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茨尼尔森认为阶级形成是涉及城市、国家、政治、文化、资本等众多因素的偶然的、易变的空间化过程，不同的空间环境生成多样性的阶级模式。其贡献在于通过“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阶级”等概念中介重建现代工人阶级形成史，表明城市社会地理学如何有助于人们说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正丧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把握能力。尽管卡茨尼尔森努力建构一种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但这种分析路径缺乏不平等、剥削和支配等经典概念和分析机制，呈现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布迪厄主义等众多阶级分析路径的混杂。
【关键词】城市；阶级；阶级形成；剥削
作者简介：王志刚，（镇江 212013）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33-06
对某些人来说，阶级就是生活方式和品位，意味着穿白色网球套装干园艺活。对另一些人来说，阶级等同于社会地位和受人尊重，如果被划分到低的阶层就是一种耻辱。还有一些人将阶级看成是集体抗争的组织和形式。在诸如此类的流行话语体系中，阶级成为社会等级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同义词。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具有更加特殊和严格的含义，它反映了经典理论原型的中心主张：（1）围绕财产权和雇佣关系，分析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形塑作用，包括社会权力（利）和生活机会的分布等；（2）分析阶级结构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塑造的基石作用；与之相对应，一方面是阶级结构的形成——阶级构型，另一方面是指社会集聚类型的形成；（3）分析由阶级结构形成社会对抗和公开冲突的过程，即阶级斗争不仅形塑了不同的社会政治阵营，而且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包含阶级起源、阶级划分、阶级形成、阶级关系、阶级结构、阶级斗争等内容。其中，阶级划分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结构化，以构成边界相对清晰、集体认同、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形成则侧重于动态分析与实践建构，是一定的社会成员形成阶级意识，做出一致的选择和集体行动，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的过程。从广义上，阶级形成包含阶级的产生、划分及生成等内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在其《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文本中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经济结构是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权力、文化和时空条件也逐步成为阶级形成的重要原因。本文主要考察卡茨尼尔森对阶级形成的元理论阐释，讨论阶级是如何由经济关系建构为空间政治关系，成为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或阻碍力量。
一、阶级概念的四重面相
在卡茨尼尔森看来，阶级术语本身的混乱给阶级形成进程及其理解设置了种种障碍。作为阐释阶级形成的一种辅助措施，他区分出了阶级含义的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作为生产方式的阶级，卡茨尼尔森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的阶级”。第二层面是作为生活方式的阶级，它关系到“现实的个人”如何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中生活，涉及工作之中和工作之外的社会存在的组织特征。第三层面是认知和语言倾向的阶级，它指涉人们再现其实际生活经验的方式及其行为的方式，即阶级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秩序及其独特的喜好、认知和可能性的框架之内构成的。第四个层面是作为集体行动组织和形式的阶级，它和第三个层面密切相关，唯有拥有一些共同话语体系的人们，才有可能或不可能采取集体行动以追求共同目标，一旦当其成员通过组织自觉采取共同行动以影响社会时，就可以说该阶级存在于第四个层面上。
按照这一解释，阶级形成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结果，而是与上述四个层面之间复杂地关联在一起。比如，第二层次以社会生活经验为基础的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这些经验理解应当限于工作场所关系和劳动者对其雇主所提的要求之意义上，还是应当包含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其他视域？卡茨尼尔森的答案是，现代工人的阶级形成史，可以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理解——参照城市空间的表征和适合于这些命名的集体行动的方式，使阶级四个层面的轮廓清晰可见。在此语境中，工人阶级如何解读城市，成为解释19世纪工人阶级历史中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键中介。在确切的意义上，19世纪之后工业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城市资本主义，认识这种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历史性努力及其表达，成为卡茨尼尔森阶级理论的主题。
由于没有踏上将城市空间、资本主义发展、阶级形成联系起来的旅程，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阶级分析路径极大地忽略了第二层次的阶级内涵。卡茨尼尔森认为，假如我们认真思考不同资产阶级国家内部作为生活方式经验的阶级内容，就会赞同上述观点。剥削——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是在阶级分析的第一层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宏观“运动法则”。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8. 但在第二层次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欠缺的，因为它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上。并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将这两个层次融合在一起，将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和工场位置当作是“经济”，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即阶级是在生产和非生产劳动一类的范畴内被抽象地加以讨论。Ibid., p.258.
