谓人与自然的异化，是指由于资本对自然的肆虐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人以自然界为掠夺对象，而自然界则不堪重负，一方面，自然生态失衡且自我修复能力不断减弱，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类的每一次破坏都予以报复，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并呈现出恶性循环。总之，“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美］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3页。 这种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随即形诸为生态危机。
二、资本逻辑造就的两难境地
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其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不是以资本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而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 。这就决定了两者在生产与消费、人与自然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 ，因而人与自然之间必然是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因为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929页。 。尽管这个论述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期许，但对当代中国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的终极目标同样是“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生态危机，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以生态文明为显著标识。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力不发达，意味着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还不强，还不能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致思路径，考察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必须承认，生产力不发达则意味着人们基本的、合理的物质生活需要尚不能得到满足，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正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因由。如果把马克思的上述理想看成是“自由王国”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必然性的王国”之中。这个“必然性的王国”是：“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页。 在这个“必然性的王国”之中，我们必须同自然界搏斗，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于“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从而“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意见，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借助和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能没有资本这个因素。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对中国现实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唯物史观的真精神缺乏准确的把握，我们拒绝了资本，视资本为洪水猛兽。其结果呢？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手段的巨大杠杆作用，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以及资本。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资本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扎下根来并在不断地壮大自身。资本一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优越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其神奇的魅力便得到了充分发挥，演绎了一场举世震惊的生产力革命的神奇话剧。短短30多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才走过的生产力发展的历程，从而在真正意义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位，人们的生活已经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并正在全面实现小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有了质了提高。
然而，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我们却日益陷入一个困境，即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毋须讳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瓶颈。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我国的现代化体现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相似性，先破坏再建设，先污染后治理。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约束趋紧。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淡水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28%；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4年已经达到59.5%、31%；特别是发展方式依然比较粗放，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约束，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二是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大气、水、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雾霾天气频发，2014年7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8个空气质量达标。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森林总量不足，草原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问题严峻，全国生态整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发展改革委主任解读《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6/content_2857592.htm，2015年5月6日。 之所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资本逻辑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个因素。
正是由于资本的力量，“现代社会如同置身于朝向四方疾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这种力量必然将现代社会带入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之中，这其中包括生态破坏和灾难”［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这种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正在演化为危机。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资本逻辑划定了边界，即把资本逻辑限定在经济领域，但资本在面对利润时“狼一般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为了获取利润，生态文明建设被抛诸脑后。因此，从总体上来讲，生态危机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具体来说，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客观上，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落入到资本的掌控之中。马克思从来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因为自从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毫无疑问，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逻辑所创造的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甚至可以说，离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极限只有一步之遥。应该说，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还世界一个“朗朗乾坤”。然而，既然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负面效应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性的危机，因此，指望西方资本主义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美国学者理查德·罗宾斯也看到了这一点：“仅美国一国就使用了世界20%多的能源，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了世界总排放量的20%，而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人均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也是地球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两个国家。但是，它们也是最坚决的抵制《京都议定书》的两个国家。《京都议定书》是1992年谈判达成的一项国际协定，旨在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全球1990年的水平。”［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在主观上，我们对资本的强烈渴求和不加限制地利用，加剧了生态危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现代化需要资本的助力，离开资本的现代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在人们的大脑中逐步形成一种思想观念，即资本是万能的，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方面，外资大量进入中国。资本来到中国，它奉献的绝不是玫瑰，因为它以攫取利润甚至是高额利润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它看中的是资源、环境等，它不仅要疯狂地吮吸劳动力，还要疯狂地榨取自然力。所以，在利润的诱惑下，资本完全可以置生态环境于不顾。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思想观念表现为唯GDP主义。所谓GDP主义，就是把经济增长看作是一切工作成败的惟一标准。这里所讲的GDP，是指单纯经济量的增长，而没有把生态因素纳入其中，是一种外延式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的统计方法。长期以来，GDP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灵魂或核心的地位，即使在今天经济新常态下，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官员心目中，它的地位也并没有实质性降低，只是退居幕后，遥控指挥，甚至有时公开登台亮相，表明态度。GDP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也就是说，GDP的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有外国学者曾断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如果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这个论断虽然言过其实，但也并非妄语。
所以，资本逻辑使我们陷入两难处境之中。一方面，中国道路不能没有资本作为铺路石，不能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道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窄。另一方面，资本又不断地在中国道路上设下拦路石，使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成为中国道路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走出这个两难处境是推动中国道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向生态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致贺信，强调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人民日报》2013年7月21日。 也就是说，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中国梦的真正实现。因此，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大学演讲：《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断，既表明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任务，而且表明我们克服两难处境的信心、决心和美好前景。
