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历经整个1940年代。抗战时期，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中共在话语战中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并一度失声，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更多地局限于根据地内。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双方军事较量的展开和深入，中共在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方面有些明显的变化：在建构路径上，主要是由内及外，从党内和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在态度上，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在传播内容上，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在建构形态上，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通过解读、研究、介绍和比较不同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情况、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团体等方式，新民主主义话语逐步确立了优势地位。
【关键词】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优势话语
【作者简介】蒋积伟，山东潍坊人，（广州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6-0036-05
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经历了整个19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话语战中采取了极其克制和忍让的态度。①
面对国民党的舆论挑战，中共显得较为被动，并一度失声，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更多地局限于根据地内。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共双方军事较量的展开并不断深入，中共所要做的不再是一般的回应，而是要逐步确立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优势。
一、中共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主动表达
中共在话语权的争夺中改变态度，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表达，与革命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1945年4月，毛泽东即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强调“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②
这标志着中共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话语。
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首先，《论联合政府》发表的背景为抗战即将结束，以何种方案建国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大胆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已经没有什么论战的成分，而是代表本党真实的考量和追求。其次，对于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中共应该也深知这一点。明知国民党不会认同自己的纲领，却在此关键时刻发表自己的主张，说明中共对于双方合作建国也没有太大的信心，双方的决裂或许是迟早的事情。因此，所谓的“联合政府”主张，更多地是为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造压力，为自己在抗战最后的时间争取有利位置，亦为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争取一点回旋的余地和时间。所以，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该是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的。再次，《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发表时，在国共之间摩擦和论战的背景下，适应论战的需求，较多使用驳斥或比较的方式来阐述中共的主张。这种方式：第一，很容易受到对方挑战的影响，在情绪上存在一定波动，在对有些问题的阐述上，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具有明显的“口号”性，不够深入；第二，无论驳斥还是比较，都属于“回应”的范畴，过于考虑对方的观点，限制了考虑问题的范围，在一些重要或核心问题上有所缺失。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了更加具体深入的描绘和阐释，使其较多摆脱了在应战背景下策略或政略的成分，更具有建国纲领的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建构的基本路径
《论联合政府》的发表是中共主动表达自己未来政治主张的开始。而内战的爆发，逼迫中共必须要把新民主主义话语推向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提高其认知度。总的来看，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优势话语权建构的中后期，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深层解读新民主主义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宣传主要是围绕新民主主义的内涵、阶段属性、世界意义以及澄清新民主主义的误区等内容展开。对于战后中国的出路，伯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与中国，只有一条新民主主义的出路，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伯之：《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学习知识》1946年第2卷第3—4期。谭平山指出“对于应采取何种方式，始能建立中国之真正民主政治，这是当前民主运动的主要问题。在明瞭今日国际情况，与中国国内形势的人们，毫无疑义地，都一致承认必须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始能建立中国之真正民主政治”。谭平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自由丛刊》1948年第10期。中国在抗战结束后走何种道路才能最终通向民主之途？关于这一点的宣传和讨论，是与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在内容方面最大的差别。前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主要围绕“革命”展开，而后期则更多地关注“社会”。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及特点，《华商报》直接以《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为题，指出新民主主义有两大特点：“大企业国有与耕者有其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华商报》1947年第619号。何戊双在分析什么是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命”。何戊双：《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时代青年》1946年第2卷第4期。还有人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笼统的说，是一种既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非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一种主义，因为这一主义是在战后才出现的，我们就名之为‘新’，新民主主义也可说‘人民的民主’”。张弼：《新民主主义与新民主国家》，《世界知识》1947年第18期。既然中共把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作为内战后的首要任务，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则成为必须要讲清楚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尽管有些解读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这些通俗的解读反而会有助于他们较快地掌握其轮廓。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义，谭平山认为：“新民主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成就，出现了东南欧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新民主主义国家。”谭平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自由丛刊》1948年第10期。《新民主主义——帝国主义的新缺口》一文则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已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它是一种人民政府的型式，以其独特的方法，破坏着资本主义的阵地，形成着转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我们由此看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的严重削弱，世界力量关系的进一步的变化”。I·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新民主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新缺口》，《新华文摘》1948年第3卷第6期。这些解读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新民主主义的意义，可以让中国民众在更大范围内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实践，从而更加坚定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追求。另外，还有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梳理。