在卡茨尼尔森看来，这种分析策略的缺陷就是压抑了工人离开工作场所后社会组织的特征。Ira Katznelso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Zolberg(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 即使将那些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人的阶级位置难题悬置，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将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在资本主义工场中工作以赚取工资并处于商业与公司的等级制内的从属地位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时，我们发现他们同时也生活在特殊类型的居民区中。在其中，他们陷入了住宅、家务、公私物品消费的经济（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之中。
可以肯定地说，过去一个半世纪西方阶级形成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基于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点的两分之上。阶级为底层群体组成政党和工会提供了结构和话语基础。然而，自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进入曼彻斯特发现具有成为无产阶级潜力的工人阶级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西方工人阶级成功地扮演这一角色。今天在任何地方，资本主义也没有处于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险境之中。完全在经典用法意义之上的阶级斗争并不存在，并且令人纠结的是，对传统的阶级范畴本身是否有能力对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现实做出描述，马克思主义越来越缺乏信心。“这种苦恼，在劳动抗争停滞不前的哀叹之中不断呈现出来；在使阶级关系成为一种临时的符号中呈现出来；在对行动的思考从工人阶级向新的社会运动的变迁中呈现出来。”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262. 由于陷入了城市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中，劳工阶级深刻地体验到了资本主义城市的诸多面相。他们的体验不仅是基于结构上和空间上隔离开来的工作世界之中，而且在居民区的家庭生活之中。通过与城市联姻以直面阶级在工作场所和离开工作场所时的社会组织的各种维度，马克思主义可以更好地表达它对工人阶级主体不革命的失望。并且，“顺着这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可以更好地说明为什么它最珍视的革命愿景，在理论上是动听的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Ibid., pp.259-260. 。
二、城市空间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缺席
确实如卡茨尼尔森所言，现在有问题的是阶级政治本身，承担着历史重任的阶级行动者退化成了“工人贵族”。另外，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关系处在不确定的地平上，城市本身也不是看似的那么好界定。在讨论城市对阶级形成的影响问题时，卡茨尼尔森通过评估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城市的持续性思考，以一种学术思想史回顾的方式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联姻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城市空间变迁如何影响了当代阶级形成模式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说20世纪60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兴趣的复兴，使有关资本积累和地方社会运动的问题成为焦点话题，那么今日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的重组以及伴随而来的一种独特空间的城市转型。假如恩格斯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关键创始人，那么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则作为讨论新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先驱者而声名鹊起，他坚持将注意力从一个作为静态的、封闭的地方城市转向一个更富流动性和开放的空间概念。Mark Gottdiener, Space as a Social Force of Production: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on Realism, Capitalism, and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1(Sept.1987). 戈特迪纳正是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创作了“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就像恩格斯当年力图在曼彻斯特找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完美空间个案一样，戈特迪纳以今日的“令人震惊的城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分散的空间安置——当作自己理论的前提。其结论是，资本、生产、人员和权力集中的传统城市，已经不再是一种生产力的表征。取代了传统紧凑的城市形式的特大都市，在形式上是杂乱的，在组织上是等级制的，并且这种新的多核心增长具有分散化的特质，“人员、商业、产业和管理在广袤的区域四散开来……重构为多中心的领域——绵延很远很远，遍布整个国家”Mark 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Te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5, p.9. 。这种新的空间形态代表的不是以往模式的延续，而是一种急剧的断裂。
