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物的关系”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关键词】人；社会；关系；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王一闳，（吉林 130024）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博士生；胡海波，（吉林 130024）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5-0030-06
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开启，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通常关注马克思在变革哲学思维方式方面的伟大功绩，而忽视了包含在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之中的马克思哲学批判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内容。对马克思而言，“实践观点”绝不仅仅是在理论的思辨中实现的，它同时也是在人类社会的经济范畴中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在对当时统治人们生活“双重力量”的国民经济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中实现的。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只有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相结合才有被理解的可能。正是凭借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得以彻底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形态的哲学理论，与此同时，也完成了一场社会观意义上的重要变革。
一、国民经济学社会观的“物的关系”本质
早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提出，统治人们思想的“法的关系”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因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能仅仅在哲学的思辨中展开，而应该转向其“世俗基础”——市民社会。而求解市民社会之谜的关键就在于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奠基性理论科学，斯密的国民经济学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增长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原则。这就不难理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斯密，会对市民社会完全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即着力论证私有财产的合理性。相比之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在双重维度上展开的，既是对作为资本主义理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对作为人的现实生活的经验基础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从而，对现实的批判只能从现实出发，从市民社会的经验基础的私有财产出发。马克思对私有财产这一现实批判的展开，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批判。对马克思来说，通过透视现代社会中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才是他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真实理论意图，即揭露现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同国民经济学一样是实证的知性科学理论，而是透视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深切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初是马克思为了解决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困惑，而从“物质生活关系”这一现实经济“根源”进行研究的思想成果。在对经济事实的研究中，马克思揭示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关系，重新发现了作为国家关系基础的现实世界。然而，通过考察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却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斯密所描述的一种“现有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容易变成廉价的商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来看，从事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决不应当仅仅获得他“绝对不可缺少的最小一部分产品”，换言之，劳动者实际生存状况与劳动价值论是相悖的。现实中，劳动产品不但不归劳动者本人所有，反而成为了外在于他的、与他相对立的存在物。而为了获取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劳动产品，劳动者不得不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事带有强制性的雇佣劳动。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千多年前诗歌中黯然神伤的场景，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象现实。现实与理论的相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这其中必定隐藏着某种根本的颠倒。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劳动”中。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探讨了资本主义财富的性质。书的开篇就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在这里，“劳动”概念成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预设的出发点。斯密在人与劳动的关系中，特别是从劳动量的角度阐释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在普遍劳动的前提下，人们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原则的经济活动过程中，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社会普遍富裕才成为可能。“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同上，第11页。可以看到，在斯密预设的经济交换的社会中，主体实现交换的方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而一个好的社会的生成，交换与分工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并且，承载交换与分工原则顺利展开的是按照自身的需要、且自由和自主商品交换的“经济人”。
应当承认，斯密这种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对经济范畴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不但提出了较之以往经济学理论所没有的新东西，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认识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作为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超越，斯密将人对“社会”的理解从理性的世界中拉回到感性的经验世界中，并期望在普遍性的前提下，找到经济范畴运行的普遍原则。然而，与其他英国人一样深受牛顿“自然定律”方法的影响，斯密也相信，对人类社会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具有规律性的原理中得到解释。而之所以坚信这种关系具有的永恒意义，乃在于斯密相信资本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形态了。所以，斯密也就不可能将“社会”置于历史性的维度中理解，也不会追问社会所呈现的内容是否合理，诸如财富不均的问题根源无法得到真实的面对，反而是把这些现象当成一个既成事实。因此，我们看不到处于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