官云在《学习生活》上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为题，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学习生活》1948年第1卷第4期。、“中国大革命”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学习生活》1948年第1卷第5期。、“土地革命战争”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学习生活》1948年第1卷第6期。等几章的讲义，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个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讲义，对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认知、扩大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介绍不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欧的一些国家纷纷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关于他们的一些建设情况也不断传播到中国。谭平山指出，东南欧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是各阶级的联合政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封建残余的大地主领有的土地被解决了，而生产手段仍为私有制，不过工业领域内的大企业，如运输和银行等则归国营，政府本身及其武装机构，不是为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是替城市农村的平民的利益服务”谭平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自由丛刊》1948年第10期。。贝鲁特在《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问题》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波兰工人运动史的各主要阶段。贝鲁特：《论新民主主义各项问题》，《新闻类编》1948年第1681期。张弼认为“东欧各国的革命，虽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这种革命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革命后的所成立的国家也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张弼：《新民主主义与新民主国家》，《世界知识》1947年第18期。瓦尔加著的《论新民主主义》指出：“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定义就是：封建残余——大地主领有的土地——被清算；生产手段仍为私有制；不过工业领域内的大企业，如运输和贷款等则收归国营，政府本身及其武装机构，不再替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替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了。”瓦尔加：《论新民主主义》，岳光译，《世界知识》1947年第14期。另外，瓦尔加还对东南欧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路径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产生，很明显地表示出劳动者的政治统治，在保存议会民主的外形下，也可能实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并非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特殊的过渡形式。他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随着社会主义部门的比重扩大而逐渐缓和”。同上。玛克辛·哥兰诺维契《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解放以来南斯拉夫合作社的发展》，对南斯拉夫合作社的形式、国家经济对合作社的态度、合作社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玛克辛·哥兰诺维契：《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解放以来南斯拉夫合作社的发展》，《自由丛刊》1948年第13期。《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南欧》文麟：《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南欧》，《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7期。一文采用问答的形式，对东南欧一些国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上述世界范围内“新民主主义”的交流，自然有助于扩大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影响，而且东南欧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中共解放区内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成效，相得益彰，对于后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最终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东南欧国家毕竟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较大差距，其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和一些做法，自然不同于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如果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会给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冲击，因而需要加以斟酌。
（三）对新民主主义进行研究
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一般的解读，在新民主主义话语产生初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各界比较粗浅地认知新民主主义。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对于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诸问题的研究，在今天已愈来愈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了”。沈志远：《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诸问题》，《理论与现实丛刊》1948年第3期。“只是一般地谈论新民主主义，实在是不够的。”同上。抗战胜利后，有关新民主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人从世界范围审视，对不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做出了类型的划分，认为“现实的世界中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新民主主义，东南欧的和中国的”。同上。明确这一点非常关键。解放战争时期，东南欧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情况不断传入中国，有些人仅从“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来看待问题，以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东南欧国家的新民主主义是没有区别的。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质而言，两者同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但由于发展程度不同，两者的新民主主义存在诸多不同点。同上。甚至还有人把英国在战后的一些做法，也称为“新民主主义”，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董秋水则在肯定新民主主义的同时，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他指出：“诚然，新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而是过渡形式，只要稍微懂得点马列主义的人，当然都知道，不过今天根据形式的发展来看，这无疑是已经离开了新民主主义，至少是把新民主主义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边沿，这实是一种错误。”董秋水：《论新民主主义及其策略》，《时代批评》1948年第5卷第97期。历史学家侯外庐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认识》一文中，对民主的历史意义、旧民主主义的历史意义、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对法西斯复古与一切古代中古所残留的腐朽诸制度，作历史的一次总清算，在纵通的历史上而言，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而在横通的历史上而言，各国内自有程度不等的民主进程，它汇合了全世界新民主国家民众的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侯外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认识》，《理论与现实丛刊》1948年第3期。秋经一第六小组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汇编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讨论涉及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条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途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等三个重要问题。秋经一第六小组：《新民主主义经济》，《达德青年》1947年第2期。许涤新的《论新民主主义的劳动政策》，对新民主主义下的工资、福利、工时和工会等重要的劳动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工资福利问题，他认为“一方面，工人不向厂方资方要求过高的劳动条件；另一方面，则禁止公私企业中对于工人店员作封建的半封建的虐待和剥削，要照顾工人的生活和福利”。许涤新：《论新民主主义的劳动政策》，《群众》（香港版）1948年第2卷第22期。毛礼锐则对新民主主义条件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民主主义的灵魂是平等和自由……而新教育的灵魂也即在此”。毛礼锐：《新民主主义与新教育》，《教育通讯》1948年第4卷第9期。对新民主主义进行深度研究，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新民主主义，这不仅是解放区内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扩大新民主主义话语影响的需要。这些成果为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提供更多学理上的支撑，以期对未来社会科学合理的勾画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相比较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的论战来说，对新民主主义展开研究使新民主主义具备了双重话语，在与国民党舆论的较量方面，更多地表现出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来说，这些研究可以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团体