卡茨尼尔森十分赞同戈特迪纳针对主流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方法没有正面对待这种新的空间构型的指责，他们都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析对象，而只是更大的空间重组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将最近的空间发展理解为全球公司的兴起、干涉主义国家、技术革新的提速的结构性联结的结果。卡茨尼尔森认为，戈特迪纳的贡献在于将这种急剧的变迁与阶级形成问题联系了起来。后者指出有问题的不是工人阶级如何看待城市，而是缺乏一个要图绘的城市，并缺乏对城市加以图绘的工人阶级。这种去中心化的空间形态，将在地的社会关系转变成了对阶级团结（或所有单一、连贯的社会结构愿景）的深层伤害。一个巨大的悖论是，通讯的提速、信息的散播以及交通途径（尤其是道路——汽车所有权已经相当深入地渗入了西方的各种工人阶级之中）的急剧扩大，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剧烈地将工作场所和居住地之间的关系分割了开来——将基于劳动力经验的阶级和基于地方性的阶级区分了开来。高度自主的住宅市场的运作决定了人们生活在哪里，而社会群体的空间隔离，使人们摆脱了对弱势群体的责任。更关键的是，本地空间丧失了街道和公共区域，已经基本收缩到了独立的单门独户的庭院中。“邻居们由于缺乏共同的经验变得越来越疏远，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点头之交，但总体而言网络虚拟社区取代了过去一度具有密集社会关系的本地化社区。”Ibid., pp.285-286. 空间变得日益抽象化。假如19世纪的居住空间为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提供了物质支撑，那么新的空间模式通过改变日常生活的经验，减小了阶级倾向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霍布斯鲍姆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方面，从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视角得出了与戈特迪纳相当一致的结论。他重申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的活力，并通过将城市空间分析扩展到用来说明现行阶级和群体形成的模式。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目前的阶级危机在于人们所经验的资本主义社会重组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话语倾向和集体行动的物质与空间基础。霍布斯鲍姆试图根本不参照城市空间维度而直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说明这种危机。在纪念马克思的演讲《劳工的前行止步了么？》中，他采取了一种为英国劳工唱哀歌的方式，论证劳工运动的停滞不前较少是由于主体性和组织领域的进展，更多是由于作为一种客观生活方式的阶级领域的发展。从19世纪末发展，到20世纪中期繁荣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共同风格”，在历经生活标准的提高、引入了社会性别和国籍的劳动人口的统计学等技术与行业转型之后，没有幸存下来。Eric Hobsbawm,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in Martin Jacques and Francis Mulhern(eds.),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London: Verso Books, 1981 ,p.18.
卡茨尼尔森认为，霍布斯鲍姆坚持20世纪末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地理的种种变化，导致了今日在城市空间中不存在一个足以维持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所的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政治的基础，是有一定道理的。郊区化使城市去中心化，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之外找到了新的地点。市中心逐渐地越来越挤满了“五花八门的穷人”、“没有技能的人”、“社会的边缘人和问题重重的人”。此外，城市改造、道路建设、中心商业区的再开发已经破坏了传统的工人阶级邻里街区。所有这些都对大城市劳工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剥夺了其向心力。现在，“大城市的劳动者正从‘无产阶级’的地位和意识回到了前工业和五花八门的‘劳动穷人’的地位和意识……劳工运动正丧失或已经丧失了传统习惯赋予他们的力量、赋予他们以工人阶级的集体认同”Eric Hobsbawmin, Labour in the Great City, New Left Review I/166, NovemberDecember 1987, pp. 48-49. 。团结一致的阶级政治已经更多地被四分五裂的寻求联合的少数族群政治所取代。如果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面对没有阶级斗争的阶级处境，那么现在它则不得不直面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前景。
在卡茨尼尔森看来，戈特迪纳和霍布斯鲍姆的贡献在于他们将空间分析与阶级分析联系了起来。然而，前者从少数“大”城市所做出的都市风景的变迁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和概括，以及后者对城市政治终结的信心满满和推理，“都存在某些悬而未决的东西”。［美］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第279页。
三、阶级形成是偶然的空间化过程