斯密的主要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普遍原则的方法去解释具有历史性的经济形态，这种以抽象的、非历史的眼光推论出的同样抽象的经济理论原则，要想真正得到适用于任何经济形态的普遍原则，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如果不把对经济的研究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那么只能是将社会中的物的分配的事实作“物的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将这种物的关系事实视为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实际反应，就无法看到这种物的关系的背后所隐藏的“人的关系”。只将社会的经济事实作物的关系的研究，其结果必然是非历史性、非超越性的。因此，即便斯密已经能够超越前人，实现了从先验的“理性”到经验的事实中理解“社会”，但由于他将社会作了非历史性的“物的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在历史性的“人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最终导致了他在社会观点上的思想局限性。
可见，斯密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那种以人的一般劳动为基础，完全由经济因素的自身运作而实现的一种经济秩序的平衡状态。就这种人的理想化的经济存在状态而言，表现的内容只能是以理论方式表达的，在概念的逻辑意义上才有可能呈现出来的概念化社会，而非真正的“现象事情”。对专注于实现社会富裕的国民经济学家来说，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现有的经济事实”的矛盾，以及作为建构“经济社会”根据的私有财产的历史根源，“国民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而是把它们当作前提接受。马克思认为，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国民经济学理论“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4页。。
二、马克思社会观思想的属人本性
从理论上看，国民经济学对于普遍的物与物的交换关系的理解，只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同上，第50页。进行研究。在这个“关系”规律的研究中，斯密肯定了“劳动”概念在私有财产增值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抽象的规律本身是只有在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中才能实现的。因此，“这种规律”就只能是与人的现实相脱离的“抽象的、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物”的私有财产增值的规律，而马克思认为，“现有的经济事实”面临问题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私有财产这里。私有财产与人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这里变成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了宗教的规定一样。”同上，第74页。在理论上，私有财产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而在现实中，私有财产则成为了资本家永恒追逐的目的。由于其自私性，作为先验预设前提的私有财产成为统治人的虚幻存在，因此，人的现实关系就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人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同上，第67页。。
马克思认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劳动概念体现的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因而劳动产品作为私有财产有其阶级性及其自私性，工人生产出了产品对自己的支配，也生产出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占有，最终生产出了工人对自身生命的外在关系。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同上，第67页。。马克思的意思表明，私有财产作为实际的人格主体，在其独自存在的意义上，资本家生命的全部动力变成了对于资本的单一追逐，原本内含自然与社会丰富性的劳动产品，作为私有财产被资本的同一性所同化。
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看到的是工人生产商品，但在这背后，工人生产的是支撑整个资本主义“链条”的“物的关系”。在这个“物的关系”的链条中，人只是作为商品生产环节中的工具性角色，“工人”与生产工具、产品一道，被当成物的存在。在资本家眼里，工人的自然生命是有使用限期的工具，因此他们需要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些“工具”创造更多的财富。此时，在“物的关系”链条中，产品与生产者呈现的已不是“劳动产品”与“人”的内在本质性关系，而是“商品”与“工人”的外在工具性关系了。
通过对国民经济学本质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私有财产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所在，同时也不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劳动才是内在于人的类本质，感性的生命活动才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一本质性理解，重新向我们敞开了“劳动”应然的、本真的属人规定性，实现了在人的双重生命本性中理解“劳动”的人性意义。动物的活动能力与其生命属性都是同一于自然的赋予，而人的超自然生命属性则将自己意识和意志作用于对生命的理解中，并通过生命的活动将自己的意识与意志实现于自然界。如果说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源自自然环境的“自发”意识而无法超越自然的界限，那么，人的生命活动则是在自由自觉的“自我”意识支配下全面占有自然界，并在人与自然的本质交换中确证自己的类力量。因此，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在感性世界的现实呈现，就不应当是外在于人自身行为的活动，而是内在于人的本质性生命活动。正是在对象性的劳动中，人创造着属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世界。基于此，意义世界作为人与自然界本质相互生成的事实性结果，在“类生命”的意义上，也就是“人这种特有生命实体的特有的类存在方式”高清海等：《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事实上，斯密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也是从人的超自然生命属性开始的，他先验预设了人的生命本质在于经济交换，并认定人的所有的需要都是经济交换中完成的。易言之，斯密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经由“一般劳动”呈现的“已有”的商业社会。他的全部思想描述的是人在经济交往活动的概念系统。说到底，斯密经济思路中的现实的人是概念化的经济个人，“社会”则是经济交换关系的商业社会。因此，并不是说斯密没有以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而是说他在思考人的问题的时候，未能从纯粹“物”的经济交换关系角度过渡到人的历史性生产关系中，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就只能是把人物化了。问题的根本在思维方式上。若不能将人置于生命本性的角度中思考，那就很容易陷入“物”的怪圈。“生命观点的思维方式和物化观点的思维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物化观点思维方式要把对象当作客观性的、确定性的对象来把握，而生命观点的思维方式则要把人及其属人世界作为创造性、生成性的存在来理解。”胡海波等：《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生命精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不同于斯密，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以人的生命活动本性为基础的。现实的社会，应当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与世界的本质性统一的关系性存在。这一关系存在的现实与实现，就是人通过劳动创造满足自己生命需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并在这种主动性的活动中获得意义性确证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就不应该是“既成”的实体存在，而是“生成”的历史性存在。据此，实践（生命）观点思维方式与物化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是马克思与斯密理论原则分野的实质所在。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在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时就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即便是关于私有财产的财富增长机制理论的国民经济学，也在马克思以前就能看到在“交换”与“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平等的现象，比如说劳动价值与工资规律的对立：“财富的分配并不是依据工作的轻重……负担社会最艰难劳动的人，所得的利益反最少。”［英］坎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9页。但是斯密却在另一个角度上为这样的不公平现象作辩解：“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楠译，第2页。很遗憾，斯密看到了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但他并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根源去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因而未能在根本上正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只能在私有财产的永恒性中诉说着“非历史”的经济概念逻辑。因此，在斯密的经济学思路中，他只是将经济的社会作了非历史性的“物的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在历史性的“人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最终导致了斯密与马克思的本质性差异：是概念的“经济人”，还是现实的“生产者”的不同。
