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而上学的没落，蕴含着使现代文明趋向衰落的巨大风险，因为形而上学为社会生活进而人类共同自由的生成提供了最深层的思想共识。现代文明的更新必然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复兴。只不过，形而上学将不再是压制个人的绝对权威和教条。作为一种“本体论追求”而非“本体论承诺”，未来的形而上学在建构社会整体性、统一性的同时，将始终保持对个体的创造性和社会实践的开放性的充分尊重。唯当如此，现代文明才能成为不断进取的、自由的文明。
【关键词】现代性；本体论；康德；黑格尔；未来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田冠浩，吉林省吉林市人，（上海20043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长春130012）东北师范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6-0023-05
对于来说“形而上学”已经很久不是一个光彩、体面的字眼了。正如孙正聿教授在《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所言：“‘拒斥形而上学’不仅成为20世纪哲学最为时尚的‘关键词’，而且真实地构成了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理念’。”①
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看来，形而上学对普遍性真理的追求只是以想象代替了科学解释；形而上学命题超出了可被经验确证的范围，只能提供知识的幻想，不能提供客观有效的知识。同样，在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看来，形而上学把人的情感、意志、想象、体验、个性等人的全部丰富性都异化给了非人或超人的对象或思维；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同一性目标对个体生存价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甚至应当对“奥斯维辛”式的现代人道灾难负责。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由此主张拒斥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并转向对个人生存的关切。事实上，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转向是整个现代性文明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现代性以关注个人欲望的实现为起点，个体满足的实效性是现代性文明的基本诉求，普遍性目标仅仅在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现代人的认同。与此相应，相比于理论上的“拒斥形而上学”，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和虚无主义氛围则对“形而上学”的存在本身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甚至康德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就已经感到“今则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学”。②“形而上学”早已没落，这一点孙正聿教授显然非常清楚，但是在孙正聿教授看来，放任“形而上学的没落”，也同样蕴含着使现代文明趋向衰落的巨大风险。而这一点正是促使孙正聿教授重新思考形而上学本体论，从而对传统本体观进行变革的根本原因。
一、现代性问题与本体论追求
在前现代社会，本体论问题对于人类文明（文化共同体）的构成来说具某种优先地位。孙正聿教授就曾以中世纪的“上帝本体论”为例指出，对于某种终极实体的认识和追求为一种文明样式提供了关于“人和世界何以可能”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在根本上规范了“每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③
孙正聿教授的这一见解深刻地把握到了本体论问题的社会政治哲学意义。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在思想和行动上维持基本的共识和统一性，是人类个体超越自身孤立的自然感受和本能，形成新的理性和社会力量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曾指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8页。由此可见，本体论问题对于前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社会共同生活所必须的关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统一性理解，赋予了个体生命及其行动以道德意义和伦理规范。特定的形而上学本体观也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识别一种文明的标志。
不过，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虽然承担了从理论上维护社会共同生活、守护文明的重要职能，但是伴随着传统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特殊社会生活部门（行业分工）的发展，形而上学所承诺的普遍根据、普遍价值逐渐与个人生活相疏离。而与此同时，文明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也越来体现为它在探索和利用自然方面的丰富性上。个人的自由探索、自我实现由此逐渐被突显为社会共同生活的首要目标以及维持社会活力的根本手段。现代性文明正是由此走上了一条在理论上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实践上消解传统社会共同体的道路。孙正聿教授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承诺的关于世界的终极根据、终极解释、终极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与个人自由、个体参与相违背的“没有选择的标准”,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肆虐”，依据这种本体论所构成的世界图景、伦理观念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对个人的吸引力和对社会生活的约束力。参见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39页。早期现代政治哲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最终放弃了以上帝观念规范尘世生活的“基督教帝国”理想，转而从个体最切近的畏死和自利经验着手思考人性、寻求秩序。现代人由此走上了一条自由决断、自立法度、自我实现的道路。但也正因如此，现代性在其开端即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从而不可避免地败坏世道人心。因为自然主义过分执迷于人类激情，抹杀了意志的自律性，只能使人沦为功利欲望的奴隶。同样，个人的自我关注也不足以解释文明社会的必然性和创造力量，因为合作与交换的社会行为，在根本上要求超越个体的独立性，要求个体自我否定。个人主义事实上表明现代人还缺乏理解和掌控其社会生活的能力。正是这种生活，赋予了人类超越本能的力量，在自然之外开辟了自由和文明的“新大陆”。就此而言，丧失了传统形而上学对文明整体性、统一性原理的承诺，可以看作是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等所有现代性问题最深刻的根据。在霍布斯、洛克之后，虽然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试图以理性思维的普遍性重新为现代性奠定形而上学基础，但是在孙正聿教授看来，这种理性哲学本质上同样没能解决与人的存在经验的一致性问题，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放荡”，经不起存在主义哲学诉诸个人情感、意志、想象乃至潜意识对其所做的批判。而和现代生活也正是因此陷入孙正聿教授所谓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显而易见，孙正聿教授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诊断独特而又根本。在他看来，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路是错误的，但在这种错误中却饱含着某种认识人的形上本性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努力，只有通着这样一种努力人类才能对自身的存在方式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自觉和把握，而这本身同时又是现代文明理解自身困境，改变自身发展道路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聿教授提出以“本体论追求”的概念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概念。