卡茨尼尔森所谓“悬而未决的东西”，是阶级形成的偶然性与多样性，不同的空间环境会生成多样化的阶级模式。霍布斯鲍姆对前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再解读，和戈特迪纳对后阶级政治开出的处方，都只是对特殊类型而不是代表普遍类型的城市空间影响的说明。当城市的社会地理发生变化时，以往对城市的解释就不够用了，并且由于城市空间处境的范围和复杂性，阶级形成问题再一次伴随这些多元的解决方案而浮现。当然，它们也受到比以前远为复杂和多变的城市生活特征的限制和塑造。在有些情境下，阶级认同可能有些减弱；在另一些极为相同的背景中，它们则有所增强。因此，现在必须厘清阶级认同的这种可变性与城市的社会和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
正如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的，弄清城市的过程不仅受到物质和空间特征（例如工作地点和家之间的关系、人口统计学上的定居模式）的约束，而且也受到现存城市图绘的启示。正如对社会现实的所有表征一样，这些因素拥有使它们创造物的特殊条件更持久地存在下去的能力。只要想一想可能的替代性选择：考虑到资本主义在塑造城市空间之上的结构性力量，以全盘的阶级术语对城市进行描绘依然是有道理的；而考虑到碎片化的住宅市场和政治管辖权的日益重要，以韦伯式的阶级术语将城市描绘为各地区（这些地区又是通过居民在市场——地方中的细致划分的消费能力区分开来）之间的分化也是明智的。卡茨尼尔森认为，阶级理解和阶级活动方面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工作地点上的不同，而是居住地上的差异。变化的根源主要是国家当权者所奠定的政治语境，正是这些当权者塑造了新的城市工人阶级是如何理解居住地的。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212.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卡茨尼尔森讨论了19世纪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案例。他试图达到以下几个目标：首先，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是如何通过广义上的城市空间的转型来感受资本主义的；其次，19世纪城市空间的分化是如何对阶级提出挑战的；再次，每一国家的民族特点在带来每一个案的“阶级性”上的变化如何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卡茨尼尔森想考察为什么在美国，一种分裂意识逐渐地分化了工人阶级：在工厂是劳动者，在其居住区则是种族群体的成员；而在英国，阶级的团结并没有在工厂领域和脱离工作时区分开来:劳工政治领导人直接向工厂的雇佣者提出要求，而远离工作时则在同样广义的阶级意义上向国家提出要求。
美国和英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及其与政治权利相关的宪政政策与政治文化，对该国工人阶级联盟的政治内容、两国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的命名和意义有极为不同的影响。在美国，为选举的政治骚动是不必要的，社区为基于跨阶级政党的组织提供了地点，这些政党通过动员以地域为基础的非阶级的宗教和种族团结向选民发出呼吁。反过来，也允许工会公开、独立地存在。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中，美国工人阶级构成为劳工阶级。在英国则不是如此，只有居住区制度能够让工人既向雇主也向国家提出要求。由于受到法律、镇压、国家组织和公共政策的共同挤压，以地方性为基础的自助组织将工人阶级生活融合成了一种共同的渗入骨髓的阶级意识。
卡茨尼尔森认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大规模进程，可谓是城市空间安置的基本决定因素。对工厂的监督、济贫法和公共卫生改革，直接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中央政府的增长是令人震惊的。“1797年，中央政府工资名单上的1.6万名雇员，大多数是海关、税务和邮政部门人员。到186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9.8万，这反映除了国家管理机构所承担的新活动。就整个19世纪而言，公共支出实质上增加了15倍。”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r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p.123-124. 这些基于系统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拥有一种客观的存在，这种存在独立于所有认知或谈论它们的主张。反过来，个人和集体也继续在实际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经验这些进程。他们如何经验，对结构和空间的构成具有何种影响，依然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另外，从空间规模上，当工人阶级社区的自组织与更广的社会之间达成的新的和解时，英美两国的工人阶级逐步和欧洲大陆工人阶级区别开来，凝固成19世纪50年代一种著名的、持续的模式。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251.
笔者认为，就案例分析本身，卡茨尼尔森主要关注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城市，而忽略了欧洲和前苏联的城市经验，因此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城市的著作如出一辙，没有认真地考察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模式。正像莫雷(Pearse Murray)所指出的：“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缺陷，在于缺乏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理论。只要这种新城市社会学没有提供一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本质的全面理论阐释，都可以怀疑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声称在西方城市中所发现的悖论，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联系在一起。”Pearse Murray, Ivan Szelenyi, The City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8(Mar.1984), p.93.