组建新民主主义的团体，是宣传和践行新民主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抗战胜利后，中共着手建立各类新民主主义的团体。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6年6月，中央青委将《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报送中共中央。8月26日、9月13日，中央书记处两次开会讨论建团问题。朱德、任弼时和胡乔木等参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一致认为要建立青年团，但是要做好试点工作。随后试点工作便在延安的冯庄等地紧锣密鼓地展开。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明确了要推动解放区的试建青年团工作。1947年9月青年工作会议后，中央青委派代表到东北传达青年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协助建团。在各解放区建立青年团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筹备，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这一团体成立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和实践活动，对新民主主义的传播以及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最终确立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除上述措施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不断思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断完善，以及中共在解放区内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践，都是新民主主义确立话语优势的重要支撑。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新中国建立前后，新民主主义基本上已经深入到各阶层。全国各方都在热议新民主主义，并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满怀憧憬。从1948年开始，全国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关注达到了顶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凝聚了来自各方的力量，提供了建国方案或蓝图。
三、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
话语优势建构的评价
从《论联合政府》一文发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扩大自身理论的影响力，成为军事斗争之外的又一关键工作。因此，这段时期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解读和宣传屡见报端，无论数量还是频次都远远高于1945年之前。纵观这段时间新民主主义的传播，随着中共军事优势的逐步确立，国民党在“主义”问题上并没有表现的像之前那样热衷。因此，国共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主义”战。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宣传，更多从正面主动进行解读，少了一些论战的色彩，表现得更加成熟和稳定。从其内容来看，多是为正确、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进行阐释。当然，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对于新民主主义也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比较零星和微弱。例如，茂传从五个方面来攻击新民主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反三民主义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奴隶性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假民主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偏狭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掩饰中共叛国害民的主义”。茂传：《新民主主义的新批判》，《新时代月刊》1946年第1卷第9期。陈安仁指出“中国的革命，只有一个历史的历程，而不是如毛先生所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陈安仁：《与毛泽东先生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生路月刊》1946年第12卷第1期。对于毛泽东的“驳资产阶级专政”，陈安仁认为“中国国民党五十年来领导中国之革命事业，其党内分子有许多工人农人学生商人军人，换言之：就是普通一般平民，没有以资产阶级的成分，而领导中国之革命”。陈安仁：《与毛泽东先生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续完）》，《新生路月刊》1946年第12卷第2期。穆德认为“毛泽东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穆德：《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新旗》1946年第9期。纪芬则认为“资本主义已沿着他自己的法则，从‘自由企业’走到独占时代，当社会的财富已集中和操纵在少数独占家的时候，我们能把社会拉往后走，要他回复到资本主义的昨天阶段吗？”纪芬：《论“新民主主义”》，《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这些零散的微弱的声音，基本上没有影响到中共在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中主动出击的态势。
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经历了整个40年代，其过程波折复杂，不能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即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话语领导权的确立。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初衷，既是抗战时期特殊因素使然，带有一定的策略成分，也是中共在国家政权问题上长期探索的结果，不能夸大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策略成分。从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过程来看，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中共遵循了由内及外的建构路径。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多局限于党内和根据地内。延安整风促使新民主主义话语在党内基本达成一致。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从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其次，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在态度上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前者使中共开始有限度地在三民主义之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抗战胜利后，中共则开始主动、独立地表达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或者说，在抗战时期，国共之间虽然有诸多的摩擦，但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不被社会舆论接受，因而争夺优势话语权便成为国共在间断性军事摩擦之外的一种重要手段，“论战”成为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初期的一种鲜明特色。当然，论战主要是由国民党方先挑起的，中共多为被动地回应。受此影响，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阐发；而且在论战的氛围下，中共对于国民党的舆论攻击，多使用“驳斥”的手段，使新民主主义在某些问题上沾染了过多的“阶级”痕迹。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双方内战的开始以及军事形势的逐步逆转，国民党疲于军事战争，在“主义”问题上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因此，在这段时期，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更多是主动的，并且从“建国”的角度去进行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再次，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内容来看，初期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后期则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话语的建构，即在内容上经历了由“革命”到“社会”的转变。最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新民主主义不仅在理论形态上不断地得到解读和研究，中共还在根据地或解放区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根据地或解放区建设的指导原则，以有效的客观结果催化了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社会认知，并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和建国蓝图。
（责任编辑 欣彦）