他认为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其最基本的三重内涵是：第一，探究作为世界统一性“终极存在”，建构能为人类所把握的整体性的世界图景；第二，探究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引导人类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身与世界；第三，探究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样一种终极性的追求，在根本上源于人类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无限性。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第258—262页。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本体论承诺不变的终极本体既出于人的本性，又违背人的本性。因为人类社会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和无限性，必须建立某种统一的世界图景、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但是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其对终极本体的探究也总是有限的，承诺不变的本体既不符合人的有限的存在经验，又在根本上阻碍了人类改善自身有限经验的无限进程。为此，孙正聿教授引证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7页。以此表明，基于人的本性，本体论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一种本体论追求，它指向人的无限自我超越、提升的理想，又不脱离个人和社会的特定历史存在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聿教授认为传统本体论是一种“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形而上学恐怖”，而也不过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不为”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只有一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本体论追求，才能真正把握人作为理想的无限性存在与现实的有限性存在之间的矛盾，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真正有前途的形而上学方案。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第242页。
二、本体中介化与现代社会的重建
进一步来说，在孙正聿教授看来，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追求又能对现代社会的重建有何作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孙正聿教授早年关于“本体中介化”问题的论断。传统本体论或者是将世界存在的根据还原为精神，或者是将世界存在的根据还原为自然，以此抽象地表征人类生存的能动性和客观性，但却在这二者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而无法真实地说明人类不断改善提升自身客观经验的自由本性。孙正聿：《哲学观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则超越了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它意识到自然本身只有在人类精神的关照之下才能构成“属人世界”的自然基础，而精神也非抽象的观念和意志，它只有见诸自然，将自身表现为理解和利用自然的精神才能成为实现了的精神。自然和人的精神都不能独立地被认识，相反只有使二者中介化的人的历史实践和社会存在方式，才能使二者的本质同时获得显现，或者说这种显现本身就立足于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客观规律与主观目的在社会实践上的统一。同上，第64、67页。无疑，这样一种本体中介化的哲学思维方式既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本质相通。哲学的目光在此重新被投向了人的在世生存。它从而能够在根本上拒绝高于人的绝对确定性的真理——无论是机械论的，还是目的论的——转而以人在历史活动中所生成、创造的对于真善美的最高理解、追求，构成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支撑点。在这里，“本体中介化”最终是将人的社会生活理解为“本体”，而本体论追求也因此表征着人类因其独特的社会性存在方式而具有的自由和文明的无限超越性。可见，正是本体的中介化使本体论能够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本体论追求，作为一种“相对的绝对性”在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中承担起引导人类社会、文化向上提升的使命。
进言之，现代性、现代社会本身建立在一种有缺陷的形而上学立场之上。从起源上看这种社会过分关注个人的自然本能，忽视统一性的社会目标和伦理价值对于人类共同自由的决定性贡献，现代自然科学的理性知识和市场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能够作为这种个体功利取向的有益补充，使现代社会生活呈现出某种最基本的共识和行动上的团结，但是却不能阻止整个社会超出自身的需要、以危害个人和社会整体自由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并造成对自然资源、人类劳动时间的盲目浪费以及人类自身生命意义的失落。这一点正像孙正聿教授所概括的那样，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造成了最深刻的危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性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则是‘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的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孙正聿：《现代化与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显而易见，现代社会的上述三方面危机从本质上看都是对人自身的存在方式缺少根本性理解的表现，而这只有通过重建一种现代本体论追求，才能为现代社会找到新的出路。
在孙正聿教授看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种本体中介化的方式，重建了一种现代本体论追求。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本体”的人的社会存在和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理解和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中介环节，就此而言，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是以实现人类整体的自由和自我提升为限度的，它因此能够避免为追求资本本身而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并以最小的自然代价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人类自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同样，根据马克思的本体观革命，在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共同生活被看作是人类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最根本的方式，因此社会经济生产本质上应当是自觉的，被社会的共同计划所支配，而这就意味着取消资本对现行生产过程的垄断，进而以尽可能少的人类劳动时间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的保障。如此一来，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改善最终又必然带来人与自我关系的真正提升，因为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人对社会生活的真正参与和掌控、人类自由时间的增长以及在上述基础上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必然从多方面确证人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从而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存在感、尊严感，并促使人们建立更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自我理解和价值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聿教授指出马克思的立足于人的实践性、社会性存在的“本体论追求”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建而言，仍然构成了最为重要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第270页。