四、一种混杂和游弋的阶级分析路径
尽管对阶级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但西方有关阶级理论的经典作家还属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有学者提出，“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意义上对社会阶层划分做出了精到独特的理论研究，占据着社会整合的一极，强调的是个人、社会与文化；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对社会阶级划分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占据着社会冲突的一极，强调的是集体、经济与政治，被定性为关于不平等、剥削、革命和争取自由解放的社会批判理论”。糜海波：《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这种分类方式其实并不太确切。其一，与传统的社会学教科书一致，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归为冲突理论的范畴，实际上，冲突也是韦伯主义阶级观点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它简单地强调阶级冲突的重要性，而是把冲突的产生理解为阶级关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其中剥削界定了相互依存的对抗性利益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剥削者的利益取决于他们对被剥削者实施伤害（惩罚）的能力。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竞争，而是一种激烈的利益冲突。
其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阶级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具有事实上的多样性。比如，赖特在其文本《阶级分析方法》中展示了更多的阶级分析视角。第一种就是他本人秉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路径，其中心思想是由剥削过程定义的阶级概念，并将此概念与经济关系的替代性系统相连。第二种是韦伯传统的阶级分析路径，该路径主要关注个人的经济生活机遇为基础发展出的阶级概念，更具体地来说是劳动力市场所提供、工作组织所呈现的雇佣关系之特征。第三种是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传统之下的阶级分析，其核心原则是职业劳动分工的具体位置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同质化影响，因此，需要在分层系统的高度解组的类别中辨别阶级的位置。第四种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阶级分析路径。在布迪厄的框架中，阶级的定义与不同维度的“资本”有关，这里的资本被理解为一种资源的多维度空间，而这种资源可以生产权力、塑造行动者的机遇和态度。第五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阶级分析图式，按照这种路径，在一个信息完备、竞争充分的市场中，阶级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有当某些排他性抓住了由市场的不完善所产生的租金时，阶级才出现。最后一种，可以称为后阶级分析范式。这种范式认为，阶级本身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传统下理解的阶级，已经不再是经验研究中有用的类型了，在当代社会中，不平等也许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不平等已经不再通过阶级被组织起来了。参见［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分析方法》，马磊等译，第3—4页。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是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主要因素。依据吉登斯的界定，生活机会被理解为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分享在既定社会中由社会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产品的机会，或简单地说就是个人能够获取稀缺有价值的成果的机会。韦伯主义者对阶级产生兴趣，是因为阶级将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位置与他们的生活机会分布的不平等联系起来了。对韦伯主义者来说，权力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人们生活机会的差异，而不是因为它形成剥削和支配模式的不同。对资源的控制影响到了人们在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了交换、特别是与收入相关的交换的结果。显然，剥削和支配并不居于这种分析思路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路径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不平等机制的阐释集中在剥削概念上。剥削是一个复杂并且具有挑战性的概念，需要满足以下三条标准：（1）逆向相互依赖的福利原则。剥削者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受剥削者的剥削程度。在这种关系中，行动者的利益不但是不同的，而且是对抗的，剥削者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被剥削者的伤害。（2）排他性原则。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逆向相互依赖福利原则的实现，必须排除受剥削者获得其他生产资料来源的可能性。（3）占用原则。排他性原则赋予了剥削者一种物质上的优势，因为它使剥削者可以占用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参见［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分析方法》，马磊等译，第25页。 总之，剥削揭示除了从生产资料权力上的不平等到收入上的不平等的作用过程。
在笔者看来，阶级概念具有社会理论的优势，不仅因为它植根于生产关系和剥削、支配的联系之中，更在于它把阶级分析注入到道德评判当中，即在剥削和支配的阶级关系机制中关注了阶级分析的道德含义。通过剥削和支配等概念，人们可以识别出哪些阶级关系是压迫性的、哪些阶级关系对被压迫者造成了伤害，而不仅仅是创造出了不平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不仅是有关利益和冲突的历史科学理论，同时它也是一个有关社会公正和替代性道路的解放理论。卡茨尼尔森本人试图建构一种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但很明显的是，他没有说明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剥削和压迫，并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卡茨尼尔森将阶级区分为生产、经验、话语、集体行动四个层面，并且将阐释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在阐明工作场所和住宅地点分离的时候，他更加倾向于韦伯主义和布迪厄主义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在生活地点上的分配机制，是伴随着自主的劳动力市场和住宅市场而出现的。土地、住宅、劳动以及资本，尽管一直和市场有关，而现在则要接受市场的指令……在劳动和住宅的市场机制下，城市劳动者被迫无保护地面对资本主义。”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230. 在直接的意义上，一个人在研究阶级形成问题时可能是一个韦伯主义者，但在研究阶级的生活方式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布迪厄主义者，而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他还可能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文本》中，卡茨尼尔森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