对斯密而言，人只不过被理解为经济交换活动的一个并无特殊性的概念环节，这势必会使人的历史丰富性让位于概念逻辑的“纯粹自在的因果必然联系”，进而陷入非历史的抽象化境地中无法自拔。与斯密不同，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个人”来理解全部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经济生活本身不是“无人身”的自在规律，而是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的现实呈现，是“贯穿在人的活动中的那种必然联系”。继而，对现实的改变，就应当表现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
三、马克思的社会理念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社会现实，而对这种现实的扬弃和超越，最终在理论方面表现为哲学层面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同时在现实方面表现为“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同上，第81页。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表达了以下观点：
第一，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与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和复归相一致同一个历史进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作为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已经不再是像以往“到处否定人的个性”、“怀有忌妒心和平均主义的欲望”、与人的自我异化相对立的抽象产物。这种“积极”表现为对过去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肯定，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扬弃的过程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中断，而是基于私有财产的运动这一“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因而并不是在私有财产之外重新建立一个“彼岸”的人类社会。所以马克思才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种“积极的扬弃”承接以往历史，并从“现在”走向“未来”，消解了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抽象对立的界线，因为共产主义就是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内容的现实运动；同时，也消解了人类社会与市民社会抽象对立的界线，因为人类社会就是市民社会的未来形式，扬弃这个异化世界的力量就来自于这个现实的异化世界中。
第二，马克思在理解社会时，据以立足的思想高度，已然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把“社会”理解为人的类本性的真正存在，而共产主义表现为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一历史形式，正是作为人向人的自由本性即向“社会”复归这一历史过程的必然环节、有效的原则出现的。就私有财产作为现阶段人的异化的形式而言，共产主义作为人重新对社会本质的占有是包含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或者说“社会主义”）中的。故而马克思说“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第92页。。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第三，共产主义作为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在马克思看来，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人性的“复归”意味人的“重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再是抽象的对立关系，而是建立在“活动关系”基础上的统一。自然界在“活动的关系”中生成为人的感性世界，成为属人的存在；人的类本质也不再是自然的直观性关系存在，而是在“感性的生命活动”中展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历史性存在。始于“感性的生命活动”的原初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外在的抽象对立得以消解，升华为本源性的内在关系。而这一人的类存在方式，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3页。。“自然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的统一，这一现实人的关系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超越以往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在马克思那里，这是通过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才实现了的。正是在这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中，马克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返哲学的根基——人本身，并且澄明人的现实存在这一马克思的哲学基石也非常明显地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最后，共产主义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由于作为历史现实的私有财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扬弃，因而揭秘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也就随着构建共产主义的现实活动而呈现出来。同时，这意味着历史中现实的人的主体意识也必然在同一个过程中重新被唤醒，即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在这里，共产主义是作为“能动的原则”现实化为否定和批判的力量，并在革命的运动中生成为世界历史性力量的。所以马克思才指明：“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同上，第82页。
我们看到，建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以及这种现实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的回答。就人类历史而言，这个向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也就是和谐的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即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那样，他的哲学立足点不再是“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就此而言，共产主义就不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对现实状况有意识的回应，是一个“人”的社会生成的历史过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这里所谓“现有的前提”，就是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也正是立足于现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找到了超越西方传统本体论思维体系与瓦解现实社会存在的基础，实现了从思辨形而上学到现实生产关系的社会观革命，并最终影响和决定了《资本论》的致思取向。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