三、在黑格尔与康德之间：对未来形而上学的展望
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定义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它意味着，现代“本体论”革命拒绝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即所谓“知其不可”，但是同时“并不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也就是所谓的“知其不可而必为之”。他相信“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总是向着全体自由性的目标迈进”。同上，第410页。因为人在本性上既是具有超越性、理想性的无限存在，又是现实性的有限存在，并且人的理想性和超越性总是通过不断地在现实基础上否定自己的现实，而把现实提升到更加理想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本体论追求”实际上表征了一种具有最深厚现实根据的理想主义和超越意识。正如他所言：“这种本体论追求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空间。”同上，第410页。就总体倾向而言，孙正聿教授的这种本体观变革无疑有助于现代人更深刻地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推动现代性的自我更新。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主张的本体中介化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独立支撑一种作为本体论追求的新形而上学方案，或者换句话说，本体中介化是否能够完全胜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新形而上学立场。
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以一种本体中介化的方式，将的目光引向了对人类自身社会存在和实践活动的关注，从而以一种历史性的视野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观。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本体中介化更适合于说明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对于重新理解自然与精神及其相互统一的意义，却不能有效说明人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自我突破。因此本体中介化与“知其不可而为之”本体论追求，特别是这种本体论追求试图开放出来的社会不断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并不完全等同。究其原因，孙正聿教授提出的本体中介化是以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对自然和精神的双向中介为蓝本的。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是自在的客观世界对自为的主观世界的生成，即外部世界转化为思维规定；同时概念又是自为的主观世界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生成，即以观念的形态构成思维中的客观世界。自在的自然与自为的精神、单纯的主观性与单纯的客观性统一于自在自为地概念世界之中”。孙正聿：《哲学观研究》，第59页。孙正聿教授认为，黑格尔正是以这种概念哲学的方式开启了本体中介化的道路，从而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通过“实践”的中介作用说明主客观的统一，说明“世界对人的生成”奠定了基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奠定于黑格尔的概念哲学，本体中介化自身也分有了概念哲学的自我封闭性，从而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人类实践的无穷指向性。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思维构成了文明世界存在的核心与命脉，凭借概念思维的中介，人类就能理解并且掌控文明世界的全部内容，从而赢得自身的现实自由，这种观点实际上构成了人类“有计划地统辖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先驱。但也是在这里，作为中介的理性概念取得了包揽全部存在的特权，并且在实践上表现为理性权威和教条对个体独特性的压制。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最终窒息了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开放性。同样，将作为中介的“概念”换做人的“生存实践”，也不能解决人类存在经验的自我突破问题，单纯的生存可以是生命和意识活动的无限自我重复。就此而言，本体中介化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它能够为人类自由的生成提供某种统一性的自我理解和价值诉求，从而巩固人类自由赖以产生的共同生活，但是却不能说明人类自由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无限进步。
那么，我们又该如理理解人类实践、历史、文化的自我突破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康德哲学可能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补充性思路，只有同时借助这一思路，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谓的人类自由实践的无限尽展和人类存在经验的无限提升。对比黑格尔的本体中介化思路，康德的思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不彻底的本体中介化思路。在康德那里“物自体”作为自然本体，是无法被人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占有的，理性虽然具有某种整理自然经验、约束自然欲望的能力，但是却不能对知识的完备性和“德福一致”（道德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一致）做出保证。同时，也正是因为“物自体”的存在，人类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的无限进展才获得了必要的空间。进言之，将康德哲学的思路用于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实践活动，那就意味着，引导人类实践的意识、观念总是不能充分把握它的实践对象，相对于人的观念，物的存在永远有“剩余”，永远不可穷尽，因此人的实践意识、实践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共同实践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可穷尽的、充满矛盾的。任何封闭的理论体系和理性计划都不足以把握全部自然存在和社会人心。20世纪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破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都从经验上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超出人的理解范围，从而无法被人的实践活动掌控的“剩余”和“物自体”又并非永远只是消极的存在，它又可能作为科学认识、艺术风尚、生产工艺等领域的新对象构成人类自由即个人自我实现的丰富性的无限进展的客观基础。并且唯当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形而上学立场才能促成人类实践上的不断“有所作为”、“有新作为”。就此而言，当代中国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改革，本身就体现了对“剩余”即客观存在的不可穷尽性的尊重，从而必然有利于促进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独特探索和个体创造性的发挥，最终不断拓展可知世界和可控世界的范围，拓展人们的现实自由。综上所述，一种真正旨在提升现代社会的形而上学方案即“本体论追求”必须结合黑格尔的本体中介化思路和康德关于本体中介化的不彻底性的认识，以便能够同时说明人类自由赖以存在的社会统一性的根据和人类自由趋向于无限进展的客观前提。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