三、驾驭资本建设生态文明
那么，如何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基于对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必然使人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无法实现，从而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人的需求与商品、劳动与消费的关系，限制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等等。［美］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9页。 显然，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资本逻辑的邪恶本性是不会轻易改弦更张的。只要还存在着资本，只要资本逻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基本逻辑，理性消费就只能是呓语。陈学明教授在借鉴福斯特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资本逻辑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的惟一选择就是直面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这种观点颇具理想主义色彩，是不太现实的。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资本主义，资本逻辑仍然是整个世界的基本逻辑，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克服生态危机却刻不容缓，是现实任务，特别是，没有生态文明，中国道路就难以继续开拓，中国梦就是海市蜃楼。但这些观点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深刻的：必须驾驭资本逻辑。既然资本具有“朝向四方疾驰狂奔”的特性，我们就必须要驾驭它。叶险明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也不可能走与资本主义相分离或无关的所谓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而必须走也只能走通过驾驭‘资本逻辑’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通过对‘资本逻辑’的驾驭才能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也才能进行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如何驾驭‘资本逻辑’这一重大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正是由此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这个论述是精辟的。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既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也不可能走与资本逻辑毫不相关的道路，而必须走也只能走通过驾驭资本逻辑来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首先，要直面资本逻辑，承认资本逻辑的存在。资本逻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靠资本逻辑来驱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也不能没有资本逻辑这个动力因素。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个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前提。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结果，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资本逻辑，是资本逻辑的必然展开。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资本逻辑，面对资本逻辑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因而它必须借助资本力量开拓出巨大的生产力，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路径。因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任何脱离资本谈中国现代化，脱离资本逻辑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超越资本这个阶段，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直面资本逻辑，还意味着必须直面生态危机。中国实践正在开拓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但这条道路不是笔直的、平坦的，而是一条“之”字形的路，新的问题和困难层出不穷。生态危机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有人一谈到中国道路的成就时，就不愿面对生态危机，更不愿把生态危机和资本逻辑挂起钩来，认为这有损中国道路的形象。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它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性机遇。自然界的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用光，就将永远失去。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破坏，恢复起来很难，美丽中国可能就会与我们失之交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这是一个事实求是的判断，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牢牢地抓住，稍纵即逝。
当然，承认资本逻辑及其作用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即把资本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在任何时候，资本都只是工具，不是目的。这是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问题上的根本不同。正是这个不同，才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可能，也是我们讨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前提。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资本，必须借力打力。资本逻辑造成生态危机，但消除生态危机也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有的悖论违反逻辑，却不违背现实。现实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这是基于一个基本的考量：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矛盾的。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要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可偏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23—124页。 这是一个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这个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主题。
从理论上讲，生产力水平越高，既表明资本对自然的破坏性越强，也表明人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越强。所以，资本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可以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创造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版，第925—926页。 这里所讲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在内。这里所讲的新形态的种种要素，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或生态文明观。“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告诉我们，不同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对资本发展具有不同的规约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觉地利用科学和管理是资本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管控中，必然呈现出对资本的科学管理，从而使资本逻辑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运行。
再次，要对资本加以引导和限制，抑制乃至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局限性。毫无疑问，资本创造巨大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中最大的成果。但是，资本逻辑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势，从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出资本的野蛮性，亦即资本的反人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局限性集中体现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6页。 “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是全面的，即人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资本在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又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使人的发展受到限制。生态危机给人的发展所造成的限制，绝不仅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而是全面的，因为生态危机既表征着社会危机的全面性，也是全面社会危机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变以物为本为以人为本，变为生产而生产为为人的发展而生产，从而使生产既能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又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把人民幸福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目标。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当然，这里所讲的人民幸福，既指当代中国的人民幸福，也指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良好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人们幸福指数中的重要指标。
最后，必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确立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驾驭资本逻辑的过程中，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消费对资本具有刺激或抑制的作用。“资本同［资本主义前的］统治关系的区别在于：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相对立，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4页。 与资本相对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不论是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消费者，都只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是资本逻辑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或环节，异化劳动是这个过程呈现出的基本特质。因此，不是劳动者支配、统治资本，而是资本支配和统治劳动者。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只是手段，人才是目的，也就是说，是人支配、控制资本，而不是资本支配、控制人。作为生产者，劳动者利用资本创造社会财富；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引导资本，并最终消灭资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既要鼓励消费，鼓励真实的需要的满足，又要控制消费，守住生态容量的底线。在人们合理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要大力提倡并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高，既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考量指标，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